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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新的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苏绍智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党新老干部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号召关系全局，它对保证我们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将会起重大作用。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一贯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个“新”字十分重要。
首先要看到，在新形势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新的迫切感。
刘少奇同志1941年7月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就当时中国党的一个弱点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刘少奇选集》第220页）。我们党在1941—1942年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克服了上述弱点。延安整风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它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制订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使我们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号召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许多同志这样做了，因此，我们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准备不足和理论上的修养不够又成为一个问题，因而出现了两次大的曲折。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正说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是不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明确了中国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而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
要搞好建设与改革这一崭新的事业，就要懂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个新的要求的迫切性。
从扫清建设与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新的迫切性。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宗法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作风当然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抵触的，而且也是建设与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而对外开放，又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也会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要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作风，必须靠马克思主义。
认清了在新形势下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新的迫切感，就要以新的态度，即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那时发生的种种悖理言行，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才扭转了中国的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新生。
一种主义要能为群众所接受、所信仰，决不是靠“大树特树”，而是靠它能解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解答群众所提出的疑难，推动实践的发展。过去，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圣经”，甚至荒谬到把《毛泽东语录》这一小红书作为评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这种僵死的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引导到“危机”。
以新的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科学，看成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定历史实践的总结。科学不同于教条，更不同于宗教，不是千古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经历过今天的现实，他们的著作不能解决当代所有的问题。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躺在他们的著作上，以为选读几段他们的著作，就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出发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学出发点和方法，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立场、观点、方法。依靠它来调查、掌握大量材料，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结论。以创造性的态度、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万古长青，与时俱进。这正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这是当前对学习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应有之义。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这里，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并予以改造。在中国，今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新老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以它来规范并指导自己的行动，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事。这一点，在当前强调争取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两点，那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流于空话，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为群众所信任。
总之，以新的要求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下三点十分重要。
一、反对教条主义。前面说过，我们要以新的态度即以创造性的态度、发展的观念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唯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只看成书本上的东西，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特别要反对拿这些教条当作评判实践的标准，拿这些教条当作思想的“束身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解放思想的、是发展的。
二、反对实用主义。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彻底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服人、掌握群众的必要条件。彻底性也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服从自己的需要；不能“唯上”，揣摩领导意图，看风使舵，朝三暮四。有错误当然要纠正，如果是真理、是科学，就要坚持。
三、反对言而不行，或言行不一。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它是行动的指南。如果一个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或说的和做的正好相反，那么，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会说服人的，当然更不能掌握群众。当前党内外群众对党风、社会风气方面所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既不安心，又不满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之一。但是要能见效，能说服人。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要求是，新老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带头清查、纠正并抵制那些象陈云同志最近在中纪委讲话中所提出的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的现象，反对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新老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说服人，就会在群众中增加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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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
孔祥吉
建国后，不少史学工作者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剖析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维新派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敢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有的从光绪皇帝身上寻找原因，批评他过分怯懦，不敢完全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不敢同慈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此种种，不管是批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是归咎于光绪的畏葸退缩，一言以蔽之，都是指责变法的参加者步子迈得太小了，太怯懦了，结果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这几乎成了定论。
这些议论给人的印象是太笼统了。因为不敢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既可以用来解释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可以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可以用来套在许多政治事件上。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很难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
其实，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仅仅归咎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光绪的太怯懦，步子迈得太小，很难说明事实真相。恰恰相反，变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快，他们求治心切，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结果使得这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声色的政治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部付诸东流。
缺乏说服力的改制理论。在百日维新之前，康有为在他的弟子协助下，曾先后刊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前者通过大量的考订，力图证实《左传》等古文经典，乃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出来的；后者则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打扮成一个变法改制的祖师爷，指出孔子也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衣”，他“生当乱世”，却能拨乱反正，托古改制。这两部书是康有为变法理论的柱石，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它是维新派揭出的一面旗帜，用来“积极地招引、争取、团结和组织变法运动的同情者和群众——封建士大夫们”。这种评价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忽略了这两部书带来的消极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只有在它能为人们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那么，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从守旧派来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他们把康有为的学说视作洪水猛兽，认为他“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再三声称，他们不信奉康有为鼓吹的今文经学和孔子改制说。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多次告诫西湖书院不许讲今文经学。在《孔子改制考》刊出后，张之洞十分恼怒，立即在《劝学篇》中予以反驳。直到戊戌政变之前，张之洞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弟二人的态度有很大区别，对前者疏，对后者亲；对前者敬而远之，对后者礼而下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引起的嫌隙。
再次，一些在政治上同情支持康有为变法活动的帝党官僚，对康有为的这套理论也持反对态度。最明显的例子当推翁同龢。象翁同龢这样的显宦，政治上对慈禧干政十分不满，故极力辅佐皇帝变法，但见到康有为鼓吹变法的论著，却感到“惊诧不已”，并进而怀疑康有为“居心叵测”。这不能不说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缺乏使封建士大夫信服的魅力。不言而喻，康有为原来是打算托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以封建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偶像孔夫子的权威，作为自己改制的护符，打击那些政治上的守旧派，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这只是康有为的主观愿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论构成康有为变法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时，往往当作维新派举起的用以召唤群众的旗帜，认为康有为终于找到了孔子这样一个护法大师。其实，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言过其实的。它只看到了康有为理论的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它所带来的十分消极的影响。因为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来说，赞成变法和极力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变法持观望态度，康有为的理论非但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反而使他们处于困惑莫解的境地。
操之过急的变法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百日维新所以失败，是由于变法当事人的过分怯懦。从光绪来说，他虽然对维新派寄于同情，但又不敢采纳维新派的建议，最终还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从康有为来说，由于他们的阶级性格中本来严重软弱的特性，使之向旧势力妥协。这些评论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却与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尽相符。事实上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光绪帝的怯懦和维新派的软弱退缩，恰恰相反，而是在于他们操之过急，脱离实际。请看如下史实：
其一，裁撤冗员，急于求成。
康有为深知，在任何政治改革中，对耆耄冗员，不可轻易裁汰，否则，他们会对新政群起而攻之，所以应该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这的确是经验之谈。可惜，光绪未采纳他的意见，而是被岑春煊的裁官奏折所打动。这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痛恨守旧老臣把持朝局，他当机立断，要军机大臣草拟谕旨，裁汰中央和地方的冗散官员。光绪帝这一激烈措施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时尚在刑部任职的陈夔龙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他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
其二，开放言论，奖罚失当。
百日维新遭到守旧势力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绪的奖罚失当。最典型的事例是王照上书事件。戊戌七月初五日，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厉行变法；又请皇上奉太后巡视中外，先自日本始；再请设教部，尊孔子为国教。书上，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掷还王折，不肯代递”，于是，堂司交哄，王照上书劾堂官阻挠，许、怀则称王照“藉端挟制”，光绪闻讯大怒，将礼部六堂官一并交部议处。
光绪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冷静的。因为礼部六堂官的情形各不相同，即使要处理也应区别对待，譬如，曾广汉是刚署礼部右侍郎不久的，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革职，这势必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罢斥礼部六堂是百日维新中最严重的一起事件，荣禄指责光绪“任性胡闹”，慈禧也认为“过分”。新旧两党的关系自此之后，即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其三，拔擢新进，得罪旧党。
近年来一些论著认为，光绪执行的是洋务派的组织路线，其主要论据之一，是光绪在百日维新中，没有重用康有为、梁启超。此种论说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事实上光绪在变法过程中，与维新派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最后正是因为拔擢维新派，而得罪旧党的。
新旧两党在变法过程中，从始到终总是围绕要不要开设制度局、如何重用康、梁等人的问题长期争论，无止无休。直到后来引起了慈禧的反感，大动肝火，光绪才有所省悟，却又拿不出对策来，要军机四卿及维新派诸人妥筹良策，而他自己则处于惶恐不安，“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的状态。
现在看来，光绪和康有为的举动，显然是不够策略的。因为开制度局固然十分重要，但既然毫无可能，则应尽快加以变通，不可一味纠缠于此，以至于因为争论要不要拔擢康有为等人，而掩没了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影响了改革的进行。
戊戌维新运动已经过去八九十年了，但是，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本文的论说则着重从变法当事人的主观方面寻找失败原因。
（本文是作者为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六十周年撰写的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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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则徐年谱》读后
乔还田
还在几年前，一般人所了解的林则徐，只是他在鸦片战争中如何主张禁烟以及由此遭到投降派诬陷，被贬官发配新疆的事，至于其详细生平则知者甚少。来新夏积多年之功，精心撰著的《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简称《年谱》）一书，全面再现了林氏一生的政绩、思想、性格、情趣和家庭生活等详情，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年谱一类的书，虽说其宗旨重在提供资料，但在择录资料和进行必要的评议时，也应恪守对谱主既不虚美也不掩过的原则。恰是在这一点上，《年谱》把握得比较得体。以对林则徐“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的评议为例：一方面，《年谱》充分肯定了林氏当时以封建时代最尊贵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组织翻译西洋书刊，探求海外“奇技淫巧”是惊人之举——其思想认识水平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林则徐的探求新知由于刚刚起步而必然有所局限”，他对西方的认识仍囿于中国人谈西方的范围，他相信《诲录》“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他还不准确地认为英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等等。
一般说来，旧年谱往往存在孤立地铺叙个人活动的缺陷。《年谱》则能够把林则徐置于十九世纪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下加以叙述。如在介绍林则徐担心白银外流、财政拮据时，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动向；讲到起用和罢免林则徐时，能联系当时清廷内部的斗争及有关决策。凡此种种，把林氏的言论和行动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方能收“知人论世”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并非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他毕生的大部分精力耗在处理繁杂的政务之中，因此没有浩繁的著述能将他的思想清晰地展示在后人眼前。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凭藉他在处理政务时留下的奏稿和公牍外，唯有通过其私人函牍及亲友僚属的有关记载才能触摸到他的思想脉络。在这一点上，《年谱》用功颇勤，尤其是书中择录的有关林氏政务之余所作的私人书简，由于具有沟通思想、交换意见的性质，比之官样公文更能直截了当地反映他的思想情感。至于林则徐的大量诗稿，既是他文学才能的充分体现，也是其政治思想的真实流露。《年谱》广泛搜集和运用这方面的资料，也大大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林氏思想发展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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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抗日战争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综述
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于8月19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首先在亚洲。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次于欧洲战场的另一个主要战场。中国持久抗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粉碎了日军的“北进”计划，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中国战场还牵制了日军的“南进”，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亚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与会者还认为打败日本侵略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持久抗战，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帮助，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对加速日军的投降也起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的评价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关于正面战场，与会者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是努力的，正面战场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一些当权者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正面战场作战消极，还有一些人积极反共，这也是事实。在太平洋上盟军反攻时，国民党军队也组织了一些反攻战役，还组织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关于敌后解放区战场，与会者认为，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抗日战场，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的这种作用是逐步形成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主要是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敌后战场发展壮大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在整个抗战全局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关于两个战场的关系，与会者认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统一体中互为依存而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在战略上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战场上的军民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三、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
会议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等问题广泛交流了研究成果。与会同志还着重讨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与会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并取得胜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1）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各党派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2）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建立和巩固广泛的统一战线；（3）要防止和克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右两种倾向，特别是关门主义倾向；（4）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适时地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及时地调整妨碍合作的政策；（5）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指导和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
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提法，主要有：（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了抗日战争；（2）国共两党共同领导；（3）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的抗战，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抗战；（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抗日战争；（5）组织上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多数同志认为，从宏观上说，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
（张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