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努力为观众提供好的精神产品
艾知生
这次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是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之后召开的。目前正是电视剧艺术发展的大好时机。党代会提出了在继续抓紧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电视剧艺术的发展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从事电视剧生产的同志们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坚决贯彻全国党代会精神，全心全意为亿万观众服务。
这几年，电视剧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欣赏者最多的艺术形式之一。现在电视剧状况如何呢？总的来说，数量增长较快，质量提高不够。因此，提高电视剧质量已成为满足观众需要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电视台经常收到群众来信，对一些质量不高的电视剧提出批评。群众批评是对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从事电视剧生产的同志对观众的比较尖锐的批评不要埋怨。要看到由于电视机的普及，这就使电视，尤其电视剧担负着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的重任。如果我们给群众提供了高质量的作品，群众就会很快改变看法。我们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为观众服务的，是要由观众来鉴定的。质量高不高，关在屋里孤芳自赏是不行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不是哪几个人选出来的，是我们民族选出来的。目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四世同堂》，可以说它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从领导同志一直到普通群众都爱看。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我觉得有两种倾向是不对的。一种是看不起群众，听不进批评。这样你就找不到出路。另一种是迁就、迎合一部分人的落后情趣。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前一段格调不高的和不健康的东西流行。这样做只能形成恶性循环：他的欣赏趣味不高，你去迁就迎合；你越去迁就迎合，他的欣赏趣味越低。我们每一个从事电视剧生产的同志都要认识到，电视剧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在精神上的需求也日益广泛，日益强烈。如何使人民的精神生活健康文明、丰富多采？这是我们面临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从大量的群众来信看，从《四世同堂》、《今夜有暴风雪》等获奖电视剧来看，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大致都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真实。《四世同堂》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在于它除了表现北平的民俗风情等细节的真实以外，还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期的典型环境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反过来，观众不欢迎的电视剧往往因为不真实。比如有些电视剧一写恋爱就落俗套，搞成了一个公式。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里面并不是都有爱情的故事。那些可敬的性格、动人的情景，不一定非要有爱情才能表现出来。还有一些表现地下工作的电视剧，过多渲染个人的机智勇敢、武艺高强，而不是着重表现他们怎样依靠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得到群众的掩护，因此违背了历史真实，一看就是假的。
还有一个民族风格问题。在这方面《四世同堂》是很突出的。群众反映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体现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心理，是民族化的成功之作。这种电视艺术民族化的方向值得提倡。这跟我们希望传播久远、超越国界并不矛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艺术往往更受国际上的欢迎。
再一个是反映时代精神问题。《四世同堂》就是这样。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它虽然是历史题材，但因为反映了时代精神反而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对我们现在的青年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通过《四世同堂》，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的题材是很广阔的。我们党不机械限制作家去写什么，更不要求图解现行政策，关键是要反映时代精神，有利于时代的前进。正象胡耀邦同志说的，当前最大的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我们的文艺工作就要紧密地结合这个最大利益并为之服务，就要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特别是鼓舞青少年，为实现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这个最大利益而发愤图强，积极向上，排除万难，奋斗不息。从历史来看，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研讨会上有的同志说得好：要把焦点对准人物的塑造上。多数电视剧应该是这样。《四世同堂》韵梅等形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反面人物象大赤包、冠晓荷，给人的印象也很深。而有一些电视剧，追求离奇的情节和惊人的悬念，没有集中力量塑造人物形象，大大削弱了艺术感染力。
电视剧生产要坚持质量第一，以社会效益为最高的准则。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进一步明确，在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要质量第一。电视剧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同物质产品比较起来，更加需要强调质量第一。据计算，如果中央电视台要办三套节目，那么，每年约需八百多部电视剧，所以说今天数量也需要，但是质量问题更突出。为了保证质量提高，应集中力量，分工合作。台和台之间要加强协作。管播出的和管制作的要加强协作。要改进管理办法，使得花钱能够促进质量的提高。经费问题，要尽最大努力来解决，因为经费是必要的条件。电视剧生产者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列宁说过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酷爱业务”。我们要把事情办好，如果没有对事业的极大兴趣和执著的追求，那是不可能的。这次会上大家一致赞同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从事电视剧的生产，坚决反对追名逐利，反对电视剧生产中的不正之风，尽快扭转目前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为此我们要制订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不反对那些不正之风，电视剧的质量就无法提高。精神生产部门首先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电视台要坚决把住关，不让不合要求的电视剧播出。
好作品的出现是跟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分不开的。提高文学素养是重要的，但是艺术是来自生活的。真实才能感人，而真实就需要深入生活。毛主席说：“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这个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创作的焦点集中在塑造人物形象，那就要了解人，熟悉人。要深入生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生活中磨练自己，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深入生活还应该是长期的，不间断的。青年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要谦虚谨慎，持之以恒，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电视剧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同志，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年青同志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学了很多新的知识。电视剧艺术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我们学习新的东西，包括学习外国的文艺理论和技巧，借鉴他们的经验，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继承和借鉴不可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外国的东西有分析、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要相反。要把外国对我们有用的管理知识、科学技术、创作方法和技巧真正学到手，非下苦功夫不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十分重要。他说：“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从事电视剧生产的同志，不是只要学习文艺理论知识、技术知识就够了，还要学好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观察生活，观察社会，进行艺术创作。当前首先要学好全国党代会的文件，联系我们的工作，切切实实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电视剧艺术新局面。
（本文作者是广播电视部部长，这是他在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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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荀慧生先生
马少波
在纪念荀慧生先生诞生八十五周年之际，我们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老艺术家。
荀慧生先生，是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齐名的老一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二十世纪以来京剧旦角艺术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艺术自成风格，独树一帜，广泛流传，风靡南北，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荀先生原名词，字慧声，号留香，艺名白牡丹，后用荀慧生。他八岁随班演出，1910年入京，几十年中，以精湛的艺术造诣，取得“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地位。
荀先生一生中，演出了三百多出戏。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先后与剧作家陈墨香、舒舍予、陈永钟等合作，创作、改编、整理的剧本达一百多个，其中影响深远的有《元霄谜》、《绣襦记》、《勘玉钏》、《红娘》、《卓文君》、《鱼藻宫》、《红楼二尤》、《荀灌娘》、《香罗带》等。
荀先生是一位自幼受过大苦，在逆境中敢于拚搏，在传统艺术面前，善于继承，勇于创造的革新家，他的经历，感人至深。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这种拚搏精神，致力于京剧革新的探索。由于他功底深厚，戏路宽广，出身于梆子班，又熟悉昆曲，故能博采众长，从创造人物出发，融化京剧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各工以及小生、武生行当的技艺，从剧本、唱工、念白、身段到化妆、服装各方面进行了既发展传统艺术、又保持京剧特色的革新创造。
荀先生生前常常引为憾事的是：有的年轻观众甚至有的弟子对荀派艺术存在一种误解，误以为荀派的表演就是过分夸张的忸怩作态，或者荀派只重表演、话白，不重唱工；只长花旦，不擅青衣；多是喜剧，不尚悲剧、正剧。其实这是由于对荀先生的艺术缺乏全面了解。许多老观众看到过他当年唱、念、做、打皆精，文武昆乱不挡的精湛表演，都曾为之折服。荀先生的演出剧目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唱工与程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工与九阵风大有分庭抗礼之势，岂仅花旦戏而已。
荀先生在艺术竞争中是一个强者。他在当时的名旦中，出身和境遇是最困难的，嗓音偏低，也受一定的局限。但他并不灰心，发愤图强。他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大胆吸收昆曲、梆子、汉剧、川剧乃至歌曲的有益因素，甚至融化京剧老生、小生、老旦唱腔的旋律，创制既符合人物感情，又不失京剧特色的新腔。他在传统京白、韵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接近口语的念法，感情真实，生活气息浓郁而又富有韵律美。他的做功善于提炼生活，继承传统，而又高于生活，不受传统程式束缚，因而身段动作既具有真实感，又注重塑型美，显得洒脱生动，婀娜多姿。他演劳动妇女甚至采用大步流星的脚步，也是从人物生活出发的。
荀先生生性纯朴耿直，蕴藉幽默，待人宽厚。由于他出身贫寒，一生不忘劳动人民的疾苦。多少年来，他为赈灾、救济同行举行了数十次义演。他爱憎分明，1934年，严拒去长春为“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登基庆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荀慧生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戏曲改革政策衷心拥护。荀先生是桃李遍天下的一代宗师，诲人不倦。全国有许多京剧名旦拜于他的门下，甚至许多兄弟剧种的著名演员亦师事之，受过他的教诲。荀派艺术雨露广被，繁荣昌盛。
荀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艺术遗产是丰富的，数以百计的剧本，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记述他的表演经验的《荀慧生演剧散论》和他长年不辍的《日记》……感谢他的贤内助张伟君同志几年来苦心经营，做了许多搜集、整理工作，有些书正陆续出版。但是研究工作还没有认真进行。
我们纪念荀慧生先生，要认真学习他那种为了发展京剧艺术奋发向上、善于继承、勇于革新的拚搏精神，和爱祖国、爱事业、顾大局的胸怀，为振兴京剧、振兴戏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到我们的时代责任。
（这是作者在首都荀慧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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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批评需要赤诚
刘再复
去年《文艺报》发表了何西来与我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进行讨论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被加上按语，并放在十分显著的地位，因此，造成一些朋友的诧异和误解，以为西来是我的一个主要“论敌”。应当承认，在这个具体观念上我们有些相左，而且我也不能脱俗，看了一些不理解自己的文章总是不那么高兴。但是，读了西来的文章，我并不反感，原因是觉得他的文章总是坦率的，没有什么“心机”，不会拐弯抹角，写来写去，总有一片赤诚在。而我觉得，文艺批评的水平先不论，有批评家的赤诚在，是最重要的。近日，又把西来的文章读了一遍，觉得我的这种感悟，倒实在是何西来批评文章的一大特点。
我痛感到文学批评需要一种赤诚，一种对作家作品和对整个文学事业的真挚的爱，是因为我们的批评界过去太缺少这种东西。其实，文学批评要在读者中获得信任感，首先是要有批评家的赤诚。一个批评家，他应当有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良知，自己的人格。任何时候，都应当对文学艺术无限忠诚，也对自己的人格高度负责。有这种赤诚，便会先得我心，便会赢得读者的信赖。
西来这几年来的批评文章，可以说，是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投下一片赤诚的，他无保留地支持这一时期的文学，以火样的文字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生长呐喊。在他的呐喊声中，可见到他真实跳动的脉搏，热腾腾的血的蒸气。他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呐喊过去，义无反顾地辩护过去，对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一点也不怀疑；在对新时期文学的非难潮中，一点也不摇摆；对极左文学思潮的批判，一点也不留情。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有这种追求的执著，确实是可贵的。我有一个时期不太喜欢读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就因为感到批评文章中太缺少这样执著和真诚，总觉得批评者的灵魂里缺少些什么，甚至是缺少些最不该缺少的东西。这种灵魂残缺的批评家，文章中尽管有不少美丽的词句，但总是使人感到不可亲近。由于过去太多这样的文章，所以今天我就喜欢何西来这种坦露灵魂的文章。这种文章近乎“赤膊上阵”，但我觉得这种敢于在大地上赤膊的人，才是大地的赤子，我相信这种赤子才是真正信赖自己的大地母亲的。
西来的批评方法，还大体上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我们反对庸俗的社会学批评，但并不笼统地反对社会学批评。从事这种批评的成功，大约需要对社会有较深切的了解，而且心灵能与社会、与时代相通。何西来的心灵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得到升华，对发生在我国的这场历史浩劫有深刻的痛切之感，因此，他的是非格外分明，爱憎也格外分明。批评的明晰性，是何西来的根本特点。大约由于他自身也有痛苦的人生体验而且有真诚的反省的欲望，因此，他对新时期文学中那些宝贵的东西特别敏感。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伤痕的审视，对人的重新发现，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肯定和对新形式的追求，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主脉搏，都被他敏锐地、及时地把握住。由他最先提出的“反思文学”这个大概念，就相当准确地反映新时期文学开端时期的主潮内容，这个概括在批评界与创作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能够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作宏观性的审视，能够从大量文学现象中加以抽象并准确地加以表述，这恐怕还得靠文学理论的帮助。缺乏文学理论的素养，文学批评就很难深邃。西来的文学批评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学理论基础。文学批评其实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中介，它是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来支持的。有理论素养，有思想，批评才有穿透力。当然，我不是说西来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极境，我觉得他的理论语言还未作大幅度的更新。我相信他会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因为他是一个不甘于落入窠臼的生气勃勃的人，一个不太安分的总是处于热情进取中的人。
（本文是作者为何西来著《新时期思潮论》写的序言，本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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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谈谈战后的日本电影
——写在“日本电影回顾展”举办之时
王秀媛
从10月下旬起，陆续在北京、上海、长春等地举办的“日本电影回顾展”，集中放映一批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的日本优秀影片。从这些影片中，我国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战后日本电影艺术家们政治和艺术上的追求，以及影片中表达的日本人民要求和平、进步和发展的愿望。这对于加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日本是世界上电影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末电影发明不久，就传到了日本。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具有民族风格的日本电影已在世界上享有声誉。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电影几乎成了军国主义者进行战争宣传的工具。当时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日本电影工作者，有的拍了带有宣传战争内容的影片，有的则完全屈从于军国主义，拍了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的影片。还有一部分电影艺术家，他们不愿屈从军方的压力，但又无力反抗，于是只好拍一些与战争内容无关的，以研究美学或道德观念为名的影片。正是这后一部分电影艺术家的实践，为战后日本电影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战后，日本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首先拍出了一批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影片。如《大曾根家的早晨》、《重逢以前》、《缅甸竖琴》等影片，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战争给日本各阶层人民带来的苦难。《大曾根家的早晨》中大曾根房子在战争结束前夕，对着叔弟、帝国上校军官大曾根一成喊道：“让孩子们去送死的是你们，是你们的军国主义！”这正是日本人民觉醒后的呼声。当时，日本的影评家称赞这部影片是“日本电影的早晨”，给战后的日本电影带来了新曙光。《重逢以前》是根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皮埃尔与柳斯》改编的。影片编导为了能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中对战争进行自我批评，就借用了改编外国小说的办法。导演在影片中以细腻的艺术手法，描绘了残酷的战争给一对日本青年恋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缅甸竖琴》反映了太平洋战争末期，一支驻缅甸的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后的惨状。影片通过一个日本士兵目睹惨状后决定削发为僧，留在缅甸为死去的日军亡灵祈祷的故事，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了反省和批评。
战后的日本，曾一度出现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局面。影片《泥醉天使》、《巨人与玩具》等对此作了真实的反映。《泥醉天使》反映了日本战后一个黑社会青年的痛苦和挣扎。《巨人与玩具》描写了日本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物价急剧上涨而出现的混乱局面。
在这次“日本电影回顾展”中展出的影片，除上述题材外，还有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拍摄的题材丰富、各具风格的优秀影片。从上面介绍的几部战后电影中，已经能够使人们了解和感受到日本正直的电影艺术家们的追求和它给人们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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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少儿舞蹈创作座谈会召开
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一日在江苏省溧阳县召开的全国首次少年儿童舞蹈创作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学校、幼儿园、文化宫等从事少年儿童舞蹈创作工作的七十六名代表提出，要深入少年儿童生活，熟悉、了解少年儿童，克服成人化、概念化，为少年儿童创作短小精悍、喜闻乐见的舞蹈节目，体现新时期少儿的精神面貌。
（周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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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讨论会召开
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经验与学习讨论会十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状况，并就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方法、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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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理论家》即将创刊
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文艺理论家》杂志，将于明年元月创刊。
《文艺理论家》系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着重研究当代的文学和艺术理论问题。该刊将注重拓展艺术思维空间，注重研究新的文艺思潮，注重研究方法的更新，实行评论自由，开展百家争鸣，重视对当前文艺领域的一些思潮、倾向、观点和具体作品展开评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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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遗产》明年改双月刊
全国专载古典文学研究新成果的《文学遗产》杂志，一九八六年将由季刊改成双月刊，每逢双月五日出版。新年改刊后的首期将收入一批重要论文。 （邓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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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书法》明年改季刊
为适应“书法热”的需要，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不定期丛刊《中国书法》，将从一九八六年起改为季刊，交邮局发行。
《中国书法》贯彻“以今为主”的编辑方针；重视以现代艺术理论运用于书法的研究；关心当代书法家的创作；引导书法实践；扶植书法新人；传递书法信息。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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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艺术系列讲座举行
中国书法家协会最近在北京举办书法艺术系列讲座（共十三讲）。启功、王学仲、沈鹏、裘锡圭等专家学者参加讲授。讲座内容从美学角度，探讨书法艺术同绘画、音乐等姊妹艺术的关系。
（书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