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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董毓华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依林
我认识董毓华同志是在1935年秋季，当时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我是清华大学学生。我们在什么地方、经过谁介绍而初次相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华北和全中国危急存亡的关头。北平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都在探求抗日救亡的道路。董毓华同志和我，当时都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慨，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寄以极大的希望，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限向往，都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无限同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志的友谊。从初次认识起，到1939年夏季他逝世之时止，虽然我们没有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其间曾有过多次见面和谈话。我们谈的几乎都是对形势的分析和抗日救亡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涉及个人私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四年相识期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产生过原则分歧，在私人关系上也很融洽。可以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1935年11月初，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曾和董毓华同志谈过他的入党问题。这时他才告诉我他在1925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在湖北参加过革命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他在湖北呆不住了，来到北平，失去了组织关系。据我回忆，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接上了。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大学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积极参加了当时北平学联的筹建工作和北平学联分配的许多工作。他对工作，从来是以高度的热情积极认真去做的。虽然他的身体不大好，有肺结核病，但他总是夜以继日地顽强奋斗，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一二·九”游行那天作为新华门前的学生请愿代表和在南下宣传中作为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过去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他在处理问题上，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象我这样比他年青的同志，深感到他比我成熟，经常注意向他学习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
在“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一位在青年学生中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凡是我接触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他有一次对东北流亡同学的讲话，讲得使全场痛哭起来，群情激昂慷慨，使我有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有正确的内容，通俗的语言，透彻的分析能力，清晰的口齿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十分丰富的革命热情，因此使他能抓住听众的心，产生高度的感染力，使他自己的感情同听众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在“一二·九”运动中，在南下宣传中，董毓华同志曾在群众大会上做过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二·九”示威游行以后不久，北平学联派董毓华同志到天津，与天津几个大学的学生会联系，把北平的情况向他们通报，并号召天津学生与北平学生并肩战斗。董毓华同志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天津的“一二·一八”示威游行，开始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固然主要是由于天津同志们的努力奋斗和天津广大学生群众的革命觉悟，但它同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革命浪潮的冲击是分不开的，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范围扩展的第一炮。在组织和促进天津“一二·一八”示威游行上和组成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方面，董毓华同志是有功绩的。
“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以迅猛之势向全国扩展，首先在学生方面，并逐步波及工、农、商、学、兵各界，波及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特别当1936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担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兼北方局书记以后，传达了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宣传了党中央确定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逐步肃清了以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华北党内的影响，派了一批干部到华中、华南地区协助开展工作，因而巩固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白区工作的新局面。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白区党的工作，始终以一日千里之势，不断向广度与深度前进。
正是在这个时期，董毓华同志和我，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而暂时分开了。我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从北平调到天津工作，由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董毓华同志则继续从事公开工作，在群众运动中担任公开职务。从1936年春季到1937年夏季平津被日寇占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讯联系，因此我对他这一段的具体情况不大了解。有时也从其他同志那里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也只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限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纪律，也未能详细询问。我只大概知道，他的工作范围，逐步从学生运动扩大为联络工商界、知识界的上层统一战线活动，由平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成为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之一，由学生界的领导人物逐步成为平津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先后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和天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在这一年中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下，他曾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风尘仆仆地从事活动，还到过不少其他地方。听同志们讲，他的革命热情、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还是同过去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相同，身体比那时还要差一些。在当时的上层知识界人士中，有不少人，如刘清扬、罗隆基等，对于这位热情亲切的共产党人，都有好的评语。在刘少奇同志来到北方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把“一二·九”运动开始的抗日救亡高潮迅速地推向全国，团结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董毓华同志是这场斗争的坚决执行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我在与董毓华同志分别了一年之后，在1937年8月，又在天津见到了他。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北平、天津已经沦陷，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平已经无法活动，暂时转移到天津租界，商讨抗战开始以后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这时，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都已离开天津，留在天津坚持白区工作的，有以马辉之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我当时做天津市委书记，我去看望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志们的目的，是去了解一下他们由北平转移到天津以后，有那些方面需要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协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董毓华同志是党组书记。这一次，由于商讨的都是有关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大政方针问题，没有时间同董毓华同志就一年来彼此情况深入交谈。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将工作人员适当分散，杨秀峰同志到华北解放区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留下一部分同志在敌占区工作，以天津为中心，党的工作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留下的同志中，有董毓华、李楚离、张致祥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我那时还在天津市委工作，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他们的活动情况时有所闻。过了不久，我调到河北省委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便和他们直接联系了。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设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主要是领导河北敌占区的工作，其中包括北平、天津、唐山的工作，冀东特委的工作和北宁铁路的工作。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如冀中、冀南、冀鲁边、冀西等，由于八路军的挺进，已经建立了解放区或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区党委，直接归中央和北方局领导，只与河北省委发生一些横的关系。河北省委在可能范围内也给他们一些帮助，如派遣一些工人和学生去参加游击战争，帮助采购或募捐一部分药品，供给一些敌人的政治军事情报等，但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当时大城市地下党工作的薄弱，这些帮助是很微薄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河北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尚未开展游击战争的冀东地区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平、津、唐和北宁铁路沿线等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积蓄力量、隐蔽精干，以待时机。
1937年下半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天津敌后的国民党组织，也开始在招兵买马，收编敌后地方民团武装和土匪武装，给以委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华北各界教国联合会的工作，有以下两点重要的转变。一是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动和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为主；一是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吸收了地方上主要的国民党人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推选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王若僖担任。共产党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中成立了党组，党组书记是李楚离同志，党组成员是董毓华同志和朱其文同志。从此，董毓华同志开始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
经过了几个月紧张、艰苦的准备，其中包括了1938年春季在天津秘密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军事会议，伟大的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终于在1938年7月爆发了。这是一次振奋全国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在抗日战争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促成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对冀东的挺进。起义的主体是在数百名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开滦煤矿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的一些国民党员、知识界和地方民团武装力量也广泛地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壮举。董毓华同志在这次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起义开始以前，就多次到冀东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和领导工作。在起义开始以后，他又担任了起义部队的领导工作，做了冀东抗日联军的政治委员。在部分起义部队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转移的过程中，他指挥了这个部队的转移。在起义部队到达平西根据地以后，他就任了这个部队的司令员，主持了这支部队的训练、教育和改编工作，并在冀热辽挺进军的领导下，与白乙化同志率领的抗日先锋队合并，组成华北抗日联军，由董毓华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员。在冀东起义以后，董毓华同志参加了和指挥了不少战斗，虽然还不能说他已经成为一个很熟练的军事指挥员，但他确实全心全意地以全部精力和无限的革命热情从事他的工作，赢得了部队对他的信任，赢得了党和上级对他的信任。就在这个时候，在1939年夏季，董毓华同志因积劳成疾逝世，这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时我住的地方离他住的医院有十几里路，我赶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并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我和董毓华同志相识只有四年，而且这四年之中，有一年没有见过面。其他三年，我们的见面也多半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或戎马倥偬的环境中，没有机会在一起多交谈。但在这短短几年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在这四年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工作段落：一段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一段是职业革命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工作者；一段是投身于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这三段工作中，每一段时间都不长，但都能出色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工作任务。这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愉快地接受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同他相识四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骄矜自满的话，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的话。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但他从来不吹嘘自己。他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于艰苦的工作任务，他乐于接受并积极努力去完成。由于董毓华同志从“一二·九”运动以来直到他逝世前工作变动很频繁，又到过许多地方，许多同志同他相识，但很少同志和他在一起较长期地工作过，因此也很少有同志比较清楚地了解他的全面情况。我愿以这篇短文，概述我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把他介绍给一切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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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除“不先进，不落后，夹在群众中间走”的思想
银川橡胶厂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新华社银川12月11日电 （记者赵传明、郑宣）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橡胶厂的共产党员经过整党，自觉破除“不先进，不落后，夹在群众中间走”的思想，更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银川橡胶厂共有党员三百多人，占职工总数的七分之一。1983年初，这个厂作为全国首批整党试点单位进行整党。厂党委为了摸清党员的情况，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反映，有一部分党员没能起到党员的作用，不少人存在一种“不先进，不落后，夹在群众中间走”的思想。
群众的反映教育了党员，触动了党委。过去，党委总认为厂里党风一直比较好，党员也还是说得过去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于是，厂党委首先组织党员反复学习党章，使每一个党员都明确党的纲领、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并展开应该怎样做一个党员的讨论。许多党员都感到“夹在群众中间走”的思想，是与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不相容的。他们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决心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思想认识提高了，全厂90％以上的党员很快便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三车间成型组青年党员杨正义过去只知埋头苦干，不注意做联系群众的工作。整党后，他积极带动全组同志刻苦钻研技术，保证产品质量，还协助组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全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个人收益也日渐增多。现在不少人愿意来干这个又苦又累的工种，都说跟着杨正义干没错。今年以来，杨正义相继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化学工业劳动模范。职工们为他披红戴花，说他受之无愧。
今年以来，橡胶厂因原材料、能源价格的调整，直接影响经济效益达四百八十多万元。在这新的考验面前，全厂党员更加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从生产技术上挖掘潜力。厂技术科的党员们把带头搞新产品设计、新工艺新配方的采用，做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实际行动，全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很快设计出七种新产品投入生产，其中三种获自治区优质产品称号，为工厂开拓了市场，增加了收益。这个科仅新工艺新配方的采用，就为工厂增加收益一百万元以上。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1983年下半年以来，工厂先后有二百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四十一人已被吸收为共产党员。还有不少群众主动找党员谈心，希望从思想上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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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陵县委抓党风为什么敢于碰硬？
县委“一班人”自身过得硬
据新华社合肥12月12日电 （记者蒋志敏）过去各种不正之风盛行的安徽省南陵县，如今全县党风明显好转。谈起这个变化，许多干部、群众认为，这是县委一班人敢于碰硬，自身也过得硬的结果。
前几年，南陵县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不断发生，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去年3月，经过调整后的县委一班人一上任，就决心狠煞歪风，打开全县端正党风的新局面。
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刘根生去年底串通有关单位伪造销售帐据，向上虚报小窑煤销售量，骗取了省小窑煤补贴款十四万八千多元，以虚盈掩盖实亏。他从这笔虚报款中滥发奖金二万一千多元，奖金数额超过了这个公司职工人均八个月的工资额。县委从群众来信中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派人调查。这时，有些人提出：“查了这个案子，就断掉了县里的一笔财路，何必把池塘里的鱼往河里甩！”县委明确表态：党性原则不能丢。县委坚持查清了这个案子，撤销了刘根生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同时建议县政府撤销他的行政职务。
县粮食局一位老干部今年初在搬进新住房前，违反原来所住公房应交还本单位的规定，私下答应把房子让给他人居住，并且把这幢公房的院墙和院内空地折价卖给这家住户，非法得款一千九百多元。县纪委在调查此案时，有些人出面为这个老干部说情，但县委领导坚决支持县纪委进行调查。问题查清后，县委责令那位老干部退出了非法所得的钱，把原住公房交本单位安排，同时给予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多来，县委先后严肃查处了十五起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案件，很快煞住了党内的不正之风。
南陵县委抓党风之所以敢于碰硬，正是由于自身过得硬。南陵县近几年财政收入逐年增多，但县委和县政府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舍不得花钱盖办公楼、买小汽车。他们至今还是在五十年代盖的办公楼里办公；用的车是旧吉普车。县委八名常委处处以身作则。一年多来，县委一班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办理由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工作中搞违反政策的事，没有一个人利用职权安排子女升学和工作，没有一个人动用公款建私房或多占住房，没有一个人挪用和拖欠公款，也没有一个人的配偶或子女经商办企业。有的党员说：“县委领导为我们作出这么好的样子，我们咋好意思再搞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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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在京结束
河南省积极开展普及法律常识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记者何平）出席民法通则（草案）座谈会的法律专家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讨论这一法律草案时认为，民法通则（草案）对当前我国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主要的民事问题作了法律规定，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鉴于现在的民法通则（草案）比过去的征求意见稿有很大进步，大家建议尽快地补充修改，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期间，大家认真讨论了民法通则（草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积极、可行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彭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在会上指出，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对草案的修改很有帮助，一定要充分采纳各种好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把民法通则（草案）修改得更加完善。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认为，把各种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别以专章集中地加以规定，很有必要。但是，有关民事权利的内容，有些写得过于简单，希望予以补充。条文多一些没关系，这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有好处。
大家对法人一章比较满意。许多同志认为，条款中关于法人如果有违法行为，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应当依法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的规定很有必要。有的同志建议，企业法人不仅应包括全民、集体的企业，也应包括全民、集体联营的企业。
许多同志认为，草案中关于个体户、农村承包专业户和合伙的规定，反映了我国经济法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也有的同志认为，现实情况还在不断发展中，这方面可暂不作规定。
从12月4日开始举行的这次座谈会是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程英帆、本报记者毛磊报道：普及法律常识工作目前正在拥有七千多万人口的中州大地上普遍展开。继河南省省会厅局级干部普及法律常识学习班开学之后，12月6日又召开了省会新闻界法制宣传座谈会。省委书记杨析综说：我们要把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努力做到形式多样，扎实持久。
一年多来，河南省已有六个地区、八个市、一百多个县（区）建立了普及法律常识领导机构，各地、市、县普遍制订了规划，征订和编写了大量的法律知识通俗教材和辅导材料，组织了各类试点五百三十三个。目前，十一万七千多名法制报告员和宣传员活跃在全省城乡，他们为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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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哈努克设晚宴为宋双乔森潘饯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晚在北京住所举行宴会，为即将回国的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饯行。
西哈努克说，我们都热爱我们的祖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解放祖国而斗争。我们之间是互相团结和支持的。西哈努克请宋双、乔森潘回国后向抵抗战士们问好，并祝他们在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在谈到民柬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时，西哈努克说，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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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要让心里踏实
治非
河南焦作市卫生材料厂主管生活的副厂长郭道忠，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半窑洞式的老房子里，四个儿女均已长大。厂领导打算分配给他一套新房，他说：“我是党员，现在群众住房还困难，我先住新房，心里不踏实！”因为他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群众先住新房，自己心里才踏实。
可是，现在少数党员干部却没有这种思想境界。他们汲汲于以权谋私，戚戚于获利不多。群众生活得怎样，他们是无所谓的，只要自己捞到实利，心里就踏实；自己没有捞到更多的实利，心里就不踏实。如此当“官”，只为己，不为民，哪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
心里是踏实还是不踏实，究竟以自己是否获利为转移，还是以群众是否获利为转移，这是对一个党员干部有没有党性、有没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严格的检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应成为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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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身正才能正人
——记邢台市供销社领导班子的事迹
今年初，河北省邢台市供销社盖起十套新住宅，机关好几年没有过这么多新房子了，立即有二十四家缺房户满怀希望地提出了申请。供销社党委书记、主任刁增堂一家五口，老岳母下肢残疾，行动不便，两个成年的女儿，多年来一直挤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旧房里。分房领导小组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给刁增堂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新房。刁增堂知道后，几次向分房小组成员表示坚决不要那套房子。最后，这套房子一分为二，搬入两户住房困难的普通干部。
这件事，在邢台市供销社传为美谈。有人问刁增堂是怎么想的，刁增堂说：“我能过得去就行，职工住得宽敞，我心情舒畅。共产党人要硬气，自身硬才能领导别人。”
邢台市供销社领导手中有权，基层有物，要为自己谋点私利，易如反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一家建筑公司承建邢台市的冷库，供销社几位领导参加了施工领导小组，给他们出谋献策，联系接待。冷库竣工后，建筑公司给每个领导送一百元奖金作酬谢。供销社领导把钱交到了供销社财务科。
自身正才能正人。邢台市供销社领导由于自身正，才能在种种歪风邪气、违法乱纪行为面前，坚持原则，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胡家营供销社有些人，借承包门市部机会，私立信用社帐户，超支贷款为自己捞钱；有些人私自挪用公款，送人“好处费”。结果，这个基层供销社资金周转不灵，连年亏损。今年，供销社领导组织人员内查外调，弄清事实真相，开除了两个人的公职。这两个人找了几位干部前来说情，供销社领导把他们的材料摆在说情人面前，说情者无言以对。
有一家商店糕点组，滥提物价，私分公款四百余元、粮票一千斤；另一商店食品组，短缺货款七百余元。副食品公司在供销社领导支持下，分别对有关人员作了严肃处理。一些人四处托人到供销社说情，供销社领导明确表态说：副食品公司的做法对，我们支持。
邢台市供销社领导这样做，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赖和支持，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准，使这个供销社连续两年成为河北省市级供销社中唯一利润翻番的单位。
董纪新 赵晨亮 童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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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依林会见孟加拉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商业部长卡齐·扎法尔率领的孟加拉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宾主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姚依林说，中国、孟加拉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一步探讨扩大经济合作和贸易的新途径、新方式，使南南合作取得更大的成果。扎法尔说，孟加拉国愿意同中国加强各个经济领域的合作，使之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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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丹加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共和国独立日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奥丹加今天中午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共和国独立二十二周年。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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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代理县长徐国学（哈尼族），深入高寒山区，帮助胜村区爱春乡的十一户哈尼族农民办起草果苗圃场。这是徐国学（右二）和哈尼族农民在观看草果苗的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