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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问题
郭树清 刘吉瑞 邱树芳
间接控制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建立间接控制型的宏观管理体制，是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事实证明，传统的直接控制办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效益地发展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这种体制违背了商品经济的规律，计划排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不存在相对独立的机制。因此，新经济体制的最基本特点应当是，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统一。转向间接控制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计划的作用，但是计划本身必须以市场关系为基础。计划的制定首先要周密研究市场的结构和供求变化，把握社会生产和需要的实际状况与发展趋势，最后据此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总量比例、结构规划以及政策手段。
概括地说，新型宏观的间接控制体系应当包括四个系统，即计划系统、调节系统、监督系统和信息系统。计划系统包括各种计划、规划机构；调节系统包括银行、财政、税收等部门；监督系统包括经济立法、司法、审计、计量、商检、海关、工商管理和社会公证等部门；信息系统包括统计、预测、调研和咨询等机构。上述按部门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事实上其中许多部门同时具有多种职能，例如银行和财政，既是调节机构，同时也是监督和信息机构。
在间接控制体制下，宏观计划的目标需要运用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这些手段主要是：
（1）经济参数调整。经济参数是自主经营的企业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调整经济参数是间接控制的主要机制。经济参数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根据财政计划确定的参数，例如税种和税率、国债利率等等；第二类是政府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确定的参数，例如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汇率和土地租金等等；第三类是完全由市场确定的参数。在一般情况下，首先调整的是第一、第二类参数，进而达到间接调整第三类参数的目的。参数调整的方向从总体上要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方向。
（2）法律条例保障。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保证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必须颁布严密的经济法规，并通过监督、检查、司法、执法组织体系付诸实施。
（3）直接数量管理。间接控制型体制并不完全排斥行政命令办法。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使用行政控制手段效果更好。直接数量管理就是其中一种主要形式。但是，直接数量管理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制，其运用也不宜简单地等同于执行指令性计划，例如进出口限额的分配就可以采用许可证、招标等类办法。
（4）社会政策运用。市场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并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更不能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因此，与经济政策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收入政策、生活水平政策、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社会效益，促进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荣。
向间接控制过渡的方法和步骤
由于历史上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行政控制，我国经济的商品货币化程度较低，市场机制不够健全，进行间接控制的基础设施和实际能力都很薄弱。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间接控制还要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在传统的直接控制体制下，各种经济参数人为地凝固化了，供求关系很不正常。放松直接控制后，价格开始反映实际的供求状况，传统体制多年积累的过度需求势必会推动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旧体制内在的“投资饥饿”和“数量扩张”机制还会继续发挥一定作用，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欠帐也会推动工资、消费的迅猛上升，这就更有可能增加过度需求。这些因素对经济平稳地转轨构成巨大威胁。事实表明，在机制变革时期，新旧两种机制各自都不处于最优运行状态，宏观失控的危险是不可忽视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各种办法把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控制在生产正常增长的可能界限以内是绝对必要的。
在关键性的转轨时期，除了要控制总需求的增长和适当压低经济发展速度外，更重要的是要搞好新旧机制的交替，使二者在过渡时期内尽可能地互相补充，减少冲突。第一，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要同步协调，不要互相脱节。这是因为一定的微观机制只有在一定的宏观条件下才可能正常运行，而一定的宏观机制也只有在一定的微观机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第二，直接控制办法的减少直至取消，要以相应的间接控制手段的形成作为前提条件。要先立后破，立破结合。而要立得好，就要作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第三，先取消对个量的直接控制，后取消对相对总量的直接控制。很难设想一步把从上到下的所有直接控制都取消。在废除了给企业的各种指令性计划之后，适当保留一个时期对部门和地区的指标管理，可能是较为稳妥的办法。当然这需要采取许多措施来防止部门和地区对企业重新恢复直接干预，并防止形成严重的封锁、割据和垄断。第四，先取消对生产的直接控制，后取消对投资、分配（特别是工资）的直接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企业还难以形成合理的长期行为。第五，先废除对商品、劳务和技术流动的直接控制，后废除对劳动力、资金、外汇流动的直接控制。第六，先对国内经济领域实行间接控制，后对涉外经济领域实行间接控制。在国内经济关系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对外经济关系的扭曲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同时解决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事实上又会加剧问题的复杂性。当然，必要的配合是不可缺少的。第七，在逐步发展间接控制的过程中，先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要调节手段，然后才能广泛使用货币政策手段。这是为市场体系的发展过程和企业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机制的成熟过程所决定的，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了这种规律性。
现阶段的目标和当前的主要任务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或者说从直接控制体制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形成较为完善的商品市场（包括劳务和技术市场）。第二个阶段则是新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最终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七五”期间处于第一个阶段。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最突出的问题是改变目前生产资料“多重”价格并存的复杂局面，逐步实现单一的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价格。这需要克服多种困难，进行多方面（包括组织制度）的配套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成功，就可以消除价格、税收等方面的扭曲，企业就可以展开正常的竞争，生产供应和销售方面的直接控制就可基本上由间接控制取而代之，投资、信贷等等领域也可引入一定程度的间接控制机制，或为进一步取消直接控制准备好必要的条件。这就奠定了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经济和逐步进行间接控制体系的建设。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必须看到，几年来的改革实践，已经为实行间接控制创造了不少条件，并形成了一定的间接控制能力。但也应当看到，还有一部分领域近期内不可能基本上具备间接控制的条件，例如信贷、工资、外贸、外汇等方面。目前，在这些领域还不能硬性取消所有的直接控制。不仅如此，为了最终取消直接控制，我们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某些直接控制。否则我们就不能使经济保持稳定，就不能防止投资、信贷和消费的膨胀，从而也就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发展。当然，具体哪些直接控制应当暂时保留，哪些直接控制应当做什么样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以主观愿望为转移。
继续保留的直接控制势必产生其固有的弊病，而且与已经建立的间接控制难免会发生种种摩擦甚至冲突。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不是倒退，而是继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间接控制体系的建设，把改革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
建设间接控制体系是一项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完成的工作。目前需要抓紧进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进计划和调节系统。为此，计划部门和银行、财政、税收等部门在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上都要有个根本转变，以适应建立间接控制体系的需要。二是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构。这是我们目前最薄弱的环节。目前我国仅有两万多人在政府审计部门工作，而他们面对的是八十多万个国营经济单位，更不要说还有数量更多的集体和乡镇企业还处于任何审计监督之外。各种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迅速形成体系，包括建立各种社会监督检查机构。三是加快经济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应当围绕体制改革的需要，先拟定一大批临时性的条例，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改补充。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实际需要，应当引起更大重视，充实人员，迎头赶上。四是发展强大的情报信息网络。目前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输工作都很落后，除国家统计局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的专门经济情报机构。为适应间接控制的需要，除了要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而外，还应当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市场调查、存贷分析和发展预测机构，加强行业部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最后，为了做好以上各项工作，需要培训大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种培训工作应当抓紧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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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天下达尊”
——贺《青年论坛》创刊周年
李泽厚
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公孙丑·下》）。这个几千年来的不成文法，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非常有效。这种有效在某些方面也许有其合理度和“优越性”，但它深深浸延到学术领域，却并不一定是甚么好事，连开学术会议也得报官衔标职务（不是学术职称而是“长”、“书记”、“主任”之类），年高爵大，自然德劭。官衔大和胡子长、头发白的便必须或列前排或坐中央，或首席发言或最后总结。开会倒也罢了，无奈发文章出书籍也常按此办理。
这对三者全无而且憨头憨脑、毛手毛脚的年青人就颇为不利。于是乎，开会发言只好“訚訚如也”，未必能侃侃而谈；写文章也只好温吞如也，不得“立异标新”。于是乎，年青人也就积累了一大堆委屈、牢骚和私下议论，“地火在地下运行、突奔……”，终于“突奔”出了个《青年论坛》：年轻人办起自己的刊物来了。他们自己主编，自己负责，自己组稿、审稿、定稿、发稿，不再求名家批准，不再需齿、爵审阅。看来，《青年论坛》带了个好头，这是第一点可贺的。
《论坛》创办时找过我，我写了篇小文略表支持。落笔时，在我面前浮现的是这些年来常见的那些认真而颇有傲气的面容、手势、言语以及信件。我从不怀疑他们的热情和力量，但我总担心他们文章的学术质量。我对他们强调，不要发那些只图一时痛快却经不起科学推敲的文章，免使刊物刚开头就砸锅。结果，一年以来，刊物不仅没砸锅，持续办了下来，而且据说反应还不错。这说明年青人比我实在要高明得多。这个刊物的确发表了好些在别处较难看到的饶有新意、颇有胆识的文章，提出了或初步论证了好些相当尖锐和敏感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这恰恰是饱学之士、老师宿儒们所未敢容易下笔的。尽管这些文章欠成熟，有毛病，但它清楚地显示了年轻一代强烈追求改革的理论锐气和朝气。象《为自由鸣炮》（胡德平）发表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了。象《论一九五七年》（沉扬）《胡风系列研究序（上）》（万同林），论及了至今学术界似乎还没人碰或没人敢碰的问题。其中《论一九五七年》的好些论点是具有相当深度的。《青年论坛》敢于在学术上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打破人文学科的陈旧格局和迂腐学风，这是第二点可贺的。
我在创刊号的文章中曾不客气地批评说，“题目大而论证少，分析不够而空话略多”。我原想，这些话大概会因不受听而被删掉或改动。结果，他们不但欣然接受，只字未动，而且这次还特地要我再公开提些意见。年轻人比我要宽容大度和更有理性。这使我既感动又惭愧且为难了。因为忙于别的事情，他们的刊物我很少看。有的文章看过也淡忘了。倘仅就没忘记的上述两篇文章说，我虽肯定，但也有意见：《论一九五七年》毕竟只是个研究提纲，论证和材料都极不够，不能算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讲胡风的文章的好些论点，如说他在文艺理论上是“第二个鲁迅”，说他与鲁“在性格、经历、能力、贡献等诸多方面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等等，我是觉得论据极为贫弱，而期期以为不可的。尽管因赞扬胡风，我在那次运动中也被株连。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要有情感，但感情毕竟不能替代研究，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吧。总的说来，《论坛》在表达年青一代的学术意向、交流信息、观念和经验，启发人去作进一步的探索是成功的。但如果严格要求学术性，则应该说还远不够标准。因此，如何在如此浓缩的篇幅限度里加强科学信息和质量，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论坛》编辑部既要我批评，我就批评了，也许批评得不对。《青年论坛》具有欢迎批评、不怕批评的态度并保持下来，这是第三点可贺的。
有开风气之先的魄力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加上欢迎批评以不断改进自己，以此三对彼三，除陋习，立新规，如能持之以恒，真积力久，则必然恢恢乎其游刃有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于是大有希望。
（原载《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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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史学家评传》评介
胡绳武
最近，由陈清泉等同志编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有九十四位作者参加撰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三册），是一部研究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及其著作的学术论著。这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贯穿古今。本书分别评介了从古代的孔子、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马端临、王夫之、章学诚，到近代的魏源、章太炎、孟森、梁启超、王国维，直至当代已故的史学家陈垣、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吴晗、翦伯赞、邓拓等八十二位史学家及其论著。
我国是世界上史籍最丰富的国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下了他的不朽名著《史记》。其后，历代史家英才辈出，撰写了浩如烟海的史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的史学传统。过去，人们对于历史上某些著名的史学家及其著作，虽做过不少研究，但是，截至这部书出版以前，我们还没有一部包括从古到今的史学家评传。因此，这部《中国史学家评传》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二、作者多为研究评介对象的专家。参加撰写本书的作者，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的史学家，如缪钺、史念海、杨问奎、谭其骧、商鸿逵、邓嗣禹、周一良、王仲翰、翁独健、尹达、胡厚宣、杨宽、陈乐素等，也有许多中年的史学家。他们绝大多数是研究评介对象的专家，有的则是亲属、学生，了解情况较多，也熟悉有关著作。因此，能够做到较准确地叙述所写对象的生平事迹，有分析地评介其著作，从而保证了这部书能够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三、资料翔实，评介全面。本书对各个史学家生平事迹的介绍，能从事实出发，注意论述他们所具备的条件及其所处历史环境，并努力把这些和各个历史家的著作结合起来，用以说明他们的著作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特点。如书中对司马迁、班固之所以能写出《史记》、《汉书》，以及《史记》之所以写成一部“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汉书》之所以断代为史的论述，即可为例。
本书对各个史学家的评介，多能做到论述全面。如通过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成书过程的评介，肯定其重视搜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建立考异的方法以解决史实的真伪问题，制定一套严密的撰写方法和步骤的严谨治史态度，及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又通过对《通鉴》内容的分析，全面地论述了司马光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肯定了《通鉴》在体例上的建树；在内容上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史实，敢于揭露历史上帝王的荒淫残暴和贪侈，记载了不少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真实情况；在思想上反对阴阳术数、宗教迷信；在叙述上，用编年的方法，按时间先后对各种史事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加以描述，能使人得到一个系统的明晰的印象。同时，也指出了司马光史学思想上的局限性和《通鉴》内容上的一些缺点，如对文化方面的记载，几乎没有，等等。这样，就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过程的贡献、地位和影响。
四、反映出中国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本书虽不是一部中国史学史的论著，但它的内容，既包含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也包含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传入，中国史学在史学思想、史书体裁和治史方法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治史方法和具体史事研究中所作出来的贡献的评介，使人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四运动后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我们通过书中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生平的介绍，及对其在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的评述，也可以找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的线索来。
由上可见，这一部《中国史学家评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以史学家列传体裁问世的丰富而生动的中国史学史。
总之，综观全书，这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历代史学家的学术评传，值得一读。
当然，象任何一部好的著作一样，总难免还有不足之处。本书在选题方面，缺少一个象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个倡导者的评传，不能不认为是个缺欠。再由于书成众手，文章各自成篇，各篇之间个别地方亦难免有重复甚至互相抵牾之处。另外，有的文章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评论也还有不恰当的地方。如有的文章批评某些史学家强调人才在致治方面的重要性是一种重视个人作用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即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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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住宅的福利性分配与物价波动
周天勇
福利性住宅消费也是导致供需不平衡，引起物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为人们所认识。
1982年以来，国家每年投资一二百亿元用于住宅建设，地方财政和企事业每年还要拿出不少资金用于住宅的建设和维修。住宅建设和维修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建筑安装劳务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间接或直接地转化为工资；住宅建设征地和拆迁等，也要支付货币，加起来占这二百多亿的80～90％。这些都要到消费品市场上购买东西，可是住宅却不是商品。这就可能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导致供给少二百多亿元，而需求却多近二百亿元。如果我们拿1983年的数字分析，就有可能导致约200／2840×100％＝7％的消费品物价波动率（二千八百四十亿元是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目前的消费水平下，全社会城镇居民支出中应有9～11％的房租支出，但1983年仅占1.52％，如果余下的冲向消费品市场，也可能造成7～8％左右的物价波动率。
房租过低，不仅对过旺的住宅需求没有制约性，还刺激住房需求，迫使在住宅方面大规模投资，挤用大修理基金、更新改造基金和流动资金，导致投资规模膨胀。
这种由住宅福利性分配引起的物价波动，在价格管制较严和一些紧缺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时期，只表现为生活消费品短缺；而一旦放开市场，就会发生价格上涨。
价格和工资改革要求有一个较宽松的供需平衡环境，而住宅福利性分配引起的物价波动对这些改革十分不利。由此看来，实行房租改革和住宅商品化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