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难忘的开明书店
夏衍
1926年，夏丐尊、章锡琛先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日子过得飞快，迄今已近六十年了。
我是1928年春夏之交，经吴觉农同志的介绍，和开明书店发生关系的。丐尊先生是我的师长，早在五四时期就受过他的教诲，章锡琛、徐调孚、顾均正、刘薰宇、钱君匋、索非先生，则是在我替开明书店译书和在《一般》、《新女性》杂志撰稿时才认识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上海推行残酷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店“南强”、“大江”、“春野”相继受到查禁和封闭，独有开明书店却能坚持“不投机、不冒险，正正经经出好书”的方针，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而保存下来，稳步发展，成为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店的名副其实的“开明”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开明之处，在于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正直的文化工作者、教育家、科学家，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王统照、巴金、谢六逸、陈之佛、钱歌川、费鸿年、胡学勤……真可以说是群贤毕集，胜友如云。它出版了大量中外名著，发行了《一般》、《新女性》、《中学生》等进步刊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三十年代，开明书店以它丰富多彩的书刊，哺育了年轻一代。丐尊、圣陶等先生的功绩，在中国出版史上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开明书店的宗旨是“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特点是认真和负责。出书，办杂志，从组稿、审读、定稿、排印、校勘、装帧、出版发行，始终贯彻着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举一个小的例子，他们对校对这一关抓得很紧，所以开明书店出版的书，很少有误植和衍漏。我给开明翻译过几本大部头书，如《欧洲文艺思潮论》、《妇女与社会主义》，待印之前译者不必看清样，出版之后，几十万字中很难找出一个错字。记得我译的高尔基的《母亲》（1929年大江版）被查禁，丐尊先生决定把书名《母亲》改为《母》，把译著者的名字“沈端先”改为“孙瑞光”，由开明书店重印。照例，这只要按“大江版”重排付印就是了，可是丐尊先生还是请人先校对一遍，除校出了一些误植之外，又对译文中一些不够通顺的字句，作了仔细修改，最后再请调孚先生征求我的同意。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前辈出版家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实在使我太感动了。
开明书店认认真真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真心诚意地为著者译者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全国解放，我一直靠稿费和版税餬口，在整个抗战时期，我离开上海之后，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生活费用，主要的依靠是开明书店的版税。1945年9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孤岛历尽艰辛的丐尊先生正在病中，我去探望他，不等我说完感谢的话，他就喘着气说：“不用说这些，大家都有困难，你们走了之后，留在上海的人就得守住开明这个摊子，总算撑过来了……一直在挂念你们，知道雁冰、圣陶、愈之他们都平安，我们就安心了。”他消瘦得厉害，讲话很吃力，不敢多打扰他，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不止一个人对我说，在孤岛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凡是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不论有没有在开明出过书，都经常收到丐尊、锡琛先生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币的周济。在那种“大家都有困难”的“乱世”，说“相濡以沫”也好，说人情、道义也好，这种出版家与著译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提到章锡琛先生，解放后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资方代理人”，1957年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我们这些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个有才干，有胆识的出版家，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开明书店出版过《新女性》杂志，我翻译的厚厚的两大本德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就是他指定要求赶译出来的。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式下令，查禁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等二十八人译著的“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还加强了对书店和出版社的控制，几十家出版进步书刊的中小书店濒于破产，这时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头，上海二十几家书店联名，两次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丐尊、锡琛先生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这样，国民党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也不必讳言，出版界也出现了一种乱出书、出坏书的不正之风。出版工作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庄严的责任，因此，在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六十周年的时候，强调一下认真、负责、出版工作为读者服务的“开明精神”，不仅对出版界、对整个文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1985年10月15日
第8版()
专栏：
山和云
山青
故乡没有山。
爬到庄头上场边那个陈年大麦秸垛，就似乎比在平地踮起脚尖儿多望出去老大一股截，顿觉振奋起来。有时，还趁打场人离开，我喊个伙伴儿，偷偷摸摸抬过那架木头梯子，爬上麦糠泥抹平的看场屋屋顶，跟他一块蹦着高儿，比赛谁能看得更远！
土寨墙当然是更理想的瞭望台，但总有荷枪的士兵据守着，那是神圣的地方，小孩伢子是不允许去骚扰的。真正具有吸引力的，要算庄子中心那幢“钢叉”楼，据说它是老爷爷的老老爷爷辈为防兵荒马乱修建的碉堡，少说也该有二三百年吧？对于我，那齿形的垛口，无疑高耸云霄，君临天下；尤其在夕阳里，遥见被平原赭尘久而久之涂染的楼体，浑身呈现重金色，庄严雄奇，每次仰视，我都禁不住腹股沟发痠，恨不能插翅飞上去！但它却是无法登临的一座废垒！
记不清打哪天开始，山成为搅扰我忐忑不安的梦幻，老是绵亘在心头，愈感沉重，愈益神往！我曾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向我所熟识的一切可能见过山的人探询，唯独一位老者的回答，令我刻骨铭心。
他说山是云的生身母亲，云是山的亲生儿女；什么样的山，会有什么样的云，就象是我们人……。从此我爱鹄立垄上，抑或仰卧河畔，嘴里衔着一根星星草儿，凝神注目无垠天海间帆一般移动的山之子。
童年还没有度完，迫于日寇的铁蹄，我真象一朵被狂风驱赶的云，飘出平原故土了！于是不久，我也就第一次看到巍峨的巉岩，蹀躞于幽深的山坳……可我是属于平原的呵，回环往返，总缅怀我那一马平川上的大路与小道……。
直到习惯险峻和坎坷之后，克服了疲惫和颓唐之后，我竟决然把“山”置于我为自己起的名字之首了。这，倒并非我拘泥那位老乡亲关于云系山出的不经诠释呵，也不仅为了纪念我自孩提时候就对它产生的渴慕；而是我在艰辛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一个联想、一种意图：它所赋予混凝土不可或缺的品格，不同样是灵魂不可或缺的填充料么？
第8版()
专栏：
浅·空·浮·散·板
——也谈杂文的“忌”
严秀
夏衍同志曾在石家庄的《杂文报》上发表过一篇《杂文三忌》的简短谈话，其中“忌长”一事，有些不同的意见。我想夏老的意见无非劝大家不要把文章写的太长，更不要把文章拉长的意思。这意见是很好的，他并没有反对长而好的杂文。
我这里又提出五忌，有的同志可能会说，照你这么忌法，无非叫人不开口就是了。我说的“忌”，不过指如果不那么做，可能会好一些之意。至于忌与不忌，当然悉听尊便。这五忌的次序是随意的，如果要说重点的话，忌“空”当是第一要义。
空——有些同志常常强调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尖锐、辛辣、有刺之类；有一种又说只能正面做文章。二者都总是在文章的风格上说话。我以为两者都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杂文同讽刺、抨击文或一般的政治论文并不是同义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不能“空”。1935年3月，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看来，是否“言之有物”是杂文的核心问题。光在文字风格甚至只在用辞用字是否俏皮、讽刺这些地方去下功夫，是根本不行的。杂文固然可以无所不谈，但它从不去深谈某个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有时还言在此而意在彼，似乎有点“空”似的。其实它是很“实”的。不过这个“实”一般不是指某种物质实体，而是指某种思想、道德、风习，潮流、作风、趣味等客观存在罢了。如果一篇文章博引群书，或俏皮、幽默，讽刺、辛辣之类的话语很多，可是最后还是胡谈乱扯，不知所云，言之无物，这就不能不说是“空”了。救“空”之法，就是鲁迅开的良方：言之有物。
（当然，我这个强调法也有缺点的一面，因为什么文字都忌讳空，只能说是杂文易犯“空”病，所以就强调忌空了。）
浅——杂文的首要要求是要有比较深刻的、新颖的、先进的（当然指同一时期而言）思想见解。如果说来说去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和议论，一点创造性的思想见解也没有，淡而无味，那就只好说是“浅”了。过“浅”便不成其为杂文了。
浮——指文笔轻浮、尖刻、油滑、粗鲁、庸俗之类，基本上是一个文风问题。一篇杂文格调的高低，有一部分有时大部分的原因是关系于此。现在可称为“浮”的文章，我看是个别的，但染有“浮”味的文章，恐怕就不是个别的了。更甚的，是以“浮”为杂文特征，予以优选，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散——全文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根脊梁骨，逻辑混乱，语言无味，重复噜苏，漫无章法，言不及义，这就是散。思想散，行文也散。杂文要求特别精炼，一字之多，也是毛病。文字应如抽丝剥笋，既不能断断续续，还要能渐入佳境，步步接近精华才好。怎么容得散漫无章的文字呢？（当然，散漫无章的文字首先还是由于思想上散漫无章的缘故。）
板——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幽默有趣，变化多端，讽而不苛，刺而不毒，十八般武艺全要耍的滴溜圆，这是杂文写作的一般起码要求。如果千篇一律地平淡无奇，议而不深，言必说教，文章为迎风而作，感想则应景而生。大家说好，我也颂之；全国批评，我更加码。其结果是：思想死板，议论刻板，文章呆板。板板俱全，八股凑成而杂文也就死灭了。这个“板”字对杂文可能是一种绝症。须知，八股同杂文硬是生死冤家。
解放后的杂文，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杂文创作必须思想与艺术并重，而且思想内容不通过艺术性的东西是表达不出来或者表达得很不好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新社会的杂文，只要平铺直叙或把它写成一般的政治思想评论就行了，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杂文才是社会主义杂文的方向和正宗。这种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强调杂文必须具有较高或很高的艺术性，以为随便发一点议论或教训就算是杂文了。我是决然地赞成前一种意见和写法，而不赞成后一种意见和写法的。我们不必热心于“鲁迅风”或“不鲁迅风”，“鲁迅笔法”或“不鲁迅笔法”之类的争论。鲁迅若尚生存，不责备这类争论才怪。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杂文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应该不断地提高才对。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杂文，只要政治上正确就行了，一篇平铺直叙、索然寡味的政治浅评也算好杂文，这是海外奇谈。其实，这还是老观念在杂文问题上的反映：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些根本没有艺术性而政治口号上似乎“正确”的文艺作品，（其实，那些鼓吹“左”倾的东西政治上“正确”在哪里呢？）不但在艺术上不行，在政治上也已被实践证明并不怎么正确。作为经验教训，是谁都不应该忘记，并千万也不能再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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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读《外国散文丛书》
金荣光
苏联米·普里什文、日本德富芦花、黎巴嫩纪伯伦、法国列那尔等十几位外国著名散文作家的散文集，将陆续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苏联米·普里什文著的《林中水滴》、日本德富芦花著的《自然与人生》已经出版和读者见面了。
米·普里什文是苏俄最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他一生写了许多描绘大自然和儿童生活的作品。他的最高文学成就，就是散文诗。《林中水滴》一书，可称是大自然的颂歌，其中所选择的《秋天》、《人参》、《叶芹草》、《林中水滴》四部分，都是普里什文的代表作，语言清新流畅，意境隽永，蕴藉哲理。他的作品，大部是日记式的笔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笔记是不受任何约束，我所喜爱的文学形式，这些笔记确实是在春天的口授下写的。”作者精心描绘大自然、歌唱大自然，通过对大自然的叙述来抒发自己的激情和感发哲理。他的散文物我交融，写景寓情，托物言志，不仅达到意境隽永，还有它特有的语言韵律。
德富芦花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成名作《不如归》、代表作《黑潮》早就被介绍到中国。《自然与人生》是作者最有名的散文集，该书出版后在日本文坛上有着强烈反响，被誉为进行美感教育的范文。作者满含深情，对祖国的山河和自然风物，进行了细腻的描绘，使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和深思。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绚丽多彩的富士黎明，广袤无垠的相模落霞，奇诡多变的香山飞云……从中，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勃勃，催人向上和对祖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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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花江（外一首）
严成志站在松花江畔，我的眼中含着泪光，听孩子们演唱：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呵，江水洗白了一代人的鬓发，却冲不掉、冲不掉这心头的创伤。松花江，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痛苦的回忆中反思，执著地流向远方。
无名碑一块无名碑，立在茫茫的大森林；上面没刻花束，也没有碑文。不知死者的姓名，不知死者的年纪；只知道，这是一群“抗联的人”。用刺刀、石块在这里拚搏、耕耘，洒尽殷红的血，埋下不屈的根。于是，浩瀚的大森林，生长出雷霆，和不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