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发展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的主要环节
王积业
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单纯追求速度转变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即从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这是顺利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从产品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一个内在的要求。这一历史任务已提出几年了，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为了实现这一转变，还需要继续付出极大的努力，并经历相当一段时间。本文拟就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抓好的几个主要环节谈些初步意见。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这里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既不同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情况下的大调整，也不同于由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大变动。由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而进行的调整是被迫进行的，目的是用比较短的时间（通常是三年左右）使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恢复协调，把经济稳定下来。新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结构大变动，是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必然要求，是人们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而进行的调整。在这两种情况下，宏观的重大比例关系都会有较大的变动，但对亚宏观比例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影响。而为着提高经济效益所进行的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是在宏观比例大体平衡条件下，人们自觉地调整亚宏观比例，诸如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等，目的是使生产结构适应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这种调整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呈现渐进的趋势。一方面，在社会总需求显著地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情况下，生产结构调整的步伐很难跟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即使社会总需求同社会总供给保持大体的平衡，根据消费需求的增长及其结构的变化，生产结构能调整到什么程度，对消费需求结构能适应到什么程度，又取决于投资结构的调整。近几年，我国国民收入虽然有较大的增长，但仅靠它的增长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是有困难的。因为新增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增加消费，用于投资的部分比较少，即使把它集中地使用于我们想加强的产业部门，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起不了很大作用，何况这部分资金又很难集中起来。另一条出路是对原有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行的，但由于涉及部门、地方和企业的既得利益，在实践上困难重重，预算内投资是这样，预算外的投资更是这样。目前，预算外投资已经相当庞大，资金使用又比较分散，需要通过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办法克服各种阻力与困难，对它进行引导和控制，使这笔资金的使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宏观效果。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还要考虑正确选择带头产业。否则，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总是处于跟着消费需求后面跑的被动状态。选准并大力发展带头产业，才能把其它产业部门带动起来。现在产业部门繁多，它们的活动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如果哪里紧张就往哪里投资，合理的产业结构就很难形成，宏观经济效益自然不会好。
能否说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部门就是带头产业呢？不能。我们所说的重点建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部门，是为整个产业包括带头产业的协调发展服务的。只有明确带头产业部门，才能对其他产业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才能使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同产业结构的合理部署衔接起来。
能否说消费需求急剧增长，发展日用消费品工业是当务之急，它应该成为带头产业部门呢？也不能。日用消费品工业是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物质基础，当前的消费需求对它有强大的推动力，不言而喻，应该有较快的发展。不过，消费需求只是推动日用消费品工业发展的外在因素，它能不能迅速发展起来，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设备水平和原材料的供给，从而取决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
从宏观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哪些部门适宜于作为带头的产业部门呢？我认为，带头产业部门起码要具备两条：一是能带动整个产业逐步走向高级化；二是能出口创汇。带头产业的成长需要有个过程。我国的机电工业门类繁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发展速度快但产品质量不够高，在外贸出口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眼下难以成为带头产业部门。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加工产品为主、从粗加工产品向精加工产品的转化，加上技术改造进程的加快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机电工业中的某些行业如电子工业等，就很有可能成为带头的产业部门。民用建筑业也能带动相当一部分产业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但不能出口创汇。总之，从长远看，要结合带头产业的选择，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产业规划和政策，有步骤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高级化。
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益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来看，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离不开改革，特别是冲破调整中的阻力和困难更要靠改革。搞好改革，不仅会提高近期经济效益，减少乃至消灭生产和经营中的种种浪费，而且会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奠定牢固的基础。改革所迸发出的活力，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源泉，是赢得最佳效益的根本保证。为了发挥改革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推动作用，必须给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搞好改革。
当前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消化已经确定的改革措施，搞好改革措施的配套和完善，特别是搞好宏观间接控制方面的配套和完善。所谓消化已经确定下来的改革措施，一是指对改革措施要有全面和正确的理解。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还要有好的效益，特别要有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果以为改革就是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顾经济效益，那就不对了。改革的初期，人们比较重视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现在应该强调它对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影响。二是指改革措施要形成一套权责利相结合的制度。只有权责利结合起来，改革措施才算落到实处。已有的改革措施如何使权责利正确结合起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进一步的改革更要在权责利正确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前进。三是指我们干部要按照改革的要求学会经营管理。如果这项工作跟不上，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奏效，甚至会滥用下放的权力，败坏改革的声誉。凡此种种，说明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有个消化的过程。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改革的停步，相反，改革还要深化。改革的深化，从微观经济活动来说，一方面要求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素质，以利于改进技术设备，运用先进的测试手段，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切实转到现代化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要求形成一套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新的调节机制，根据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和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增强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使企业的短期行为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协调起来。而建立这样一套新的微观经济调节机制，又要求在宏观控制和调节方面做较大的改革，从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转向间接控制为主，逐步形成新的宏观控制体系。为了搞好宏观控制体系和微观调节机制的衔接，十分重要的是要发挥金融的调节作用，大力提高资金利用效果。为此，要把金融改革抓紧抓好。
大力加快技术进步
经济发展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的另一关键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进化或渐变的方式，使生产资料得到局部的改良，提高其性能和效率；二是通过革命或质变的方式，使原有生产资料发生本质的变化，出现新的生产资料。两种方式的技术进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推进，重点建设工程的展开，引进先进技术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都迫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技术进步，使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
眼下，我们还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全面发展新技术，只能有重点地加以发展。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产业的主体，任何忽视传统产业的看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但是传统产业需要在改造中发展、提高，新兴技术必须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所以，技术进步还要立足现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只要这项工作能抓出成效，就会使宏观经济效益有显著的提高，并为发展新兴技术和改造其他企业提供资金。立足现有传统技术的改造，有重点地发展新兴技术，必须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和管理制度，以增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探索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并为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具体讲，主要是进行技术改造和探索新技术的资金来源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用于发展新技术的资金，主要从生产发展基金中提取。随着有重点地提高一些行业的折旧率，折旧基金将更多地由企业使用。但只靠上述两条渠道积累技术改造和探索新技术的资金，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国家在宏观计划安排上，要提高技术改造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并制定过硬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有效地加以使用。建国以来，我国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并不算少，如果使用得当，真正用于技术改造，我国的技术绝非目前的状况。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应该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挪作他用，搞了新建项目，而新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又不够理想，未能反过来为原有技术的改造提供资金，致使大部分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的境地。这一条历史教训，应该认真汲取，切不可再拿技术改造资金去搞新建项目。
以上我们粗略地勾画了经济发展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的主要环节。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较长时间，而起始步骤是改善现有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从现实条件出发，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消耗和改善资金利用效果，是近期经济发展转向效益型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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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对理论工作的一点看法
潘维明同志今年7月在华东师大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前的现实对理论研究、理论宣传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说长期以来的理论工作是解释定理，解释方针政策，然后从这里出发对人民群众进行灌输，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转变，转变为四个字：研究、建设。当前理论工作有两个任务：一是科学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地解释三十五年来发生的一切；另一是为当前的现实和将来发展作研究，为当前改革和四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政策性的研究和选择。这样，以前那种注解、解释、说明的方法就不够了。现在，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对新问题新情况进行研究。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说法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适用的话，那么对当前的理论研究、宣传工作也应该说是适用的。但这种状况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说明改革缺乏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理论研究中也是这样，许多东西还没有科学结论。在当前情况下，就请大家多关心这些现实，把现实和基本原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们曾经提出宣传的改革和改革的宣传，后者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改革进行宣传。宣传工作的改革，最基本的是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这有两个层次，包括社会科学应用门类的研究和基本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里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政治思想工作也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也好，主要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实质上就是改造人的政治态度。这在政权初建时期是有必要的，就是造成人民大众来拥护新政权，巩固新政权的地位。现在，应该强调面对现实的建设和研究。在建设四化的同时，必须建设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建设民族的新文化。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部门应该提供或创造某种气氛，让大家进行理论、学术上的研究。现在，要鼓励大家研究，各种问题都可以研究，研究应该是没有禁区的。要形成这样的风气。作为领导者来讲，可以在研究的不同意见中选择最佳方案，并提供进一步支持。这种研究对改革和四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都是需要的。反过来，应用研究必然促进学科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报》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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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新探索
——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何新
新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较为难写的。这不仅由于材料的浩瀚，而且由于许多材料的熟知性，更由于围绕着这种熟知的材料已有过那样多基本雷同的议论，使得初入这个领域的人甚至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已被前人探索穷尽的领域，后来者将很难在此找到别开生面的待开拓空间了。
但是，继《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之后，李泽厚又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这部新著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领域中独辟蹊径的一条新的探索轨迹。
这本书中可注意的东西很多，这里只简要提出两点。第一点是撰写本书的主旨。李泽厚在后记中说：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流行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破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文化。另一种意见希望在打破中有所保存和继承。李泽厚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针对这些意见而作出的回答。他着眼的既不是繁琐的材料考据，也不是为了论证某种先验的理论框架而剪裁和评定历史。他的目的是要探索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试图“科学地把握和描述这一现象”，以解答中国文明这个独特的历史之谜——一个“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何以能如此长久地生存延续到今日。
在本书的写法上，作者突破了旧式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二分法的框架。他没有去辨析孔子、孟子、老子或禅学的哲学本体是物还是心，以便据此简单地贴上一个“进步的”或“反动的”标签。相反，他所着眼的是这些思想形态所曾生存的活生生的历史空间，那种“文化场”——“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而对于这种遗产的评价，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可能常常会发生“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所以面对每一个具体人物，每一种具体的思想遗产，他都努力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态度，而力避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本书何以会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人物和问题，提出一种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见解和评价。例如，对于孟子的“存心养性集义致气”的学说，前人多以为这是唯心主义的本体论而一棍子打死。但本书则指出，在孟子的这种学说中，突出了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独立精神。它构成古代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这种理想和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现实品格”，“孟子由于强调自律，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这种精神后来发展成为古代儒学中所谓“内圣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精神遗产。
除此之外，李泽厚对庄禅哲学中“瞬间永恒”审美状态的深刻分析，对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的主体价值观所作的结构比较，其议论之新颖和对于人们思考的启发性都是较好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智慧之神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东方文明一直处在与另一种异质的文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相互作用之中。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就其意义之伟大来说，也许可以预测，终将导致一种既不同于古典传统，但也绝不同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新文明的产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由于时代的纷扰，斗争的尖锐，现实任务的紧迫，使中华民族几乎没有时间和条件沉下来反思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而现在，历史终于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氛围和条件。“认识你自己”——历史正在这样要求我们。毫无疑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这个方面迈出了重要的、引人深思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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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份额下降的趋势
周其仁
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而言，对初级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要比收入的增长速度多少低一些，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份额，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从结构动态分析，农业相对份额的下降，恐怕是从低收入水平走向中等收入水平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
1978—1983年，我国农业处于相对份额上升的状态中：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上升了6.1％，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上升了5.3％，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了9.5％。这种状态，作为对农产品长期短缺的一种补偿，在一定时期内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可以长期持续下去，那就错了。归根到底，今后要继续发展我国的农业，就要遵循农业相对份额下降的规律。
现在的一种倾向是不了解这个规律，试图在违反这个规律的前提下“保护”农业。
另一种倾向则是误解这个规律。
有人以为，农业相对份额的逐步下降，是通过农业的萎缩来实现的。这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误解。恰恰相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下降，首先意味着将有更少的劳力为更多的非农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这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农业的相对份额不可能逐步下降。因此，农业相对份额下降就是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到的农业生产率上升的表现。
历史表明，欧洲主要国家在各自的产业革命前40—60年之间，农业生产率普遍有较快的增长。这是“产业革命”前期最重要的准备条件。当代全部低收入国家的共同特征，是都不曾持续地达到欧洲主要国家在“农业革命”时曾达到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60—1972年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虽然达到了年均增长5.5％，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率远高于欧洲各国的水平，因而按人口平均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较低。
可见，落后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虽然是农业的比重过大，但阻碍改变这个特征的却是农业生产率增长太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以为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越过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这个“发展门槛”，结果多以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而吃尽苦头。因此，发展中国家尽管都是通常所说的农业国，但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仍然是它们结构变化中最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努力方向。
此外，统计和直观经验都证明，农业相对份额的下降，还意味着对农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因为非农业人口的农产品消费标准，往往要比农业人口来得高。如果社会的非农收入增长很快，或者城市化推进较快，情形似乎更是如此。因此，非农人口的增加、非农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都将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从单纯数量的增长转向讲究质量和追求多样化。在这个阶段，农业承担的功能就会日益增多，并需要重建自己的专业分工基础、经营规模基础和技术基础。
综上所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份额的下降，与农业的高生产率指向、农产品的优质化和多样化指向，应该是同步的发展趋向。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达到农业相对份额下降，才足以支持国民经济结构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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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科全书编纂概论》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金常政著的《百科全书编纂概论》，这是我国探讨百科全书编纂学问的第一部著作。
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百科全书简史，综述了人类两千多年来编纂百科全书所经历的道路；第二章现代百科全书的性质和出版，是对当前世界各国百科全书出版情况和发展前景的鸟瞰。这两章为百科全书的编纂提供了背景知识。第三章以后对百科全书编纂的总体设计、编辑流程、立条选目、审读加工、检索系统、插图装帧分别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此外，对百科全书的鉴别、评价和使用以及百科词典的编纂也各自立有专章论述。书后有四个附录：百科全书大事年表、现代世界重要百科全书简介、《不列颠百科全书》简史、苏联百科全书简史，都是有价值的资料。
（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