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柏林归来
邓友梅
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意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同志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原因是他写的那些“关系学”世态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主席，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颗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象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的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主席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的在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的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上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文革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的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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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官僚”胡弄“大官僚”
丹赤
此话并非作者杜撰，而是出自一位老农之口。
一天，县里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一起涌进某村，“筹备”在这里迎接上级领导人的“视察”，或者说“调查研究”。所要介绍“经验”的几位“致富标兵”，所走访的几个家庭，要讲些什么，要给看些什么，进行了精心安排，细心导演。至于上级领导同志可能要询问、要查看的后进的一面，也都一律采取了封闭措施。结果，“视察”完毕，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皆大欢喜而去。这时，一位厚道的老农脱口而出：“‘小官僚’胡弄了‘大官僚’，真惨啊！”
“胡弄”常常指的是一方欺骗了另一方，而“小官僚”胡弄“大官僚”之类的事情，则是相互“胡弄”，或者说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那就是周恩来同志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列举其二十种表现的第五种，即“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
假如不是这样，下到基层调查研究之前，何必每每事前“通知”，想看那些地方，想听什么典型汇报，为胡弄人者提供了“胡弄”的时机；假如不是这样，凡事处处叫真，多问几个为什么？“胡弄”就会失效。据说，有几位相当负责的领导同志，去参观一个牧民家庭，看得很好，两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又会跳舞唱歌。这几位领导同志不满足别人给“看”的，七问八问，当问到女孩子“家有几口人”时，她答不上来了。只好“从实招来”，说自己不是这家里的人，是从文工团借来的。也可以说是当地领导用以专门胡弄人的“活道具”。为此，来这里视察工作的领导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下面弄虚作假，作表面文章，形式主义，骗我们上当，这是“钻了我们有些干部的官僚主义的空子”。
我们常说“官僚主义害死人”。首先被“害死”的是自己。在新的历史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倘若屡遭胡弄，或者甘愿被胡弄，如此被“胡弄”下去，拿不出新办法，开创不了新局面，这岂不是等于自己窒息自己！其后果，是可以预卜的。回头再想想那位老农说的“真惨啊！”怕是会不寒而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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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屈原
蓝冰当他把最后一个字写完天空还晴朗如镜惬意如歌他走过碧野芳洲走过山川河谷破败的故乡他羞于相认有这多疑问这多痛苦他把自己交给湍急的漩涡他的灵魂生生不息地奔流他记得那是五月五日有好多粽子落在他的身旁有好多龙舟驰过他的头顶他梦见自己并没有死死亡并不是灰色的——真正的死亡没有痛苦他诗思如潮奔涌千年美意他披一身青苔水藻风雨飘摇中如鹰子然有人说他羽化登仙有人说他魂归苗裔其实他正和鸽子在一起在人们当中不停地起落由于无法交流他们彼此沉默依稀只有大地听见“死，并不能解脱”他痛切地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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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播种者的回忆
——读赵家璧《编辑忆旧》
丁景唐
赵家璧同志送了我一册《编辑忆旧》。一见到那我青年时就熟悉的“良友”播种者的封面，便顿有一股亲切之感。封面上一位头戴草帽的农民，肩上挂着谷粒袋，正在春天的田野里，撒着幸福的种子。这幅图案第一次用在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上时，他曾写过一段发刊词，专门谈了这幅播种图的寓意。图书是精神食粮，编辑和作者，不都是精神食粮的播种者吗？这幅图案不仅是“良友”，也可以说是赵家璧同志几十年辛勤劳动、播种精神食粮的一种特有的印记。
“良友”出书并不算多，但自有鲜明的特点，以装帧精美、出书成套和善于团结作者见长。“良友”除了出有我国第一份大型画报——《良友画报》外，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有《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中篇创作新集》以及《苏联版画集》等，《中篇创作新集》是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这些图书在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赵家璧同志早在大学读一年级时，便曾半工半读，帮“良友”编《中国学生》。1931年毕业，正式应聘到“良友”当了编辑，年仅二十二岁。负责文艺图书的，实际上就他一个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在《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一文中，曾详细地谈了自己“从爱读书到爱编书”的思想历程。他认为，编辑工作不只是“为人作嫁”，也是在从事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好的图书，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还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播种者的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单是这种事业心和自豪感，对于今天的青年编辑来说，无疑是富有思想上的启迪作用的。
本书共二十八篇文章，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情自然真挚。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前辈作家郑伯奇曾给予很大的帮助。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创造社老将“左联”主要成员郑伯奇改名郑君平参加《良友画报》工作。作者说：“郑伯奇的到来，对良友公司出版方向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先表现在《一角丛书》的选题和作者队伍的变化上”。郑伯奇介绍了“左联”、“剧联”、“文总”的著名作家林伯修（杜国庠）、钱亦石、赵铭彝、周扬、夏衍、丁玲、阿英等写稿，扩大了作者队伍，也大大充实了丛书的内容，深受读者的欢迎。由于郑伯奇的关系，赵家璧有幸认识了鲁迅，多次亲聆教诲。鲁迅先生曾亲切地鼓励他说：编辑工作“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本书有五篇文章是专题回忆鲁迅先生对他的支持的。赵家璧同志在编辑工作中，除了前边提到的一些著名作家外，还得到过其他著名作家老舍、巴金、靳以、张天翼、施蛰存等的帮助和支持。比如，作者回忆了“晨光”时期，主编《晨光文学丛书》，其中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钱钟书的《围城》、师陀的《结婚》等。此外，在郑振铎、夏衍、冯亦代等支持下，与美国费正清教授商定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二十卷本，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丰富的历史资料。赵家璧同志的编辑生涯中，也遭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他所编辑的鲁迅、阿英、丁玲等的作品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或删削。1933年12月13日，良友图书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竟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用大铁锤击破。这仅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肆行法西斯暴政的一个例子。
最近，关于出版学、编辑学问题，出版界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任何“学”，都是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编辑忆旧》同样可以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发。书中作者不仅谈到了自己对编辑工作的认识，还介绍了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如首倡作家的签名本、重视装帧的艺术性以及开展卓有成效的多方面的作家的组稿工作等等。这些都可以供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编辑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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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鲁迅的写作艺术》
鲁迅向来注重艺术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然而，多年来系统地研究鲁迅写作艺术的著作却很少见。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一白著《鲁迅的写作艺术》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专门探索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特征，其探索对象的范围之广，囊括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和杂文。一题一议，避免了论述方面的冗长、沉闷，使全书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通俗性。 （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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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三种诗歌选本
花城出版社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精心编成《1983中国新诗年编》，此书共收集了情韵兼胜的诗歌九十多首。此外，该社还出版了魏荒弩、吴朗合编的《遗忘的脚印》。这是西南地区四十年代诗作的选集。该社去年还编发了一套雅俗共赏的诗歌读本——“花城袖珍诗丛”，共十种。其中的《唐诗》（艾治平选析）、《宋词》（杨光治选析）已经公开发售；由于选诗（词）精严、分析精当、装帧新颖而备受读者欢迎。《爱情诗》、《抒情短诗》、《台湾新诗》、《元人散曲》、《朗诵诗》、《历代叙事诗》、《外国小叙事诗》也即将出版发行。
（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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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上冬猎〔中国画〕
唐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