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二·九斯诺夫妇和学生挽臂游行
刘尊棋
我得到消息说北平大中校学生明天（1935年12月9日）上午起在新华门前集合并游行示威，已经很晚了。那是头天夜里十点左右我上夜班编报的时候（当时我在《北平晨报》担任要闻编辑），在桌上发现一位朋友托人留下的纸条。这张纸条象闪电一样激励着我，一堆新闻社的油印稿、记者采访稿、外国电讯稿，都无心一一去看。
报纸的“大样”看完，已是清晨四点多钟。照我的习惯，一般是急急回家，倒在床上，关紧窗帘，准备睡到中午起来吃饭。这一天却和衣在躺椅上打了个盹就起来吃些东西，戴好帽子围巾跑出去了。穿过石驸马大街（现在的民主街）还看不见什么动静，但绕过西单往东走，气氛就渐渐不同了。西单拐角处站着许多等待看热闹的人。再往前走，就听见断断续续的群众口号声：
“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收复东北失地！”
“反对内战，一致抗日！”
通过六部口时，街旁军警多了，但不拦阻过路的人；我单身一人，没费任何唇舌就走过去了。这时已经远远看见许多白布旗帜、横幅和路心中站着不动的长长一排人。我从人群背后打西头走到东头，略计一下有一千人左右。愤激的青年学生们面向着紧闭着的新华门正门。门前排列着手持明晃晃刀枪的军警，旁边摩托车上架着机枪，杀气腾腾地面对着赤手空拳、满腔热血的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
队伍中部集聚着几个很显眼的西方人；我走近看看，一眼认出斯诺、他的夫人海伦·佛尔特尔和美国合众社记者费希尔。这时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教书并给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星期六晚报》写通讯稿。费希尔是燕大新闻系留学生，毕业后任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半个月前我还和他以及另外十几个中外记者乘一辆敞篷卡车到通县城，参加刚刚粉墨登场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因此很熟悉。当天站在他们一起的，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和英国《泰晤士报》的麦克唐纳。
我看了看手表，已是十点过了。新华门大门口有几个学生代表和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激烈地争论。十多分钟后两位学生代表走过来向大家宣布说：“我们要求见的何应钦，他们说不在城里，现在他的参谋长侯成代表来回答我们的要求。”一会儿，这位参谋长从正门步行过来。一个警卫提了一张方木凳，让侯成站到木凳上讲。他把口气尽量放得温和，说：“同学们，今天何主任因公去汤山了，你们的要求，兄弟负责转达。但是政府也有困难，大家需要谅解……”话音没落，群众口号声就起来了：
“反对华北特殊化！”“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高个同学大声说，“何应钦不见面，我们没有什么可讲的了。现在开始游行！燕大和清华学生都堵在西直门外头，咱们先去西直门，要他们打开城门，让同学们进城！”
“打开西直门！”随着喊声，队伍开始向西游行起来。领队举着大字横幅，记不得写的什么字了，但是“东北大学”几个字特别醒目。斯诺夫妇挽着我和举大旗的青年人手臂走在最前列，其他四五个外国记者紧跟着前进。看得出来，多数青年是初次上街参加这类游行，他们大都穿棉长袍，只有少数穿西装大衣。队伍大体分为两三人一排，姿态气宇雄赳赳的，喊起口号来响亮清脆。不过口号的间歇时间有时太长了。我旁边的海伦特别激动，她不停地学着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字音，纠正自己的五声，还无意地说出“打倒法西斯”的字音。我意识到，对西方人说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象“打倒法西斯”更切近些。但是一个人附和的也没有。海伦的样子有点尴尬，她忽然回转身去，面向着队伍，自己一边后退一边张开两臂用英语喊：“你们为什么不唱呀？唱呀！”我在旁边也干着急。回想起来，那时连《义勇军进行曲》还没有流行起来，激动的年轻人还只是喊口号：“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海伦看见路边卖花生的摊子，要小贩把摊上所有的花生都倒进她掀起的裙子里，回过身来分给游行的同学。她看看已是下午一点钟了，知道同学们没有吃饭。可是队伍快要在西单拐弯时，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来二十九军的大刀队站在那里，拦阻着前进。学生们毫无畏惧地向前冲，步子反而加快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从来没有看到口号声这么灵验。大刀象树林般竖起来，在空中晃着，但士兵却象木头人似的一声不响。这个时候，斯诺和海伦都一手挽住举队旗的学生，一只臂高高举起，遮住学生的头，似乎用他们的胳臂就拦挡得住大刀劈下的力量。我极力喊叫：“弟兄们！别打伤国际友人！”但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了，旁边那个同学照我的声音大喊。举起的大刀，一时数不清楚。北国冬天中午的阳光，照耀着两三寸宽、二尺多长明晃晃的大砍刀，虽然多得象树林一样，我不知为什么，却觉得那是不会砍到这么多人的头上来的。
在那一片明晃不动的大刀之林下面，激动活跃的人流很快跑过去了。队伍一直向北走；骑着自行车的“交通”从对面过来说：“法学院同学来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中国大学的同学来了！”队伍越走越多。快到新街口时，大家停住了。有些人主张往西拐，去打开西直门，但大队还是没有去，而进入护国寺街。这里又有一部分辅仁大学的同学加入进来了。（这是没有料到的，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是最保守的）。队伍绕经景山转过沙滩时，情绪忽又热烈起来。
“欢迎北大同学！不忘五四传统！”
北大红楼的大门紧紧关闭。一大批军警把守着大门和矮矮的围墙，但是红楼上每个窗口都挤满高声呐喊的人头。同时，三三两两的同学已越出矮墙和军警的肩头跳到街心来。不久，大批同学也都冲了出来。这个场面的见证人，谁都会感到，在中国爱国青年的怒潮面前，已没有任何事物拦阻得了。
从沙滩出来转到东黄城根，另一批学生也加入进来。这是中法大学和孔德中学的同学。他们人数不多，但衣着比较整齐，喊起口号来，声音比较清脆。先头队伍很快进入王府井大街北口。骑车的“交通”紧张地传话说，“东安市场（今东风市场）前面被军警和消防队堵住，准备用大水龙冲散队伍。”
这时我不知道队伍是否要冲过御河桥，进入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就在前头）。但是不久队伍就走不动了。带着金黄铜盔的公安消防队员横在街心上用水龙向前进的学生队伍冲击。我和斯诺、海伦已无法挽着胳臂了，费希尔等人已经看不见，象是转入路西边的胡同里去了。大量的水流到地上结成冰，有人滑倒又起来。一个水柱冲到我的脸上，眼镜脱落在地上，旁边一个年轻的同学看见了，立即蹲下拿起来给我。我看见斯诺夫妇披着冰块转到东安市场里去，我知道这里离他们的家很近。我也就随一部分同学转入小路往西城走去。
这时还不过四点钟，太阳已经偏西。被水龙冲散的同学不住地敲打着身上的冰块，但是“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仍然在古城上空震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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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威遗风
石成林
看了根据张天翼三十年代著名讽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华威先生》，总觉得现实生活中还有华威其人的影像在走动。
华威先生是抗战期间的救亡工作者。他浑身挂满了什么“理事”、“委员”之类的头衔，终日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出席各种会议，用千篇一律的废话滔滔不绝地作着令人生厌的报告、演讲；还处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斥责脚踏实地干事的人。那种说空话、说大话、图虚名，不干实事的样子实在令人可怜、可笑。
现在，象华威先生那种人是吃不开了，没人买他们的账。但华威先生的遗风却还时有所见。不是吗？我们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长期脱离基层，脱离实际，满足于浮在上面，成天价忙于出席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而且逢会必讲，讲则老一套；要么就是醉心于搞一堆一堆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文件。这些同志不可谓不忙，不可谓不辛苦。然而细想起来，这些同志都忙了些什么呢？他们为我国的四化事业、为基层建设又做了些什么实事呢？
现在改革的浪潮冲击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这些单位的领导应当改变领导作风，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沉到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不图虚名，多干实事，彻底抛弃华威先生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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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青四明山
乐秀镐
汽车沐着丽日桂子花香的金风，沿宁奉公路奔驰了近二个小时，在溪口镇徐徐停下，迎面矗立的便是斗栱飞檐、城堡式的武岭门。那穹形城门上边“武岭”两个擘窠大字乃是忠实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著名诗人暨书法大家于右任手书勒石，遒劲雅秀。城门两旁饰有图案精致的铁栅窗，气宇轩昂。登上武岭城楼，繁荣熙攘的溪口镇尽收眼底。进入武岭门，漫步武山，临剡溪而筑的蒋经国早年生活的丰镐房别墅，保存完好，那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剡溪自四明山轻歌低吟而下，然后向南缓缓流去，清洌见底，时有竹筏轻泛其上，堪与媲美武夷九曲溪和桂林漓江。
巡礼过溪口街市，远处山坡隐现一片葱绿的松林，蜿蜒上山，那便是白岩山蒋母墓道了，我们迎着温馨的秋阳和习习清风，穿过墓道牌坊，拾级而上，成荫的松林，瑟然有声，一路伴送我们上山。在宽敞的名为“慈庵”的墓庐略事盘桓，来到蒋母墓前，但见翠松作屏，艳阳掩映的蒋母之墓，已由人民政府修葺一新，墓碑正中是辛亥革命先驱者孙文手书“蒋母之墓”，两旁是石刻楹联，
上云：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
下曰：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三十多年来奉化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离妙高台、雪窦寺二里地的西坑村，蒋氏东渡台湾时，村民有的连热水瓶也买不起，而现在，村里早已有了拖拉机。上溪口镇，沿公路风驰电掣，用山上的毛竹、茶叶等土产换回轻工业日用品。新盖的砖木楼房鳞次栉比，家家安上了电灯，人民政府圆满解决了“民生”问题，也是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今日的四明山青青，稻香阵阵，茶树满坡，毛竹森森。离妙高台五里地的东岙，共有七十六户，其中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就有七十户。这个山村都是靠提高文化、科学种植五针松与山茶花等致富。自妙高台俯瞰新建的、能蓄水一亿零五千三百立方的大型亭下水库，清波一泓，蓝天倒映，不亚于台湾日月潭吧。亭下水库不仅景观极佳，它的经济价值可泽及四明山麓剡溪两岸广阔农田的灌溉。
归途中想起于右任先生曾经赠给蒋经国的一副对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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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言宜有方
金戈
“知无不言”是开展批评的一句有益的格言。多年来，尽管我曾目睹过不少“祸从口出”的怪现象，尽管一些至好亲朋多次规劝我“少说为佳”，但我仍然努力实践这句格言。因此，友人常责怪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也常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自我解嘲。
敢于开展批评，不但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体现着一个人的政治胸怀。按照古人的说法，臣有诤臣，友有诤友。诤臣、诤友之言，谓之“诤言”。何谓“诤”呢？“诤”就是敢于直言规谏，就是敢于批评。《说苑·臣术》有云：“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诤友”也好，“诤臣”也罢，无非是治病救人，帮助他人改正缺点或错误。诸葛亮在讲及“纳言之政”时曾说过：“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人希望有诤友，父希望有诤子，国希望有诤民。我不敢自诩为“诤友”、“诤民”、“诤党员”，但我愿以此律己。所以，不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同志，对下级还是对上级，只要发现其缺点错误，势必“诤”之，而且一定要“诤”个一尽方休。只有如此，方感尽了交友之道、同志之责。否则，便有“骨鲠在喉”之感、愧对内疚之忧。
开展批评，我向来反对拐弯抹角，主张袖筒里插棒槌——直来直去。古贤有云：“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同时我又认为，直言既不等于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也不等于不讲批评的方式方法。既然批评是为了治病救人，不但“开药”慎之又慎，“煎药”也宜讲究方法，否则就不能“药”到“病”除。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青年同志常常失之于此。比如有些青年同志，对某些问题有意见，因此而提出批评是无可非议的。但或者因为缺乏深思熟虑，为现象所迷惑，乃至认良为莠；或者因为方法失当，违背了初衷。所以，我们在直言批评时，要力求做到是非分明，方法得当，争取用最佳的方法，取得最佳的效果。
“文革”期间，虽然号称“大民主”，其实连“小民主”都没有。现在，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制度正在日益发展、完善，可谓今非昔比。可以预言，伴随着四化进程，我们国家的民主程度必将日益提高，人民的民主权力将会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勇于开展批评，又要学会使用民主权利，善于批评。因此，关于批评，我不但赞成“知无不言”，而且提倡“言宜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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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萤石矿
方竟成告诉世界人生的深度系着银翼上的高度构想着生命的立体感
丰富多彩
熠熠发亮
在漆黑的层次
开发出绿色之光偏偏具有催化剂的个性岩缝流淌出的寂寞走向钢城沸腾的红日是一次次的喷发、冷却、浓缩凝固成一片华美的矿区不必永久地沉默这一切已经结束了短暂的沉默滚雷般的矿床如一面面莹莹的绿旗在地平线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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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留给排长的一句话
余清
一发罪恶的炮弹，飞向年轻的排长。两名士兵同时向排长扑去。炮弹带着泥土，带着累累罪恶，炸开了……硝烟中躺下两尊刚毅的雕塑。士兵仇恨的血，凝固了枪声，凝固了火光，凝固了沾着血花的云彩。
年轻的排长，悲痛地抱起了倒下的士兵。他的心在喊：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扑倒在我的身上？用你们的血肉之躯，用你们年轻的生命！
士兵微笑着睁开了双眼，“因为……因为你是大学生……”
士兵的回答，使年轻的排长骇然，两行咸涩的泪水，留在了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