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重视人才和振兴戏曲
——看裴艳玲演出有感
冯牧
时常听到人们谈论戏曲艺术的“危机”问题。不少有识者和热心人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提出过许多不止是对于振兴戏曲、而且对于发展整个戏剧艺术都是很有益处的恳切意见。然而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在我看过的某些戏曲演出中，舞台效果之强烈以及广大观众（其中也不乏青年观众）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热情，实在是使如象我这样的老观众始料所未及的。我的看法是：戏曲确实是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和新矛盾，然而戏曲作为民族艺术决不会衰亡，它完全应当而且可以振兴起来。
前几天，我看过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的几场演出之后，在欣悦之余，就更加加强了我的这种信念。
以裴艳玲和张惠云等优秀演员为代表的河北梆子剧团的精湛演出，风靡北京，使许多观众为之倾倒，在整个演出中，热烈的掌声始终不断。这种强烈的艺术感应，是富有启迪性的。这至少可以证明，戏曲的“危机”决不是注定不可克服的。如果我们坚持正确的道路，我们的戏曲艺术不但不会衰亡，而且肯定是可以振兴和发展的。
振兴之路在哪里？裴艳玲和她的剧团的成功演出以生动的范例表明：只要我们善于调动和发挥广大戏曲工作者的进取性和创造性，只要我们能够使戏曲艺术在改革中不断提高思想艺术质量，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日益提高、日益多样和日益更新的审美要求，戏曲艺术就会获得新的生机和新的发展，就象裴艳玲和她的同志们所做到的那样。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就反倒不是正常的了。
裴艳玲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戏曲剧团在首都演出的成功，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广大戏曲界汲取。就中，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一个是剧目的创作和整理，一个是人才的发现和培植。其实，这也是决定了戏曲艺术盛衰成败的众多问题当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才问题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想，看过裴艳玲演出的人都会同意：她是新中国培育成长的一个杰出的人才。她在戏曲表演艺术上的造诣和成就有力地证明：第一，在新中国是应该而且可以培育出和前辈艺术大师们相比而并不逊色的艺术人才来的。第二，中国民族戏曲艺术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一位象裴艳玲这样的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如果善于继承和发展，她（他）在运用和掌握戏曲所特有的综合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和发挥艺术的多种功能方面，可以焕发出多么激动人心和令人惊叹的艺术光彩。裴艳玲是一位擅长扮演男子汉大丈夫的女演员；比起许多男演员来，她要战胜的是双倍的困难——首先是生理和体力上的困难，但是她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她在舞台上，运用戏曲艺术中多样、全面的艺术手段，通过优美、和谐、矫健、准确和生气勃勃的表演，创造了从哪咤、沉香到林冲、杨八郎以至于锺馗这样一些无论在性格、气质或者年龄、身份上都很不相同的人物形象。裴艳玲在掌握高难度戏曲武功技巧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境界，但是她极少为了博取掌声而刻意造作地炫弄技巧，而是把“唱、念、做、打”当作一种体现人物精神面貌的综合手段来准确地加以运用的。因此，她在许多剧目中，尽管有时以那矫捷精确的武功而使人赞叹，有时以那有如长江大河、一泄千里的高亢壮美的唱腔而动人心弦，但是在整个表演中却是朴素而自然的；她的一切技巧性很强的表演都和人物的性格与心理融为一体；它们常常从多方面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情感特征。在这里，锺馗的刚烈凄怆，林冲的悲壮忧愤，哪咤的天真矫健，以至于杨八郎的痛苦矛盾的复杂心境，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动人表现。这一切，应当说是一种上乘的艺术创造。如果我们的许多深有“危机”感的剧团，都能使自己的演出具有这样的质量和特色，我想我们的戏曲艺术不但不会日趋衰微，而且是会使越来越多的对戏曲知之不多的观众受到吸引和感染的。
要想振兴戏曲，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剧目创新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生活和学习问题等等。然而，我从河北省同志们的情况介绍以及河北省梆子剧团的卓越演出中所获得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如果说他们在整理和提高传统剧目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经验的话，那么，他们在重视人才方面所做出的成果就更加值得戏曲界重视。好戏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优秀演员的舞台创造才能产生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河北省的经验是：要重视人才的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又莫过于为人才的茁壮成长创造一切可能使他们充分发挥其创作潜力和进取精神这一点了。裴艳玲的成长和成熟，自然得力于她自己的勤奋的艺术磨练和舞台实践；然而，这里确实也有着另外的值得思考的经验：假如我们的许多地区的艺术团体都能象河北省重视裴艳玲的发现和成材那样来对待人才的发掘和培植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指望，应当有更多的裴艳玲不断地在各种戏曲剧种中涌现。我们高兴地看到，有些地区（比如四川、山西、浙江）确实是卓有成效地抓了戏曲人才的培植问题。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有些刚从戏曲院校毕业的颇富艺术才华的青年，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帮助，特别是得不到舞台实践的机会，很快就如昙花一现，半途“夭折”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相信：一切戏曲剧种，如果决心以振兴戏曲艺术为己任，就应当重视人才的发现、培植和奖掖，使他们从幼苗成长为大树。我们赞美裴艳玲，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更年轻的裴艳玲式的人才出现，为我们的戏曲事业增色生辉。（附图片）
裴艳玲扮演钟馗像（速写）董辰生
第7版()
专栏：
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
秦牧
闭关锁国的时代过去了！中国正打开大门和外界进行一切正常的国际往来。中国正打开一面面窗户，观察着世界，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自己。
在我们必须加深了解的事物之中，世界华文文学的动态应该也算是一项了。
华人的足迹遍世界！我常常这样想：假如在一幅世界大地图上，对凡是有华人足迹的地方，都插上一朵鲜花的话，这幅地图立刻就象是姹紫嫣红的花园了。近代世界历史错综复杂的发展，使相当部分具有华夏血统的人们成为各个国家的公民，说“中国人的足迹遍世界”，有时或者可能引起误解，但是如果说“华族人士的足迹遍世界”，该是谁也没有异议的吧！
在世界各国的华族人士中（不管他们是不是华侨，也不管他们各属于什么国籍），已经世代居留海外，不大讲华语、写华文的虽然也占着一个相当数量，但是熟练地讲华语、写华文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这里面有一部分人用华文写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世界性的华文文学。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许许多多国家，都有华人在写作华文文学。不特此也，非华族血统的某些国度的汉学家，也有写作华文文学的。以中国为中坚，华文文学流行的范围及于全世界，就正象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等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广泛流传一样。
汉语是世界十三个影响最大的语种之一，讲汉语、写华文的人，在世界上人数又雄踞首席。世界上起码有十一亿人在使用它。由于新中国的巍然崛起，也由于各国华人血统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成为各国文化事业的一份力量，华文文学对世界的影响，今后必须有一个越来越波澜壮阔的局面，这个势头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尽管写作华文文学的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然而华文的“祖家”就是中国，这是任何人也不会否认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加上香港、台湾的具有一定地区特殊性的文学，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华文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将影响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这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
我们应该打开窗户，注视大陆以外各地、各国华文文学的动向。首先，当然得高度关心香港、台湾的文学动向，因为它们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学的一支。香港、台湾，在不太遥远的将来都必将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的局面已经逐渐明朗了。通过文学，了解这些地方的动向，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大陆上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因此，这本杂志理所当然应该以最大量的篇幅介绍香港、台湾的文学。那里的作家和作品，和祖国血缘密结，中国风味特别浓厚。作家们所描绘的当地社会风物，人情世态，都是大陆上广大读者所深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上不应该仅以旁及港台文学为满足，还应该打开窗户，关心一下世界华文文学的动向。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将可以更加增广见闻、知己知彼、摄取营养，补短取长。任何地区、任何国家，象列宁所阐释的，都有“两种文化”同时并存，即使对于不完全属于人民文化范围的精神产品，我们也尽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本着“拿来主义”，使之为我所用。何况，交流这类作品还有点象亲戚串门那样，具有增进情谊，加强了解，以至于支持海外作家的作用呢！
近几年，国家出版社，广东、福建等地的大学，对于港台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出版和研究，越来越起劲了。专门登载、评介这类作品的杂志也开始出现。《四海》杂志的创刊，可以说又开辟了一块新的肥沃园地。我想它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加强对海外同胞和亲人朋友的了解，开拓视野，看一看外部世界色彩纷纭的生活图景，毕竟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事。
西班牙设有塞万提斯奖金，专门奖励世界各地优秀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英美和法国也有一些文学奖金，不但奖给本国的优秀作家，也奖给外国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的优秀作家们。将来有一天，我想，对世界的华文文学作品，也一定会有大规模的评选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华文文学交流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昂扬了。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华文文艺营上，各国华文文学作家，就众口一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待说，在未来的评选活动中，作为华文文学大本营和发源地的中国，将担任一个最主要的角色。我国应该设立这项奖金，应该在我国举行它的颁奖典礼。别看当前我国还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各国华文作家的政治立场又相去很远，甚至有一部分人还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审度历史的发展，这样一天的出现，却是事有必至，理所当然。眼前阶段，我们既必须加强把本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出去，也应当加强把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以至于世界各国文学中的拔萃作品介绍进来。《四海》杂志创刊，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诚愿望，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了。
让我们为这份别具一格的新杂志的诞生而高兴吧！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它的成长吧！
（本文是作者为《四海—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刊》写的发刊词。）
第7版()
专栏：
改编《四世同堂》的体会
李翔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放后，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开始未料到的。作为改编者之一，除了高兴外，极想从这次艺术实践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今后的艺术创作。
在我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分，参加电视剧《蹉跎岁月》演出时，体会到电视连续剧，在把长篇小说转化为形象化的视觉艺术上，有极大的优越性。它既没有舞台框框，也不存在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它可以把任何长度的宏篇巨著，完完整整地转化为视觉艺术，这个发现使我下定了试着改编《四世同堂》的决心。
几十年来，由于表演的需要，我贪婪地遍读了所收集到的老舍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和许多老舍作品爱好者一样，非常喜欢作品中浓郁的“北京味儿”。我所说的北京味儿，不只是老舍先生独具风格的文学语言，而是用这种文学语言描绘的那些北京的人与事。甚至是一草一木，在老舍笔下，都被写得那么动人、感人。例如，小说《四世同堂》中，有很长一段文字是描写北京四季的干鲜果品，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这段描写处处洋溢着先生对北京一草一木的深情厚爱。老舍先生的作品，常常诱发起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使我更加热爱生我育我的故乡和祖国。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书上铅印的字，以及这些字所描写的表面现象，而是窥见了作者的“心”和“血”。在舞台上，我扮演骆驼祥子时，曾有幸同老舍先生一起探讨过他作品中的人物。他说：你要想演好我写的戏，最好多读读我的小说，特别要读《四世同堂》，那是我用多年心血写的……。这番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当我立意改编一部小说时，首先想到了《四世同堂》。
我这种想法，和多年的舞台艺术伙伴牛星丽同志的心愿，一拍即合，并得到了胡絜青和舒乙、舒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老舍先生家中同聚一堂讨论改编《四世同堂》的日日夜夜是使人难忘的，不论是挥汗如雨的盛夏，还是围火聚谈的隆冬，大家都沉浸在极其愉快的创作气氛中。有时，我们也停下来，回忆建国几十年来，每当老舍先生写有新戏，排练时，我们也是聚在这间房子里，和现在一样认真研究，共同探讨。老舍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而他的“遗风”，却留在这间屋子里，仍在鞭策、鼓励着我们。
有一次，当讨论到“天佑之死”时，大家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从天佑的死想到了老舍先生的气节，看来好似巧合，但却反映出一个耐人思考的文学创作现象。《四世同堂》中，有天佑的自溺，常二爷的自缢，孙七的自跳埋人坑，以及小妞妞的不吃共和面直至饿死等描写，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老舍先生的“文品”和“人品”，是如此的统一，我们好象找到了打开《四世同堂》中所有人物性格的钥匙。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老舍先生，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用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北平八年沦陷的因与果，他把这一切称之为“大扫除”，扫却了传统文化的污垢与糟粕，发扬起精华，使“无刺的秋葵”升华为“有刺的玫瑰”。正是这种深邃的思想，启发和指导了我们的改编工作。
无独有偶。北京电视制片厂的林汝为同志，闻讯赶来参加了我们的改编，并提出在该厂拍摄。这不仅加快了我们改编的进程，更保证了最终完成。
在改编中，我曾陷入困境。
在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饿》中，老舍先生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小羊圈”的人们的抗争，甚至把这些斗争的规模扩展到全社会，变成了有组织、有领导，“无刺的秋葵”不仅升华为“有刺的玫瑰”，而且将那锋利的刺，刺向敢于侵犯它的魔掌。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意念，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是谁领导的？小说里没有明白写出来，我象猜谜似地苦思了很久。把这些描写转化为屏幕形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使观众准确地理解这场斗争的政治背景。就小说本身的描写看，很象一场自发的群众斗争。然而，老三瑞全阔别北平多年，突然又从抗日后方回来，而且立即投入这场斗争，很快成为斗争的领导者，这就使人费解了。因为观众有权利要求我们点明瑞全的身分，而我们改编者也有责任这样做。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当年的北平确曾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但也有国民党所领导的活动，而且还有不少自发性的斗争。这三种情况同时存在的事实，更需要我们点明其政治背景了。当时我想，不如此就可能引起一场政治性的误解，不点明是共产党领导，观众就会理解为是国民党领导的。那么，贬低我们党而去歌颂国民党领导的罪名，势必会落在我的头上。老舍先生这样可能有他的考虑。而我们改编者也模糊处理，就不能容许了。更有甚者的是：如果点明是我们党领导的，而小说中那些斗争方式，又和我们地下党斗争的策略、方式、方法格格不入……。说得严重些，很可能造成“歪曲我们地下党”的另一种错误。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瑞全在北海山洞里，擅自处死他过去的情人而今当了特务的招弟这场戏了。怎么办，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不能点明，退不容含含糊糊，何况还有个“忠于原著”的框框在那里。情急之下，我采取了简单化的办法，即用暗示的办法让观众在朦胧中感到是我党在领导这场斗争的。我当时认为这是个上策，而且是极聪明的办法。现在看来有些弄巧成拙了。我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用贴标签的办法，为自己设置一个政治保险圈，从而堵塞了任何可以或可能找到的更理想的办法。改编，是一个再度创作，对原著扬长避短是必不可免的，也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在实践中往往宁肯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以求政治上的保险，不肯用力气披荆斩棘地冲向艺术高峰。这种创作上的惰性和软弱性，肯定搞不出好作品。这是我需要深刻记取的教训，而且要大力克服它。
第7版()
专栏：
革新要有勇气
周良
在苏州评弹不很景气的时候，有一部新书在两年半的时间中演出四百多场，听众达十三万人次，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就是由邱肖鹏等创作、苏州市评弹团魏含玉和侯小莉演出的弹词《九龙口》。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评弹经过了恢复时期的繁荣，出现了不景气，听众逐渐减少的情况。当时有人说是出现了“危机”，甚至说评弹将会在文艺各个门类的竞赛中消亡。但是，有些同志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造成评弹不景气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书台上多年没有新题材、新内容的长篇演出，传统书目又没有很好整理，缺少新意，书目不能适应时代和群众的要求，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才脱离了群众。陈云同志讲的“出人、出书”，指明评弹的出路在于推陈出新，在推陈出新中出人、出书。本着这样的认识，邱肖鹏等几位同志毅然奋起，访问海关，搜集材料，着手创作了一部后来叫做《九龙口》的新长篇，写的是八十年代海关工作人员反走私斗争中的故事，于一九八三年初开始演出。
当时，新书少，而演员又怕说新书，怕群众不要听新书。这是完全可能的。不仅老听客有固有的欣赏习惯，而且过去一些艺术质量差的新书，也使听众怕听新书。作者和演员没有为此而胆怯。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们要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而且准备再失败。陈云同志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即给他们以支持和鼓励。他指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最能打仗的将军。还说，不经失败不可能立即成功。希望作者坚持努力，搞出一个新长篇。这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
《九龙口》演出以后受到的欢迎，是相当感人的。听众到后台、在座谈会上，或写信支持演出新书，提建议，不少听众参与创作活动。这说明了听众要听新书，希望有好的新书。
《九龙口》受到欢迎，其在艺术上的成功，主要是出新。题材是新的，反走私斗争，评弹以前没有写过。人物是新的，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人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作品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光采。作者注意写人，刻画人的思想感情，注意情节的合理性，注意克服当时一些演出中普遍存在的忽视人物的问题，因为听众锐减。这些作品，一味追求情节的奇巧，不合情理，脱离生活，甚至荒诞离奇，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最终损害了人物。
《九龙口》的编演过程，受到了听众的广泛支持。还始终得到陈云同志的关心和鼓励。他听了演出的全部录音，肯定了作者的创作经验，说这是一部成功的创作，并欣然命笔为作者和演员题赠了条幅。他希望两省一市（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评弹界，组织有精力的、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在老艺人的帮助下，集中力量，在两三年内搞出几部现代题材的新长篇来。
《九龙口》还有不少缺点，虽然已经演出了两年多时间，能保留多长时间，还有待演员的继续努力。但是，它在近年来评弹的推陈出新，编说新的长篇书目中，已经发挥冲锋作用。陈云同志对《九龙口》的关心和鼓励，既是他对新书目的一贯的热情支持，又是对这种冲锋作用的鼓励和希望评弹搞出一批新书目来的期望。
目前，评弹的新书目包括现代题材的新长篇陆续出现，但能坚持演出的，尤其是现代题材的新长篇能坚持演出的还不多。评弹的推陈出新，还期待着勇士，继续冲刺，走出新路。
第7版()
专栏：
《小说选刊》创刊五周年座谈会
十月十五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在北京举行创刊五周年座谈会。王蒙、冯牧、陈荒煤、唐达成、韦君宜、李瑛等二百多人出席座谈会。
《小说选刊》于一九八○年十月问世。其宗旨是向读者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小说佳作。五年来，有大量获奖作品事先在该刊上选载过。（刚）
第7版()
专栏：
深圳举办首届美术节
由深圳市文化局主办的深圳首届美术节，已于本月初圆满结束。应邀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来自京、沪、浙、滇、鄂和广东本省以及香港的三十一位著名中国画家。其中大多数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他们欢聚一堂，举办展览，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