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血的追忆
——悼何云同志
刘祖春
1942年夏，大约是5月中吧，我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两年之后，北方局决定调我回太行山。一个勇敢的机警的地下交通员，一个具有明显的幽默气质的北方农村的青年同志带着我，大白天从内黄沙区出发，经过敌占区，一直向西行。到太行山东侧山脚下，交通员把我安置在当地伪保安团团总家里，悄悄对我说“同志，安心住下吧”。他第二天就返回边区去了。
团总是个标致的中年男子，上海交大学生，热情而开朗。接待我时，他正在看我们的华北新华日报，沙发上还摆了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他告诉我：山上在“扫荡”。我懂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暂时不能上太行山。这样，我只能住下了。
主人的款待十分周到、体贴，随处使你感到一种热情。然而，我住在那里大约六七天，只要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我就想起我熟悉的太行山上的报社同志，想起何云同志，想起和他接触的一些日子。
我是1938年9月中，从延安出发，跟随彭老总，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的。与我同行的，有两个燕京大学学生：一个叫龚澎，以后进外交界工作；另一个男的，姓名记不起了，也是去华北新华日报工作的。大家过去不相识，但见面以后都很说得来，一路上有说有笑，不感寂寞。龚澎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就停下来了。我和燕大那个学生、一个女报务员（东三省人），又走了两天，才到达沁县后沟村——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社驻地。
这是深山沟里的小村子。人家不多，却有一家地主，两个大院，一排六个大窑洞。
我放下背包，走出地主的大院，便看见在一个小小的场坪上，从武汉来的印刷工人同志们围着一堆机器在忙碌。几个人从一辆大车上卸一架四开平版铅印机，人们在搬一些木盒子，一面搬，一面大声谈论什么，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气氛很热烈，谁也想不到这是在敌人的后方。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从沟那边向我走来同我握手。跟在他身后的一位年青同志对我说“这是何云同志。”何云同志很热情，紧握着我的手。他那张文弱的宽厚的脸一下子把我同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们似乎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我们到窑洞里去谈吧”。他带我走进他住的窑洞。
我刚在炕沿上坐下，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看过你写的短篇小说”，他爬上炕，在炕桌旁盘腿坐下。“我们急需派记者出去。我们现在人手很不够。报纸很快就要出版了。”
他说话声音平静，低沉而浑厚。只有心地宽广的人才有这种声调。
他问我在北京大学念什么系，问我的身世，问我的身体情况，问我从哪里到延安去的，甚至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他象一个长者那样，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然后他谈他自己。从他的自述，我才知道他内战时期被捕过，坐过牢。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才由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手里要出来的。他对人的诚恳，把我完全吸引住了。他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个遇到的终生难忘的人。
不久，我就拿着他的介绍信到北方局，见到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并由他当面将我介绍给朱瑞同志（他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去），请他带我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这样，我就以华北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身分，随朱瑞同志到一二九师师部，见到了刘志坚同志，然后随军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新闻采访工作，一直到1939年5月。
1940年1月初，北方局派我到冀鲁豫边区工作，任务是创办区党委机关报。这份报纸创刊后叫《卫河日报》。
临行之前，一天夜黑，何云同志找我到他的窑洞（这时，报社驻地已搬到武乡圪龙角村）。他告诉我北方局的决定，然后说：“冀鲁豫边区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条件可能艰苦一点。派你到那里去办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能克服困难，把报纸办好”。
我说，担子太重了，恐怕不胜任。他鼓励我：“困难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正是锻炼自己党性的良好时机。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就可以把任何工作做好。”
他叫小鬼搞来一壶酒和一些花生，于是同我对酌起来。他兴致很好，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他说话很多，声调却很平静。
“你知道魏奉璋已经派到太岳办报去了。你现在到冀鲁豫去。不久，冀南区还要派人去。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一个一个都要由我们派干部去……。”
显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在全华北地区的发展，胸中有一个设想，一个大计划。他一面对我述说他的设想，一面似乎自己还在琢磨着，思索着。他的脸上放出一种孩子般的光彩。
在团总的院中，有一条幽静的小道，我独自徘徊着，回想着这一切。两年前何云同志的声音和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冀鲁豫边区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砍光）。我对太行山的同志们，对何云同志的处境，心的深处隐隐感到一种不安。
几天以后，我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了太行山里。华北新华日报社又搬了家，搬到辽县的苏峪，在一个两面都是岩石山的山沟里，到处是石头。沟里是一条塞满鹅卵石的干河床，两边岩石山很高。
晴朗的日子，岩石山头全是阳光，但走进村子里却有凉意。报社同志几乎人人的脸上都看不出笑意。第一个告诉我何云同志不幸消息的是我的小鬼，那个受尽地主折磨的放羊娃。述说这不幸的消息时候，他流了泪。我问：“地点在那里？”他说：“在辽县庄子岭附近”。
我惊呆了。很快我了解到，不仅何云同志流尽了自己的血，而是四十六人的血都流于日本侵略军的枪杀。’我以后再没有向报社任何同志打听过这桩不幸的事情；只要话头涉及到它，人人都迅速回避，把话头引开去。但从他们的缄默中，我看出他们对牺牲的同志的深沉哀痛，对敌人的巨大仇恨。我感到，大家似乎也感到，死去的何云同志，这个大家需要的同志，不是别人能代替的。
但是，他们没有颓丧，仍然象过去那样紧张努力地工作。因为谁都明白，对于敌人，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工作！
何云同志被日本侵略军枪杀的日子是1942年5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天把报社核心的负责同志的生命夺去了。他创办了华北新华日报，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了华北的新闻事业，对党是做了重要贡献的。他的死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他才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可以为人民大有作为的年龄。
夜深了，繁星满空，我很久不能入睡。我一个人悄悄走到院中，在黑暗里，抬头仰望星空，静静的伫立在寒风中。我凝视星空很久，觉得群星突然消逝，一片鲜红的血在空中慢慢扩大。我又看见何云同志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浮动。我渴望红日升起，但这时天还没有破晓。
1985年8月30日
第8版()
专栏：
江城子
致三人行
魏传统
茫茫万里长城行，壮乎哉！看风云。内外繁荣，无暇计旅程。到处相逢新面目，待过客，似亲人。
一展宏图妙入神。夙夜勤，谨探询。莫否先秦，难得写龙文。料将留痕记录处，敲仔细，播奇闻。
注：东北三青年工人董耀会、吴德玉、张元华自费徒步考察长城，历时五百余天，行程万余里。国庆前夕归来，作词以赠。
第8版()
专栏：新书架
《园丁的独白》
秋笛女士是生活在菲律宾的一位华侨作家，在菲华文坛享有盛名。她的创作以散文、诗歌为主，深受读者欢迎。近几年，她的一些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来，《文学报》等报刊曾刊载过她的《园丁的独白》等佳作。最近，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已将她的部分散文作品以《园丁的独白》为题结集出版。
秋笛女士在马尼拉的一个中学任语文教师，从教多年。所以，她的散文大多是以描写教师生活，并以其女性特有的纤细与敏感，展示出人生的深刻横断面。此中，既有动人的笔触，又有情感的抒发。
收在此集中的《生计楼琐事》曾获菲律宾“新潮文艺社”1983年主办之“菲华散文比赛”佳作奖。其它如《我的儿子哭了》、《未题》、《鸡尾酒》等篇章，也在她笔下文学世界的色彩中，呈现出明朗的挚爱和丰厚的感情。
著名散文作家郭风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秋笛的散文，不仅在海外的侨胞和华裔，读了会感到亲切，感到振奋，对于国内的读者，读后会更加了解海外同胞的处境和他们对祖国的一颗赤热的心，一颗‘更改不了的那颗中国心’！”
正是这颗“中国心”，构思出这本诗一般优美的散文集子；正是这颗“中国心”，凝聚了这片海一样深切的赤子之情。
我相信，当读者读过《园丁的独白》这本散文集以后，会被其朴素的真情所感染，会被其流畅的行文所动心，也会钦佩这位海外女作家的艺术才能的。
于宗信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敬录种种
一位负责同志私下里向我诉苦说：和同志们随便谈谈，彼此无拘无束很愉快。但是每当有人匆匆掏出本子、钢笔，把这些内容当成“指示”、“精神”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就感到紧张，原来的轻松感一风吹了，只好改讲套话，改打官腔。
这位同志的话是由衷的。凡属“自由谈”，谈资和见解既可以触景生题、即兴发挥，也可以信手拈来、欲言畅谈。都是个人见解，可取即取，可弃即弃，谈过就烟消云散，无须记录。如果掏纸笔者的本意是感到听来很受启发，记之以备忘，似乎也可以听之任之。但是，如果记下来的目的是回去“传达”，或作为文件“补充精神”，那就怪不得被记录者有紧张之感了。
还有另一等的，倘若记录者明知记回去也无用场，只是藉以逢场作戏，要领导同志尝尝自己的嘴被人奉为“金口”，牙被视为“玉牙”的欢愉感，以显自己的聪敏，殷勤，那就值得大加防范。因为它能在恭抄敬录中使人晕乎乎的，产生“羽化而登仙”的错觉。
倘若不愿受“敬录”折磨，当事人不妨事先声明，兴许于人于己会有好处的。
李百臻
第8版()
专栏：
《十年》重印后记
叶至善
《十年》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刊，1936年，开明书店编印这部集刊是为了纪念，纪念开明书店创立十周年。现在，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这部集刊，也是为了纪念，纪念开明书店创立六十周年。
开明书店早已不再存在——1953年4月和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就不再存在了。不再存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大家不免有点儿怀念，因而建议要为开明书店创立六十周年举行纪念，都说开明书店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曾经出版了一些对读者，尤其对青年读者有益的图书和期刊。在《十年》的序言——其实是“编辑缘起”中，夏丐尊先生谈到了文学书籍方面的一部分情况，他说：“开明自从创立的那一年起，就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到现在，大家都承认开明这一类的出版物中，很有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佳作。这是开明的荣誉。”“大家都承认”这句话，看来一点儿不过分。翻开开明书店头十年的目录，其中好多位作家的作品是讲现代文学史必然要提到的，如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灭亡》《新生》《家》，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子夜》《春蚕》，卢隐的《灵海潮汐》，王统照的《山雨》，还有我父亲的《城中》《倪焕之》等等，其中颇有几本是某位作家的第一本集子，或者竟是成名之作。“这是开明的荣誉”，口气颇有点儿自得，可是我想，夏先生这样说，一定能博得大家的默许。而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开明书店除了继续出版前面提到的各位作家的新作，还出版了张天翼的《追》，靳以的《残阳》，陈白尘的《茶叶棒子》，周文的《爱》，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师陀的《无望村馆主》等等，实践了夏先生在序言中说的，保持这种荣誉的心愿。
但是当时编印这部《十年》，意义远远超过了纪念和表态。在序言中，夏先生说得很清楚。“约当代作家替开明特写一篇新作，用来纪念开明，同时也给我国小说界留个鸟瞰的摄影。发育了将近二十年的新体小说成为什么样子了，虽然不能全般地看出，但是总可以从这里看出一大部分。”1936年以前的“将近二十年”，就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的新文学运动是那个时候开的端。从“五四”到抗日战争，前后不到二十年，革命势力已经跟“三座大山”作了好几次全国规模的较量，斗争胜利了，失败了，都给了文学创作和理论以滋养，激发了新文学运动的成长。而编印《十年》的1936年正好是抗日战争的前夜，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暴露得充分而且尖锐，在这部短篇小说集刊中，各位作家凭借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对那时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作了深刻的描绘。现在重印这部《十年》，意义倒不在于对半个世纪以前的小说创作重新作一次检阅，而是让现代的青年有机会通过集刊中的二十几篇小说，比较集中地了解一下半个世纪以前，正处在“方生未死之间”的旧中国的现状——“虽然不能全般地看出，但是总可以从这里看出一大部分。”而了解旧中国，了解中国人民过去的苦难和斗争，正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础。
夏先生在序言中说，《十年》分正续两集出版，现在重印，把两集合在一起了。小说一共二十六篇，二十六位作家大多是青年们熟悉的。他们是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巴金、徐霞村、吴组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权华、肖乾、叶圣陶、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肖军、端木蕻良、蒋牧良、茅盾、夏丐尊。虽然过了半个世纪，这二十六位作家大半还健在，他们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有的还在写小说。这实是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