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斯特朗在太行山上
——纪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李棣华
（一）从邯郸到冶陶
1946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们正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际处忙着包装一些土产，准备利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飞机之便，带给习仲勋同志转给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当时，我们根据党中央的通知，已经知道军调部美方飞机即将来邯郸机场着陆，同时一位国际友人、世界知名的美国记者将同机到达。没有想到，正当我们忙于包装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于是我便随同陶希晋同志（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秘书长）、朱琏同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驱车赶赴机场。
邯郸机场虽然秋草遍地有点荒芜，但美方C47运输机着陆还是很平稳的。我们走近机旁，迎接斯特朗同志。她身着浅蓝色的棉旗袍，手提着一架打字机，和蔼可亲地同我们握手。她那慈祥而严肃的风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说明我们是专门来接她的，她就同在场的军调部驻邯郸停战小组美方代表打了招呼，欣然同我们一道登车离开机场。
当时解放战争序幕已经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已经从邯郸转移到武安县城以西的冶陶镇。从邯郸到冶陶不到二百华里，中间要经过武安县城。我们那辆汽车是缴获的破旧车，连门窗也不完好，从机场到武安城不到百里，加上道路坎坷，我们到达县城已是日落时分。我们在县政府的二楼住宿。斯特朗同志由朱琏同志和县领导亲切照顾，睡在一个古老的弹簧床上，大家希望她好好休息，以便明日登程。
次日，我们改乘胶轮马车，前往冶陶。天寒日短，车行较慢。未到冶陶，已经暮色苍苍，远山昏暗。斯特朗虽然身着棉衣，但是深秋寒意还是相当逼人的。她紧紧偎在朱琏同志身上，朱琏也把自己的大衣给她盖上，显然，在那寒夜袭来的时候，她是有点受冻的样子。
“你们带我到哪儿去？有狼么？”她半惊讶半开玩笑地说。
“放心罢，天黑了，这里很安全，保证没有狼。”说罢，大家笑了起来，忘却了寒意。
其实，当时我们心里也很着急，生怕年近花甲的斯特朗经不起那样艰苦的行程，而她那坚强的性格和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厚同情，看来是并不以艰苦为意的。
到达冶陶，我们先把她接到村边一位女会计同志的住处，让她安卧在坑上（当时农村都是以土炕取暖的）休息，然后住到客舍里去。
（二）在冶陶的日子里
所谓客舍是在冶陶镇东北高处一个稍微整洁的院落，这里也是伯承同志、小平同志从前方归来停留的地方。斯特朗经过一夜的休息，精神焕发，一起床，便急切地要求会见薄一波同志，以便安排工作日程。为了让她看看山间的深秋景色，我扶她沿梯登上屋顶（武安一带有许多平顶房屋），希望她在朝阳中欣赏一下这个石头城镇的面貌。但是她那珍惜时间急切要工作的心情，仍然严肃地要求立刻会见一波同志。当时她是利用美方飞机之便遍访华北、东北各解放区的，已经初次访问了延安。在延安的时候，主要由任弼时同志接待了她，而且约好要到太行来的。所以她一到太行经常提起弼时同志，并以很娴熟的口吻口口声声要见一波同志。
当天上午，一波同志会见了她，并指示我们为她安排日程。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还调来吴芳同志（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同她住在一起。（注一）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伯承同志、小平同志正统帅二野部队忙于前方工作，后方工作由一波同志主持。看来斯特朗来太行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在战争情况下太行山后方工作是怎样组织进行的。（注二）一波同志根据斯特朗同志的采访目的，多次同她畅谈。从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当前国内解放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前途，以及在战争形势下解放区后方工作怎样组织起来适应战争等等都详尽地介绍给她。记得有一次她要求一波同志谈谈个人生平。一波同志风趣地回答说：生平也好，平生也好，无非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罢了。就这样亲切而委婉地谢绝了她的要求。
除亲自接待外，一波同志还让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分头与斯特朗同志谈。其中如聂真同志（中央局民运部部长）、张磐石同志（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曾多次同她畅谈，甚至有时谈到深夜。斯特朗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战士，她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精神，她那明快的判断力和关键性的提问，以及她那争分夺秒的工作态度，使得同她交谈的同志深深地敬服。
蔡畅同志和斯特朗同志在冶陶的会见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巧遇。当时蔡大姐是经太行去东北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妇女大会的。一天清晨，一波同志忽然让我通知斯特朗，中午到他住处便餐，如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家宴”了。
在一间很紧凑的堂屋里，只有几把低矮的软椅和一个小小的圆桌（也就是餐桌），初冬的太阳透过门窗使室内温暖起来。当斯特朗同志来到的时候，蔡大姐和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一位国际妇女运动的活动家和一位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作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前方不期而遇，其亲切感是可以想见的。她们和一波同志一道好象话家常似地畅谈起来，从世界大势到中国革命；从当前内战到根据地情况，都成为他们的话题。那时所谓“家宴”也无非是通常饭菜。记得胡明同志（一波同志夫人，“文革”中含冤逝世）亲自烹饪的菜肴博得她们的称赞。
为了让斯特朗同志了解后方司令部的工作情况（当时后方司令部和中央局是驻在一起的），一波同志特邀她参观联合办公室，向她介绍各部的负责同志、职能分工以及工作制度，同时还让她参观了当时我军从蒋军手中缴获的美制常规武器。在参观谈话的过程中，她忽然问起理论学习问题。她问一波同志：“你们在理论方面正在学些什么？”一波同志说：“我们正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斯特朗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关心理论学习的。
斯特朗同志在冶陶访问期间，大家希望她谈谈美国情况。一个夜晚，在冶陶中心大院的正庭里（这里是中央局开会的地方），在煤油灯光的照明下，她应邀热情地给大家介绍了美国情况，谈了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美国工会组织“产联”“劳联”等等。（注三）
斯特朗除在冶陶采访外，还多次前往冶陶附近的三王村访问边区政府。她连日早出晚归，有时骑马，有时徒步，前往该村会晤边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正在前方劳军，由戎子和同志（边区政府副主席）、孙文淑同志（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接待，向她详尽地介绍了边区政府工作。文淑同志还亲自陪同她参观了民政、财政、司法等部门。当时边区除电报电话联络外，交通往来主要还是利用人力畜力。斯特朗看到公文档案管理以及输送方法，很赞赏在战争情况下所采取的那些原始但很科学的方法。
三王村有个供销合作社，这是当时活跃农村经济一种雏形组织。斯特朗对合作社很注意，她对合作社主任详细询问了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供销方法等等。看来她对农村经济改革中合作社的作用问题是有所预见的。
在她对边府访问结束的时候，戎子和同志为她举行了一次宴会。一波同志特来参加，边府各厅局长也都前来作陪。席间，她很亲切地询问了每个同志的经历等，把酒言欢，直到夜晚。她在一波同志陪同下乘马返回冶陶时，已明月当空。深秋山景，宛然如画。但是斯特朗同志在马上仍兴趣昂然地向一波同志询问她所关切的问题，惟恐误时。
（三）告别太行
十来日的冶陶生活，斯特朗同志那种珍惜时间忘我工作的态度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她从黎明到深夜不停地谈话打字，不停地考虑问题，而且很快适应了根据地艰苦生活环境。她那鲜明的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明快的判断能力，既要观察入微地了解实际情况，又高瞻远瞩地从革命前景辨认问题，正说明她是具有如何高尚的政治素质。
在她向一波同志告别的时候，她这样问：“我出去之后，别人问我到哪儿去的，我该怎样回答呢？”
“就说到西山里去的”。一波同志回答说。
这一言简意深的问答，正说明她在当时战争情况下的高度警惕性和政治责任感。
她告别了一波同志，告别了冶陶。途经武安，她应邀参加了民兵检阅大会。大会希望她反映中国人民的呼声，要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她非常高兴地应许了这样的要求。
到了邯郸，因为她还要搭美方飞机离去，我们就安排她住在军调部邯郸停战小组居住的地方。好象她总是牢记着，内战已经开始，要为解放区保密，因而她尽一切可能不与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人们接触，生怕人家问她从何处而来。她独自住在偏院的小屋里，每餐由服务员送去。记得，只有一次，她带我到美方的图书室找了几本杰克·伦敦等进步作家的小说，此外她总是安详地在小屋里看书休息，等候美方飞机的到来。她在这里候机期间，得到我方代表张越同志（解放后曾任我国驻意大利等国大使）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减少她候机的苦闷。
在她告别邯郸的时候，她要把自己使用的钢笔留给我作为纪念。由于盛情难却，我只好留着。回到冶陶，我汇报给一波同志。他拿着那支笔笑对我说：“这是国际知名的进步作家亲自使用的笔，你好好留着罢。”冬初，军调部在邯郸有关黄河问题一次谈判的时候，我把那支笔转请戎子和同志珍存起来。（注四）
1958年斯特朗同志应周总理等中央同志的邀请来北京定居，1960年秋，她来北京外国语学院作报告，仍然穿着蓝色的棉旗袍，她仍然记起当年太行山之行，记起一波同志。
（注一）斯特朗返回北平（今北京）后曾把她亲笔签署的新著《我所见的新波兰》赠给吴芳同志和我，珍存至今。
（注二）斯特朗所著《中国人征服中国》1949年在美国出版。书中一节标题是《政府如何转入地下》，详细记述了她当时访问太行山后方的情况和一波同志的谈话。她很风趣地把当时解放区后方政府称作地下政府或隐蔽政府。见原书英文版218—227页。她的这一著作已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维宁等同志译成汉文，北京出版社出版。
（注三）当时一波同志和中央局一些领导同志很注意研究美国问题。一波同志曾委托黄华同志从北平购得有关美国问题的一批图书，后来送给人民日报社。
（注四）在军事调处后期，美方及其工程师塔德等，在国民党怂恿下，曾在邯郸开会谈黄河改道问题，我方坚决反对。戎子和、黄华、董越千等同志代表我方出席了那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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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淮饮恨拭刀痕
——怀念爱国教育家李更生先生
袁啸
“兴邦必先兴教育”，这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所磨洗出来的金玉之音。荀子也说过：“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就我国的现实而言，这些话的重要意义更为明显。党中央一再号召各地区要把办好教育事业当作首要任务。今年又把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全国都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如此大张旗鼓，完全说明了这项任务的紧迫感。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唤起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才能上下一心，提前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本文所要介绍的，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教育家、实干教育家、勇于革新的教育家，民国初年为苏北教育作过杰出贡献的李更生先生。古人说过：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李更生先生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其言其行诚足以垂范于后世，激励于来兹。
李先生名荃，原名鲠生，因溺水得救，改号更生。他是江苏淮阴人，生于1883年1月，卒于1927年4月，二十四岁毕业于江北高等学堂，整整从事二十年的教育工作，不幸在四十五岁时遇刺身亡。他在安徽繁昌、宣城、太和主持过高等小学，积累了基层经验回到苏北，又从事师范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踪迹所至，口碑载道。特别在他主持扬州第八中学创新五年的成绩；主持淮安第九中学拨乱反正的成绩，以及毁家办成志中学的事迹，至今为这些学校所有健在的同学称颂不衰。
本世纪初叶的苏北，真是民不聊生！旱涝灾害尤其在里下河一带，几乎无年不有，军阀混战，盗匪蜂起，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所谓“兵来如梳，官来如篦”，这情景又纵使了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李更生处于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青年的他，不禁拍案而起，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从此他立下了创办教育拯救中国的大志。他认为：从清末以来欧化东渐，造成无量的隐痛的，正是由于民族的愚昧，教育不兴，无法与人抗衡。他拒官不就，终其身全心全意扑在教育事业上。他爱校如家，爱同学如子弟，爱同事如手足，“往来十里以内，非要事或疾病不乘车”，手胼足胝，奔走呼号，直至于毁家兴学，终因触犯了地痞流氓的私利，不幸以身殉职。而他在弥留之际却毫无怨尤，唯一的，只以事业未竟为遗恨。这是多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1913年起，他担任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监五年，和师生朝夕相处，共商治校大计。经常告诫学生说：“诸生务以民族利益为重，热心小学事业。小学事业是陶铸国民的胚胎，首要的职责是灌输爱国思想，凡国内国情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我国在外交方面的历史，应时时和儿童讲解，毕业而后，无论为士，为农，为工商，为军人，念念毋忘爱国！”他这样要求学生，也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的身教更多于言教，他的著名的“八不箴”，使人人得见其胸怀的坦荡，敢于自我批评的勇气，以及大公无私、铁骨铮铮的品格。例如“八不箴”的内容之一是“终身不买日货”，不但他自己不买，连他家人也严格禁止。又如“有权力无责任之事不做”，当他被选为省议员时，他耻于迎合潮流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大义凛然地真正代表人民在议会上严词弹劾了某些权贵，许多亲友都为他捏一把汗，他却坦然表示“我要尽我自己的义务。凡义之所在，吾往矣！”真是肝胆如铁，堕地有声！
后来，江苏省又派他担任扬州第八中学校长。他怀着“临事而惧”的不苟精神，写了一条座右铭，叫做“竖起脊梁担事”，他本着这条信念勇往直前。他在日记上写道：“早作而夜思，计定则行”。凭其过人的胆略和识略，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就使一个落后的八中跃于全省的前茅。毕业生成绩之好，考入沪宁等地如东南大学、交通大学这些著名学校的，成为全省之冠。现在也还有许多八中同学身居各界的要津。
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正是风雷激荡遍及全国的时代，人民空前觉醒，一方面帝国主义利用我们的内乱加紧其蚕食、瓜分的政策，一方面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下的广大知识分子，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呐喊个性解放，呐喊科学与民主，不断向旧传统旧势力开战。李更生到八中不久，首先碰到的一件大事就是袁世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李更生闻讯绕屋而悲。当即决定在他办公室走廊的墙壁上嵌了一块石碑，奋笔亲书“汝忘五月九日六时乎”九个大字，用以鞭策自己奋力工作，同时激起全校师生的爱国热忱，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他和学生同台演出话剧，同执校旗游行示威。待到五四运动爆发，他更积极投入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推广注音字母。为学生订购大量的报章杂志，鼓励学生阅读。他爱护学生，每晚必查自修，每夜必查宿舍。嘘寒问暖。学生亲近他、尊敬他，据许多健在的八中老同学回忆说：“在李校长的带动下，八中的师生关系竟是那样的水乳交融。”又说：“五四以后的新思潮，正从扬子江滚滚流入运河。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自动编印了许多刊物。那时的八中，几乎无人不充满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学校景象，真是桃红柳绿，一派生机！”
李校长的民主作风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一切大事都和师生研讨，执行决定，坚决严格。他不但和学生共同听课，还共同过文体生活，特别是他首例打破教职员工之间的封建界限，每逢节日聚餐或庆祝活动，他总是恳切邀请学生和校工登台讲话。有一晚，大风吹断了电线，自修中断，清洁工某自告奋勇接上了电线，一时全校欢腾。李更生抓住这件事，号召全体师生一定要做有益于人的事。以后在聚餐会上还尊之为上宾。象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怎能不赢得全校教职员工心悦诚服！所以当时的八中校风之正，工作效率之高也是罕见的。
李更生的治校之道，第一件是挑选有才智的师资，他求贤若渴，事迹感人。理化教员董伯度，教课好，英语也好，蜚声大江南北，学生非常欢迎他。后因家中老母无人侍奉，力辞八中课务，李更生固留不获，便亲去董的家乡，向他老母求情，竟至长跪不起。董母大为感动，立即促儿就道。此事一传，有些亲友认为李太过份，李却正色说：“我为学生而跪，何卑之有？况彼母亦我母也！”闻者无不动容！八中名师除董伯度外，还聘有朱自清教国文兼教务主任，徐谟（后去国际海牙法庭任法官）任英文教员兼授西洋史。其它各科的教员也大抵是一时名宿。象这样整齐的教育阵容，即使在今天也是令人十分称羡的。
师资好，慕名就读的学生日益踊跃，李更生审时度势，锐意革新。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改学校原来的单轨制为双轨制，规模较前扩大了一倍。又从二年级起，各科分班授课。甲组重文，乙组重理。这种分科制开创了全省的风气之先，并且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在分科制的基础上又实行能力编级法，对各级学生的基础课程统一进行测验，然后按其实际程度编入相当的学级。这种办法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分科制实行以后，李又和任课教师研商如何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一致认为：文科应以办好图书室为基地，理科则着重实验室的建设。李校长非常重视理科的实验，他说：“光读书，不动手，学得不会深，将来也不会教人”。因此，他不惜巨金采购当时最先进的理化设备。他对理科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如数学练习、实验报告等等，都必须按时缴送。他对文科建设，除图书室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外，则着重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他组织了铜管乐队，聘请专家指挥与辅导，又组织了课余的油画小组，也有专家辅导。后来这个小组的成员还参加了国际的画展。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还不时邀请国内外学者和校友来校讲学，介绍国内外多种新知识以及学术研究的动态。
当时八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学生的外文基础相当扎实。在李校长的倡导下，非常重视外语课程，他常常亲自听讲，认真学习。为了使学生的发音准确，他聘请了当地教会的教士来授课。理科的课本一律采用原文。他解释说：“数理化都是外来的，用原文学习，有双重收获，今后出国学习，也就节省时间了。”这是很有远见的见解，后来，徐谟在国外会见八中的同学，深有感慨地说：“李校长是一位多谋善断、眼光远大的好校长，象他这样办学，即在国外也是优秀的。”
正当八中面临大发展的时候，却因寻觅新的校址和当地驻军的头目发生了正面冲突，后来驻军虽然让步了，但李校长舌敝唇焦辛苦得来的表面胜利，却促成了军阀与地方劣绅的勾结，迫使李先生不得不悄然离去。愤怒的八中师生组织了护校团，掀起了挽李的风潮，结果被继任校长开除的学生竟达数十人之多。此后风潮迭起，这位继任校长也不得不知难而退。由此可见李先生治校的五年功绩，已在广大师生的心田中树立了牢不可破的丰碑！
李回到家乡后，江苏省教育当局又委派他主持第六师范附小，又受乡里的委托，接办了私立成志中学，最后又兼任了省立第九中学的校长。九中素以难治著称，此时正处于瘫痪状态。李到职后，进行全面整顿。推荐或说情的函件如雪片飞来，他一封也不复，唯贤是任。他的复校工作，仅宣布了两件事：一是所有拉帮结派的教职员工概不录用；二是所有在校的各班级学生一律同新生看待，只有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就这样，九中混乱局面迅速扭转。同时在他处处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校风也大为改观。在一次国耻纪念日的集会上，忽然下起滂沱大雨，学生纷纷离开操场躲进走廊，李校长毫不为动，他并不批评学生，只站在雨地里慷慨演说，然后亲执校旗，号召上街游行。学生感动得掉泪，无一人落后。从此校纪也跟着整肃起来。
李更生主持九中校政，并不照搬八中的老路。九中不设文科，却创设了银行理财系。人们问其所以，他回答说：“入境要问俗，当前的财政银行界，淮安人颇有地位，为了学生毕业后的出路着想，这着棋是可以走的。何况治国大事，必须首先理财。这是社会的需要。”由此可见，他的锐意革新，并不是为革新而革新，而是确有其独到的远见卓识，并能因时因地而异。
李更生先生的实干精神，来源于他的锲而不舍的毅力，来源于他的高度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无私胸怀。他办事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成办好。不惧强权，不徇私情。当时有些人对他很不理解，认为他过于方正，有些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的非凡之处！当私立成志中学面临倒闭的边缘，他毅然承担了乡里的委托，日夜筹款，几乎沿门托钵，自己也尽倾家产的所有，终于把这所濒危的学校重新扶植起来。正当他津津乐道成志未来的发展蓝图时，却惨遇亡命之徒的刺杀。这难道是命运吗？不是！
综观历史，真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付出了血的代价。李更生先生之死，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踏着先烈的血迹奋不顾身前进的。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武昌农民讲习所赞扬过他毁家兴学的事迹。他的友好，苏北另一位教育界人士陈莲荪先生，在挽诗中写道：“毁家兴学前无古，救国匡时庆有人。我问天公胡愦愦，江淮饮恨拭刀痕！”这首诗的沉痛，完全代表了江苏教育界对李更生先生的悼念之情。举丧之日，远近吊者不绝于途。
注：本文系作者访问了八中、九中的老同学并根据《李更生言行录》和他学生的纪念文章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