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呼唤生活的追求力
洁泯
文学创作在创新的举步中，确实出现了一片颠逸多姿的景象，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新鲜感。先前不大有人写到的生活题材，几乎是罕见的那些艺术表现形式都出现了。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思索。
据说在年青的读者群中引起的反响比较大，只要是新奇的，罕见少闻的，大抵都会博得某种青睐。这种心情应该理解，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不能不渗透到文学这个领域里来，也不能不改变人们新的审美心理，过于单一和陈旧的东西逐渐在时光流逝中被摒弃，也并不是奇怪的事。
持相反看法的人自然也有。不过我认为，任何创新都必须允许试验，经过试验之后才能逐渐判断和明白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尤其是文学，对精神生产的领域来不得半点急性子，一切要经过人们反复的检验，不是一时的，甚至要经过相当时间的检验，才能看出它的成败得失。其次，即使是认为失多于得的作品，也不应忽视其“得”的部分而一律视作瑕疵。我以为，这于发展创作有利，对保护创作生产的积极性有利。
然而，与此同时，也并非对事情不可以发议论。
文学表现生活的色彩应该是驰骋纵横、方面众多的，但是文学的生命却在于对生活的不息的追求力。文学之能得存于人世，倘不能留下一点醒眼的色泽，或憧憬，或警世，那末即使那作品可以盛行一时，但终究是要褪色的。现在一部分小说创作中充塞着对生活的一种揶揄的情态。我说的揶揄，并非是不赞成去揭示矛盾，而是作品中充满了猜忌、龃龉、不知所措、满不在乎和玩世不恭的情态。作品所写的，不过是一片杂乱、昏暗，人的神态是徘徊、恍惚，也终于是颓唐的了。可以说，这情态的描绘并非完全出自向壁虚构，但作者信笔写去，非至一种极境不止，总使人觉得如坠入了无底的深渊里一般。描述客观生活中的这一类情态，固然有它真实的一面，但生活本来就是庞杂纷纭，千奇百怪的，倘只是致力这一侧面的心追手摹，这样的文学终不过是灰暗的。千姿百态的生活中不是还有同灰暗、杂乱等撞击着的智者和勇者么？在徘徊、颓唐者的形象外，不是还有排难解忧的奋发者的形象么？捕捉生活中某些沉闷的意绪看来还比较容易，而捕捉真正来自生活而不是臆造的那种坚韧的追求力却是不可多得的。追求力同时代的声息是相通的，文学不同时代的声息相通，就很难说得上有真正的审美价值。看来，现在有一些极有才能的年轻作家，最缺乏的是寻求生活追求力的良知。
还有一种作品，是建造空灵境界的文学形式，所谓捕捉刹那的感觉，寻求复杂的感知中呈现出的意象。无奈太过于空灵了，作品中虽然也出现一点零碎的情节，闪现即逝的人物，但是情节结构的前后互不相关，用辞的随意性和晦涩性，上下难以衔接，读之再三，也只能是如坠五里雾中。
意象本是刹那知觉中的心理经验，既可描述某一事象的感觉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含有哲理意蕴的隐喻和象征。然而作家在构筑这个艺术造型时，某些朦胧与晦涩的色调虽是难免的，但总不能使人不可解。作家原本是要把自己感知到的境界传送给读者，让人领略，让人意会，无奈不能作到如此，晦语难解，白云空飞，懂得的人只怕很少。据说有的作者执意把作品只给少数知音看，这就很奇怪，倘说这种见解能够成立，那么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带着极度的虚弱症和贫血症的特征罢了。
我由此想到一点，生活在这崭新的时代，作家在寻求新的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时，那种刻意求工，别择存异的求切心理，肯定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一切艺术才能的发荣滋长只有在直面现实中才能获得生命。超脱现实而凭虚御风，漠视新鲜的生活而去寻追飘渺无踪的空灵，新奇也许是很新奇了，但这样的艺术家要获得生命力只怕也难。创新是一种探求，立异可说是一种超凡，但文艺家倘为此而游离生活，那就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艺术勇气。文学最善于接受生活的挑战，在生动无比的现实面前表现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致，不正是一种懦怯的心理么？
我并不以为艺术的种种尝试都将是此路不通的，恰恰相反，一切新奇的风格流派，以至一时为人看不惯的文学风格，都会有很美妙的前程。但倘若为着此种追求，因此作品的情致也随着离生活而去，漠视萌动着的时代气息，那末就象花枝离开了地面一样，只会逐渐的枯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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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要勇于并善于为自己设置障碍
——论《走向远方》作为电视艺术现象
钟惦棐
电视剧《走向远方》的作者孙卓、王宏不同意把这部作品简单地称为“改革片”，有道理。但它写了改革，却是事实。为什么写了改革，又说不是“改革片”呢？是因为某些称为“改革片”的，易于急功近利地看改革，把改革写成一桩桩简单的人事更迭、产品更新或某些孤立事件的变化过程。障碍是人为的“障碍”，表层地观察世事的消长盛衰。改革既表现在生产方面，也表现在人们的心理机制方面。中国向称以农立国，世代相袭的传统习惯，总是安于平静守恒的生活状态，不到万分不得已的时候，不愿改变什么。《乡音》中的老爷子终年编织斗笠，便以为塑料雨衣不如蓑衣斗笠透气性能良好。而对榨油房不再发出震动河谷的撞击声，也就象生活停止了它的脉搏跳动一样，惋惜不已。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就不只是要克服上述“改革片”中的那种表层“障碍”，而是要翻越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障碍，即在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们自身的观念现代化。
《走向远方》的作者以为人们观念中的那些封建、保守、短见的东西，是改革中的重大障碍。内容作为思想的和艺术的内容，而不是管理学的内容。由老厂长李桂英和新厂长周梦远之间的养子关系，导致出“退休”的大冲突，使障碍除了物质的因素，还加入精神的因素。这比当年《乔厂长上任记》里乔光朴开办
“服务大队”所遇到的障碍要更深刻得多。如果说，这障碍人们还容易理解；那么，最后的“杜建国之死”所造成的障碍，就更见深沉。待业青年何茹做了厂长助理，工资比作为厂长“亲哥儿们”的杜建国高出二倍多。杜建国由此带头闹事，被他的“大哥”周梦远立即开除出厂，很快死于对这新的工资制度的忿忿不平之中。这就赋予障碍以多层的内蕴：其一，改革当然要摆脱贫困，但贫困有各式各样——物质的，文化的，思想的，哲学的……我们强调物质方面，总体上是对的。但实践已经证明，没有相应的文化准备，基础也搞不好。不要说现代化生产，现代化服务也不行。何茹不是虚有其表，而是对兴华厂的改革进程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杜建国的悲剧，正在于他看不到这种作用，固守在街道意识的小圈子里。其二，杜建国的忿忿不平，对他本人来说是当然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由他所存在的制度的历史、理论和三十多年来知识在中国的遭遇，以及由此而关系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等所决定的。但是历史的进程不能不搅动“麻石巷”的家家户户。着眼于新的生产力者，忍受着痛苦和昨天告别；沉湎于旧的温情脉脉者，经过一段时期的飘浮，终于在力的离合作用中积淀下去，归于寂灭。其三，由于杜建国之死，周梦远也顿悟出自己的弱点，明白自己主观武断，办事不愿同别人商量，只顾生产，对工人生活照顾不够，工人有许多合理化建议不敢向他提出，因而已不宜再留在兴华厂，而合适的继任者是进大学学习了企业管理科学的郑伯雍。周梦远的可贵，在于他自觉越过了这一障碍；李桂英则不然，只好被周梦远“逼”下舞台。这并非说李桂英是坏人；相反，她能在周梦远父母双亡之时，收养了周氏孤儿，论人品、论德行，都应当受到尊敬。对于建设兴华厂，她也有功劳。但她的文化教养，她的心理结构，使她跨越不出那条陈旧而破败的“麻石巷”街道。因此，历史决定她必须让位于由她亲手拉扯大的年轻人。常说历史无情，其实历史并没有什么“情”不“情”，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依据不进则退的法则行事的。谁能透彻弄清这点，谁就敢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设置重重障碍，并有信心去解决它。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问题提出来，让后来人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作品，并不比解决问题的作品次一等，有时还更高。它取决于艺术家自身的修养和胆识。鲁迅在《出关》中描写孔子在老子那里听了些性不能改，命不能易，时不能留，道不能塞的空话，茫然若失；后来是由昆虫的演变，悟出了自己久不处于变化之中，就不能变化别人的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对自身观念的越进，所谓“敢于”和“善于”就都谈不上。
《走向远方》的作者曾一度认为杜建国之死，刺激性太强，首先在自身情感上就通不过。但经过反复思考，终于笔直地向这一障碍走去，使作品起到了震撼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所说的障碍，与一般所谓的“戏剧性”不是同义语。障碍着眼在生活自身的体验和剖析，更表现为思想力和艺术力的凝聚，用一个去克服一个。在障碍面前，“油壁轻车”是难于通过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之前，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自然素质。他们的自由，是要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素质即克服自身的障碍来决定的。一个有为的民族，其实也是如此。从呱呱坠地就天赐其福，福祉未必绵远；以准以绳，反是不败的根基。艺术如果只能为人们提供鲜花和接吻，不仅浅薄，而且有害。人类文化经受的第一个大障碍是神，由此产生了巫卜文化，巫卜文化是人类在神的障碍前屈服的表现。而后是与神具有同等权威的君主，与此相应而生的是封建文化。神和君主，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在人类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国际歌》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资本主义文化唤起人的觉醒，共产主义文化唤起劳动者的觉醒。艺术要为传播共产主义文化作出贡献，道路是不平坦的。为了生活的平坦，艺术应该不平坦。不能水过地皮湿，绕着障碍走，浅尝辄止，欲言又止。所谓平庸之作，多半是这样产生的。
发现障碍需要见识，设置障碍需要胆略，翻越障碍则需要胆识双全。《走向远方》设置的诸种障碍，在文艺作品中都非首创。但可贵不在首创，而在感知的质量。周梦远的走向远方，意味着我们的事业的无限性与任何个人的有限性。因此我不喜欢这部电视片为周梦远在开头和结尾设计的情调——那种若有所失的“淡淡的哀愁”。象周梦远这样的人，在美学上赋予他以失落感，或者如俄罗斯文学中所说的“多余的人”，是先行的美学观使它的后来者蒙上一层很不协调的阴影。借用如今的流行话，是“矫情”成“小布”（小布尔乔亚）。首尾如此而主体并不如此，倒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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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新笔墨表现新时代
——谈傅抱石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宋文治
我在进画院之前，已经对傅抱石先生的作品非常喜爱，总觉得他的作品气势磅礴，有整体感，很新鲜。但他是如何画出来的？往往不太理解。
1957年我调到江苏省国画院之后，得有机会向傅老学习，尤其是1960年二万三千里壮游，朝夕相处，对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才有所了解和认识。
最能代表傅抱石创作思想的一句话，就是“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他的这一思想对二万三千里的写生活动，起了很大的影响。傅老本人更是对祖国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抱以极大的热情。在三门峡水电站工地，他被雄伟的水利工程壮观的景象深深感动了，在工地上迅速地勾画出了《黄河清》的草稿。当时我见到他在这草图的左侧画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高压线，直插黄河之水，画面气魄很大，富有空间感，深为他的大胆处理所感染。不久我们到达延安，也是寒冬季节，可是后来见到他的《枣园春色》一画，却在画面上出现了许多桃花，完全是枣园春天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不仅是对季节的突破，也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因为他从思想上认为革命圣地延安寒冬已过去，向往的春天已到来。尔后在《红岩村》、《韶山毛主席故居》、《刘主席故居》、《虎踞龙盘今胜昔》、《雨花台颂》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创作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艺术思想，即用新的笔墨表现新时代的风貌，来表达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傅抱石在深入生活中，他的观察方法是以中国传统理论为基础，而且有所发展。他对事物的观察，强调目及心传和写生相结合。他在写生时，往往不象别人那样一景一物地如实描写，而是在小本子上作些记录，记些符号，加些说明，或以几根概括的线条勾勒出山势及结构。我们曾一起去华山写生，本来都要爬到山顶，可傅老到了青柯坪就停下了。他细细观察，用铅笔在小纸上勾写，把青柯坪压得很低，华山显得特别高大。尽管傅老当时没有爬到华山之巅，但后来在观摩草图时，他的那幅华山的草图，我觉得是最成功的一幅，以后这幅《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创作，成为他杰出的代表作。
古人说“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傅老的作品正是这样实践的。他作画大胆，不怕失败，反对四平八稳，主张“冒险”。他不主张每幅画都要成功，因此作画时，往往一口气“挥”出画面的大结构，在用笔“挥洒”的同时，注意控制水分、墨色变化和留白。写完觉得不满意，就丢到一边，重来一张。就我所知，《西陵峡》就画了二十张画稿，他总是选最满意的一张进一步刻画加工，因此废去的画稿极多。
我与傅老同事十年多，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黄鹤山樵、石涛等山水笔法以及历代人物大家的线描技法有深厚的基础。他除了重视深入生活外，不断地探索表现技法的发展，适当地运用一些工具扶助。我常看到他作画时，往往右手执笔，左手拿一块宣纸，桌旁放一个电熨斗。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希望极快地追求到墨色及气韵的效果，大胆落墨挥洒时注意到墨色浓淡及深透的程度，及时用宣纸吸住和控制所要达到的效果。特别注意吸住需留空白的点眼，使画面具有空间感。有的地方下笔草草，听其自然，不加修饰；有的地方则须层层加染，这时就运用熨斗及时烫干，以便看到画面的情况，再重点加工，力求画面的气韵、墨色的浓淡、用笔的疏密及画面整体感都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挂在墙上再认真观察和研究，直到最后完成。这种工作有时要在休息以后精神恢复时进行。傅老作画如同打仗一样，以逸待劳，智勇兼备。记得有一次他在井冈山深入生活，深夜灯火未灭，我推门而入，见到他戴着老花眼镜，用一枝细笔正在纸上画一棵棵树和一间间屋，一丝不苟地在进行创作，我感到这时不宜打扰而退出。
在近代中国山水画坛上，取得杰出成就并为我所敬仰的画家有好多位。他们各有所长，有的在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掌握了洒脱自如的骨法用笔并融汇各家之长，创作出自己独特的面貌；有的在传统上有极深的素养和功夫，又经常深入生活观察探索，并把西洋画的光和色，糅和于自己的画图之中，构成自己崭新的风貌，创作出许多新时代的作品。而抱石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画中充满着强烈的激情和雄伟的气魄，使祖国名山大川体现出新的时代感，在山水画艺术的时代精神和表现技法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不愧是我国现代山水画的大师。
今年是傅老逝世二十周年，以上的点滴体会，仅作为我对他的深切回忆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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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朽 丰碑永存
——读新版《晋察冀诗抄》
沙均
魏巍同志编选的《晋察冀诗抄》（以下简称《诗抄》），早在1959年出版的当时，就曾以伟大时代的摇篮曲而著称。经过二十六年风雨的洗礼，这座人民英雄的丰碑显得越发巍峨壮丽。可喜的是，在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的鼓舞下，由于广大读者和诗坛的热情关注，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诗抄》，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问世。
当年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者聂荣臻和彭真同志，分别为新版《诗抄》写了题词，前者强调“继承传统，开拓未来”，后者指出“革命的大众化的新诗民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版《诗抄》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战斗色彩，高昂的革命激情，浓郁的生活气息，多样的表现手法，正是新版《诗抄》的特点。
旧版《诗抄》共收诗歌约一百八十篇，除部分民歌外，主要是从二十八位诗人在抗日根据地所写的千百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这次重版又增加了郭小川、秦兆阳、鲁藜、远千里、蔡其矫等十人的诗作，有几位诗人还增加了篇目。作者共有三十八人，诗歌增补为二百三十余首。不仅阵容更为强大，内容越发充实，而且还新添了晋察冀当年的木刻作品，诗画交辉，成为一部比较完美地体现晋察冀诗风的选本。
《诗抄》中大部分诗篇写作的年代，正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有着极端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与之俱来的战争的悲壮猛烈，在抗日根据地表现得尤其尖锐。然而不论乌云如何翻滚，熊熊燃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火焰却是扑不灭的！晋察冀的诗人们自觉地服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为根据地的人民而创作。他们首先是爱国者、战斗者，其次才是诗人。惟其对祖国受难的土地拥有深沉的爱，对党和人民具有必胜的信念，他们才能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诗抄》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诗人们比一切个人的仇恨更深地去仇恨民族的敌人，比一切个人的爱更深地去爱祖国、爱人民。他们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硝烟的浓重气息中，汲取战斗的豪情和创作的源泉。他们以自己赤忱的心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凭借鲜活朴素的语言、优美新奇的譬喻、意念丰富的联想去谱写战斗的诗篇。其中有许多匕首一般锋利的街头诗，曾经写在敌后农村的墙壁上和岩石上，也有不少的诗曾作为传单，由作者亲手刻成蜡版并油印出来广为散发到前线去。晋察冀诗歌正是植根在抗日战争沃土上的一丛奇葩。诗人发出的高亢声音，就是那个时代的号角、胜利的凯歌和乐观的预言。正如诗人们对祖国土地的爱的热度是无从测量的，由爱国主义热忱所激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力度也是无与伦比的。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烽火和硝烟中茁壮成长，革命的、大众化的晋察冀诗歌，迎着新时代的黎明而越发英姿绰约，流光溢彩。
人民是不朽的，战斗者为人民英雄所铸造的丰碑同样是永存的。如果说晋察冀诗人处在那样悲壮而又艰巨的伟大年代中，尚且能够较好地解决了诗歌与时代、诗歌与人民、诗歌与生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开创一代诗风，将根据地的诗歌创作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置身于社会主义新时期四化建设热潮中的当代诗人们，为什么不能为振兴中华而奋力开拓，使诗歌创作出现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呢？每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都应为此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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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年谱》出版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年谱》是一本系统介绍行知先生的传记。《年谱》的特色有三：一、史料完整而真实，资料来源都注明出处。二、不仅看到行知先生一生的所知所行，而且可以学习他的崇高人品。三、文字通俗生动，既是历史传记，也是一部颇有兴味的文学作品。《年谱》的编著者是行知先生的学生朱泽甫。
（陈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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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剪纸展览》在济南举办
最近，中国剪纸研究会与山东省美术馆在济南联合举办了《全国剪纸展览》，共展出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十多个民族的四百余件民间传统剪纸和新创作的作品。并将于明年春节期间来京展出。展览期间，中国剪纸研究会举行了首届年会。
（陈竟 孙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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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将修订出版
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列入高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马德俊、张学正、周相海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在海南大学召开修订会议，钱谷融、李泽厚等教授、专家与编委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本书将于明年出版。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