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陈翰笙
——祝贺陈翰笙同志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
薛暮桥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先驱。
陈翰老从小在家庭中受到平民主义的熏陶，在中学时代受到辛亥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十八岁那年，他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到美国求学。1921年以《中国五口通商与茶叶贸易关系》一文取得硕士学位。1924年在德国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一文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和在华工作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通过他们介绍被聘为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特约供稿人，并同共产国际建立了组织关系。1925年冬季，蔡和森同志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回国路过北平和他会见时，详谈了彭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使他认识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村经济问题。1927年李大钊同志被害后，他被迫出走苏联，在共产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他在这里工作时感到，该所研究人员往往引经据典从事空洞的辩论，而脱离实际情况的研究。陈翰老认为应当深入研究实际情况，从农村经济调查入手，当时他就立志要向这项事业进军。
1928年陈翰老回国，受聘到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实际领导工作。他物色了一批进步青年，开展农村经济调查。最先是在东北调查，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兵差与农民》、《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文章，揭露了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惨境遇。接着选择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番禺等地进行全面的农村经济调查，掌握了农村各阶层的土地分配和各种封建剥削的大量事实材料，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初步依据。1932、1933年，又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进行豫、陕、苏、浙四省农村经济调查，这是在陈翰老指导下规模更大的调查。1933年，他还调查了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烟草产区，揭露帝国主义资本如何渗入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进行直接剥削。1934年，他利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到广东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并且要我带领广西师专的学生进行广西农村经济调查。1940年，他又到云南西双版纳调查了傣族的土地制度。陈翰老领导下的调查研究，取得很丰硕的成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和著作。其中由他亲自执笔的有《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华南农村经济问题》、《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等，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在社会上很有影响。此外他还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农村研究》、《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等。他的不少论著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些著作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陈翰老的有些著作是同党的政治斗争密切配合的，例如在红军反“围剿”的艰苦岁月，他用英文写了《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以大量事实材料来对抗国民党反对土地革命的军事“围剿”，他把这篇英文稿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印发，并亲自到加拿大出席这次大会，对与会各国著名人士畅述中国当时农村经济，以此来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从此他在国外被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权威学者。
陈翰老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并不是从事经院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密切配合革命运动，出于革命的需要。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正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泛滥着形形色色的反对我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思潮。买办学者美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则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剥削，把土地革命视为农民“暴乱”；更有欺骗性的是托派的谬论，他们胡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取消。对于这些谬论，我们党的地下刊物虽然也予以驳斥，但一则发行范围很小，二则缺乏大量的具体调查材料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所以收效较小。在这时候，用公开的调查资料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说明解决土地问题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出路，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是很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封建制度逐步解体，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不是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听讲者问陈翰老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很风趣地说，这个问题不象“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那样简单，纯粹的封建制度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更确切地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大城市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但民族资本不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的压抑和摧残；农村中虽然已有微弱的商品经济，但还保持着严重的封建剥削。托陈取消派借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胡说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扶助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已属资本主义性质。陈翰老领导和支持下的农村经济调查，以大量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不是促进中国农村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农村中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使用封建性的剥削方式来掠夺农产品。陈翰老有意识地选择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如华东的无锡、华北的保定、华南的番禺等地进行重点调查，以事实证明，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经营地主，也很少新式的富农经营。地主甚至富农一般是把土地分散租给贫农耕种，收取苛重的地租，并且通过商业高利贷来剥削贫苦农民。所以托派的胡言乱语是违背事实的谬论。
国民党御用学者一方面藉口商品经济的发展宣称“江南无封建”，另方面对于华北那些商品经济不发展的地区，又说这里自耕农很多，没有土地革命的要求。农村经济调查材料充分说明，这些自耕农并不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其中大多数只有很少土地，收入不能自给，他们要出卖劳动力，不但受地主富农的剥削，而且受商业高利贷剥削。许多地区还残存着向地主无偿提供劳役和逢年过节向地主纳贡的封建制度残余，对地主还没有完全摆脱人身隶属关系，他们的生活比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更加困难。陈翰老主持的调查有力地批判了改良主义运动，努力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资产阶级学者的农村调查总是掩盖农村中真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他们按表面形式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把小自耕农视为小康之家。陈翰老领导的农村调查采取列宁的农户分类方法，按照阶级剥削（包括交租、出卖劳动力和高利贷等）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种分类方法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观点与方法的重要标志。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大量生动事实，使他主持的调查能够正确说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深入揭示农村经济关系的实质。
陈翰老的调查方法是很科学的。他运用科学的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每调查一个省，先作概况调查，把全省分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几个地区，从每个地区中选出一二个有代表性的县，再从这些县里选择其中几个村进行全面调查。在无锡、保定和番禺的调查，对每个县都调查了一千多户，对省的调查则更为广泛。由于调查的点具有代表性，而对每个点的调查十分具体细致，因而能够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农村经济的复杂情况。在人力组织上，不仅依靠骨干分子，而且尽量在当地吸收较多的进步青年，进行简单培训，参加调查。几年中，培养了几百个进步青年，造就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象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同志以及我自己，都是在陈翰老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研究其它经济问题的。
1933年国内风云险恶，陈翰老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已难以立足，他在被迫辞职时愤慨地说：“我们不能在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国农村，就发动全国有志青年来研究农村吧”。经过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1934年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农村》杂志。陈翰老被选为这个研究会理事会的主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出版一份进步刊物是十分困难的。陈翰老请蔡元培先生为《中国农村》题字，并请吴觉农、孙晓村两同志为发行人，由他们办好登记手续，使《中国农村》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这个刊物在开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讨论、捍卫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过不小作用，是当时上海几个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虽然陈翰老不久因受上海的共产国际机关被破坏的影响，被迫到国外工作，但他同研究会及其刊物一直保持联系并给予有力的支持，《中国农村》的成就，是和陈翰老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
在国外，陈翰老仍然继续战斗。他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1939年他利用在烟草区调查的资料，用英文写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在美国发表（198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题为《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美国出版商在1980年还重印了此书。美国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接受一个基金会的委托要编写一本研究新疆的专著，慕名请陈翰老合作。陈翰老虽然与他观点不同，但当仁不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和分析大量资料，写了三章，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在美国，他还整理了西双版纳土地制度调查材料，用英文写了《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这本书到现在对研究原始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研究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仍有重要意义。
在国外，他努力向读者宣传中国革命。他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等著作在美国有不小影响，使美国进步读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缺乏理智，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腐朽封建势力是不明智的。《中国农村》上的许多重要文章以及论述中国土地问题的有分量的著作，都通过他的辛勤劳动而和国外读者见面，使美国学术界了解中国进步学者所提供的真实情况。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给美国进步的知识界以深刻印象和影响。
在抗战期间，陈翰老曾回到香港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工合”是由国际友人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发起、得到宋庆龄同志支持并得到国际资助的组织，目的是动员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坚持抗战。为了争取并合理分配海外捐款和物质技术援助，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陈翰老担任执行秘书。从1939年到1942年，该委员会募集了不少捐款和物资，支持了解放区和大后方的工业合作运动，陈翰老做为执行秘书，作出很大贡献。
1950年初陈翰老回到北京，由于他在国外有广泛影响，所以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接待各国来华访问友人，多次出国访问，发挥人民外交的作用。他还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没有忘记学术研究工作，经常撰写经济和历史方面的文章。他在学术研究上十分勤奋，虽然年已古稀，仍在几位同志协助下，努力实现四十年前的夙愿——编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达三百多万字。这部巨著对研究我国华侨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陈翰老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方面均有涉猎，知识渊博。在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勤奋又井井有序。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治学态度严谨。一个问题如不占有大量材料和过细分析，就不轻率下结论。他善于以生动翔实的大量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对于年青同志爱护备至，悉心培养，谆谆教导。现在他已近九十高龄，仍然亲自指导几个研究生研究历史，并辅导一批青年学习英语。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我们要学习陈翰老的这些优良作风，使之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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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经济特区若干问题的探讨
王琢
关于经济特区的目标模式
经济特区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是为了办好经济特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看来，既不应采取“内向型”的目标模式；也不宜采取仅有一张扇面的“外向型”的目标模式，而应当以“两个扇面，一个枢纽”作为目标模式。
内向型的目标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无法实现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反而势必大量消耗特区创汇和外地流入的外汇，让外商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白白地占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同时，仅只起一张扇面作用的那种“外向型”目标模式也不可取。它实际上是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模式。所谓出口加工区模式，就是对外完全开放，对进入特区范围内的商品免征关税；同时，为了防止免税商品内流，所以对内拉上铁丝网，实行对内隔离的政策。实行这种“一张扇面”的外向型特区模式，也不符合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方向，不能发挥大国办特区的优势。1984年11月赵紫阳总理视察深圳特区，总结了几年来特区发展的经验，明确提出实行“两张扇面、一个枢纽”的特区模式。一张扇面对外辐射，一张扇面对内辐射，而经济特区就是这“两张扇面”的枢纽。这种模式意味着以出口创汇为主，实行全方位开放的特区模式。这种以出口创汇为主的“两张扇面”的开放型的特区模式的主要标志是：产业结构以产品外销为主，以能出口创汇为主；在产品出口与内销的比例上，应以保证特区外汇自求平衡、略有顺差为原则；在资金来源上，主要是利用外资，同时也要实行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并举的方针。实行以出口创汇为主的“两张扇面”的开放型特区模式，更能发挥经济特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两张扇面”的枢纽作用，既可以克服“一张扇面”的内向型的特区模式的缺陷，又可以避免“一张扇面”的外向型特区模式的弊端。只有这种开放型模式，才能使特区很好地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
实行“外引”与“内联”相结合的战略对策
为了逐步实现经济特区的目标模式，使经济特区起到“两个扇面、一个枢纽”的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战略对策。首先，应该坚决贯彻“外引”与“内联”相结合的战略对策。
实现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立足于“外引”。那么，经济特区应当实行什么“外引”战略对策呢？我认为，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并举战略对策。所谓并举战略对策，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利用外资和利用内资并举，正确处理好“两厢情愿”与“一厢情愿”的关系。所谓“两厢情愿”是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要两厢情愿才能办成。因为，这种事主动权不在一方，而在两方。为了争取主动，应当实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利用自资或借资引进技术并举。利用自资或借资引进技术设备，就要经过“技术贸易”的渠道。利用“技术贸易”渠道才能比较容易引进真正先进的技术。第二层意思，就是引进和创新并举。目前，国外有的机构对我国引进技术，仍然采取种种限制。如果只引进而不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技术落后地位。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重视仿制、提高，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重点地集中力量自己开发新技术。深圳特区拟议中的科学工业园，把科研、生产、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把技、工、贸结合起来，正是引进和创新并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应当指出，经济特区的“外引”战略对策，必须要有相应的“内联”战略对策为基础。以深圳特区为例。它是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包括发展对香港的经济联系的桥梁。为了把深圳特区办成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它就必须同时采取“内联”战略对策。这种“内联”战略对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交流人才，发展资金和技术的联合，共同开发内地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商品，打进国际市场，既为特区增强创汇能力，又能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深圳特区要把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创新，生产“洋设备”，为内地提供先进技术装备。提供的方式可以是买卖方式，也可以是联营或补偿贸易方式，目的是推动内地技术进步，并为深圳特区建立出口贸易的强大后方基地。三是特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的商品，一部分要销往内地市场，即让出部分内地市场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当然，这种销往内地的商品应以国家批准的进口替代的商品为限。从国家政策来说，要避免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安装投产后，一面不给它内销市场，一面又继续从国外进口同样商品的现象。对顶替进口的商品，一要合理解决销售渠道；二要划转相应的外汇额度。当然，对于那种靠国家优惠政策从内地进原材料加工返销内地而又不属于进口替代的产业部门，深圳特区原则上不宜发展。
实行以上的“内联”战略对策，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增加特区的创汇能力；二是为了从特区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外引内联相结合，就能组织好经济良性循环。这是大国办特区的特殊优势，也是特区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本形式。
实行有让有占的市场战略对策
如何确定经济特区的市场战略对策，是又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实行有让有占的市场战略对策。所谓有让有占的市场战略对策，是指既有计划地让外商占我方一些市场，我方又要努力占国外一些市场。特区要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固然要力争产品多返销，以挣得外汇用以偿还外商的本息或支付外商利润。但是，向有关的外商一点不让国内市场也是行不通的。许多引进项目，谈了几年都谈不成功，症结往往就在这里。人们担心的是：让外商占了国内市场，外汇怎么平衡呢？办法是有的，即同时实行以我商品占国外市场的战略对策。仍以深圳为例。占有国外市场可以根据具体条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一、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努力组织鲜活商品出口，在香港的鲜活商品市场上展开有力的竞争。为此，一要发挥鲜活商品就近上市的优势，合理核定深圳市的鲜活商品出口配额；二要核定深圳市的五年和十年的鲜活商品出口配额，以便据以制订鲜活商品的发展规划和引进规划；三是深圳鲜活商品要在改良品种上大作文章，开辟那些不要配额的出口商品新市场。二、发展特区现代工业品出口，要有计划地以有竞争力的优质工业品打进国际市场，而不是发展那些吃外汇的装配工业。三、扩大“内联”范围，利用内地资源、原料或初级产品，在特区精加工增值后出口。四、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五、逐步改变单纯依赖外商间接推销商品出口的状况，实行间接推销和直接推销并举，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的直接销售渠道。
总之，既要让有关的外商占我一定的国内市场；又要积极向外挤，扩大我方商品的国外市场，两者要结合起来。这是贸易之战的迂回战略对策，比那种不区别情况什么都要全部返销的市场战略对策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实行外汇平衡的战略对策
经济特区的发展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有正确的外汇战略对策。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我以为应当实行外汇平衡的战略对策。上述实行有让有占的市场战略对策，其目的也正是为了使特区能够自求外汇平衡。所谓外汇平衡是指：出口创汇＋其他创汇略大于特区用汇＋支付外商本息利润的汇出外汇。有让有占，让多少，占多少，要有个制约的原则，这就是自求外汇平衡的原则，包括近期的外汇平衡和远期的外汇平衡。国家给特区超基数创汇全留的优惠政策，目的是让特区利用这笔年年增长的外汇去“滚雪球”，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第一和第二产业，并利用内地资源、原料或初级产品，用先进技术设备加工出口，再创外汇，再引进技术，组织创汇和用汇的良性循环，使“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说，在国家对特区实行一定的外汇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特区应当实行外汇平衡的战略对策。实行这一战略对策，当前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办特区要立足于多创汇；二是要加强外汇管理；三是要控制特区外汇的使用方向，用汇要服务于实现特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新会县不是特区，外汇不多，他们不走急功近利的路子，而把有限的外汇用于兴办现代工业，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这个经验值得借鉴。经济特区在外汇使用方向上，必须及时地从以进口贸易为主转到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主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必要的战略转变。如果不能正确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长期把大部分外汇用于进口工业消费品和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内销，办了一批吃外汇的组装工业，白白地让外商占我们的国内市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外汇平衡战略对策上的失误，而且也与经济特区的战略任务相背离。
自求外汇平衡是经济特区的一个基本战略对策。这是调节特区引进项目的挑选和进度的一个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经济特区外汇平衡失控，避免外汇债台高筑的危险。
看来，经济特区目前已经遇到的问题，其他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也可能或早或迟地遇到。从这个意义来说，这里研究讨论的问题也是其它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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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哲学》将创刊
广东哲学学会办的《现代哲学》杂志即将创刊。在创刊号上，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哲学现代化的含义、方向、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他们还就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学术自由对发展理论、繁荣哲学的必要性和意义，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刊还专门开辟了哲学信息与咨询栏目，回答读者的来信。
（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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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版
钟阳胜的《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从对科学观的历史考察开始，阐述了科学在历史动力系统中的地位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科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前途，以及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
（岳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