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
戈宝权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首先是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出身在江苏省苏北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自幼非常聪慧。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了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从此以后他就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的道路。他在上海《时报》工作时，经常到青年会去补习英语；后来他到欧美和日本各国考察新闻事业与参观访问，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四十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都做到能阅读和讲话的程度。他很早就鼓励我努力学习，记得童年时他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尽管这盒积木早就散失了，但他写的这两句话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和思想，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时，正是他鼓舞我学习俄语，使我走上了翻译和研究俄语与苏联文学的道路。
二是他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在1913年到了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了《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而且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十五年，后又在《申报》工作了三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还专心研究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的新闻事业也进行过研究，还从事宣传和推广新闻学教育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之下，后来我也走上了新闻记者和编辑的岗位，因此不少人说这是“家学渊源”。我先在《时事新报》当过编辑，1935—1937年在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的驻苏记者和《新生周刊》与《世界知识》的特约通信员，1938—1945年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之下的《新华日报》工作了八年。记得1935年初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曾同我的叔父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当时他写的通讯都用“庶联”二字代替通常用“苏联”）等通讯文学。当年十月他在国难深重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享年只有45岁。没有可能完成他生前重写《中国报学史》的遗愿和撰写《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计划。我后来虽然转到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工作，但我忘记不了他那种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信念，近一两年来我曾把他的遗著《中国报学史》和《从东北到庶联》两书重新整编出版，作为对他的纪念。
三是他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中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猎取名誉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并以助人为乐，特别是提携同行和后进。尽管这样，他当年仍不免要遭到“小报”的造谣与中伤，甚至他在《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在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其中对他的回忆仍颇多不实之处和讽刺之词。我的叔父生前对这些事从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而常一笑置之。凡同他生前共过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这些高尚品质。
我的叔父一生中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在三十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和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甚至在临死时，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讲道：“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老（钧儒）当年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成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这里，“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我的叔父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十年，但他当年讲的“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响在我们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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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的朋友
祝贺中国青年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
管桦
我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友情，也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十年动乱中，我们共过患难。因此，这不是一般的祝贺，而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深沉的如同骨肉之亲的感情来祝贺中国青年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信得过的出版社，广大作家和千万读者都信得过的出版社。它名副其实的永远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它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高度的思想性，它一直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三十多年来，出版了许多受广大青年喜爱的名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全国和世界上都是有声望的。从编辑到印刷出版，整个队伍有组织才能，有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渊博知识。建国以来，对广大青年进行了古今中外全面知识的辅导。含辛茹苦地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广大青年的亲密朋友。
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不只是向作家要稿。他们不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而且保护人才。所以他们同青年作家、中年作家、老年作家都有血肉关系。比如，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听说柳青同志有病，便跋山涉水去看望他，把他接到北京治病。在那个时代，作家都是被打倒的，编辑部为柳青找医生，联系医院，安置家属，他们守在柳青同志的身边，直到亲自料理丧事。这真是感人泪下，说作家同出版社情同骨肉，似乎还不够，因为世界上的人们并非所有的骨肉之亲都会如此，这种出版社同作家的关系，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文学史上的光荣。还有，编辑部发现人才以后，为这个为那个遭不白之冤的青年作家到处奔走，为作者平反，没有全心全意为祖国出版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出版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它给人们带来善良，它使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知识，那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已经这样做了。
从我还是个青年作家的时候，就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鼓励，成为朋友。使我最受感动的是十年动乱的后期，我走投无路，中国青年出版社把我接到他们那个破旧的大院，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们给我安排生活和写作环境，知道我心情不好，过年过节，他们不回家陪着我一同吃火锅。我的长篇如果没有阙道隆、王维玲、李裕康、许岱、洪鹏等同志的关怀、鼓励、帮助是难以写出来的，尤其是后来我又有了病。刘平和黄伊先后调到其它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也仍然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只是对我，对许多作家都是关怀、保护和支持的。通过青年出版社使我们感到党的温暖，也因此而有了非把作品写出来不可的决心，并且要写好。所以我说，没有一种有意义的事业或力量不是由于人类生命灿烂的光辉所照耀。我衷心祝愿中国青年出版社日益繁荣昌盛！为培养更多人才，为祖国的四化，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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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巴诗草
吕剑
大河的会合
昨天我站在黄河之滨，
听到了远方一条大河的涛声；
它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
原来印度河在我的心上奔腾。
今天我来到印度河滨，
听到了另外一条大河的涛声；
它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
原来是黄河在我的心上奔腾。
黄河啊黄河啊奔流了多少万年？
印度河啊印度河啊奔流了多少万年？
它们升起了人类黎明期的曙光，
敬礼这一对远古文明的摇篮！
我们的血管里涌流着黄河，
你们的血管里涌流着印度河；
当我们为创造新文明而拥抱时，
两条大河就不期而在一起会合。
过伊克巴尔墓①
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你，
未能亲自聆取你的教益；
今天只能用我朴素的诗句，
表达一个中国人的敬意。
你是一位伟大的贤哲；
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它们是一个灵魂的两个化身，
人民和你永远心心相印。
智慧的种子撒遍在大地里，
就会长出枝条茂密的大树②；
诗歌的韵律回响在人心里，
就会结出自由幸福的果实。
你的荣誉灿若星辰，
你的道路传之子孙；
在这一古老而年轻的国土上，
试想何处不会繁花似锦！
①伊克巴尔，伊斯兰大诗人，被尊为巴基斯坦建国的先贤。
②伊克巴尔有句：“我是伊斯兰大树的一个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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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浪花小集
董茂棠
螺号
海螺死时留下了遗产——
一间螺旋形的小屋。
没盛珍珠但不贫穷，
涛声在里面凝固成
力的结晶体。
做成号——
能吹出征服大海的音响！
桅杆
桅杆是针，
握在渔家粗糙但不笨拙的手指。
沿着海平线飞针走线——
把天和海缝合成一个巨型的网。
龙宫的珠玉和金银首饰一网网捞回港湾……
舢板
是大海把你戏弄？
抛下波谷又举上浪峰……
翻飞的鸥鸟用浪打湿的翅膀，
翻阅着海的常识——
呵，大海把年青的摇橹手收为弟子
现在正举行特殊的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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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策、曲尺、牛轭”
杨群
我的家乡在粤东山区，这几年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恢复了生机。但是农民致富的门路还不多，许多地方还没有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比起富裕地区来还是天上地下。
最近一位乡亲进城来访，谈起农民的反映，说：“党的政策是富民之策，我们拥护；可是，在我们那里，到了中层，便成了随意伸缩的曲尺；再到基层，更变成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牛轭’了！”看来，那位农民所概括的“政策—曲尺—牛轭”这句话，正是那里面貌变化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一些政策被“歪嘴和尚”念走调的形象说明。
这位农民批评的是下面某些干部受“左”的思想影响未消除，仍在缩手缩脚。但这种“政策—曲尺—牛轭”，也还有另一面的表现。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下面的“对策”却是用来对付上面的正确政策的。就是说，对党的政策，不是从服务人民、造福群众出发，考虑如何结合实际去贯彻执行，而是一心想着如何钻政策的空子，伸缩变通，为我所用，达到个人或小集团、本单位的利益。
例如，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促进我国四化大业的重要的政策。但是，有些地方把它“活”到“党政军民学，大家来经商”，甚而变成“无商不求富”、“无富不诈财”，这是把正确的政策变成为我所用的“曲尺”了。倘若再进一步，利令智昏，见利忘义，不惜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倒买倒卖，牟取暴利，最终吃亏的是群众和国家。这么一来，再正确的政策，经这些人之手，岂不也变成套在群众脖子上的“牛轭”了吗！
自然，那些时刻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把体现党的这个最高原则和宗旨的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带领群众去实行政策，去创造党的政策所展示的美好未来的地方，群众的反应显然就大不相同。
例如，这些年来，中央连续四年发了四个农村一号文件，广大农村在中央正确政策指引下，迅速改变面貌，走上富裕幸福之路。凡是正确执行了政策的地方，农民无不喜笑颜开，拍手赞好。有的农民说：“四个农村一号文，一个比一个宽，一个比一个活，一个比一个合民意，顺民心。”有的说：“八二年一号文使我们开了窍，八三年一号文使我们致富上了道，八四年一号文致富消顾虑，八五年一号文致富更活套。”还有的说：“去年一号文件是‘长效定心丸’，今年一号文件是‘舒筋活络丹’！”农民对政策的拥护、喜悦之情和上述“曲尺”、“牛轭”之叹，简直有如天壤。
俗话说：“歪嘴和尚念错经”。笔者写这篇短文的本意，在于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多到群众中走走，多听听群众的呼声，就不难发现那些专爱把经念错的和尚，如果他们不正，就该让他们尽早“还俗”才是。否则，就不光是误人子弟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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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日〔木刻〕 冯涨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