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键是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
——关于增强大中型企业内部活力的调查报告
陈俊生
今年5月中旬至8月上旬,我们先后对湖南、湖北、安徽、吉林四省十几个大中型企业,就如何增强企业活力问题进行了调查。搞活企业有两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一是从外部环境创造条件,给企业创造搞活的前提;一是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上做好文章。我们的调查侧重在企业内部如何搞活的问题。
大中型企业搞活的基本标志和活力的源泉
从我们调查来看,活力比较强的企业,经济效益都是持续上升的。例如,第二汽车制造厂1983年实现利润二亿八千万元,比1982年增长27.85%;1984年实现利润三亿五千万元,比1983年又增长26.07%。1985年经济效益从发展势头看,将比去年有更大增长。武钢1982年至1984年实现税利以每年递增20.09%的速度增长,今年又是增长的趋势。
活力比较强的企业都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即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消化能力强,有发展后劲。各企业普遍认为,没有这三个能力,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持续上升。第二汽车制造厂1983年自筹用于建设改造的资金六千万元,比1982年增长3.51%;而1984年用于建设改造的资金上升到一亿三千万元,比1983年增长116.67%。他们为实现1990年建成二十万辆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对老基地挖潜改造,把目前基本上属于六十年代末期的水平,提高到八十年代初期的综合技术水平;一方面在襄樊开辟新的基地,力争建成三万辆八十年代中期水平的“新技术样板厂”。与此同时,在东风联营公司范围内,还拟另外形成五至十万辆的生产能力。这些企业不仅注意设备更新、技术储备,更注意人才的储备。他们认为,人才开发是企业生存、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保证。所以他们都有开发人才的比较完整的职工教育体系,而且能够正确使用人才,开辟人才源流渠道,使人才得到用武之地。一些企业领导人提出当厂长不能只管任期内的经济效益指标,还要管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人才开发、产品开发的指标,实行全面成绩考核,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发展有后劲。他们说,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思有时”。
从目前情况看,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都受消化能力的制约。去年以来,原料、材料、燃料涨价幅度较大,使企业承受了很大压力,有的企业患了“消化不良症”,想活也活不起来。有的企业却在消化能力上显示出它的优势。如武钢去年就消化掉因原材料提价而增加的支出五千多万元。今年他们要靠挖潜,以三百七十万吨的能源生产出四百万吨钢铁,这主要是靠降耗来解决。岳阳长岭炼油厂今年计划增收税利二千万元,实际要增加税利四千一百万元才能消化掉运费、原料提价的因素,否则保证不了税利计划的完成。
这些大中型企业能够做到效益不断增加,自我发展和自身消化能力不断增强,并不断储备后劲,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经营之道,例如不断完善经济承包责任制,注意开发新产品,大力发展横向经济技术联系等,从而增强了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经营者和生产者两个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我们调查的这些大中型企业,行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有的对自己的优势利用得好,不断转化为新的更大的优势。有的条件差,在某一方面是劣势,但他们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变劣势为优势。有的企业通过开发一个新产品,或发展一项横向经济技术联系,而使整个企业改变面貌。有的捕捉住一个有利时机,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有的企业领导人说,经营得法,机会也会变成优势,反之,固有的优势也会因坐失时机而变成劣势。大量事实说明,搞活企业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人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然,决不是说物不重要,问题在于物要靠人去利用、去发挥作用。否则,就物见物,会导致现象复杂化,抓不到问题的本质,有碍于企业内部潜力的挖掘。而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关键是加强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把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关于调动经营者积极性问题
讲管理,就有个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经营者,是指企业以及企业内部责权利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领导者。我们从调查中看到,活力较强的企业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不是设备的更新、技术的引进、新产品的开发等等,在它们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型经营者,他们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如果我们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真正搞活国家大中型企业,从领导上讲,归根到底是看在“经营”二字上怎样做文章。
我们调查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他们搞活的突出特点,一是划小了企业内部的核算单位,使那些条件具备的车间变成了专业厂,并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力,成为企业内部的经营者。二是有一些车间和班组,虽然没有专业厂那样的权力,但在经济承包中,在责、权、利结合上自主性较大,实际上也具有了经营者的特点。实践证明,凡企业内部划小了核算单位或给承包单位以较多经营权的企业,面貌变化都很快,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高。例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实行了“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即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全面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分层经营承包。每级承包单位,都按照商品生产的特点,用经济办法进行经营管理,一切按价值法则和经济合同办事。他们经济承包的具体做法是,专业厂对总厂实行利润递增全面承包,承包年限一次核定,签定合同。专业厂可以在总厂统一安排下,制定自己的技术改造和发展规划,还有承接来料加工和市场调节产品权、闲置多余设备的出租或有偿转让权、中层干部的任免权、对职工进行奖惩权、自选工资分配形式权、基建项目自行组织施工或对外招标承包权;对部分封闭的辅配件分厂,还增放了部分产品销售权、材料采购权等。分厂的自主权扩大了,他们又对车间、班组层层放权,如车间有承揽劳务加工权、车间之间联合组织生产的产品外销权、超利分成权、人事选配权、对职工浮动工资分配和奖惩权等。对车间、班组采取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综合承包,一种是单项承包,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形式是包、保、核相结合。二汽的考核是严格的,主要是对效益进行综合考核,并且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他们是根据企业的效益=质量×技术进步×利润的公式(各类效益按百分数计算),来测算和评价一个单位的总效益,使质量和技术进步都作为否决权指标,防止单纯利润观点。二汽实行的三全面经营承包责任制,使企业增强了内在的活力,为充分发挥职工的聪明才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84年二十一个第一线分厂由单纯生产厂变成自主经营厂后,实现的内部利润比上年翻了一番。二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是通过分层经营,把国家给企业的权利分解到车间,有些分解到工段、班组,从而把大企业里的“小细胞”搞活,使大型企业内部经营小型化,全厂从上到下人人开始树立经营思想,改变了“总厂搞经营,基层搞生产”的那种呆板的局面,整个企业的肌体变得生机勃勃。事实说明,把国家放权仅仅理解为使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对下面则寸权不放,不敢使有条件的单位有一定的经营权,是不利于把企业搞活的。
现在,大中型企业之所以活的不够,原因之一就出在“大”字上。大企业虽有大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人才多、设备能力大,但不如小企业灵活。这种大中型企业由于是“大”经营,内部是“大锅饭”,使人才和设备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划小核算单位或赋予承包单位适当的经营自主权,不仅便于管理,而且使职工觉得企业生存、发展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密切,个人的劳动成果、贡献容易得到重视,使生产责任心加强,还可以鼓励企业内部单位之间开展竞争。这样,就把大中型企业“大”的优势同各个经营承包单位“小”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就会在企业竞争中产生很强的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关于调动生产者积极性问题
在强调经营者积极性的同时,应充分注重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者是企业的主体,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他们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会落空。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生产者积极性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个活力最大。例如,辽源市丝绸厂去年利润突破百万大关,但今年国家分配的原料不足一半,议价丝贵又来路不畅。而市里要求该厂今年利润要完成一百二十万元,厂领导左算右算也不敢接受。后来,厂里发动广大职工献计献策,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半夜还到厂长家里提建议。结果一共找出了搞活企业的八条门路,大大增加了厂领导完成任务的信心。最后全厂提出了利润保一百二十万,争一百三十二万,奔一百六十万的奋斗目标。职工们不仅提建议,而且实实在在地干,今年上半年就实现利润六十七万五千元,上交税收七十三万二千元。由此可见,广大职工这种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一旦引发出来,就势如破竹,使整个企业生机盎然。
激发生产者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关键是发扬经济民主。生产者的责任感和他们在企业的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民主就是要保障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有了经济民主,才能激发生产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有了经济民主,才能启发生产者的革新精神。我们调查的这些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都搞得比较好,还没有发现不实行民主管理而能把企业搞活的。现在企业管理上的重大发展,是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对职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民主权利的扩大。经济承包责任制越完善,责、权、利结合得越好,职工的民主权利也越多,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也就越强。相反,如果经济责任制不同职工民主管理结合,只是按规定劳动,按劳动拿钱,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特色,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就无从谈起。再有,现在企业向目标管理发展,有些成效很显著,重要因素之一,是目标管理同民主管理结合,把企业的管理目标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每个人都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而不是仅仅跟上生产线的运转节奏而已。如果离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目标管理就会变成呆板的行政命令。还有,全面质量管理是建筑在全员管理之上的,更离不开生产者的积极性,单靠行政命令是保证不了产品质量的。
现在有人一谈到加强管理,搞活企业,总是从行政指挥上考虑得多,这种考虑是必要的,但对怎样理顺人心却想得少,而目前理顺人心正是加强管理、搞活企业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春卷烟厂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实了以人为核心加强管理、搞活企业的重要性。这个工厂前几年生产很不景气,1981年以来上交税利连年下降,1983年实际吃国家补贴二百三十多万元。1984年初,新组建的领导班子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烟厂衰落的关键是人心不顺,生产者积极性不高,科技人员长期被冷落、排挤,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很少有人过问,生活有困难无人关心,单纯“惩办主义”盛行。去年以来,他们在端正经营思想、加强严格规章制度管理的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放在理顺人心上,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把工厂的荣誉当成自己的荣誉,同工厂共命运,为搞活企业出力,生产形势迅速好转,去年上交税金猛增到一亿零五百万元,超过1983年的88.47%,实现利润一千二百八十七万元,人均效益名列全省第一。今年1至7月实际产值比去年同期提高38.41%,已交税金提高76%,利润提高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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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新疆三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新疆三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即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它爆发于1944年,坚持到1949年9月。
三区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国民党当局强迫牧民捐献军马而引起的。1943年3月,新疆省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要牧民为进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捐献一万匹军马。国民党当局这一掠夺性措施,迫使广大牧民起来反抗。1944年8月2日,伊犁地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等少数民族一千余人在该县西部乌拉斯台首先起义,向驻守在尼勒克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10月8日攻占县城。国民党当局立即派驻守伊宁市的部队“进剿”起义军。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乘伊宁守敌防务空虚之机,于10月9日在该市西沙河子一带率领农牧民举行暴动,攻击目标直指伊宁市。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于15日解放了新疆西北部的最大城市伊宁市。
11月初,尼勒克起义军也进驻伊宁。两路起义军会合后,实力大增,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和反扑。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无可奈何,只好亲自督导八千余残存兵力死守艾林巴克。这年冬天是新疆十余年来未曾有过的严寒天气,英勇的起义军冒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在八十四天中,走遍了冰雪封冻的达坂,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经过无数次血战,相继解放了尼勒克、绥定、宁西等十个县,并最后攻克了敌人守备坚固的艾林巴克据点,歼敌八千余人,伊犁全区获得解放。
11月12日,起义群众推选代表在伊宁市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部队一万余人实行统一整编,组成了民族军,并制定了三路进攻的作战计划。从5月开始,民族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进攻。
北路民族军在达列里汗指挥下,从6月起,经过五十一天的英勇作战,相继解放了额敏、塔城等十一个县。至此,伊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连成一片,成为人民的解放区。
中路民族军在伊斯哈克伯克的指挥下,集中兵力,歼灭留在三区边缘据点的残敌。9月民族军推进到玛纳斯河西岸,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已被打得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守军,奉命烧毁了玛纳斯河大桥,形成民族军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的局面。
此外,阿巴索夫指挥下的南路民族军在阿克苏地区的进攻以及塔吉克、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起义,都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面对失败的形势,急电蒋介石派中央大员来谋求和平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极为关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后又在重庆谈判中,敦促国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三区革命政府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领导人,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新疆问题。从10月17日开始,三区革命政府代表阿合买提江、赖希木江、阿布都哈衣尔·吐烈和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在乌鲁木齐经过七十多天的谈判,1946年1月2日签定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简称《十一项和平条款》)等协定,迫使国民党接受改组新疆省政府的要求。7月1日,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为副主席的新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宣告成立。
张治中虽然努力于新疆的和平,但他无力制止国民党中一部分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在省政府改组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违反和平协议,增兵南疆,加紧战争准备;并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疯狂破坏根据和平条款在南疆各地进行的县参议会参议员和县长的民主选举运动,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库车、莎车、哈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1947年2月20日,乌鲁木齐的维族青年五六百人召集全市“自由大会”,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选举的罪行,号召各族人民起来斗争。次日,五千多名群众举行拥护“十一项和平条款”、声讨国民党反动罪行的示威游行。
为了挽回败局,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密谋策划,决定采取“以游行对付游行”、“以请愿对付请愿”的反革命方针,在2月25日制造了流血事件。一伙暴徒闯入省政府内,殴伤了在场的包尔汉副主席,并开枪射击阿合买提江的警卫人员和汽车司机。3月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乌鲁木齐进行大规模戒严,挨户搜查,一夜之间逮捕五十多人。5月1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它长期豢养的大土耳其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主席、艾沙为省府秘书长,并免去了包尔汉副主席的职务。乌鲁木齐的青年、学生、教师掀起了反对麦斯武德的签名运动。三区代表拒绝参加省政府会议。伊宁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民族纠纷、破坏联合政府的新阴谋。在三区革命政府的号召下,全疆各族各界发动了反对麦斯武德的群众斗争。国民党派兵血洗吐鲁番、鄯善、托克逊,被残杀的群众达三千多人;同时在喀什等地逮捕、屠杀革命人士。这种情况表明,联合政府的和平局面已被国民党彻底破坏,战争阴云又笼罩着新疆。8月,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代表声明退出“联合政府”,飞返伊犁。与此同时,南疆广大地区的革命青年和乌鲁木齐市许多进步人士、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到伊宁市。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扶植麦斯武德,组成反动政府,声言要“削平叛乱”。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为了坚持革命斗争,巩固三区革命政权,阿合买提江倡导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反麦斯武德政府的斗争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迫撤销了麦斯武德的职务,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为支持三区革命及和平解放新疆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派联络员到达伊犁,向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三区人民的革命,并约请他们派代表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的信,给三区革命领导人以极大的振奋,得到阿合买提江等的热烈响应,随即组成新疆代表团,从伊宁绕道苏联赴北平。8月27日飞机在贝加尔湖失事,阿合买提江等不幸遇难。三区革命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又组成了赛福鼎、涂治、阿里木江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北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联络员也由伊宁秘密来到乌鲁木齐,听取了包尔汉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准备工作的汇报,并会见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慰问和鼓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包尔汉和陶峙岳通力合作,挫败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的暴乱阴谋,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分别发表起义通电,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安成达 张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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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革命烈士传》
马连儒
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烈士传》丛书的第一集,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集编选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烈士九十二人的生平传略,记载了他们为无产阶级创业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历史。
本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历史系统性和广泛代表性。翻开书页,好象走进中国革命历史的画廊,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个胸怀理想、笑洒热血的光辉形象。这些英烈中有共产主义的卓越战士李大钊、王尽美、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杨闇公;有国民党左派的优秀代表廖仲恺、邵飘萍、李春涛;有工人运动的先锋林祥谦、顾正红、陈赞贤、汪寿华、李启汉;有我党早期的武装斗争的指挥员蒋先云、曹渊、金佛庄、史可轩;有女中英杰刘和珍、张挹兰、陈君起、张应春;有白族人民的忠实儿子张伯简。此外,建党后最早牺牲的两位共青团员黄爱、庞人铨,第一个为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献身的浙江萧山县的李成虎,温州花席创制者郑侧尘等英烈事迹,上海“商务”七烈士、陕西户县农运十烈士以及张朝燮、王经燕夫妻的英烈事迹,以前很少被人们知道,书中均进行了介绍。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再现了英烈们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形象,还着力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他们的政治品格、崇高思想和广阔胸怀。例如,王右木拒收军阀送来的整箱银元;蒋先云视蒋介石许下的“中将教育长”为粪土;冉钧为了通知战友转移和销毁党的文件,勇闯虎穴;刘华在罢工的关键时刻,忍着家破人亡的巨大悲痛,拍发出“身负重任,何以家为”的电报;萧楚女带着重病,坚持上课,谆谆教导青年:“做人要象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至少也应该象一支蜡烛,在黑暗中照耀别人。”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住英烈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再现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陈延年一度笃信过无政府主义,但冷酷的社会现实,冲毁了他“建在浮沙之上”的信仰,相信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金佛庄曾研究过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的哲学,通过实践,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孙炳文则抛弃了高官厚禄,一心找党,与朱德一道远去欧洲,才遇到周恩来,开始了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本丛书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集将陆续出版,以后还将编辑出版建国后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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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干部基础科十门课辅导材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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