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
周叔莲
正如人的行为有其规律一样，企业的行为也是有规律的。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改变企业的内外部条件，改变企业的行为，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有必要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而这也要求认真研究企业的行为规律。
我国企业行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这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行为已经在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企业的市场意识增强了；其次，企业的经营意识增强了；再次，企业的利润意识增强了；又次，增加职工收入的意识增强了，有些企业甚至出现了滥发奖金和实物的现象。
企业行为的上述变化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能不能说我国企业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得出结论说旧体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了呢？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现在还处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初始阶段，传统体制还在发生作用，因而传统体制下企业的行为规律依然有发生作用的条件。例如，现在企业中仍旧普遍存在着以下这些现象：重视产值增长而忽视经济效益提高；重视价格忽视成本，希图通过提高价格而不是努力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片面重视基本建设而忽视技术改造；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传统体制还在对企业行为继续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促使企业行为发生根本变化。这种根本变化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行为至少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顾客和社会提供最佳服务。第二，不断改进经营管理，不是通过提高价格而是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盈利。第三，重视技术改造，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果。第四，既重视企业的目前利益，又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自觉地把两者正确结合起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职工的收入，并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第五，自觉地使企业利益服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企业行为的这种根本转变的规律性，这种研究的成果将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现。
宏观管理要以对企业行为规律的正确认识为重要依据
为了使宏观管理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就必须对于企业的行为规律具有科学认识。因为，宏观管理是否有效，往往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对宏观管理的政策作出及时的、灵敏的以及符合我们要求的反应。这就要求掌握企业的行为规律。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看，有效的宏观控制总是和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规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是在市场环境中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由此产生的企业行为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宏观控制，一般不是依靠直接的行政办法，而主要靠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进行宏观控制。它们特别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而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也是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基础的。这些是适应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规律的。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商品统购包销，收入统收统支，生产资料和资金统一分配。这种传统体制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对价格、信贷等间接控制手段及时作出灵敏的反应，也决定了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依靠间接控制手段管理宏观经济，即使采取这方面的措施，由于它们不符合企业的行为规律，也达不到有效地管理国民经济的目的。
在由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现阶段，由于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企业的市场意识、利润意识增强了，因而在进行宏观管理时已有必要也有可能较多地依靠各种经济手段，发挥间接控制的作用。为此，要逐步建立起适应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包括财政、税收和金融体系，提高国家通过这些体系进行间接控制的能力。举投资为例，现在我国预算内投资大约占社会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其余投资来自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对这些投资，越来越需要通过金融系统执行正确的货币信贷政策来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当然，由于传统体制仍在发生作用，传统体制下企业的行为规律仍在发生作用，现在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还不能过多地依靠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还必须重视必要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措施的作用。对于指令性计划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应该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保证其实现。总之，我们要使直接控制手段的逐步减少和间接控制手段的逐步增加很好地衔接起来。
从长远的观点看，加强宏观管理不仅要求适应当前企业的行为规律，而且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条件，促使企业的某些行为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样才能使新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有条件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优越性。为了促进企业行为合乎规律地变化，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坚持把企业的预算约束由软变硬，使企业逐步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不仅自负其盈而且自负其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能够对国家的各种间接控制措施及时作出灵敏的积极的反应。我们要使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过程和推进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过程同步发展，在内容和步骤上密切配合、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制约企业行为的一些重要因素
我们常说要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我认为企业行为规律也是经济规律的一部分内容。至于企业行为究竟有哪些规律，那正是研究企业行为问题所应该回答的。当然，认识企业行为规律是十分艰巨复杂的，但也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认识企业行为规律，需要研究制约企业行为的因素。企业行为是受企业内部外部一系列条件制约的。在众多的因素中，我们尤其要重视以下这些因素。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企业行为的目的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要以追求资本主义利润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则决定了企业必须把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这当然不是说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就一定为全社会的成员服务了，也不是说企业不会有其他目的，但是如果企业不把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作为生产经营的目的，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上就得不到实现，这样的企业事实上就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二、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对于企业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企业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并普遍存在着“投资饥渴症”，对价格信号反应迟钝。而经过体制改革，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后，就会比较自觉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投资饥渴症”也会从根本上得到克服，企业对价格信号也会及时作出灵敏的反应。
三、市场环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环境对于企业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只有竞争的环境才能促使企业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加速技术进步，而垄断则起相反的作用。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作为生产者、经营者的企业才有必要开展竞争；而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就不会展开竞争。健全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科技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等）也是企业对价格信贷等间接控制手段及时作出灵敏反应的必要条件。
四、经济政策和经济法。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看，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都对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更能看到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重要影响。经济政策既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又通过改变各种经济条件而间接影响企业的行为。
五、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管理制度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素质。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的个人行为并非就是企业行为，但企业行为又是由其成员来承担和实现的。因此，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管理制度及其成员的素质对企业行为也有制约作用。例如，严格和健全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定期公开企业的财务收支账目，以及在企业内部建立责任制，加强职工的业务教育和思想教育等，都会对社会主义企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六、社会风尚和社会监督。除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外，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企业行为也有影响。例如，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竞争的条件下必须强调为顾客服务，而当为顾客服务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时，这种社会风尚和价值观也会进一步促使企业不得不把这类要求列为企业行为的准则。社会监督对企业行为的制约作用也不可忽视。要使社会主义企业经常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建立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健全的监督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在一定意义上，研究社会主义企业行为对我们是一个新课题。西方行为科学主要研究企业内部职工个人或少数团体的行为，我们既要重视研究职工个人的行为，同时还要把企业行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除了少数人，一般不很重视研究企业行为及其规律；而在企业经营管理学领域，一般又侧重于研究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对企业行为及其规律等理论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现在我们应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了。我们要在吸取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企业行为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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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干部也要接受职前教育
李德水
职前教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司机只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取得行车执照，才能驾车行驶。同样，厨师掌勺、电工作业、挡车工织布等，都要经过一定的业务技术培训，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并且成为制度。但是，对领导干部是不是也要进行职前教育，可能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长期以来，在培养干部的问题上，我们一直比较强调“从实践中学”，对领导干部的职前培训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从实践中学”是培养、锻炼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我们的干部培养工作确实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在战争年代，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不允许我们大规模地按部就班地培训干部。再说，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群众工作，工作任务比较单纯，对干部的要求也比较单一。即使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也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加紧培训干部，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办过不少干部学校和训练班，为迅速发展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量人才。
但是，时过境迁，如今的情况不同了。现在党的中心工作是搞四化建设，这是一项比过去的斗争复杂得多、艰巨得多的任务，它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代化的经济管理，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而且还应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政策和业务水平，同时还必须有宏观与微观的组织领导能力、协调指挥能力、决策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而这一切，仅仅依靠“从实践中学”，或者用传统的手工业方式来培养干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领导干部进行系统的必要的职前教育。
领导干部的职前教育，通常可以理解为“岗前培训”，即领导干部在明确任职之前，不论过去受过何等教育和专业培训，只要没有受过与本任职相应的教育，均应“对号入座”，先到有关的专门训练班，接受一定时间的短期训练，有针对性地、比较系统地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基本知识、工作程序和起码的规范要求，学习有关的国家政策法令、管理方法等，求得对本职工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结业期满，考试合格，然后再正式担任这个岗位的领导工作。
对领导干部进行职前教育，不仅从客观上弥补了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由于提职周期缩短、缺乏经验所带来的各种不适应，加快其成长速度，而且为专业技术型干部与行政管理型干部的相互转化，架起一座自然过渡的桥梁，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和更新。当然，职前教育不过是为领导干部提供了入门的钥匙，展示了努力的方向，路还是要自己走。能否做好工作，还要靠自己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现在世界各国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正规化培训教育，都已列为战略发展目标，而对领导干部的职前教育尤其重视。七十年代初，罗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把全国干部进修制度化，并规定新当选或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必须到专修班接受五个月的短期培训，学习与现职有关的知识和工作方法等。匈牙利为了培训各州、区党委及大企业领导干部，成立了“全国领导干部培训中心”。
日本政府对各类公务人员的培训也很重视，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们定期组织行政领导人员进修，掌握行政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水平。日本的职前教育非常强调培训的针对性，在《干部管理法》中明确规定，“进修的内容，必须是与职员现任官职、预计今后所任官职的职务和责任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和技能等”。苏联的职前教育也规定，新任职的领导干部在培训中，必须学习与任职有关的基本职责、业务须知和专业知识，并要制定个人工作计划，最后还要通过专业考试，方可出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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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东北军走上抗日战场
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该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李杜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委员宋黎、苗渤然。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8月30日和10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1937年10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1942年8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8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