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斯人含悲去 慷慨志犹存
——忆孙志远同志
程子华 吕正操
孙志远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老同志，他曾在白区从事学运、农运、工运、兵运等工作。青春年华，表现非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对根据地和军队建设，做出过很多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中，他是一位勇于探索的改革家和卓越的领导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受到冲击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孙志远同志逝世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来缅怀他，除寄托我们的哀思以外，更重要的是鼓舞我们“志在腾飞，无愧前人”！
（一）
孙志远同志1928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理科。同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共产党员。当时，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已伸向华北。外患日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习组织，探索中国向何处去？十七岁的志远同志初出茅庐，崭露头角，就表现不凡，在志远（原名秉哲）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革命动力。先后到具有革命传统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和近郊农村实地调查研究。这是孙志远同志为救国抗日，寻求真理的开始。
有人称他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革命之火点燃起来。当时，师大的学生会在国民党分子把持下，执行国民党为控制北平高等学校，将九所学校合并的号令，同时取消师大的公费制度。为此，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开端，是集中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志远是参加者，也是领导者之一。当时他是理预科代表，通过在预科学生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团结了广大学生，利用预科学生人多的优势，采取改选学生会的办法，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并把学生会改称为“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立即提出“复大”的口号，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冲到大学区所在地，砸烂了它的校牌。在斗争中，国民党分子曾唆使部分体育系的同学拿着木棒，企图捣毁“学生自治会”。但是，当他们看到孙志远同学正气凛然地站在门口，听了志远关于“学生自治会”是维护学生权益而斗争的讲话后，都放下棒子，纷纷离去。经过这次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恢复了师大，志远同志因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师大复校后，“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开始分化，师大校长李蒸之流以帮助学生找工作为诱饵，唆使“学生自治会”部分骨干组成“饭团”，企图把“学生自治会”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当孙志远同志知道这个情况时，愤怒地说：“既然是这样，我们要举起大旗，团结同学打倒这个‘饭团’，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志远同志联络中文系的同学，一面揭露李蒸的阴谋，一面做“饭团”学生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摆脱李蒸的控制，再次夺回了领导权。
1930年，志远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为了配合红军攻占长沙，志远同志任总指挥，组织了“八一”示威，在捣毁和平门外厂甸国民党区党部的斗争中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后来在党的援救下，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孙志远同志才被释放。
志远同志经过狱中的考验后，思想更成熟了。他在师大同学中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介绍一些同学参加郝德青等同志领导的“鏖尔读书会”。这是北平大中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个进步组织，曾密秘出版《鏖尔》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志远同志又介绍许多同学参加“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并组织学生编辑《新教育》副刊，介绍苏联的教育工作，探讨我国的教育改革。志远同志曾多次化名为该刊投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妄图以东北做跳板，进而侵占我全中国，奴役我全民族。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还亲自下令“绝对不准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同年12月，以师大“学生自治会”为首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赴南京要求抗战的“南下运动”，志远同志是组织领导人之一。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党的领导下，提出实行抗战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依靠“国联”等要求，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时北平军阀政府阻挠通行，同学们在前门车站卧轨七昼夜，终于在抗日救国的声威下，以及利用军阀与南京政府的矛盾，迫使北平与山东等地区的军阀放行。经过济南时，吸收了那里的学生参加示威队伍。到达南京后，志远同志首先带领大家到国民政府质问，次日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质问。国民党惊慌万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志远同志带头质问：“为什么对日不抵抗？”“为什么依靠国联？”这时卫兵企图扣留志远等学生骨干。有个学生纠查队员看形势不妙，就用童子军棍打掉卫兵手中的枪。这时，镇压开始了。同学们急中生智，扶着蔡元培先生跑出，后面枪声大作，情况十分危急，蔡先生对军警高喊：“不要追了，放学生走！”同学们才得脱身。
次日，《中央日报》造谣惑众，大肆辱骂学生。志远同志又带领游行队伍到国民党中央社质问，又遭到军警镇压，其中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死伤甚多。于是，师大同学在志远同志的带领下，在广大群众中揭露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爱国活动的罪行，震动了南京的朝野人士。4日凌晨，蒋介石动用了大批军警，包围了“南下示威”学生住地，由两名持枪特务架一个学生，强迫押上火车，押运回北平。
此次南下示威运动影响深远，它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实质。鲁迅先生曾写了一篇有名的《“友邦惊诧”论》，热烈地支持了学生的正义行动。
1932年，在志远同志的倡议下，组织了“师大学生南下宣传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们沿平汉路南下，经保定、正定到石家庄，对群众进行街头宣传，帮助工厂建立“赤色工会”，到学校进行串连，特别是在河北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播下了革命种子，对“二师”以后的革命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志远同志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定县开展农运，建立党的组织。他脱下学生服，穿上农民装，白天和农民在一起劳动，晚上找贫雇农做思想发动工作。他首先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教育促进会”，先后办起了男女民众学校、识字班等。他亲自任教，讲农民为什么受穷；并教唱革命歌曲。秋收时，他带领农民割了自家的八亩谷子（志远家是小地主），开展了对地主的“抢秋”斗争，一时震动了河北。他在斗争中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本村成立了定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孙志远同志又到定县职业中学，以教书为名，继续做发展党的工作。白天教书，晚间活动。与此同时，孙志远同志通过民众教育馆，广泛接触和团结群众，发展党员，先后在职业中学、平教会、九中以及一些村子建立了党支部。反动当局撒下保安队一个连，到处捉拿他。在这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斗，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为了适应定县的斗争形势，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定县县委，孙志远同志任书记。
1932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拿师大开刀，一次挂牌开除并追捕进步学生三十二人。孙志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便衣特务布满学校，一片白色恐怖，志远同志在大家的保护下，利用基督教的关系，化装为道友身份隐藏下来。几周后，他接受党的派遣，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志远同志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党派孙志远以东北军骑兵二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参加该师党的工委，主要搞上层统战工作。1933年，他参加领导师工委及“反帝大同盟”，办起了教导队，孙任教官。他们曾推动黄显声师长率部挺进热河，准备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因受“何梅协定”的限制，骑二师奉命回易县、西陵。经黄显声介绍，志远结识了驻易县的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吕正操，他们经常交谈抗日救亡的意见。同盟军在张家口行动后，孙转入特科，负责翻译与同盟军联系的来往电报。同盟军失败后，为取得在黄部上层工作的身份，他被调往军官团培训。后因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转南京国防部谷正纲密电，说什么：“查该师有孙国钰（即志远）活动，即予逮捕”，黄显声为孙改名为孙健，将他潜送北平西苑五十三军军官团骑兵科受训。当时，六四七团移防北平，担任城防，孙志远和刘澜波两同志经常到团部找吕正操，借组织部队体育活动之便，共同研究推动团内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春，孙再次受到通缉。于是他隐避在山西平遥中学当英语教师，旋又经天津派往伯力远东情报站学习对日军侦察。1935年归国，他化名孙振铎，在奉天“共荣学院”以教书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直至1936年2月，他才回到北平，以在东亚文化协会为掩护搞地下活动，后去西安。“西安事变”前，黄显声兼任东北骑兵军副军长，后调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师部驻石家庄，黄任命孙为少校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并经常与吕正操保持联系。至张学良将军被扣后，万福麟趁机将黄调动，孙亦离师，在北平领导五十三军党的工作。1937年初，孙志远同志受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派遣，与林铁同志等组成五十三军工委会。孙负责一一六师六四七团（1937年4月改编为六九一团）——吕正操同志所部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孙离开北平经山东、河南到太原办事处。后经晋察冀军区派到冀中，从此协助吕正操等同志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
（二）
冀中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辽阔的大平原，一望无边，河流纵横，土地相当肥沃。“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大好河山沦为敌手。孙志远同志受晋察冀二路总指挥王平同志的委任，深入敌后冀中平原，依靠原来党的基础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无极、定县组成了五支队、八支队，在高阳与吕正操司令汇合后，编入人民自卫军，孙任政治部主任。吕正操同志趁国民党反动派狼狈南逃之机，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即率领六九一团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宣布脱离五十三军，回师北上抗日。吕正操同志在蠡县与地方党会合，随后消灭盘踞高阳之伪保安队，进驻高阳。他们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及抗日救国团体，并联合地方抗日武装，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迅猛壮大的武装力量。
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属党领导下的部队，但它毕竟是刚刚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还没有经过认真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经地方党组织输送的武装以及刚入伍的新战士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也欠整顿。为了把这支队伍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孙志远同志协助吕正操、王平、程子华同志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改造这支部队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冬，经请示聂荣臻司令员，由吕正操、孙志远同志率领人民自卫军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开到路西整训。吕正操、孙志远同志到阜平，同聂荣臻司令员商讨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并同时研究了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在整训期间，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参加了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具体讨论布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
吕正操、孙志远率部返回冀中后，在省委领导及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土匪武装，先后收编了各路杂牌武装，群众拍手称快。到1938年3月间，又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击活动。同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季“扫荡”，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
1938年4月21日，黄敬同志主持了冀中区党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同志为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同志任副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之后，总部先后派王平、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创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自此，这支部队长期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其斗争之残酷，方式之灵活，牺牲之壮烈，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1943年冬，孙志远同志被派到晋绥任三分区司令员。1945年他参加了“七大”。这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孙志远和吕正操（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奉命率队连夜奔赴绥远前线，接连收复左云等许多县城。当部队进驻商都时，吕正操同志奉命挺进东北，而孙志远同志仍留晋绥继续参加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孙志远同志转战南北，领导和参加了大小战斗战役数十次，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他还以卓越的工作才能，承担了一些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而且完成得极为出色。“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军宣布停战，傅作义同时提出集宁归属问题。集宁，是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为解决集宁归属问题，国共两党决定举行谈判。1946年初，孙志远同志调任军调部第一执行小组代表。他只身一人（仅带一名警卫员）到国民党军队把守森严的归绥（呼和浩特市）同国民党代表及美方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之前，孙志远同志曾到中央向叶剑英同志做了请示，同时把对方可能要提、要讲、要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判断，有了充分准备。傅作义出于对集宁的重视，亲自参加了谈判。孙志远同志在枝节问题上不予纠缠，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双方坚持不下，在谈判进行到半夜两点多钟时，孙志远同志拿出了一份国民党的《绥远日报》，上面登着我军某年某月某日占领集宁的消息。傅方代表大吃一惊，美方代表目瞪口呆，最后只好认输。傅作义将军慨叹道：“孙先生，请和毛先生讲一下，叫我也到延安学习学习，那里培养出了高才的军事家！”
1947年6月，孙志远同志派任山西省静乐县土改工作团团长，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制订了组织试点、全面开展、整党建政三阶段的计划。他按照中央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决定》精神，亲自抓点，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细致调查，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分析，搞清了贫农与中农（中农又分上、中、下三级）之间、上中农与富农之间、富农与地主之间这些非常复杂的关系和界限。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善于用党的政策教育和武装群众，使群众认识到土改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与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是相区别的，自始至终坚持了党正确领导，没有出现“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偏差。在穷人诉苦、成立农会、平分土地各阶段，都抓了典型经验。毛主席听了土改汇报后，于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孙志远同志总结静乐县土改运动时的三句话，充分肯定了孙志远同志领导土改运动的成绩。
1948年5月，西北战场开始反攻。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内线作战转入向外线陕中黄龙山区进攻，指示参加静乐县土改的三纵队干部迅速归队。孙志远同志赴晋南临汾华北兵团七纵队任政委。同年9月，调任一野七军政委。11月，党中央部署华北战局，指示对太原进行战略围困，七军担负了围困城东的任务。
阎锡山所吹嘘的“百里防线，城东更坚”，就是指太原城东北，出小东门十里的军事要塞——牛驼山。明末李自成曾夺此山而得太原。日伪曾在这一带设防屏卫太原城及山下兵工厂。阎锡山等“接收”太原后，复在这里加修许多野战工事，故把这里当成他固守太原的“定心丸”。
根据兵团领导指示：修筑和加固工事，度过严冬；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敌军投诚起义；开展阵地练兵，为总攻做好军政准备。孙志远同志和军长彭绍辉同志严密地制订了全军作战方案。孙志远同志亲临前沿，下到连队，部署野战工事施工，鼓舞战士斗志。全军修筑了既隐蔽安全又保证发扬火力，更有利于出击进攻的前沿阵地。全军上下，情绪饱满，跃跃欲战，充满必胜信心。对敌加强了政治攻势，特别是喊话活动起了重要作用，敌军士兵携带武器向我投诚者日增，甚至整班整排开过来。
1949年4月某日晨六时发动总攻时，七军指挥所已移到距太原城一华里的前沿，孙志远同志亲自指挥了迫击炮打墙垛口，六○炮轰城墙顶，榴弹炮打城墙。早晨八点多钟，孙志远同志就同七军前沿战士迎着烟云火海冲进了太原城。太原战役胜利后，孙志远同志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孙志远同志不幸逝世，这十七年中，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在三办协助薄一波同志主管重工业期间，他赴南京成功地组织了高压合成塔的试验，促进了化肥工业的发展。他到上海施工现场有效的抓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促进了我国工业上马急需的大型锻压设备的成功。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时，他亲自主持召开各部会议，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大庆开发。他要求各部门对承担的支援项目要不惜代价，不准拖期。第一口井出油时，他亲自到油田慰问，并同余秋里、康世恩以及石油大军全体同志，头顶蓝天，脚踏油海，共享了胜利的喜悦。
孙志远同志才华横溢，有很高的领导艺术，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创出新的局面。1961年他任国防工委第二书记兼三机部部长。1963年三机部改组为三个部后，他又任工委副主任兼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部长。当时的航空工业，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创伤还未痊愈；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尚未消除；反右倾的“过火斗争”使许多领导同志结了“思想疙瘩”；新试制的××飞机，由于质量问题，三年不出整机。形势是何等严重啊！孙志远同志以他素有的特质——革命的胆略和气魄，势如破竹地整顿了部领导班子。他竭尽全力，日夜辛劳，苦口婆心，以诚待人，循循善诱，做解“思想疙瘩”的工作。与此同时，大抓了机关、基层、基础等工作。在人们眼前铺开一条宽广的路，使同志们对扭转航空工业形势坚定了信心，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1963年12月11日歼6飞机优质过关，歼7飞机试制成功。军委在贺信中指出：“这是加强国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国航空工业开始全面好转的一个标志。”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高兴地对志远同志说：“航空工业带了一个好头。”
1964年12月，孙志远同志向部务会提出一个“×百架×百发”的大批量生产计划，有的同志认为指标过高，担心完不成。他随即下到工厂，深入基层，摸底调查，发现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所在，采取了“抓龙头”等一系列措施，保证了任务优质超额完成。
在生产发展之后，如何摆脱仿制，解决后继有机，必须解决科研先行。孙志远向组织上提出的建议是：部院合并，厂所结合。实行这个建议铺平了生产科研结合的道路。他又抓紧生产科研规划。他提出了一个通俗的口号叫“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他对科研人员保证说：“宁肯少上一套工厂，也要集中经费用到科研上。”在他主持下，1965年一下子又上了三个研究所（气动、强度、高空试验台）。在抓歼7飞机生产的同时，又亲自抓自行设计的歼8和强5的试制工作。由某厂承担研制的××飞机，第一架静力试验时，一根钢索提前拉断，导致了飞机研制的失败，总设计师陆孝彭同志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为白白花费大量心血而难受万分的时刻，孙志远同志和曹里怀、唐延杰同志千里迢迢赶到工厂。孙志远同志站在出了问题的飞机旁，足足三个小时，听取陆孝彭同志的汇报。经过详细了解后，他当机立断，现场拍板，再造三架：一架再静力试验，两架试飞。终于在1965年研制成功。这种飞机已装备部队，翱翔在祖国蓝天，捍卫着祖国领空。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盛典时，这种自行设计制造的飞机，排着整齐的编队，雄姿勃发地飞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孙志远同志下厂“蹲点”，绕过办公大楼，先去车间班组；每到一厂，都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天津105厂时，赶上年底，任务过重，靠人海战术，他白天跟工人一起劳动，晚上跟工人一起座谈，研究技术革新，组织技术人员攻关。当时正在“四清”，有的干部洗八次“澡”下不了“楼”。他坚持实事求是，大会上讲，找工人谈，做了大量解释和说服工作，使全厂干部都下了“楼”。他明确指出：“完成‘四清’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你是否高质量地完成了生产任务。”这句话说到人们的心坎上，赢得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崇敬。在孙志远同志“蹲点”期间，这个厂提高了机械化水平，干部职工干劲大增，同时确立了以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为中心的生产主干线，加强了生产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翌年即出现为支援三线建设全厂职工调走40％，设备搬去三分之一，而完成生产任务翻一番的好成绩。
孙志远同志担任新三机部部长三年多时间，部属一百多个厂、所、院、校，都印下了他的足迹。航空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心里深深刻下了“孙志远”这个名字。他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战略性措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把三机部很快推进到一个“黄金时代”。
孙志远同志永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还提出了一个“争取局部空中优势”的计划。可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风暴来临，莫说去实现计划，连草稿也荡然无存了。孙志远同志在“中央文革”造反派反复冲击下，突患脑血栓，临终前愤然呼喊一声：“不公平啊！”就溘然与世长辞了！当时才五十五岁。然而，林彪、“四人帮”视孙志远同志为眼中钉，孙志远同志逝世后，还就他的工作大作文章，批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学大庆”、“包庇反动权威”，并硬加上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帽子。直到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把这些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孙志远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附图片）
坐落在湖南省溆浦县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经过整修，已于9月4日正式开放。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