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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文艺工作的“微调”艺术
高占祥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亦要求：“文学、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部门都要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激励人们献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要实现这些要求，除了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增强时代责任感，不断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努力创作之外，还需要各级党委和文艺领导部门，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气氛。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以为，采用“微调”的方法来指导和调节文艺工作，乃是重要的领导艺术之一。
“微调”，是物理学上的专用名词，通常是指能对精密仪器或电器的某种功能或效果做出轻微调整的动作。我这里把它借用到领导方法上，是说明一种力求在整体和全局稳定或基本稳定的状况下，在局部或某些环节上做一定幅度的调整或调节，以求得最佳效果的领导艺术。
“微调”艺术，是相对于猛调突变而言的，是说在积极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稳”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调”艺术也可以称之为“稳调”艺术。当前，领导文艺工作为什么要采用“微调”？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文艺工作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其一，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拨乱反正，积极推行各条战线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初步繁荣的历史最好时期。在文艺工作方面，党中央制定了新时期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愿的。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并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从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来看，还是从文艺队伍的思想情绪来看，都不宜再猛调突变，才利于文艺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在前进的过程中，即或出现一些局部性的或带有一些倾向性的问题，通过“微调”的办法，是完全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其二，文艺工作的改革亦需要稳步前进。“微调”正是要求改革把步子迈得更稳健一些，效果更显著一些，这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改革方针。领导者要站在改革的前列，作改革的促进派，力促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但要看到，质的飞跃，需要一个量的积累过程。我们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运用“微调”的方法去促进量的变化，也正是为今后改革达到质的飞跃做必要的准备。相反，如果急于求成，一味猛调、快调，就会左右摇摆，两端跳跃，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乃至会犯“拔苗助长”的错误。其三，文艺工作有着它特殊的规律。“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这种文艺工作的特殊性，也需要我们在领导文艺工作时因情而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加以“微调”，而不可施行强迫命令和横加干涉。所以，我们说，当前领导或指导文艺工作，“空调”不行，猛调乱营，只有“微调”才灵。我们应当把“微调”作为领导文艺工作的一门艺术来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阔步前进。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运用“微调”领导文艺工作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典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经过拨乱反正，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对繁荣文艺采取了许多重大决策，同时又不断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文艺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对文艺工作进行引导和调节。从1979年起至今，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艺工作几乎年年讲成绩，年年看不足，年年提要求；曾经先后多次就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歌颂与暴露、创作自由与作家的责任、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等问题发表讲话，提出具体要求。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正是在这种不断“微调”中健康发展的。我们在地方党委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很好地学习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艺术，扭转过去那种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猛调突变的习惯，学会运用“微调”的方式和方法，来领导和指导好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坚持正面引导、“浇花为主”，是运用“微调”艺术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法。文艺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创，就是探索，就是走别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在工作过程中和创作过程中，走些弯路或出些问题都是难免的。出现问题怎么办？一般来说，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要通过引导、疏导、指导来体现领导。我们感到，多讲“应该怎样做”比喝斥“不准怎样做”效果要好得多。如果采取卡和压的办法，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产生对立情绪，那就会适得其反。去年，我们在一次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文艺评论要以“浇花为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正面引导的方法，是党的“表扬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文艺评论中的具体运用。为了“浇花”，我们设立了“文艺振兴奖”，对有贡献的同志，不仅授奖，还要记功，我们鼓励大家放开手脚搞创作，对于有创新的作品，我们坚持“有三分好就鼓掌”（陈云语）；即使对一些有争议、有问题的作品，我们也不轻率表态，而是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多切几刀”。这些做法，不仅有效地扶持了文艺界的正气，扶植了一批优秀作品，培育了一批德才兼优的拔尖人才，而且对文艺界的某些歪风邪气及不健康的作品（或称之为杂草）也起到了积极的排斥作用。
适时适度，积微求著。这是运用“微调”艺术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微调之“微”，指的是动作和声势，而不是指效果。就效果而言，当然越大越好。如果调而无效，岂不成了“空调”？要使“微调”取得好效果，就要象党中央那样，对文艺工作“年年讲成绩，年年看不足，年年提要求”。这就是适时适度，积微求著。所谓适时，就是说我们对文艺工作提出新要求或解决新问题，一定要准确地把握时机。一般来讲，发现问题当然越早越好，但解决问题有的以早为好，而有的则需要钝化处理。比如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文艺理论观点，领导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平等交谈的方式来进行讨论，而不要轻率表态下结论。对文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同样也需要认真把握时机，过早或过晚都不适宜。古人云：“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适度，就是说在我们对文艺工作提出新要求或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外界的各种条件，恰当地把握“火候”，尽量做到恰到好处。“微调”艺术要讲究实效，要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为了适时、适度地指导文艺工作，达到积微求著的目的，我省文艺界每年都要召开几次专业研讨会和形势分析会，我们通过参加这些小会“下毛毛雨”，使一些苗头性问题得到比较及时圆满的解决。有些指导文艺工作的新要求、新精神，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小会先向文艺工作者“吹吹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比如去年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少数作者不去深入生活，热衷于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卿卿我我和武打传奇。这种情况虽未形成严重倾向，但有发展蔓延之势。于是，我们就多次在一些专业座谈会上“吹风”、“下毛毛雨”，引导作者正确认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从而使这种偏向逐步得到扭转。
“微调”，不是无目的的乱调；不是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根据哪个人的主观好恶去调。因此，运用“微调”艺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文艺工作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总体构思。去年年初，我们通过重新学习耀邦同志1979年对河北文艺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把耀邦同志所期望的，千方百计把河北文艺事业“活跃起来，繁荣起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根据当前全国各条战线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又提出了“开明、开放、开拓”的新要求；同时，又较系统地总结出了指导文艺工作要“以‘浇花’为主、疏导为主、奖励为主”；今年5月，在我省首届“文艺振兴奖”发奖大会上，我们针对我省的薄弱环节，又提出了“抓尖子人才，抓拳头作品”的具体措施。
运用“微调”艺术指导文艺工作，对于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和艺术素质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要求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运用“微调”艺术来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同样需要注意和加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为“微调”的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走偏方向。这就要求我们“针对新的实际”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业务知识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努力由外行变为内行。要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经常地从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象列宁那样，“以极大的兴趣”阅读高尔基的作品；象毛泽东、陈毅那样，在日理万机的余暇中，经常不断地亲自写一点诗文；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那样，广泛地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只有多读、多看文艺作品，多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多与文艺工作者交流思想，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取得领导文艺的发言权。
领导文艺工作，的确需要领导艺术。只要我们刻苦学习，勤于总结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就一定能掌握这种领导艺术，从而为指导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开拓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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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珍惜舞台上的诗意
——莆仙戏《秋风辞》观后
张庚
戏曲历史剧的创作，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由一批中青年剧作者开创出来的。
新时期的剧作者不搞什么影射，而是将诗意带进戏曲中，作者们着眼于塑造人物，用一种诗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人物，用诗人的感情去对待人物，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出乎其外，故能观之”的境界。
莆仙戏《秋风辞》的作者周长福就是这样一位新时期的历史剧作者，他着力塑造了一个汉武帝的形象，却没有判定这个形象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一个反面人物。作者不急于要给他的人物作一个鉴定，以便观众从中得到明确无误的教育，他只把人物着力刻画出来，并且不无感叹地指着它对观众说：“请看这个一世之雄，他自以为能使风云变色，使世界在他的手掌之中随他心之所欲而变形，但是他却并没有跳出历史的手掌心，而被它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呵！”作者这种诗人的感情是富有感染力的，他成功地把他的剧本写成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不禁令人感叹和回味的。观众这种感叹和回味之情还不止对于汉武帝刘彻一个人有，而是对于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几乎是所有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
作者写了两场使人惊心动魄的戏，即第七场和第八场。为什么这两场戏使人惊心动魄呢？因为它们较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前一场写了汉武帝，后一场写了李寿。这两场戏将人物的复杂矛盾心理写得较深，而且也令人相信它们的真实。刘彻对自己的儿子刘据的“造反”是深为痛恨的，而且对儿子的不象自己，也早已深为不满，所以决心诛灭他。但孤独无子的感觉，又使他深深陷入悲哀之中，再加上卫皇后在他面前碰死，以及终于有人当场揭出了江充的阴谋，这一串突然呈现在他面前的大事件，使他的思子之情油然而生。然而他是皇帝啊，他不能不掩饰自己悔恨的感情，这些描写就把汉武帝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生动。另外，李寿这个人物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是太子的好友，而且得到太子的恩宠，同时也冒风险救了太子，但当事情发生突变，自己感到生死荣辱就在一瞬之间的时候，牺牲别人而为自己“美好”的未来作打算的思想就占了上风。这是多么真实的形象啊！这就是这个戏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的地方。还有最后的结尾也使人动心而且叹息不已，一个孤独的老人捧着儿子的头颅向黑暗的深处走去，只剩下几片深秋的落叶，似乎在为这场历史的悲剧发出唏嘘之声，造成了诗的意境。
整个戏看起来后面抓人而前面相对地显得松散无奇。其原因在多方面，而根本的一点恐怕是由于作者对汉武帝这个人挖得还不够深。作者着力刻画了这人物在垂老之年迷信巫蛊，贪生畏死，猜忌多疑，强调了他昏庸的一面，但忽略了一个矛盾，即他对儿子不能象他那样英武有为，早已积下了深深的失望之感，木人事件只不过是诱因之一。《东莱博议》评郑庄公杀公叔段有两句话，我觉得放在这里也合适。那便是“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汉武帝是个政治家，有其未竟之业，他是满心希望儿子来继承的，但他的儿子不但不想继承，而且还对父亲的做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还到父亲面前劝他改变政策，这是汉武帝所深为不满的；何况在朝臣中还有许多人称赞太子的宽厚贤明，这就使得这位独裁君主更加不高兴了。悲剧的必然性，我觉得应当在这里。如果这一条矛盾的线索得到展开，整个戏就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就会不致于显得前面平淡无奇了。
这种新的历史剧对于演员、特别是导演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但要有更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要有把这种诗意的境界转化成舞台形象和舞台行动的能力。加上现在这群新的剧作者对于舞台艺术的特点还不够熟悉，他们有很美妙的发现，但多半停留在抒情诗的水平上，还不能很熟练地体现为戏剧行动，这就更需要舞台上的艺术家特别是导演多下功夫来补其不足。我认为对于年轻剧作家的这些有新意的作品，决不能一看它“没有”戏剧性就撂置起来；就是原封不动搬上台，词照念、戏照做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这样的剧本在舞台上发挥它充沛的生命力，演出集体应当研究如何把这点诗意翻译成有声、有形、有色、有动的舞台艺术，就象在这个戏结尾之时导演所形象化给我们看的这样。这是诗，是舞台上的诗，而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诗。甚至为了保存和珍惜原作的可贵的诗意，演出集体和导演可以和作者一道来删改原作，当然，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粗暴从事。有没有这样的前例呢？有。焦菊隐先生把老舍先生的《茶馆》搬上舞台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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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电视剧的几点随想
梁光弟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号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求思想文化界多出好的精神产品。电视剧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产品。这门年青的艺术，同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相结合，几年来在我国得到迅速的发展。许多电视剧创作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发图强，积极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象最近获得“特别奖”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获得“飞天奖”的《今夜有暴风雪》、《走向远方》、《新闻启示录》等，在质量上就有所突破。为了进一步发挥电视剧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有几点管见提供给关心电视剧事业的朋友们。
控制数量与讲求质量 1984年全国录制了八百部（集）电视剧，据说今年将要达到一千三百部（集），这当然是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据有的同志说，其中有二百部（集）达不到播放的水平，而且总数的三分之二质量平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数量是否应该控制一下，把实际的社会效益作为最高的准则，集中精力讲求质量，提高质量，真正象党代会号召的那样，多出一些质量好的精神产品。所谓质量好，包括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只有艺术质量，没有思想质量不行；没有艺术质量，也无法把好的思想内容体现出来。必须把艺术性和思想性统一起来，才能构成好的精神产品。因此，当前发展电视剧的首要任务在于努力提高质量。为了便于把电视剧的质量提高，应该控制一下发展数量，克服盲目发展的倾向。
贴近时代与放眼古今 在1984年优秀电视剧“飞天奖”授奖大会上，获得了一等奖的《今夜有暴风雪》的导演孙周同志代表获奖人员讲话时提出：要回答时代对我们的呼唤。电视剧是一种锐敏而灵巧的艺术，有着贴近时代、及时反映时代的有利条件。电视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应该满腔热情地再现奔腾向前的生活巨流，塑造社会主义巨流中冲浪向前的弄潮儿的生动形象。当然有的同志要写一些淡化时代的作品，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感受去自由地创作。但是，从宏观上看，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应该远离火热时代，远离社会矛盾，远离四化征途上的创业者和改革者。电视剧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沿着时代的轨迹，反映时代的脉搏。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例如，《走向远方》的编导王宏，为了熟悉街道工厂的实际生活，同许多在小巷陋屋中惨淡经营、创建和改革街道企业的干部、工人交了朋友，建立了感情。《今夜有暴风雪》的导演、演员，奔赴黑龙江拍实景，在零下四十度的茫茫雪原上摸打滚爬，有的同志身子都冻僵了。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成果，回答了时代的呼唤。
回答时代的呼唤，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题材是无限广阔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任凭作家艺术家们自由驰骋，不应该有所限制。既要贴近当代生活，又可放眼古今中外。只要创作者站在时代前列，用当代意识关照生活，观照描写对象，那么，无论什么题材，都可以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体现出时代精神。
了解适应与引导提高 近来，文艺界在介绍、借鉴西方二十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在尊重和研究文艺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很有可取之处。这种介绍和借鉴，只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吸收、有批判，必将是有益的。与此相关，电影、戏剧界也开始重视研究观众学。有些文艺报刊和高等学校，在电影观众中开展了调查研究、“民意测验”。这都是一些积极的措施。电视剧要提高质量，同样也需要研究观众学。电视剧是当前拥有观众最多的一门艺术，全国现有五千万台电视接收机，每天有几亿观众，而且必将进一步普及。因此，电视剧艺术家更需要了解观众，研究观众。
现在，电影、戏剧界对于观众有几种说法。其中，有的说观众是上帝，那就是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有的则说观众是“敌人”，意思大概是说观众不理解影视在艺术上的某些探索和追求。这两种说法都是言过其实，走了极端的。观众既不是上帝，更不是“敌人”。
文艺创作者对待观众和接受者的态度，应该是既当学生，又当先生。要信任观众，尊重观众，了解观众，了解八十年代观众的艺术欣赏要求和审美心理趋向。对观众的艺术需求，要适应而不能迎合，不能迎合少数人不健康的趣味和观念，而是要在了解适应中引导提高。要相信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和美学趣味是可以提高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在开拍初期，有的同志担心青年人不喜欢看，事实证明有不少家庭出现了四世同堂或三世同堂一起看的盛况。这说明，只要把艺术佳作奉献给观众，观众是不会漠然相拒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一些中青年失去了提高文化素养的机会。正因为这样，我们这种观众最多，深入到各个家庭的电视剧，更有责任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艺术欣赏水平。这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状态，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予适应和满足。在了解、适应中引导、提高，在引导、提高中适应和满足他们。
提倡创作与重视改编 许多同志呼吁电视剧不要满足于改编文学作品，应该提倡专为电视剧创作本子。这是有道理的。为了提高质量，应鼓励和扶持创作剧本，培养和提高编剧人才。
但是，在提倡创作的同时，也不要轻视和忽视改编。世界上许多文学名著，改编成戏剧、电影之后，已成为久演不衰的传世剧目。问题在于要在改编中真正实现艺术上的二度创造，而不是图解小说。有的从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确是在图解小说，把小说中很含蓄的意蕴，由人物讲出来。而在创作的剧目中，也有过于直露，由人物来讲述思想主题的现象，因而造成一种图解意念、图解政治的概念化的效果。所以，要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必须克服这一点。
克服概念化的倾向，最主要的是要按照生活的逻辑，按照人物本身固有的发展历程，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感情和气质，表现人物的命运际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和《走向远方》获得成功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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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召开
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四川省文联、重庆市社联、文联等单位主办的“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最近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一百三十余人。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石西民同志致开幕词。会议宣读了周扬、夏衍、阳翰笙、侯外庐同志的书面发言。周扬同志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郭沫若为主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化，团结了大批进步的文人学者，在抗日、民主、团结、必胜的口号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好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造就了大批人才，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会议热烈讨论了抗战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国统区文化艺术的重大成就及其经验。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