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庆祝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五十五周年
荒煤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论是在荒漠的原野、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甚至无垠的沙漠里，也不论是羊肠小路，多么崎岖曲折，难以攀登，或是平坦的大道，总要有人披荆斩棘，经过艰辛的探索，搅拌着血汗和热泪，留下前进的脚印，终于为我们踏出一条条后人可沿着这个方向走向各地，甚至通向世界的道路来。任何一个新兴的事业，都有这种人，他们就是开拓者，前驱者，也就是我们事业的奠基人。
因为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必然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一切顺利，以为有了既定的方向，前进的道路就会成为探险家的乐园，迎来一个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美景。相反，探索是一个探险的过程，谁能预见到哪里会出现深渊、悬崖、激流……每前进一步将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所以开拓者的命运往往是坎坷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不管今天获得多大的成就，开辟了多么广阔的道路，对于开拓者、前驱者、奠基人的功绩是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忘却的，他们创业开拓的精神，他们在探索前进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他们在坎坷历程中百折不挠的崇高品德，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并且对他们走过来的道路、经验和教训，应该给予科学的评价，历史的总结。
夏衍同志就是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创业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和阿英、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同志在瞿秋白同志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之后又有田汉、阳翰笙、孙师毅、于伶、袁牧之、蔡楚生、聂耳、陈波儿、郑君里、赵丹、王莹等同志先后参加左翼电影活动。
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早在二十年代，孙师毅（施谊）在商务印书馆电影部，田汉在“南国剧社”就作过勇敢的探索，可惜孤军作战，星星之火很快就熄灭了。三十年代初，又正是“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文化界又弥漫着“左”倾思潮，电影是综合艺术，办电影又是一种企业，所以要在白色恐怖中闯出一条路来，就得冲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就得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瞿秋白同志领导的“电影小组”在整个左翼文艺领域中首先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在荆棘里潜行，在泥泞中作战，的确是风险不小，困难很大的。夏衍同志及其战友们在扩大左翼文艺运动战线、掌握有广泛群众影响的电影艺术，突破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垄断市场的局面，发展民族电影事业，团结大批进步的戏剧电影工作者，实际上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电影事业培养大批电影艺术创作、评论与技术人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后，夏衍同志长期以来是电影事业的主要领导人。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由于不断受到“左”的思想干扰，电影往往成了历次文艺“大批判”运动的突破口；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电影界受到“四人帮”及康生之流的残酷迫害，使得中国电影经历了异常曲折、复杂、坎坷的道路。然而，夏衍同志终于领导了我们为中国电影艺术奠定了一条深厚、宽广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这都是和夏衍同志坚定的指导思想、鲜明的理论观点、渊博的专业知识、自己创作的实践不可分的。
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夏衍同志虽然身心都遭到严重的损害，但他一如既往，始终热情充沛地关注电影事业，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坚决肃清“左”的思想，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电影工作者努力反映四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夏衍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不顾个人的安危，饱经坎坷，热情洋溢，头脑清醒，满怀信心，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和四化建设中的豪迈的激情和冷静的头脑，鼓舞我们电影工作者奋勇前进，又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夏衍同志是我国革命文艺运动老一代的著名理论家、翻译家、话剧和电影文学剧作家、杂文作家和电影事业家。今年是他从事电影活动的五十五周年，也是他八十五寿辰。我们出版这样一本小小的画册作为纪念，以表示我们的崇高敬意。祝他健康长寿，继续引导我们前进。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精神。
学习夏衍同志热爱电影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始终满怀激情的开拓、创业和献身精神。
学习夏衍同志作到老、学到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钻研业务，不断发现、培养人才的精神。
特别要学习新时期以来，夏衍同志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尊重艺术规律，强调电影的群众性，注意社会效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鼓励电影工作者深入生活；富于政治敏感、勇于面向现实；努力提高质量，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反映时代与四化建设，力求题材风格多样化，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总体思想。
认真地学习夏衍同志这种崇高精神和品德，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振兴中国电影事业，这就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年已八十有五高龄的老人最大的安慰和尊敬。
我再一次祝他健康长寿，继续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长征，走我们自己的路，把电影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峰。（附图片）
夏衍同志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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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丁玲
前不久，我收到日本友人秋吉久纪夫先生寄来的他撰写的《华北根据地的文学运动》一书。书中详尽记述了以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心的华北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盛况。我不懂日文，粗粗翻阅一遍，并请教了两位懂日文的学者，他们介绍说，这书搜集并且用了大量史实，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文艺运动忠实地展现出来。作者没有禁忌，没有框框，注重事实，尊重历史，既不掩饰，也不夸大，让客观事实说话。这样它自然不失历史的原貌和光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斗争风云的人，看到这些，感到格外亲切，唤起回忆，受到启发。我想，一个外国朋友尽管很有能耐，很有见识，但能掌握的材料毕竟比我们少，体会也不会比我们深。可是为什么外国朋友能写出而我们却还没有写出来呢？主要是我们重视不够，没有计划和组织专人去从事这项工作。现在《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的出版，多少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是一个可喜的、值得欢迎的开端。
延安文艺运动应当得到重视，应当研究；延安文艺传统值得继承，值得发扬。延安时期是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更加成熟、全国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的时期。在这场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斗争中，延安始终是前进的灯塔，坚强的后盾，惊涛骇浪中的砥柱。就文艺这条战线来讲，它的影响及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特别在毛泽东同志1942年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之后，广大文艺战士更是自觉自愿地热情澎湃地奔赴战场，深入农村，走进工厂，学习、利用和创造多种形式的文艺武器同敌人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以延安为发端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不仅遍及全国各个解放区，而且波及到国统区和敌占区，确实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这个时期的文艺运动，可以说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
“伟业”。它的成就是突出的，经验是丰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切，如果没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指引，显然是不可能取得的。正象胡耀邦同志所讲：“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辉煌的，丢了是不好的，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助了几代文艺家得到成长，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也还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胡乔木同志也强调：“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确使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一个质的飞跃。它是“五四”革命文艺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它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是符合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创造新世界、开辟新天地的需要，是指导我们文艺实践的正确方针，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要求文艺反映时代的脉搏，反映人民的利益；文艺同人民群众结合，开掘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坚持民族形式，力求做到群众喜闻乐见；文艺正确借鉴中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这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锐意改革，振兴中华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
延安文艺既然是一个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历史，它就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对此，我们不应当忽视，更不应当回避，而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我们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自然就要十分珍视延安文艺的宝贵财富，认真总结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如若漠视延安文艺的成就，或者因为在贯彻执行中有过失误，就否定延安文艺的传统，那就既谈不到坚持，更谈不到发展。
要研究就要有资料。没有大量的丰富的和成套的资料，就无从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收集、整理和出版延安文艺运动的资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无论见诸于报章杂志上的文字资料，还是积存于人们头脑里的口头资料，都是搞研究工作的依据、条件和基础。现在延安时期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老同志多已年高体弱，居于二线，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急需自己动手或找人帮助记录整理。这也是一个抢救资料的迫切问题。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和出版社已经着手抓这件事，并颇有成效。《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的编辑出版，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这本史书的内容还可以再充实，事实还可以再核实，但它作为第一部延安文艺运动史实的纪录，是很值得珍贵和重视的。它至少有这样的特点：用编年史方式，按年、月、日，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延安及其所波及的广大地区文艺活动的全貌；编写者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保持历史原貌；不加任何主观随意性，不搞什么“按我所需”或“以人取舍”的做法，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原原本本地写。这样，就为我们和后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比较可信和可靠的依据。
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研究工作还急待加强，许多工作有待专人去做，尤其需要一些有心人、热心人和苦心人去做。我希望我们的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和文艺界的领导，对此予以重视，要制定规划，组织力量，并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延安文艺运动史、延安文艺思想发展史以及解放区文艺史等等的出现，从而使延安文艺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新的发扬，结出新的硕果，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为艾克恩著《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写的序言，本报略有删节。该书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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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长的故事与作家程树榛
蒋原伦
一爿工厂经十年动乱，千疮百孔，积重难返，幸有一代翘楚走马上任，大刀阔斧收拾残局，方呈妙手回春之局面。
这是近几年来作家程树榛通过《励精图治》、《春天的呼唤》、《人约黄昏后》、《生活变奏曲》等作品孜孜笃笃、近乎执拗地向我们反复叙述的一个故事。从1980年起，程树榛写下了一大批反映现实改革生活的作品，及时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这一特征。
改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决定了文学题材反映的多样性。当前的不少小说与报告文学正是从各个角度来反映这场伟大的变革的。也是出于对现实改革的不同理解以及为这类故事的内涵本身所决定，在程树榛的几部主要作品中，厂长总是处于主人公的地位，成为故事叙述的重心。洋洋几十万言，以企业的兴衰成败为主要叙述线索及与此相应的结构安排，似专为展示宫本言、陈仲凯、及羽等厂长形象提供了背景广阔的表现舞台。在作者的视野中，厂长恰好占据了这样一个要津，即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决定着工厂的前途与命运，同时也规定着形象的审美价值。诚然，在文学领域中，无高低贵贱之分，一个工人的形象并不比厂长更缺少魅力。然而，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改革事业相联结时，必然会把审美焦点集中到企业改革家身上，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类形象中会浓缩着更多的东西，即除了一般形象所具有的社会、时代及个性特点外，更有着处于改革浪潮尖端的卓异冠群的特质，如超人的胆略，独具的才干，远见卓识与崇高的责任感，等等，因而就更具深广的社会的、审美的内涵。
厂长的故事各有各的写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如悬河泻水，气魄宏大；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则意味隽永。程树榛的特点是情怀沉挚、笔意跌宕。他不旁鹜远涉，而是深掘自己脚下的那一口井。他在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生活达二十六年之久，正是由于眼见当年的荒原在自己这代人手中建设成工业重镇，作为开拓者的自豪感与作为历史见证人特有的沉湎之情相结合，他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这东北的边陲重镇，并且其间的人物大都来自这块土地，因此他的小说读来有一种特别的厚实感与反映基层生活的整体感。
厚实感是指他的厂长故事在传达有关基层改革的信息与认识价值上更深一步。不必说获奖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就拿《生活变奏曲》这部长篇来说，其间插入的几笔看似平淡琐碎的描写，如工人对简易住房的满腹牢骚、职工子弟就业带来的棘手的难题，起用知识分子干部时引起的连琐反应等等，都能使我们体会到改革时期工人激昂高涨的情绪能否得到保持，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欲望能否有所兑现，同改革的顺利进行及改革家威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是一个从未涉足工厂的读者，也能为其中蓬勃而瞬息变幻的气氛所感染。
当然，其作品的厚实感主要还出自对厂长形象及其所在的复杂微妙的处境的有分寸的把握。改革文学容易产生的偏向是把改革家写成行空天马，不受各种恼人的尘世规矩的约束。仿佛他们的超凡脱俗全在于可以随心所欲。是强烈的现实感与社会责任感使程树榛避免了这一倾向。在《生活变奏曲》中，一开始就以刘志伟等人采用电视录象的独特告状方式，把改革事业起步维艰的局面推到读者面前，接着是一连串枝蔓横生、纠缠不清的矛盾，如：客户退货、资金匮乏、青工们缺乏职业训练等等，还有“左”倾思潮的干扰及总工程师丁少白的种种误解。这些是最常见不过的事端，同时也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足以难住血气方刚的汉子。然而唯其如此，当代改革者形象才得以真正确立。显然，他们的事业应该是从成功地解决这些日常矛盾开始，而作者正是在这些描写环节中表现出其对生活底蕴的洞察与对厂长形象的真正理解。
至于说到反映基层生活的整体感，这是同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分不开的。作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对二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曲折、坎坷、失误而又艰难前进的历程，对这个历程中每个环节上的重大事件，我都有直接的感受与体验。”正是这些感受与体验的直接引导，使他没有囿于一己之眼界，而是登高鸟瞰，力图写出工业战线改革的大场面，显示出作者在宏大场景中把握事件与人物的艺术追求。
应当看到，程树榛写改革，反映当代生活最敏感的领域，不是为了赶时髦，也不是仅仅响应什么号召，急功近利，而是发端于生活深处的自发而又自觉的行动。改革的每一步，其兴衰成败都蕴含着他的欢欣与苦恼，党和人民的事业驱使着他的笔去描绘当代生活的壮丽的图画。因此，炽热的情感冲动和高度的责任感，成了作家创作的原动力。当然，作为厂长的故事，从总体看也还有一些缺陷，表露出作者表现力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如此鲜明生动的厂长形象，另一方面却是个性特征较模糊的群众。
程树榛是从工厂走上文坛的，从1957年到目前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等达二百多万字。他的创作从幼稚到成熟，恰与工业城富拉尔基的成长历史同步。实际上，他的作品就是这座小城的写照。随着时代的推移，当小城的步伐融合到整个社会大潮流中去时，他也在改变，在寻求一种新鲜的写法。最近发表的中篇《相逢时难》似可看作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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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社会学分合小议
何志云
今天，文学批评的繁荣和更新已经不止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期盼与呼唤，它正日益变成为事实。但我想指出，在文学批评丰富多彩的局面中，似乎也潜在地萌现出一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阴影。文学与社会学的分合问题，就是一例。
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当代文学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应该“剔除”掉社会学的内容来研究文学是什么。实事求是地看，这样的见解是对过去曾经统治我们的某种形而上学的文学观的反拨。不恰当地夸大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并使之绝对化，便抹杀了文学创作作为特殊的创造性精神活动所具有的独特规律，也抹杀了创作者本人的特性——诸如个性、气质、阅历、素养等对创作的重大关系。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消失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映论代替了创作论，实质上是取消了文学创作本身。要在“剔除”掉社会学的内容以后来研究文学是什么，反映了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要求还文学以本来面目，使文学真正成其为文学，从而有所探索、有所建树的愿望，这无疑是应当积极肯定的。
但是，倘若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表述，这又显然十分不妥当。文学所以成其为文学，果真是与社会学内容如此不相容么？退几步说，文学果真能够“剔除”掉社会学内容么？把文学与社会学内容作为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两个方面，就使得一个对美好合理的愿望的表述，陷入了偏狭片面的形而上学窠臼。事实上，文学从来就包容社会学的内容，既无法“剔除”它，也无法独自“剥离”出来而获得某种纯粹的形态。
众所周知，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的媒介物语言是社会创造物，它的种种手段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通例和准则的意义，因此就其本质也是社会性的。文学的作者从来就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以作品面对社会并参予社会的总体创造，也正是在社会流通中，他的作品才产生社会功能或“效用”。即使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能摆脱的个人经验、感情和感受，一旦进入创作，也就失去了纯粹的私人性质，而作为生活素材进入艺术整体。要求文学“剔除”掉包括作家的社会意识、作品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效果在内的所谓社会学内容，再来谈论所谓“纯文学”，就犹如企图在排除掉空气的真空状态中来确立和考察呼吸的本质一样，显然是难于实现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表述，在表明了作家和批评者对创作自主意识的关注的同时，也蕴含并透露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的脱离社会的倾向。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提醒人们注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阴影。在文学批评更新的探索中，通向真理的途径总起来说只有一条，那就是辩证的途径。让辩证的精神始终照耀着文学批评的更新过程，这一更新才会真正成为科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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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
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最近在贵阳举行。来自十七个省市的五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就儿童小说的创新与时代、传统的关系，儿童小说如何更切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实际和更适合他们的新的精神需要等问题，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讨论。（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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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讨论会
十二月五日，《十月》杂志社和中国窗口经济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围绕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经济和人》（载《十月》第六期），讨论如何写好反映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首都文学评论界四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老作家冰心、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桦作了书面发言。（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