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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纪委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
对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
坚决查处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转发了北京市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不正之风，集中力量连续狠抓了三件事的报告，并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委和纪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那些严重危害四化建设、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针锋相对地采取措施，坚决查处，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通知说，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针对当前党风和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地抓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抓得好，深得人心，不仅起到了震慑坏人、教育群众的作用，而且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将会起积极的作用。
通知指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党的十二大向全党提出的重大任务。对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空谈和抽象议论，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工作，以及少说多做的求实作风和革命精神。否则，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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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经济改革健康发展，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北京市采取有力措施纠正不正之风
集中力量连续狠抓三件事大得民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北京市委、市政府、市纪委为了保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保证经济改革的健康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近，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不正之风，集中力量连续狠抓了三件事。
一、召开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大会
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市经济犯罪案件有上升的趋势。为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北京市于今年11月26日召开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对十三起经济犯罪案件的二十三名罪犯的判决。其中：受贿案五起（六犯）；投机倒把案四起（七犯）；贪污案三起（九犯）；诈骗案一起（一犯）。二十一名罪犯分别被判处一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两名从宽判处缓刑，交原单位监督执行。这次大会在全市震动很大，群众反映强烈，认为大会开得好，符合民心，充分显示了法律和政策的威力。
二、坚决纠正建筑行业的不正之风，整顿建筑队伍
北京市委决定于今冬明春对建筑业进行全面整顿。整顿的主要内容是：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纠正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整顿建筑队伍，加强企业管理，使工程质量、社会效益、企业信誉有一明显的提高，并要求整顿工作要做到“三个结合”，即：与正在进行的整党结合；与完善、推进改革结合；与完成施工任务结合。
市长陈希同强调，整顿要靠自觉，要把重点放在各级领导班子上，坚决纠正以权谋私，包括谋取小团体利益的不正之风，今冬明春整顿工作要初见成效，连续抓几年，力求大见成效。这次动员大会，在各公司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表示一定要精心施工，使质量全部达到要求。
三、果断行动，严厉打击火车票贩子
市委、市政府邀集有关部门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查处火车票贩子、整顿北京站和各售票处秩序的工作。北京市公安局、北京铁路公安分局共同组织了整顿售票秩序的专门班子，抽调干警九十多人和铁路职工二十多人，分别到前门等四个售票处进行检查，查获非法倒卖火车票活动四十一起，共五十二人，其中有两个“票霸”团伙。有关部门对这些人正进行审理。
市委决心把严厉打击火车票贩子，整顿售票秩序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一定要抓出成效，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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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圆满结束
十四出剧目、近百人获奖
习仲勋要求戏曲工作者振奋精神，立志改革，努力创作和演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戏曲作品
本报讯 记者易凯报道：1985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12月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圆满闭幕，十四出剧目、近百名戏剧工作者获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出席了闭幕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称赞此次观摩演出的剧目都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和新颖的内容形式，并向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和慰问。他指出：戏曲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最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我们党和政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理论，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古代戏“三并举”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戏曲艺术的改革和发展。
他说，戏曲队伍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文艺大军，希望戏曲工作者们一定要认清自己所肩负的光荣职责，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精神生产的唯一准则，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多姿多采的精神产品；要振奋精神，立志改革，百折不挠，开拓前进，努力创作和演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戏曲作品；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职业道德修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
习仲勋还衷心祝愿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把新的一年作为戏曲大丰收的一年。
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作了闭幕发言。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领导小组，经过民主协商，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了获奖名单。它们是，大戏演出一等奖：《狱卒平冤》、《千古一帝》、《奇婚记》、《高山下的花环》，小戏演出奖：《夜奔》、《挡马》、《挂画》、《三放参姑娘》。
大戏剧本一等奖：《秋风辞》（编剧：周长福），《狱卒平冤》（集体改编、执笔：武纵），《喜脉案》（编剧：叶一青、吴傲君），《康熙出政》（编剧：毛鹏），《奇婚记》（编剧：贺寿光、徐恒斌、宋泽夫）；小戏创作奖：《三放参姑娘》（编剧：王肯）。
大戏导演一等奖：张玮、李新民（《高山下的花环》），张树勇（《关山碧血》），寇治德、胡正友、谢欣（《千古一帝》），刘明保（《狱卒平冤》）；小戏导演奖：刘富英（《三放参姑娘》）、赵乙（《挂画》）。一批剧目和演员分获二、三等奖。
观摩演出还设置了表演、音乐设计、乐队伴奏、布景设计、舞台美术等多项奖。为表彰戏曲舞台上的无名英雄，还新设伴唱及群众角色两项奖。
连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彭真、习仲勋、胡乔木、秦基伟、陈丕显、邓力群、宋任穷等观看了演出。有关方面负责人刘澜涛、彭冲、廖汉生、马文瑞、荣高棠、朱厚泽等出席了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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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全线开通
年设计运量八千七百万吨
本报讯 12月15日十点三十四分，披红戴花、装饰一新的国产韶山型500号电力机车一声长鸣，牵引着1865次货物列车，从丰台西站徐徐启动，向山海关方向驶去。至此，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全线正式开通。
京秦复线电气化铁路是国家“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该线西起北京的丰台西站，经双桥、丰润、秦皇岛，东至山海关，全长三百四十一公里，西端与丰沙大电气化铁路相接，主要承担山西煤炭至秦皇岛港下水的运输任务，同时分流京山线部分直通运量，是晋煤外运的北路重要通道。京秦线年设计运量为八千七百万吨，对华东、华南、华北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京秦铁路于1982年3月正式开工，1984年下半年简易开通并开始运煤，1985年底电气化铁路建成投产。担负这项工程的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第一、第三工程局和北京铁路局的广大干部职工，适应改革形势的要求，采用先进的施工方法，在基建管理体制中实行了承发包制度，按照设计概算进行投资包干，促进了施工管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施工中，他们大力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困难，与运输单位紧密配合，协调作战，比国家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任务。
京秦电气化铁路是部分利用国外贷款，引进外国成套牵引供电设备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该线以国际招标方式，引进日本的自耦变压器供电方式，可较大地提高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的运营可靠性。全线的开闭所、分区亭、自耦变压器所实行远动系统集中控制及其它新技术、新设备，具有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自去年下半年简易开通以来，京秦线已为国家运出晋煤一千一百万吨，经济效益显著。
（张延增 刘平平）（附图片）
图为第一列电气列车从北京丰台西站徐徐开动的情形。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朱育莲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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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羽毛球大奖赛总决赛结束
韩健、李玲蔚夺得男女冠军
本报东京12月15日专电 记者孙东民报道：中国运动员韩健和李玲蔚今天下午在这里分别获得1985年国际羽毛球大奖赛总决赛男、女单打冠军。
这是今年举行的十八次大奖系列赛中最重要的比赛。韩健以2∶0（15∶6、15∶3）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施羽，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施羽获得亚军。中国的杨阳以1∶2负于丹麦的弗罗斯特，获第四名，弗罗斯特名列第三。
女子单打决赛是在两名中国选手李玲蔚和韩爱萍之间进行的。李玲蔚以2∶0（11∶3、11∶3）战胜队友，获得冠军，韩爱萍获得亚军。中国的吴健秋获得第三名，拉尔森列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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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代表团
宾主指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今天在这里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说，发展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大势所趋。
彭真指出，这几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得比较快，令人满意。他说，两国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发展友好合作的条件和需要。
他希望今后两国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更快地发展合作关系。
彭真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代表团团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霍斯特·辛德曼说，他相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定能得到较大的发展，近几年的情况，说明两国已为这一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他认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王任重，秘书长王汉斌和常委会委员曾涛参加了会见。
会见后，彭真设宴招待辛德曼一行。（附图片）
彭真会见辛德曼。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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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一条“土规定”
在河南省新乡县子小冀镇农工商联合公司，那些不能按时从分了家的儿女们手中拿到赡养费的老人，每月可按时从公司领取二十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钱是公司出的吗？不是。这还得从公司女经理刘志华的一条土规定说起。
一年前，公司段大爷和儿子分了家。分家清单上写明，段大爷和老伴跟小儿子过，大儿子每月给老人五元钱。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大儿子仍分文不出。段大爷“告”到刘志华那里，志华第二天就宣布了一条土规定：凡和老人分家的儿女，每月必须向老人交赡养费；不愿交的，即从本人月收入中加倍扣除，转交老人。这下，段大爷的大儿子每月主动交赡养费了。
去冬，张兰华大娘想买件棉袄，可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张口向儿女要。志华得知后，对那条土规定作了补充：那些因儿女工作忙或其它原因不能按时领到赡养费的老人，可以直接到志华那里领取。
两年来，这条土规定得到严格执行。这个公司里，儿女孝敬老人已形成良好风气，一些老大娘都亲切地称刘志华为“娘家人”。
河南新乡晚报社
李宝琴 庄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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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薛暮桥
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的物价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物价是显著地上升了，另一方面，人民生活也是显著地改善了。表面看来，这两种变化是互相矛盾的。长期以来，我们常常宣传稳定物价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稳定物价是安定人民生活的必要保证。这个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以致物价的每一次上升都可能使人民心神不安，认为物价上升一定会降低人民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着理顺经济关系，加速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调整物价。这几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比较大，使农业生产的增长也比较快。城乡人民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欣喜的，但对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则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农民十分欣喜，城市居民大多数持反对态度。为什么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呢？由于农民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城市人民是农产品的消费者。在价格问题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总是互相矛盾的。
我曾几次说过，人民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不决定于物价是否稳定，而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一直强调稳定物价，虽然多次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是提价的幅度很小，还小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因受自然条件限制，产量愈多成本愈高）的幅度，因而就削弱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二十六年粮食增产的幅度，大体上等于人口增长的幅度。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为着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征购。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余下来的粮食太少，大多数农民满足不了自己的生活需要，不能不用瓜菜来代替，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十年动乱时期，有几百万干部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有一千多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劳动，那时候目睹的农民生活情况，大概还不会忘记。
五十年代后期，不但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于是对猪、蛋等副食品也采取派购的办法，因而就削弱农民对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城市限量供应，限购数量很小，实际上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二十六年的事实充分证明，用征购、统购、派购和限量供应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的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过去的陈旧思想，为着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粮食只提购价不提销价），八种主要副食品提价，提价的金额加到职工的工资中去（每人五元）。这一年和随之而来的1980年粮棉和各种副食品的生产迅速上升，猪肉、鸡蛋等供过于求，敞开供应。农民收入增加，生产增加了，生活也随之改善了。城市人民副食品的供应充足，生活也是显著改善，吃的肉、鱼、禽、蛋等副食品的数量多了，从要求吃饱开始转向要吃得好一点。当然，五元物价补贴是按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计算出来的，由于吃的副食品多了，伙食水平提高了，开支增加就超过五元，因此许多人对副食品提价仍然不满。应该看到，这几年工资（包括奖金）增加很快，远超过物价的增长速度，所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吃得较好，穿得比较漂亮，彩电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城乡人民在银行的储蓄仍然大幅度地年年增长。在物价调整中，人民生活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显然是上升了。现在收集一些统计数字，来供参考。
从1978年到1984年六年中，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17.7％。除去农民，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19.9％（包括牌价和市价），其中上升最多的是食品，六年共上升26.9％（只包括国营牌价）。这六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上升53.6％，上升幅度高于销售价，是由于粮油两项只提购价，未提销价，购销价格倒挂，亏损额由国家补贴。1985年由于再一次提高副食品的价格，加以工资奖金增长过多，物价上升的幅度将比过去几年更大一些。
过去六年中，城乡人民平均消费金额提高86.9％，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57.7％。其中农民每人平均收入增加165％，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144％；职工每人平均工资收入增加58.6％，扣除物价上升因素为32.3％。城乡居民合计实物消费量，吃的：粮食从三百九十一斤增至五百零三斤，增加28.6％；食用植物油从三点二斤增至九点四斤，增加将近两倍，猪肉由十五点三斤增加到二十六斤，增加70％（以上粮油两项特别是粮食农民增加较多，职工增加较少）。穿的各类布从二十四尺一寸增加到三十二尺五寸，增加35％。用的每人购买日用消费品从二十八元八角增加到六十七元，增加132.6％。再讲具体一点，每百人拥有自行车量从七点七辆增加到十八点八辆，增加144％。每百人拥有电视机从零点三台增加到四点六台，增加十五倍多一点；每百户拥有收音机从七点八台增加到二十一点六台，增加一点七七倍。这还是城乡合计，在城市中，几乎每个职工都有一辆自行车，职工家庭拥有电视机的占90％以上，正在从黑白电视机提高到要买彩色电视机了。几乎家家都有一两台收音机，许多家庭有收录两用机，还有电冰箱、洗衣机等，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人民的生活是确实上升了吗？
能不能副食品不提价？不可能，不提价就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副食品。过去养猪、养鸡都是家庭副业，一家至多养十几只鸡，几头猪，鸡可以放出去吃野食，猪可以搭配青饲料。现在家庭副业已经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需要，产生了每户养上百头猪，几百只、上千只鸡的专业户，和规模更大的养猪场、养鸡场。这样大规模生产，必须都喂粮食（猪长一斤肉要吃四斤粗粮），成本就大大提高了。这几年由于奖售粮的比例上升，粮价年年上提，在1979年规定的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价格，现在又显得偏低，供应逐渐紧张，因此今年不能不再一次提价。几年来，许多小城市的价格早已放开了，中等城市大部分已经放开，只有少数大城市在去年和今年才逐步放开。放开的城市，副食品价格早已上升（小城市因靠近农村，主要靠家庭副业供应，上升不多），所以这一次不用普遍提价的办法，而是用把价格放开，随着供求情况变化上下浮动的办法。副食品价格放开后，价格平均上升20％到30％，中小城市比这低一点，少数大城市比这多一点。在副食品中，过去早已敞开供应的鸡蛋涨价少一点，过去很难买到的活鱼涨价很多。放开后副食品的上市量大大增加，今年的人均消费量将比去年更多。
今年蔬菜的价格也放开了，让农民进城议价销售。农民提供的蔬菜品种多，比较鲜嫩，价格总的来讲也上升了（有一部分是质量差价），淡季市价高于国营菜店的牌价，旺季市价比牌价还低。这几年蔬菜价格上涨，也是因为需求增加，特别是要增加品种，四季供应。因此许多种蔬菜从露天培养改为温室培养，成本大大提高。过去靠近郊供应蔬菜，现在要在不同季节的地区互通有无，长途调运，这也使成本上升。蔬菜价格放开总的来说效果是很好的，但蔬菜的季节变化很大，现在由于多年来国营菜店独家经营，菜农、菜贩短时期内都还摸不清供求规律，所以供求变化、价格涨落很大。国营商店应当参预市场调节，来调节供求，使价格比较稳定，进而对菜农、菜贩发挥指导作用，但现在国营菜店还远没有学会市场调节，旺季牌价高于市价，无人来买，改营日用百货。一到淡季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又手忙脚乱，被迫恢复统购统销。放开价格的方针应当坚持下来，但国营菜店、菜贩、菜农学会适应市场调节，恐怕还需要几年时间。关键是国营菜店摸清各种蔬菜供求规律，在市场调节中能对菜农、菜贩发挥指导作用。蔬菜在季节变动中价格有升有降，这是客观规律，不能够象工业品价格那样固定不变。但如果国营商业不发挥指导和调节作用，放任盲目发展，价格涨落太大，不但消费者吃亏，生产者也吃亏。在这方面，国营菜店应当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经验。世界各大城市的蔬菜都不能靠当地供应，各地季节不同，旺季淡季不同，必须进行地区间的余缺调剂。
今年我国改革副食品的价格管理体制，是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想解决而难于解决的问题，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对我们的评价是很高的。在国内，八亿农村人民都因提价而增加收入，喜气洋洋，正在努力增加生产。二亿城市人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十分反感，说提价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我为这事曾经发表几篇文章，接到许多态度很诚恳的批评。有一封来信说大家都很怀念六十年代的物价稳定，愿意恢复六十年代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假使如此，我们就将恢复六十年代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二两到半斤猪肉（只有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供应一斤），很难看到鲜鱼，蔬菜也只有几种大路菜，多数人愿意这样干吗？还有一封来信说六十年代前期你当物价委员会主任时候，能把计划价格稳定不变，把集市贸易价格降低下来，为什么现在你会主张放弃计划价格，用市价来代替牌价呢？六十年代初是继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集市猪肉价格涨到每斤五元，鸡蛋每个五角，粮食每斤一元。国家为着稳定物价，每人限购二两猪肉，棉布城市每人每年六尺，乡村三尺。那时我们也想提高肉价，让城市人民多吃点肉，但农民连口粮都不够，那里有饲料来多养猪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家有余粮，国家还可以拨出几百亿斤粮食来奖励农民养猪养鸡。这次副食品涨价国家也给补贴，由于各地涨价幅度不同，补贴也多少不同。按过去的消费水平，补贴足够抵消副食品价格的上涨。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吃的副食品数量多了，质量好了，开支仍有增加。但工资、奖金的增长更多，所以开支增加以后仍有余钱储蓄。1978年城乡人民储蓄存款是三百零九亿元，去年上升到一千一百四十九亿元，增加了两三倍，单去年一年就增加一百八十五亿元，这有什么可以叫苦的呢？
有些同志说统计不正确，他们用活鱼来做例子，每斤三元，比过去上升一倍。请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是很难看到活鱼的，前两年也相当难买，现在天天可以买到。还有同志说瘦猪肉涨到二元几角。请他们回想一下六十年代，人们因为肚中油水太少，抢着要买肥肉。现在肚中油水多了，生活水平高的人就不要肥肉，专要瘦肉，以致瘦肉贵、肥肉贱，这不是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上升吗？还有人以上海三十元一斤螃蟹为例说明物价上升将近十倍。今年夏季我去上海，那时大螃蟹每斤八元，我就嫌价贵，一只都没有买。后来由于香港来客抢购，到秋天曾猛涨到三十元（现在又降下来了）。香港同胞愿意出三十元，有何不可，我想上海人除高级宴会外是不会吃三十元一斤的螃蟹的。六十年代连鱼都没有，现在有鱼有肉，又何必一定要吃螃蟹呢？
过去许多同志把限量供应，价格稳定，当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怀念六十年代，这是一种误解。采取这个方针，副食品的供应就不会增加，人民生活也就不能改善。只照顾消费者的利益，不照顾生产者的利益，生产就不能发展，消费者的需要就不能满足，生活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就一直是这样的情况，1979年起改变政策，才使商品特别是食品的供应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把这两个时期对比一下，究竟是前一时期好，还是后一时期好呢？物价（主要是副食品价格）确实是上升了，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才是真正反映实际情况的正确评价。许多同志只要求改善生活，而坚决反对调整物价，特别反对副食品价格的上升，没有看到不提高副食品价格，生产就不会上升，人民生活（在吃的方面）就不可能改善。我希望对这问题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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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罕见天象——哈雷彗星与小行星相遇
本报讯 上海天文台与乌鲁木齐人卫站赴喀什联合观测队于12月11日观测到哈雷彗星彗尾已长达4.5°，并再次发现哈雷彗尾扭曲。12日傍晚北京时间21时出现了一次罕见天象，一颗亮约8等的小行星自西南向东北以每小时7角分的速度运动，于22时21分与哈雷彗星相遇，观测人员当即拍摄了这一奇景。该小行星是否为新发现的小行星正在进一步的调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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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下游十二座深水泊位相继建成投产
我国在南京、镇江、张家港、南通等长江下游港口建设的十二座海轮深水泊位，最近相继竣工投入使用。这一成就，使南京以下的长江成为我国目前货运量最大的海、江、河联运“黄金水道”。
目前，长江上新建的南通、张家港深水港区已直接接待外国远洋货轮，南京、镇江港区也正在准备开放。这些新的江上港口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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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五年向省外销售原粮一百五十余亿斤
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省，“六五”期间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农民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口粮问题，而且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大幅度增加。五年内共销往省外原粮一百五十多亿斤，成为我国主要商品粮调出省。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粮食商品率也随之大幅度增加，1980年粮食年度全省提供亿斤以上商品粮的县仅三十个，而1984年粮食年度则增加到五十四个。去年全省收购粮食达一百六十七亿斤，每个农民对国家贡献粮食比1980年增长一点四倍。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