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古老剧种的改革而拚搏
——从汉剧《弹吉它的姑娘》谈起
龚啸岚
湖北省汉剧团面对戏曲观众日见减少，现代题材不受欢迎，古老剧种几乎被遗忘的形势，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创作了现代戏《弹吉它的姑娘》，并首先送到武汉市东湖大学区去演出，意在测验一下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对它的反应。
这个安排的效果很好。他们在那里（还包括附近部分工厂）受到了交口称赞和热烈欢迎，不少从未看过汉剧的青年观众接触到《弹吉它的姑娘》居然“一见钟情”，出现了连演几十场上座不衰的盛况，还惊动了首都一些专家、同行，专程到武汉看戏，并在一些报刊上作了评介。
近年来戏曲观众的下降，在文艺界引起了忧虑，出现了“戏剧危机”的感叹。事实确实是这样，目前除了地方小戏在农村还受到欢迎，但观众也渐趋老化之外，许多古老剧种如昆剧和梆子系统（秦腔、晋剧等）、皮黄系统（京剧、汉剧等）的观众，下降幅度都比较大，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设想中国戏曲可以走日本歌舞伎的道路，由国家保留几个剧团，送进“博物馆”去颐养天年；也有人用自然科学“优胜劣败”的概念，表示欢迎劣种戏曲消亡而不必悲哀，汉剧也包括在内。显然，这并不符合戏曲艺术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实际。
一切创作都离不开理论和批评。园丁的栽培和严师的诱导是应该接受、受到尊敬的；反之，“哨兵”的干涉和“法官”的判决，那是和理论批评背道而驰的东西，难于教人心服。
一部戏曲史，总是低级形式为高级形式所取代，如昆曲与海盐腔、余姚腔之间的消长，昆腔曾占居优势；也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代僵化、凝固的品种，如雅部与花部之争，昆剧又处于败势。特别是近百年来，花部的皮黄系统，崛起了新兴的京剧，它以磅礴的气势兼收并蓄，百多年来左右了中国的舞台，成为戏曲的盟主。一是它拥有一批杰出的戏曲家和大量的精彩剧目，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演员、剧团和观众，形成了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二是这批杰出的戏曲家，都是善于继承、精于积累、敢于创造的革新能手，几代人中间出现了许多当之无愧的大师，推进了戏曲的发展，成为今天在国际剧坛上也受到重视和探求的珍品。可是，一旦其中某个剧种、某个剧团放弃了革新，忽视了创造，也会黯淡无光，停滞不前，乃至消亡。如果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有着辉煌成就的戏曲，不能认识到它毕竟是在漫漫长夜的封建社会中诞生成长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徘徊于“移步不换形”的原貌，那是不堪设想的。以变革起家的戏曲，在伟大的变革时代竟然手足无措，那未免太失常，也太令人惋惜了！
当然，这个局面是不会维持多久的，变革永远是它的主流，立志创新者大有人在。绝大多数的剧种之所以不会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就因为它扎根在观众当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昆剧几百年前虽已败于花部诸腔，可是直到今天还生存着，这就值得去研究，不是用一句“垂死挣扎”的贬语就可以取消它的。虽然有的剧种确实消亡了，它也不是由于“法官”的判决，或者出现了“吊者大悦”的闹剧而收场的。需要用一点严肃的治学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才有补于实际。
当前，不少剧种要恢复以变革起家的光荣历史，从阻碍它前进的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已经开始发难了。汉剧《弹吉它的姑娘》就是这样一次挑战，是为谋求解放而进行的冲刺与拚搏。
一切变革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弹》剧也不例外，首先就面临着“汉剧是否姓汉”的质疑。汉剧是应该姓汉的，不过，号称拥有八百出剧目的汉剧，今天连八十出也没保留下来；号称拥有十大行当的汉班，今天连十行教师的队伍也拼凑不齐，即使它毫不置疑地姓汉，又有什么意义？京剧来自徽（班）汉（调），它当初又何尝姓京？可以断言，一个认真从事变革的人，是不会忘记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否则，变革就无法取得成功。具体问题要具体探索，不能笼统否定。
当人类生息的这颗星球已经准备向外层空间进军的年代，怎能再破功夫去讨论“大辂椎轮之始”呢？正由于这样，《弹》剧也许求胜心切，起步可能快一些，距离汉剧原型可能远一点。这也没有什么。勇于实践、敢于拚搏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即令改革失败了，留给观众的也不能是个被错判的待决之囚的面目，而应是为探索真理而牺牲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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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读《桑树坪纪事》
江晓天
一部成功的小说，能使人读来如身临其所描绘的艺术境界，目睹其所塑造的不同性格的人物在活动中，也就是常说的“引人入胜”。朱小平同志的中篇小说《桑树坪纪事》（载《钟山》1985年第3期），就给我这种印象。随着作者的笔端，它把我引进了关中西北部、陕甘交界的林游山区，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小山村桑树坪。作品中第一人称行云流水般的抒情笔调，一个个独特的生活细节，李金斗、许彩芳、王志科等一群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使我不忍释手。这些在贫困的生活和封建落后的习俗中，与不幸命运抗争的人们，久久停留于脑际，颇发深思。
《桑树坪纪事》这部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很丰实，它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开掘了沉淀于生活底蕴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有力地揭示了这种精神负担所加于劳动人民的不幸与苦难，从而也显现出生活必然发展前进的美好趋向。作者以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独特而繁富的细节描写，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力戒直白，力求含蓄地表达主题思想。对于环境氛围、生活场景的描写，逼真、多样、色彩绚丽。它把现实感与历史感、传统习俗与地方特色，细密地和谐地结合于一个艺术整体。尽管最后一节关于窑工的描写，人称、角度似乎与前五节不一致、不够协调，但应该说，这还是一部艺术上有特色、思想上有深度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
首先走出来的是作品的主人公、桑树坪现实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一副苍老的面相、一身破破烂烂的衣着、一双象锉刀似的手的中年男子李金斗。人不可貌相。他却是精明绝顶的人物，当地人称他是“灵勾子”，南方叫“小能人”。这类人物农村到处都有，不仅是天赋聪颖，大都是在贫困的生活中，为了温饱而精打细算，天长日久磨练出来的。作者笔下的李金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生产队长、本村本族的代表，“他干什么，目的总是让村里人不吃亏或少吃亏”。因而深得全村李姓人们的信赖，言听计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也正因此，他不是恶人，可是他的旧思想和小算盘，在一定的气候和条件下，却能置他（她）人于死地。作者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细节描写，使李金斗这个人物活灵活现，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李金斗一出场的细节描写就是独特的性格化的。他到县城去接知青，为了给队上节省，自带干粮，夜宿门洞。第二天早晨，初见面的知青拿出一斤粮票一元钱，要请他一起吃“红肉煮馍”，他一把夺过去，只花了三毛钱买了两碗汤，泡上自带的发了馊味的粗面馍，把粮票和剩下钱装进自己腰包。他为了防止雇来为生产队烧窑赚钱的外乡人老吕偷灯油炒菜吃，暗地往灯油里掺水！李金斗到集市上招雇麦客的场景、情节，写得绘声绘色，更显出老谋深算、精明过人。抢收小麦是重活，饭食好点，麦客收割精细点，金斗深懂此理，可是他也要利用时差、明暗和麦客的心理因素，来打节省的主意。他安排社员蒸了三种馍，放在三只蒲篮里，吩咐知青哪顿送哪篮馍，但没有把秘密告诉知青。这个人物不同于过去常见的队干部，没有强迫命令作风，也不多吃多占；他用这些心计，只是为队上多省一文钱，村里人多吃一口粮，为了与贫困抗争呵！
为了同一个目的，在一种他无法抗拒的压力之下，李金斗也有“大方”的时候，那就是为了迎接上级下来估产的干部。估高了，社员要多缴粮，以至连口粮也得贴上；估低点，乡亲们可多吃一口。所以当他听说公社革委一位副主任领人来估产时，就安排“队里杀了两只肥羊，又从各家各户收来不少鸡蛋，还有十几斤酒和好烟”，做了七碟八碗，派知青出来侍候，自己躲在一边，不陪客，因为他说：“心疼死咧，就跟咬我的肉一样。”他嘱咐知青往酒里掺水，不是为了省，而是怕估产的“脑系（指干部）们喝醉了，胡说乱估”。
李金斗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他由于封建思想影响，有意无意地给年轻的彩芳和全村唯一的异姓人王志科造成的大悲剧上。彩芳十二岁上跟母亲讨饭到桑树坪，被金斗用几十斤包谷和几十元换来，认作干女儿（实际是童养媳），十七岁就与金斗大儿子满娃成了亲。第二年春天，满娃突然死去，不满十八岁的彩芳成了小寡妇。灵勾子金斗为了不让彩芳有改嫁的自由，再次认她作干女儿，这样干爸就可以作主让彩芳嫁给自己的二儿子仓娃。山里人娶个媳妇得花很多钱，精于算盘的金斗当然不能放过。他们父子象防贼一般，防止彩芳接近任何年青男子。金斗父子蒙住头用棍棒毒打，被污辱被损害、孤苦无依的彩芳只好忍受。村里的婆娘们恶言相欺，诬蔑她与自己的男人不正经，逼得彩芳勇敢地起而抗争，佯作承认，甚至跑到保娃家脱下外衣，只穿件护胸脯的小兜兜，故意让保娃媳妇看见，逼得她与丈夫闹，遭一顿毒打。一个年轻正派的女子，被旧习俗逼到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自卫的地步！这带有悲剧性的戏剧情节中，闪现了彩芳性格的光彩。命运如此磋砣，彩芳仍然不失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她终于找到了倾心相爱的小麦客榆娃。可是就在她怀着不久将去与榆娃共同建立幸福生活的时候，金斗等用野蛮的手段强迫她与仓娃成亲的当晚，彩芳为了保持对榆娃的纯洁爱情而跳井自杀！彩芳的悲剧，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封建主义思想流毒，在贫困落后的农村还会制造出新时代的祥林嫂！
王志科的蒙冤屈死，与封建的宗族观念有直接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带有群众性的宗族观念与“四人帮”当道时封建法西斯专政相结合造成的。由头是一个外乡布客在离桑树坪不远的地方被杀害，碰巧那天到镇上去为队上牲口抓药的王志科，曾与这布客相遇一同走过一段路。案情发现后，队上人们就向上反映了王志科，因查无实据，只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不久，除了一个李言老汉，村上所有的人联名上告，说王志科“来路不明”、“一身匪气”云云。上面宣布：留村监管，待案情查清楚后，再做处理。队上的人们立刻就动手抄了王志科破破烂烂的家，没收了他的自留地，让他干最重的活，一天只给半斤口粮。每星期批斗一次，几乎每次都遭毒打，因为他清白，无罪可认。为了他心爱的唯一亲人绵娃，天大的委屈与非人的待遇，王志科都强忍不发。后来，王志科被公安人员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不久传来消息，王志科越狱，被哨兵打死了。孤苦的绵娃也逃走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不关心政治的李家人们，为了王志科的两孔破窑，为了赶走这个外姓人，竟能心安理得地干出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事！原来在这般人心目中，王志科是死去的李金洪老汉招赘女婿，而李金洪老汉也是老辈人收养的，在以李金斗为首的满脑封建意识的李氏人们看来，绝户头的财产应归同族人。这种封建宗族观念，至今在农村中有些地方还存在，因财产纠纷而伤残人命的事也还有，但小说中描写的王志科的悲剧却是独具特色的，深刻的，震撼人心的。
小说还写了个媒婆六婶子，通过她的活动，看出年轻一代妇女要想冲破封建婚姻的牢笼，有时还得付出血的代价。李言老汉年轻时因与一女子相爱不能成婚出走，流浪了大半辈子，回村后，同族弟兄小侄不相认，使他不幸、惨死！这一笔描绘丰富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作者对他曾插队生活过两年的小山村是充满深情的，对他曾经历目睹的人事是熟悉的。他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是悲剧，包括生产队长、李姓宗族代表人物的李金斗，他一方面为她（他）人制造悲剧，同时自己也扮演着悲剧的角色，但读来却并不使人感到悲观失望。因为作者不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展示生活中的愚昧、落后的阴暗面，而是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直面人生”，正视严峻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极的生活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所说：“生活并不都那么光明和美好，但光明和美好的希望，才能使人们顽强地挣扎着生活下去……有的人难以得到它，正因为难，光明和美好的希望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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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朴素的美
王西彦
丰子恺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画家，又是散文家、音乐家和翻译家。还在青年时代，我就不仅喜看他风味特殊的漫画，爱读他纯朴自然的散文，而且也拜读过他的音乐入门书和翻译小说。我在杭州读师范学校时，曾经从丰先生翻译的屠格涅夫著名中篇《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一方面学习英语，一方面学写小说。因此，我觉得丰先生还是一位启蒙家，和我年龄相若的人大概有不少受到过丰先生的启蒙教育。
丰先生生前是全国美协的常务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也许，丰先生作为一个画家的声誉的确大于他作为作家的声誉，不过在我看来，丰先生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即使不高于也至少等同于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他的画和文可以说“平分秋色”。其实，这种意见也不是我个人的，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人这样看了，这个人就是郁达夫先生。1935年郁达夫在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新文学大系》编散文二集时，选入了丰先生的五篇作品，就是《渐》、《秋》、《给我的孩子们》、《梦痕》和《新年》，并在序言里作了介绍，说在他的散文里可以体会出“浙西人的细腻深沉的风致”，说他的“佛学的思想，自然也影响到了他的作品”，说“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又说“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的对于小孩子的爱，尤其是他的散文里的特色”，又说他的散文“富有哲学味”。总之，郁达夫对丰先生的散文作品不仅评论中肯，而且推崇备至。
就在三十年代初爱读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和散文时，我已经是一个俄罗斯文学大师契诃夫的热烈爱好者，我觉得他的小说作品写得既真诚，又朴素。后来我读他的书信和关于他的回忆录，发现他老是劝告人家“要写得真确诚恳才行”，说“短篇小说的首要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契诃夫是小说家，他说的是对小说作品的要求。其实，何只是小说呢，真诚和朴素应该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真诚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他在接触生活和从事艺术创造时所抱的态度。朴素是一个人的品质，是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的表现，是指主宰他灵魂的是真还是伪。所以说，真诚的态度来自他朴素的品质。自然，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这种优秀的品质也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于他所采取的形式，也包含我们常说的风格。人们不是经常说文品和人品的统一或人格和文格的统一吗？其实，这就是批评家们所说的“风格即人”和“文如其人”。我觉得，这种情形，再没有比在丰子恺先生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人们为什么喜欢丰先生的漫画和散文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作品里显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自己。拿散文作品来说，当你阅读例如收在《缘缘堂随笔》里的那些篇章时，会使你感觉到在丰先生笔下，简直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一点，如果是和丰先生有过接触的人，就会更加看出他的人品和文品的完全和谐一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而且说也好，写也好，都出之于一种全无矫饰的朴质。当他觉得人生无常时，他就说和写人生无常；当他认为世界不可执着时，他就说和写世事不可执着。因此，他曾经招致不少的误解和非议。
由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也就有了它的复杂性。在各种精神面貌颇不相同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间，有两位著名的人物，就是都属南社成员的苏曼殊和李叔同，他们都有特高的秉赋，都在艺术上有独特成就，都曾经是艺术界的勇猛闯将，可是都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当然有历史上的老庄哲学和佛教传入后的释家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尤其和他们所遭遇的时代有关。丰先生是李叔同的弟子，他自己也是一位皈依佛教的居士，他的咏叹人生无常和世事不可执着，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他这种处世态度和当时充满灾难和斗争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矛盾不调和，我们自然也无须为贤者讳。但是，我想特别提到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很多人知道，戈尔特堡曾经批评霭里斯身上有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的确，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有它的复杂性，也就是现在有些文艺理论家所说的“人物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我觉得，丰子恺先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说自己身上有两重性格的互相交战。一方面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世事持静观态度；另一方面却是入世的、积极的、有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他的散文，就是这两重性格互相交战的记录。
第二，如果说丰先生的初期散文作品表现出上述两重性格的互相交战，那么，他的后期散文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在走着一条和周作人刚好相反的道路——从隐士到叛徒的道路。我曾经把前后期的分界线，划在1938年初缘缘堂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所焚毁。我觉得这是丰先生人世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里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丰先生是一个心口一致的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作为佛教居士，缘缘堂曾经是他的“世外桃源”；如今“世外桃源”不复存在了，在国仇家仇的催促之下，他果然“勇猛精进”了。这一点，不仅有他的作品作证，尤其有他的行动作证。
我觉得，朴素的美是一个散文家的最高追求；根据“文如其人”的原则，作品的朴素的美，来自作家本人品质上的朴素的美。事实上，也只有一个品质上具有朴素的美的人，才能写出具有朴素的美的作品。我愿意说，在这个问题上，丰子恺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
（本文是作者在美协上海分会主办的丰子恺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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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曲开拓者的赞歌
——彩色故事片《瀚海潮》观后
毛华鹤
北京电影制片厂新近摄制的影片《瀚海潮》，是一部激扬开拓者精神的力作。它歌颂了我国工人阶级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献身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的好影片。
《瀚海潮》叙说的是一支石油勘探小分队在西北戈壁滩为祖国寻找石油宝藏的故事。我作为一个石油工作者，感到格外亲切。1984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同志在视察胜利油田时，为石油工业战线写下了“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的题词。可以说，《瀚海潮》恰是体现着这个题词精神的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画卷。看了这部影片，不由得使我想到那些已在大漠瀚海里奋斗了二三十年的战友们，想到那难忘的六十年代在大庆荒原上的日日夜夜，想到渤海之滨数十万石油大军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石油酣战。石油战线是开拓者的用武之地。搞石油经常面临困难与顺利，失败与成功，甚至生与死的考验。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有着数不尽的条件与因素，而最根本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百万石油大军这种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影片虽然只是表现了石油战线这样一个局部与侧面，但这种为振兴中华而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在进军四化的各条战线都是完全一样的。这种光辉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是我们伟大祖国实现四化宏伟目标的力量源泉。影片热烈地歌颂了这种民族精神与传统，进而启迪人们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党中央号召对全体人民进行理想教育的今天，《瀚海潮》无疑是一部生动的好教材。
《瀚海潮》的故事是悲壮的，虽然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但影片的创作者全力以赴地去写人，因而深深地感动了观众。影片大胆地真实地去写那些活生生的人，写他们在那场生死搏斗中的信念与烦恼，坚定与动摇，欢乐与痛苦，失望与憧憬。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凡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又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使人感到那么可亲，可信，可敬，可爱。
《瀚海潮》的结尾处映出了两行醒目大字：“本片献给奔向大西北一代又一代的开拓者及家属们！”这是影片奉献给开拓者的一片赤诚的崇敬之情。但我觉得，这当中也蕴示着他们更为炽热的期待。《瀚海潮》既是一首老一代开拓者的赞歌，又是激扬新一代开拓者奋进的威武雄壮的进行曲。
对《瀚海潮》的创作者，我们要深深地表示敬意。影片的大部分都是在戈壁滩现场拍摄的。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执着追求，看到了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这也是影片的真实动人之处。影片的导演张华勋同志讲：“为了拍这部片子，我们摄制组在柴达木盆地同那儿的石油工人一起战斗了几个月。一个老家在北京的钻井队长拉着我的手说，甭说拍电影，就是今天你们来这儿转一趟，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听了这话，我顿时热泪滚滚……。”我想，摄制组正是以这种激情与责任感来完成影片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