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历尽坎坷志愈坚
——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孙膺杰
吉林《党员之友》记者 王时阳 本报记者 熊永年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孙膺杰,在遭受二十多年磨难之后,更加朝气蓬勃。他日夜辛劳,为宣传法制和加强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工作者。去年,省委、省政府授予他“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称号;今年3月,省委又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孙膺杰“反革命”冤案和错划“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回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任审判员,他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吃尽了国家法制遭破坏苦头的司法战士,多么渴望为法制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啊!
他重新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细心整理保存多年的中外法学书籍,又用补发的工资购置了大批法学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1979年,孙膺杰参加编写省法院办的院长和律师培训班的教材。为了赶时间,老孙和他的合作者搬到办公室住,饿了,吃点干粮;深夜困了,睡在桌上。仅二十天就完成了《法院组织法讲话》和《律师基本知识》两书的初稿。经修改后,这两本书在第二年公开出版发行。
一位老同志劝孙膺杰:“要接受1958年的教训,不要再写书了!”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是他写了本书。老孙淡淡一笑:“我坚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后不会再折腾了。二十多年来,我不能写书,现在条件好了,我要多写些好书奉献给法制建设!”
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省电台和省报社把群众提出的许多问题转给了老孙。他感到有必要作系统宣传,就与人合作编写《学习新婚姻法广播讲座》,在省电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个女干部来信说:她听了这讲座,看到了光明,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把准备自杀用的敌敌畏处理了。
1981年春节刚过,孙膺杰被聘到北京编写全国司法干训统编教材,同时参加中央政法干校法律师资培训班的学习。他白天听课,晚上和假期写书,先后完成了《婚姻法讲义》和《律师制度讲义》两书所分担的撰写任务。
这年的盛夏,老孙住在某部队招待所。窗下是通往颐和园的公路,车流如潮,噪声震耳欲聋,不得不将窗户紧闭。小屋里热得象蒸笼,呆一会就大汗淋漓。老孙光着膀子,头上和脖子上搭着湿毛巾,双脚泡在凉水盆里,坚持写作。
妻子李淑贤到北京治病,老孙没有功夫陪她,让她自己去找医院。有一次,他破例陪妻子去王府井,中途换车时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的时间实在太紧了。”
1984年春节,老孙的男孩刚从南方回来探亲,大女儿过了节就要去外地工作。妻子希望老孙好好休息几天,全家人聚在一起谈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可是老孙把这几天假期全用来修改《实用刑法教程》,一天也没有休息。
五年来,孙膺杰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撰写和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十一部法学书,共计二百四十八万字。另外,他还为人审阅修改了不少法学著作和译作。他写的书观点明确,联系实际,通俗实用,深受读者欢迎,上千封赞誉信寄到了他的案头。

1953年,东北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孙膺杰,怀着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献身的志愿,来到吉林省人民法院,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器重。
党的八大闭幕后,孙膺杰主编了《法律知识问答》一书。他在书中鲜明地阐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各级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1957年,他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提出了党政之间、政企之间应有所分工的意见。这本书和这次发言给他带来了灾难,他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孙膺杰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时,他的第一个小孩尚未满月。妻子的泪水淌在吃奶孩子的小脸上,他的心碎了。更令他伤心的是,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立志奋斗终身的司法战线。
可他并没有消沉。他想,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不能与母亲疏远,仍要以赤子之心对待党!
在他默默无闻地为人民辛勤工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一次“天天读”的会上,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递给孙膺杰一张小报让他念,他匆匆看了几行,忍不住怒火中烧,把小报一扔,说:“这个材料我念不出口。江青根本不是什么‘旗手’,她是……定时炸弹!”在场的人全惊呆了。“摘帽右派”孙膺杰好大胆子,竟敢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什么?你再说一遍!”
孙膺杰一字一顿地高声复述了一遍。
话音未落,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衣领。他被关进了牛棚。从此,被批斗便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他那被当作“牛鬼蛇神家属”赶出大城市的妻子,也被押到批斗大会上备受凌辱。
1970年末,县里开大会宣布,把孙膺杰定为“现行反革命”,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送农村管制劳动。
沉重的政治压力和艰苦的劳动,并没有把孙膺杰压倒,他相信乌云总有一天会过去。他不仅自己认真干活,见到身旁的人不顾质量,还帮着把活干好,或把人叫回来返工;看到牛吃麦苗,马啃树皮,他把牛马赶走。他那积极劳动、热爱集体和正直无私的品格,感动了当地群众。人们说:“老孙不象反革命,倒象我们自己人。”生产队、大队、公社先后四次向县里报请给他摘帽。
1975年生产队会计小杨,被指定为“批邓”辅导员。到县里受训回来,他把“三株大毒草”偷偷拿给老孙看,问怎么批。老孙看后对小杨说:“这是三件救国的法宝,邓小平不能批!”

孙膺杰说话、办事、走路、骑车都急如星火。要办的事太多,除了写书,还有许多别的工作,他心里急啊!他担任省电台和吉林法制报的法学顾问,常为他们写稿,回答群众的问题。他为电台编写《学习新宪法广播讲座》。他承担了法制报宪法知识问答专栏的大部分撰稿任务,同时还要为其他报刊撰写文章。
他经常到一些基层单位做报告宣传法制,应邀为一些大专院校、党校、干校讲法学课。
他主管法规研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开会讨论立法草案和制订地方法规,几乎每次都指名要他参加。
他负责培养国家急需的法律专业人才,协助院长管理省法院创办的法律专修班,为克服困难坚持办学和提高教学质量做了大量工作。专修班已毕业的四百名学员,深受省内外政法部门欢迎。不久前,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吉林分校成立,老孙任专职副校长,他的担子更重了。
他深感前半生有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被耽误了,决心争分夺秒地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在他的日历上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他家案头上的那盏灯,每天深夜都亮着。省直机关为中年知识分子体检,老孙的体检表上写着:心律不齐。法院机关党委书记找老孙谈话:“党委决定,非特殊情况,不许你夜十二点以后睡觉!”老孙恳切地说:“对组织的关怀,我衷心感谢!但这许多工作摆在面前,不快干,党的事业要受损失啊!”
妻子望着老孙越来越消瘦的面颊,心里焦急,含着泪水劝他注意身体,晚上早点休息。一个冬天的晚上,妻子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一点,老孙的灯还亮着。李淑贤喊了声:“快睡吧!不早了。”没有反应。到了两点多,她跳下床把灯关了。过一会,老孙起身把电门拉开,李淑贤又下床关灯。看着妻子冻得发抖的身子,老孙心软了。他放下笔,躺到床上。等妻子睡着了,才悄悄溜下床,点燃蜡烛,继续工作。
老孙为什么要如此奋力拚搏?图的是什么?他说:“健全法制,国家长治久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他从自己的坎坷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没有法制,社会安定就没有保障,人民就不能踏下心来搞建设。
他不是为了追求私利。他到外面讲法制课,一不要车接车送,二不要吃喝招待,三不要讲课费。他说:“我是法院干部,宣传法制是我的义务。”别人请他审书稿,他再忙也不推脱。但出书时要他署名,他总不肯。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慕名前来聘请他去工作,许以优惠待遇,他都一一谢绝。
老孙今年五十六岁,他感到报效国家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常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诗句自勉。他计划还要编写四部各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书,与人合作完成六项法学科研项目,再为国家培养三千名法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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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群众意见深入调查研究
运城市委在整党中认真改进作风
本报讯 中共山西运城市委领导干部,在整党中认真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农民劳动致富的经验,开展“富帮穷”、“党员带群众”活动,帮助农民共同致富。
运城市委在整党过程中敞开言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有的农民提出,现在农村少数人是富起来了,但绝大多数农民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何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要求市委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市委书记李东喜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二十三个乡(镇)的村干部和农民,发现市委过去只注意抓致富典型,而对许多贫困户的脱贫问题注意不够。这些农民由于缺资金、无技术,很难致富,但对那些小型多样的经营却很感兴趣。冯村乡农民陈红望种蘑菇,一个月可收入二百五十元,同村的七户农民拜他为师,照他的样子种蘑菇,很快富裕了。李东喜回到市委,立即召开会议,发动机关干部下乡搞调查,很快总结出数百例投资少、见效快、容易学的小型致富典型,印刷成册送到农民手里,给他们提供致富的办法。
接着,运城市委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就是服务”的方针,并在全市抽调三百余名干部进驻农村基层蹲点,分片包干,帮助典型户和一般户结成对子,开展“富帮穷”、“党员带群众”的活动。同时,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推广科学致富的经验。这些帮贫致富的做法,受到农民的欢迎。
(卢志峰 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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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齿轮总厂党委重视发展先进青年入党
重庆钢铁四厂加强对青年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本报讯 记者翟启运报道:北京齿轮总厂党委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重视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党员。今年1至8月,全厂共发展党员七十七人,其中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就有四十七人。
这个厂共有职工四千余人,其中青年职工占61%。他们绝大多数在生产第一线,是生产的骨干。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有人总认为青年人不“老练”,不“全面”,因而不放心,致使发展先进青年入党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从1979年到1984年的六年中,全厂没有一名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入党。
北京齿轮总厂党委于今年初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摆脱“左”的思想影响,纠正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倾向,做好发展先进青年入党的工作。
党委书记马永山多次到各支部,了解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并结合当前实际给团员、青年和积极分子上党课。各党支部还建立了发展工作档案,对重点培养对象指定了党员联系人。党员们广泛开展同周围青年交知心朋友的活动,同青年人交心谈心,并在工作中做出表率。
厂团委积极协助党组织做好培养和推荐先进青年入党的工作。他们在全厂团员、青年中开展了“热爱党,加入党,献身党”和“向身旁共产党员学习”的活动,教育团员、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
本报讯 四川省重庆钢铁四厂重视培养教育青年,为青年成才搭桥铺路。全厂人才大批涌现,经济效益逐年提高,成为四川有名的先进企业。
这个厂的青年工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0%以上。厂党委采用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技术培训。厂内办起了职工大学和各种短期的管理、技术培训班,同时送青年参加省内外各种大、中专学校学习。几年来,这个厂先后有二十多人考上高等院校,五人考上研究生。
近几年,重钢四厂党委大胆提拔任用了一批热心四化建设和改革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这些同志走上厂一级领导岗位后,扎实工作,成绩显著,一些人还被输送到省、市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重钢四厂的十个厂一级领导干部中,大专以上文化的有七人,除党委书记五十多岁外,其余全部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干部,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十五岁。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高中以上文化和有职称的占83.7%,有大专文化的四十五人,占43.6%,年龄最小的只有二十四岁。
(董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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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共产主义忠诚战士
黄霖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首都群众三百多人今天下午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黄霖同志的遗体告别。
黄霖是10月13日在北京病逝的,终年八十一岁。他生前曾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胡耀邦、彭真、乔石、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震、宋任穷、宋时轮、王鹤寿、康克清等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江西省和四川新都县的党政领导机关等,送了花圈。
参加告别仪式的宋任穷、王首道、宋时轮、康克清等领导同志和黄霖同志的生前友好等向黄霖同志的遗体鞠躬致哀,并向黄霖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
黄霖同志是四川省新都县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1926年底投奔北伐军,1927年到贺龙同志部队任第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初他返回四川后,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新都城区区委书记。1930年至1933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机智勇敢地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黄霖同志曾两次被俘、四次被捕,历尽艰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七·七”事变后,经我党营救,黄霖同志于1937年8月出狱,10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处处长、马列主义学院研究室支部书记、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1945年10月,黄霖同志随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长春市东荣区区委书记、桦南工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桦甸县委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5月,他被派到江西工作,任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和南昌警备司令部政委。1952年12月以后,他任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附图片)
黄霖同志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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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法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校长诺拉率领的法国国立行政学校领导成员代表团。
这所学校是由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于1945年创办的,主要培养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高级文官,在法国政界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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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会见瑞典诺贝尔基金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主席伯格斯托姆教授率领的瑞典诺贝尔基金会代表团。会见时,宾主表示希望通过代表团的这次来访,进一步加强中瑞两国在科学方面的联系和交流。伯格斯托姆向周谷城赠送了一本介绍诺贝尔生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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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美国律师协会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菲利普斯率领的美国国际人民交流协会证券和公司法律代表团。会见后,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设宴欢迎美国客人。张劲夫等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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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李仁同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钱李仁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以中央书记布·托尔逊为团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并相互介绍了两国的情况和两党当前的工作。晚上,钱李仁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托尔逊一行。
代表团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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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延安地区财贸部长阎万选(右二),自1983年9月离休以来,在宝塔山、凤凰山上义务植树三万多株。在他的带动下,李存秀(右一)、贺永烈(右四)和李志堂(右三)三位离、退休干部也从今年开始上山植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植树八万株,育苗十万株。
 新华社记者 陈思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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