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夏衍
“七七”之后，上海很快地又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不甘落后，于伶、张庚等人和我说，要赶快编出一台新戏，在大剧场公演，以壮声势，并借以团结话剧、电影、音乐界人士。我们在“卡尔登”后台开了一次会，洪深、应云卫、章泯、凌鹤、张庚、冼星海都参加了。好象他们已经谈得很具体，连这个戏由哪些人执笔，也已经决定了。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了。
7月9日晚上，我如约给潘汉年打了电话，他要我下一天晚八时在大光明咖啡馆等他。他陪我去见一位朋友。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和潘汉年在大光明咖啡馆会面。我们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往西走，到蒲石路下车。我问他，去看什么人？他说，你见面就知道了。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懦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的传奇式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因为不久之前，当时在上海的一位波兰同志薛泼（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曾给我看过一张德文报纸，上面有他在中央苏区的照片，那照片上是一个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下面注明是周恩来。这两者之间，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大概主人已经看出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拘谨，先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天气很热，把上衣脱了吧。”又说：“大约在三○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潘汉年接着开口了：“上次和你谈过的方针，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
为了镇定自己，我脱下上衣，点上了一支烟，只说：“中央决定了，我没有意见。”恩来同志以谈家常的口吻，问了我的籍贯，老家还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在日本呆了几年等等。又说：“听汉年说，你本来学的是工科，对吗？”我一一做了回答，然后说：“我在上海正好已经呆了十年，情况也比较熟悉了。所以，我还是想在上海工作。”
“上海失守了呢？”恩来同志问。
“我过去一直是地下党，日本人占了上海，我相信还可以呆得下去，我还有一些社会关系。因为，上海是一个文化中心……”
没等我说完，他就笑着说：“你的社会关系，我也知道一些，你认识蔡老板，还有萧炳实他们。”
我点了点头：“还有一些杭州中学的同学，和在日本的中国同学。”
他看出我不太拘束了，就转入了要谈的本题：“我们很快就要到外地去，跟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情要和国民党合作。汉年说你在日本当过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书记？”
“不，当过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后来就被他们开除了。”
他又笑了，继续说：“现在是第二次合作，我们需要一批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总支部常委，相当于省党部常委，你认识国民党内的哪些人？彭泽民？”
“没有见过面。和我联系的是海外部秘书长许苏魂，当然，我还认识经亨颐，还有吴稚晖、戴季陶。”
“现在，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不多了。在党内的年青人，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冒火，这怎么能和他们共事呢？他们是被迫合作的，但要抗日，得争取他们一起打日本。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我默默地听着，边听边想，但好容易才下决心，讲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来，搞的是文艺和电影，搞统战工作，实在没有经验。”
他分明是看出了我面有难色，便鼓励我说：“你不是在日本当过组织部长吗？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
我看了潘汉年一眼，说：“我不象他，我怕和上层的大人物打交道。”
他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
我不能再讲别的话了，下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这就对了。”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此外，还要办一些进步性的杂志、剧团、歌咏团等等，总之，要做的事是很多的；而形势又肯定是很复杂的。不过，你不要怕，困难会使人受到锻炼。”
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我从小就怕见陌生人，怕别人注意我，所以，家里人叫我“洞里猫”。在上海工作了十年，但接触的人也还都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现在，经过这次谈话，我得抛头露面去做达官贵人、商人、买办的工作了。
临别的时候，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说：“我明后天就离开上海。今后，由汉年和你联系。”国共合作尽管还有许多细节要谈，但听他的口气，大体上已经定了。要我今后进行公开活动，看来也已经定了。
〔编者附记〕这是夏衍同志新作《懒寻旧梦录》中的一节，题目是编者加的。全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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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该这样讲理想
李庚辰
前线英模报告团的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从他们的思想和事迹中得到启迪和鼓舞，受到教育和激励，人们在思考，在行动，要学英雄的品节，要走英雄的道路。
在我们这个重视思想教育的国度里，人们听的报告是不少的，然而，真正象英模报告团这样能给人打下深刻思想烙印，能使人振聋发聩的报告能有几多？人们能够不用派公差便争先恐后听报告，这真是多年少见的新鲜事儿。论其原因，固在报告本身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报告人台上台下一个样，说的做的能对号，因而令人信服、向往。
这些年不少人学“油”了，对各种好话、坏话、不好不坏话都不大轻信，总要经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脑子想一想，甚至还要亲自体验体验，才表示态度。对这一新“行情”，有的人似乎还不十分了然，以至仍按老皇历，以为自己只要往台上一站，振臂一呼：“老子是革命党！便会有千万人一拥而上。什么“理想呀，理想呀”，他在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台下却撇起了嘴巴：“哼，你想的是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以权谋私，你有什么理呀！”
理想是要讲的。邓小平同志讲得好，我们就是要做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然而，“四有”这样的问题，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哇啦一番的。做得好的人说得好，才是真好；说一套，做一套，只会产生负效果。结论只能象余秋里同志讲的：让有理想的讲理想，这才有热情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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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柏林归来
邓友梅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我仅以尤里·布雷赞同志作个例。他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主席，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因为忙于创作或身体不适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哪条路最好走。”
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索尔维族学校，他非要陪我们一同去不可。在学校里，孩子们为我们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尔维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风习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点。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极感兴趣，和老师们谈话时间就长了些。我担心布雷赞同志会疲倦，谁知离校时，他却极郑重地对我说：“这儿离我家不远了。我想请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赏光？”我说：“当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劳吗？”他说：“能有这种荣幸的机会，怎么会疲劳？”他立刻打电话请他夫人作准备。
我们在他的写作间受到了家庭般温暖地接待，他拿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上边有贺敬之、黄药眠等同志的照片，有冯至、田间的签名。他说：“瞧，你们距离上一批中国同行来，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会再隔这么久。”天黑以后我们才和他告别，可他却说：“不不，我要陪你们去吃晚饭，不能这么早就告别！”那天是在一个乡村小酒店吃的晚饭。环境、风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几杯酒后，布雷赞兴致更高了。他告诉我他读了《探索》这本书，也读了《画儿韩》，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中国有一个和欧洲的、西方的美学经验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特色，用你们的特色来丰富世界文学吧，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宝贝去照搬别人手法。”
象布雷赞这样热诚的老朋友，我们几乎走到每个城市都碰到。在魏玛，曾在我国工作多年的哈里·吐尔克，自己开车陪我们去参观布痕瓦尔特集中营、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听丁玲身体情况，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和杨宪益住邻居时的各种笑话，问我：“他还那么喝酒吗？他好象有抗酒精的特异功能，从来没见他醉过。”在柏林，汉学家梅薏华把我们请到她家时，拿出她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照片给我们夸耀：“我们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这是陈丹晨，这是谢冕——谢冕在当学生时就特别胆大、爱发表独立见解，这是张炯……”比她低两班的尹虹很文弱、轻声细语地说，他们那班素质也不错，不过时间赶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扰。她现在正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对目前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十分关心。梅薏华教授为欢迎我们到来，专门在洪堡大学的亚洲院开了一次汉学家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讨论全用中文，我们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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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夏衍写的“编者话”
顾家熙
皖南事变之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处境极为艰难，由周恩来同志的安排，1941年4月在香港开辟了新的宣传据点，由廖承志同志定名为《华商报》，成了华南抗日进步一面大旗。胡愈之誉之为“海外党报”。
香港《华商报》的创刊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复刊，都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尤其是报刊出版工作比较成功的范例。夏衍同志两度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
1946年1月，《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夏衍同志于1947年11月被新加坡“礼送”出境，来香港《华商报》参加编辑工作。他写社论，也写副刊上的杂文、电影评论，还有“每日展望”、“今日谈”、“灯下随笔”，甚至答读者问、编者的话、补白等等。
夏衍写的不署名的编者“启”是很富有吸引力的。如1947年11月30日为《热风》写的“启”：
“《春风秋雨》（即黄谷柳写的小说《虾球传》）补报诸先生：该书将由新民主出版社刊行单行本，如需要，请惠购本报合订本。
“《阻街的人》定正月二日起发刊。
“1948年元旦，《热风》为‘新年狂想’特刊，由郭沫若、胡绳、秦牧等十余名家执笔。”
这样，对读者传达信息，是会引起读者极大兴味的。
还有夏衍在《华商报》的副刊上写的“新作预告”题为：司马文森：《阻街的人》。见于1947年12月26日未署名的消息中。
“《热风》，连载黄谷柳先生的中篇小说《春风秋雨》，在读者热烈爱读中，最近就快要结束了。善良而倔强的‘虾球’会得到怎样的一个归宿？在读者之间引起了各种的猜想，前天有一位曾坤先生写信给编者，要我转告谷柳先生不要让虾球自杀，但谷柳先生的全稿早已在十天前完成，结果如何？只有听下回分解了。
“继《春风秋雨》之后的连载，一个月前已经约好了司马文森先生的小说：《阻街的人》。一个月来他以很大的努力，描写着一群生活在都市阴暗面的‘天涯沦落人’，内容极为精采，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的。”
这种给读者以悬念的宣传手法是多么富于广告艺术的魅力呵。
夏衍在1947年12月20日《华商报》上写的“热风稿例”仅四条：“△多写生活，少发空论。△不必拉长面孔，欢迎谈笑风生。△一千字以内最好，二千字以上不收。△请勿催询，恕不退稿。”寥寥数十字，简练之至。
深信：如果把《华商报》上夏衍同志的佚文搜集起来，将是极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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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泡桐
晨梅你是淡紫色的雾吗？微风中翻动着波澜。每每踏着缤纷的落英，你的气息便缭绕在我胸间……风沙里，骄阳下，我心里的荧光屏总映现着那绿色帐缦——凉凉的浓荫，任凭雨打雷击你依然奋进蓝天！紫雾隐去，便是碧绿飘逸的倩影——生命的色彩，向我捧献默默的恋情。我是一株童心未泯的古梅，既然春雨把我浇灌，就让我同你一起在时间的河流上徜徉，你繁荣秋夏，我装点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