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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
孙平化 刘德有
今天的中日友好局面，是经过两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两国有远见的人士长期努力，共同艰难缔造起来的。这段历史现在的两国青年一代知道的不多，有必要加以简要的介绍。近代从上世纪末到1945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但就在这段期间，两国进步人士间的友好关系始终延续不断。清末我国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活动时就受到日本同情者的支持。从那时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曾在日本留学而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学者如鲁迅、郭沫若、王学文等与日本师友和其他同情者之间的友谊，中日两国进步文化界的相互支援，使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间，日本流亡在中国的进步人士仍然竭力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为求行文的简便，主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说起，其他的或者从略，或者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友好关系，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几个不同阶段。下面就以我们所经历和了解的事实按这几个阶段简述如下。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我们二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参加中日友好工作的。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在法律上尚未结束战争状态，日本的执政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新生的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相反，进步的日本人民却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要求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195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日本各界人士创建了日本最早同中国友好的民间团体之一——日中友好协会（首任会长是社会党人士松本治一郎先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国人民处于隔绝状态，还不可能进行直接往来。
路，是由人走出来的。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我们首先应当提到开拓中日友好处女地的先行者，他们是距今三十三年前的1952年春第一批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这三位日本人士并不是直接来自日本，而是从遥远的莫斯科飞抵北京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经济会议。上述几位日本朋友拿着去法国的签证，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和雷任民向他们正式发出访华邀请。现在看来，这象是很普通的事，但当时却非同小可。那时日本政府不准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对两国人民的正当往来施加种种限制，宣传“到中共访问会被洗脑，中共人员访日就要搞颠覆活动”等等。而对于自行设法直接间接成行者，回国之后还要以违反“签证法”加以追究。然而，这几位日本代表却毅然决定冒险应邀绕道访华。这种情况，今天想来真有隔世之感。
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客人来访，除了参观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外，主要目的是谈贸易，即在中日之间谈判签订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五十年代初，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政治形势下，贸易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谈判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但气氛是友好的，双方都很珍惜这一难能可贵的交往和微细的联系渠道。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终于产生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虽然它所规定的往返金额才不过三千万英镑，但万事起头难，时间经历得越久，越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和这三位日本友人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的开创性的业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两国间的交往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这就需要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扭转一段时期以来的民族间的不信任感。从日本方面来说，由于一些恶意和片面的宣传，不少人还很不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我国执行的内外政策。就我方而言，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血腥的罪行，群众的思想一时也转不过弯来。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进行了坚定的宣传解释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毛泽东主席曾正确地指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向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解释。
在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过程中，双方曾一致同意在对方国家互办商品展览会：1955年，中国在日本举办；1956年，日本在中国举办。当时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挂国旗问题。按对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遵照国际惯例，展览会场理应悬挂两国国旗。但在北京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场上挂日本国旗，确实有一个人民群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问题，不能不担心出什么意外。因此，周总理谆谆嘱咐有关人员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经过多方巨大努力，日本商品展览会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群众在参观时秩序良好。
通过中日两国民间渠道，双方从1953年初起，开始进行了一项比较大的活动，即中国方面协助日侨回国，接应在日本的部分爱国华侨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日本方面把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抓去做“劳工”惨遭迫害、死难在日本的烈士遗骨送回中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还有不少日本侨民留在我国，他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我国工作和生活。其中有的还参加过我们的部队，从东北一直南下到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后来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作为侨民，他们当然希望回国，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由于政府间没有来往，只好由两国民间（中方是中国红十字会，日方是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日本和平联络会）出面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按日方通常说法直译过来叫做撤侨，周总理考虑这样说不妥，因为国家间发生冲突、甚至要宣战才“撤侨”，所以应该称为协助日侨回国。日本政府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它发给日方三团体代表团的护照第一次写上了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方各级政府和各地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向日侨提供方便，有的所在单位负责同志还亲自到港口送行，使日侨深为感动，许多人临别依依不舍，热泪盈眶。日本派出的三条船是“兴安丸”、“高砂丸”、“白山丸”，其中以“兴安丸”客轮最大，所以影响也最大。这三条船来往于天津、上海和日本的舞鹤港之间，从1953年3月起，总共接运了近四万日本侨民回国。
日本朋友在送还中国殉难烈士遗骨方面也做了艰巨而有成效的努力。我们忘不了佛教界长老大谷莹润、菅原惠庆和日中友协的赤津益造、三浦赖子，他们四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到处奔波，进行调查，把死难者名单一一列出，并把遗骨一一收集起来，一批批护送到中国，从1953年起，前后达十批，共送还遗骨三千多具。
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
渔业问题也是由双方民间团体出面，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的。1955年1月，在北京举行了中日民间渔业谈判，双方正式就东海、黄海的和平捕鱼问题举行会谈。谈判从1月开始，直到4月才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签署，不仅关系到两国渔民和渔业界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从签订协定到中日复交，十七年间虽有短时中断和部分修订，但两国渔民在东海、黄海上作业所遵循的，就是这一协定。中日建交后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渔业协定，也基本上是原有的内容。
文化交流方面首先签订的协定也是中日民间文化协定。这一协定是1955年11月由前社会党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通过友好会谈，在中南海紫光阁签署的。此后，中日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就逐渐开展起来，不断为中日友好增添新的内容。协定签订后的第二年，1956年3月26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日本宣告成立，随即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来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近三十年来，在前任会长中岛健藏、现任会长井上靖领导下，为发展两国民间文化艺术和体育等交流，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克服重重困难，作了不少重要的贡献。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得到了重要的进展。1955年5月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来华演出。1956年5月，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访日演出。1960年，由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翫右卫门率领的“前进座”剧团访华演出了歌舞伎。同年，山本安英来华主演根据日本民间传说创作的神话故事剧《夕鹤》（木下顺二编剧）。从1958年直至1984年五次访华的清水正夫领导的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出，剧目中包括根据中国歌剧改编的《白毛女》。所有这些访问演出，都受到所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一时期，两国民间的科学和农业技术也开展了一些交流。1955年5月，以茅诚司为首的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茅诚司、南原繁、有山兼孝、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等著名学者和原子物理学家为开拓中日学术交流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年12月，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日本。1957年深秋到初冬，由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率领的中国农业代表团，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来华的回访，应日中农业交流协会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和考察。
中日两国工会之间的来往，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也逐渐增多。通过两国工会领导人和代表团的相互访问，两国工人兄弟的传统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日交往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日益广泛，逐步扩大到了政界人士。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方面先后几次接待了曾经担任过首相职务的政治家来华访问。上述前首相片山哲就是最先迈出这可贵一步的先驱者。其后，石桥湛山前首相两次率团访华，在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的岁月里，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为打开中日关系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周恩来总理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且向日本政府“将”了一“军”说：“日本只有下了台的首相才来中国访问，现任首相则不来访问。北京机场随时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谈到政治家访华，我们早在1954年9月，就在北京接待过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并在访问苏联后来我国的包含几位著名议员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就在这一次，我们接待了现任日本国总理大臣的中曾根康弘先生。同团来访的樱内义雄先生后来长期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政府内担任要职，园田直先生后来在福田内阁担任外相期间，同我国谈判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在中日友好的阵营里有一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曾加害于中国人民的日本旧军人。这是中日关系历史上造成的特殊现象。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位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他曾在关东军中当过参谋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积极参加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战争的活动，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进行彻底反省。远藤1955年11月随片山哲率领的“护宪”代表团访华。由于得到了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于1956年又亲自率领一个由将官出身的旧军人代表团访华，受到毛主席的会见。远藤回国后，发起和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并担任会长，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后来的中日友好协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其后，他们的队伍又扩大到旧军人出身的日本自卫队退役高官中去，这些人又成立了“中国政经恳谈会”，为中日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个旧军人的友好团体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都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前释放的原日本战犯，会长是藤田茂。他原来当过驻山东一带侵华日军的中将师团长。这一部分被我释放的前日本战犯中，许多人从中国回国后一直为中日友好而尽力。
提起日本旧军人，不能不谈到抗战期间由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担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以及1939年成立的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重庆由鹿地亘成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和它在延安等地的支部。经这些组织的教育和改造，一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转变立场，自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他们与中国士兵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当中许多人奔赴华北前线，向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改造日俘的工作，有些同志在前线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武汉、重庆担任对日军广播工作的“反战同盟”盟员绿川英子也是把年青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更多的反战战士战后回到日本，继续活跃在日中友好的第一线。
应当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友好活动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1956年10月开始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阻挠，时断时续，三起三落，直到1958年3月才算达成了协议，同意互设贸易办事处，允许使用密码电报通信，并可在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公开出面反对。因此，签了字的协定不但未能执行，不久还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即两名日本暴徒冲进在长崎一家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把中国国旗撕毁，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严重抗议日本内阁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径，并宣布采取相应措施。此后，两国民间往来几乎全部终止。事态的发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慨，也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强烈震动。
日本贸易界、文化界的新老友好人士以及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危机而纷纷行动起来。
1958年6月11日，中国方面通知日方不再延长中日民间渔业协定期限，同时提出为了恢复关系，日本政府必须明确承认
“政治三原则”：（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制造“两个中国”；（三）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贸易上，周总理提出了深得人心的“照顾物资”的办法，给陷于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以特别照顾，使中日民间贸易没有完全中断。一年后，周总理又提出了以“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为内容的贸易三原则，明确指出要签协定就是政府协定，因为民间协定得不到保证。许多日本企业纷纷表示拥护，愿在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的前提下，与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关系，申请成为“友好商社”。从此，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民间贸易从单纯“照顾物资”的状态又前进一步，发展成为友好贸易。“友好商社”、“友好贸易”的流行，在推动中日关系前进上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长崎事件发生后，执政的自民党内有识之士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和自己的重任，他们审时度势，挺身而出，在逆流中力挽狂澜，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心愿的有益贡献。他们便是曾任农林、文部大臣的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和前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
松村谦三先生于1959年10月访华后，又于1962年和1964年连续访问了中国。他每次来华，周总理都同他进行多次会谈，阐明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探讨如何克服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存在的障碍，以发展中日关系。
记得1962年松村先生一行到中国时，正值中秋佳节。我们二人都参加了接待工作。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说，我愿以中国的“花好月圆人寿”的古话来欢迎松村先生及其一行。月圆象征着团圆。亚洲人民要团结起来，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相处，而且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赞扬松村谦三先生不仅愿意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基础。周总理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对于松村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
9月19日晚，周总理在送别松村先生的宴会上进一步指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他说，中日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之上。他表示赞成采用渐进或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松村表示，回国以后，“将为日中两大国的亲善，为两国的友好开辟道路尽最大的努力”。
松村先生回日本后不久，高碕达之助先生于当年10月率经济界代表团访华。中日双方经过一系列会谈，于11月9日晚由廖承志同志和高碕达之助先生代表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一项备忘录。它的精神就是根据同年9月周总理和松村先生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长期贸易，包括中方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方进口成套设备的大型贸易项目。从此以后，中日两国的贸易，除了已有的民间友好贸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途径——著名的“廖、高备忘录贸易（日方称为LT贸易）”，被称为一个“划时期的成果”。
无疑，日方的行动是得到1961年秋成立的池田内阁的支持的。池田想在日中关系上所采取的政策代表着当时正在兴起的一股政治经济势力，因而中日关系有可能逐步走向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而这当然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962年夏，我们曾听周总理讲过：“我们的经济建设基点要放在自力更生上；但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搞也不行，也要引进一部分。现在起步已经有些晚了，这样，就要和官方建立联系，得到保证。”
1964年4月，松村先生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人乘船取道秦皇岛第三次访问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互派代表在对方首都设立常驻的联络办事处；二是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双方达成了协议，并举行了两个会谈纪要的换文仪式。同年8月13日，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办事处（孙平化是首席代表）在东京正式成立，9月29日中国常驻记者也到达东京。中日关系从此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直到1972年9月中日正式恢复邦交为止。
由此可见，不经过建国以来二十多年中日两国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和两国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艰苦、曲折而又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中日目前的外交关系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历史中仅有的现象。过去的长期努力的成果是多么值得珍惜啊！同时，过去的长期努力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复杂的有时是尖锐的斗争。这里既有日本的国际关系的一面，也有它的国内关系的一面。在中日恢复了正常邦交和建立了友好关系的今天，过去的教训仍然值得两国人民永远记取。
水到渠成，两国复交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一行乘专机前来北京。两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之前，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在7、8月间访问了日本。8月15日下午，在大平外相先后两次会见孙平化和我驻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进行磋商之后，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孙肖。孙肖二人正式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田中首相的邀请。田中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厚意，表示他决定访问中国。
这场接见的消息一发表，引起了不仅是中日两国而且是全世界的注目。田中首相访问中国，意味着中日两国邦交即将正常化，它对两国关系历史的影响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上海舞剧团一行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几位日本老朋友也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接中日关系的新高潮而劳碌奔波。
上海舞剧团回国时，是在藤山爱一郎先生的运筹安排下，由日本航空公司、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两架客机专程从东京送到上海的。这两架飞机名义上是专送舞剧团的，实际上却是为田中首相访华进行试航。
从此，中日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1972年以后，北自北海道、南至冲绳，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日本海滨，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出现了要求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热潮，被称为“日中友好热”。
田中首相毅然作出复交的决断，确是顺应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但是，为了实现中日复交，对有些历史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记得在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致词时讲到过去的战争，只说了一句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尽管“添麻烦”的词意在日语和汉语中程度不完全相同，但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这样一笔带过是不成的。第二天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总理就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只说是“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后来，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改用了“痛感”负有责任和进行“深刻反省”。关于中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问题，周总理指出，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过去中国人民受过负担赔偿的苦头，不要让日本人民由于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反而增加经济负担，所以在其他重大问题解决之后，才主动宣布了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蒋介石政府首先宣布了放弃赔偿要求，这种非法造成的既成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会谈的气氛和谐、融洽，双方比较快地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了一致。日本方面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恢复邦交。随后，大平外相即宣布日台条约“失效”，日台断交。不能忘记，这个庄严时刻是无数先驱者们付出心血乃至生命换来的！
官民并举，相辅相成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年胜过一年。中日两国签订了贸易、航空、渔业、海运、文化、科技和租税等各方面的实务协定，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友好交往遍及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各个领域，其深度和广度，在中日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又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它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此，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基础更加巩固了。
同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日本交换条约的批准书并进行友好访问。10月23日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了隆重的交换批准书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复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平等互利地发展贸易敞开了大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包括能源合作，不断发展。中日复交十周年的1982年，中日贸易额就已经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为复交前1972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1979年又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同年，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长期、低息的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项目；我国也向日方提供日本短缺的煤炭和石油。
中日复交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了相互访问，两国政府部门建立了定期协商的会议、会晤制度，这对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1979年、1982年邓颖超同志和赵紫阳总理先后访日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于1983年11月访问了日本。通过胡耀邦总书记同中曾根首相的会谈，把双方在赵紫阳总理访日时确认的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扩充为四原则，即增加互相信赖为第三项；共同表示要在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创中日友好的新世纪；并决定建立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
在官方渠道畅通的同时，传统的民间友好交流继续发展。中日双方建立了定期召开民间人士会议的制度。民间交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采。“友好之翼”成为满载盛情、增强联系的空中纽带；“友好之船”更加缩短了一衣带水的海上距离。友好城市、友好省县关系的建立，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已达八十余对。其中除两国各大中城市所结成的友好关系外，还包括周恩来总理的家乡绍兴同松村谦三先生的故里——富山县福光町和鲁迅先生的日本严师藤野严九郎的故乡——福井县芦原町，郭沫若同志的原籍四川乐山市同他旅居日本长期居住过的千叶县市川市。中日之间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来访的日本客人一直居来华外宾之首位。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80年4月，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森本孝顺长老不顾七十九岁高龄，亲自把时越一千二百余年的中国唐代名僧和唐招提寺的建筑者鉴真大师的坐像护送到扬州“省亲”，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也在这一年7月，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被聂荣臻将军在石家庄附近救出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使她在相隔四十年后跟救命恩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重逢。1982年5月，四川人民救活了从贡戛山跌落失踪十九天、处于奄奄一息的绝境中的日本登山队员松田宏也。这一切，如今都在两国人民中间传为美谈。
中日两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友好合作，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日双方各种学术文化团（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体育、出版、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宗教、农业、园林、书法、茶道、花道等方面的互访和交流空前活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学术研究机关的互访学者和合作研究项目都在逐年增加，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正在逐年发展。两国留学生的人数和两国教育界人士频繁互访；截至1984年底为止，我国已有近六十所高等院校与日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两国的体育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中国女排的成长，曾受益于日本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也曾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在两国建交后日益频繁，大大促进了双方体育水平的提高。两国戏剧界的交流也有了新的发展。1983年9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第一次公演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今年9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又公演了根据巴金先生原著改编的话剧《家》，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了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中日两国都很重视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去年9月，日本三千名青年访华和今年中国五百名青年即将乘船访问日本，是1965年中日青年大联欢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参加去年大联欢的日本青年，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通过参观访问，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建立了同中国青年的友谊。许多人离开中国时，不禁热泪涌流。历史将会证明，这种大规模的交流对于未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缔造艰难，共同维护
“万丈高楼平地起”，中日友好大厦是两国的先驱者们和两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确实来之不易。我们常想起1972年9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起立祝酒时讲过的一段话：“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所说的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友人，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中国的日本战友以外，首先是指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这位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无畏战士，在1959年访华回国后的翌年——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的讲坛上被反动分子暗杀，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日复交后，周恩来总理经常教导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要做到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有一次，我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谈到上海舞剧团1972年访日演出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上上下下，对我们的演出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的独生子清水哲太郎和另一名主要演员外崎芳昭，在我们每场演出时都化装成剧中角色，分站在舞台两侧待机，防备发生什么不测或演员临时伤病不能上场时，能够及时掩护和帮助，以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周总理听后很受感动，反复强调要感谢清水正夫、松山树子和松山芭蕾舞团的深厚情谊，感谢他们为发展中日友好默默无闻做工作和他们的平凡而伟大的贡献。周总理还特别提到，最先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并搬上舞台、最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的不是我们，而是松山树子和松山芭蕾舞团，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和感谢。
提起“掘井人”，我们不能忘记从五十年代起就常驻北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长期担任过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黑田寿男、理事长宫崎世民和现任会长宇都宫德马；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日中贸易做过可贵努力的村田省藏和铃木一雄；以及1959年10月访华，因年老在北京病逝的鲁迅挚友内山完造。这个名单太长了，因篇幅所限，只得从略。
记得1972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日本各界朋友来北京，举行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进一步发展民间友好的盛大集会，有日本各界友好团体五百多位代表出席。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感谢他们多年来始终不渝地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努力。当时恰值金秋季节，宴会厅菊花飘香，沁人心脾。庆祝酒会结束，周总理在离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前，特意把主桌上的两束鲜菊花送给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两位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和高峰三枝子，并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愿你们继续努力，让中日友好之花永开不败！”在场的人目睹这一切，受到很大的感动和鼓舞。
中日友好取得象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集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对于这个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听任某些人用不利于这一友好关系的言行去损害它。
目前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日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是要求把这一友好关系向前推进的，但是这决不是说，从两国复交以后，日本国内原来反对日中友好、妄图美化侵略战争和复活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和它的影响就不存在了，日本所有的人就都会按照两国联合声明、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和两国确认的四项原则行事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前途就完全一帆风顺，再不会发生矛盾和争执了。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两国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任何阴影。两国复交的过程本身既是一场长期复杂曲折的斗争，复交以后两国间发生一些不同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今年的靖国神社事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例。这种不同意见在两国经济关系上也存在着。关于这些，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领导人邓小平主任、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都已经先后发表过谈话和讲话，清楚地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我国既肯定中日友好关系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大局，是两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艰难缔造的产物，必须加以珍惜和维护；同时又指出，两国关系必须遵守1972年以来两国所签署的各项正式文书和达成的协议，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不要做出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日本方面对于我国再三郑重表示的态度，重申对于过去的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不幸继续表示反省，决不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将按照两国间的声明、条约和协议坚持日中友好。我们希望，日本方面的表示将能在今后的行动上得到充分实现，以保障两国关系的长远顺利发展。同时，正由于两国复交以来的主流是前进的，中间有过曲折，今后的发展也仍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两国人民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努力就必须继续加强，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遭到损害。如果那样，就正好中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下怀，不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两国无数前人的辛勤努力，为了今后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国人民一定要同心协力，珍惜和维护艰难缔造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让它的前途更加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