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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九年制义务教育与集资办学
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 黄元访 王延朝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就要增加教育投资。三十多年来，我国中小学的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这是应该的，但仅此一种办法，很难满足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的需要，而且难以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教育经费长期短缺，办学条件得不到改善。现在要普及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必须改变这种单一的投资办法，多渠道地筹集教育经费，即除了国家逐年增加教育拨款外，还要充分调动农村各级政权、工矿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以及广大农民群众智力投资的积极性。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解决好教育经费问题，作出了几项重要规定，指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同时指出：“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还可以“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这些决策，为增加教育经费指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有些同志以为，既然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应该全部由国家拿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国素有群众集资办学的传统，在目前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国力还不甚强盛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依靠基层政权、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的力量，集资办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再说，“国家”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权，包括乡一级基层政权，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也有责任履行普及九年制教育的义务。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发展教育事业的力量源泉，在逐步富裕起来的千家万户。安徽省从1981年起，实行社队、群众集资为主，国家酌情补助和学校勤工俭学三结合的办法修建校舍，到1984年为止，四年间共修建校舍六百八十四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一百零九点三万件，全部投资达3.53亿元，其中社队和群众集资2.59亿元，占全部投资的73.4％，相当于建国三十五年来国家拨给的基建投资的1.83倍。全省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相应的改善。1980年，全省小学危房的比例为18.9％，每生仅占有校舍1.45平方米。到1984年，危房比例已下降到13.6％，每生占有校舍上升到1.78平方米。假如单靠国家财政拨款，在四年之内，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还有的同志认为，集资办学加重了群众负担。这种看法也有片面性。诚然，现在有些地方农民负担较重，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较重的负担不是因为教育集资，而是由于其它不合理的负担太多。比如有些地方脱离实际地集资修建电影院、公园等。应当说，这些文化福利设施是必需的，但目前还不是当务之急，在群众的富裕程度还不高，手里的钱还很有限的时候，盲目集资兴办这些事业确实加重了群众负担。而教育集资则不然。因为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广大群众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和人才的重要，他们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能够多学到一点科学文化知识，愿意拿出钱来办学校。在一些较早富裕起来的地方，群众也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例如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全国较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区，几年来，这个地区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千六百多斤，人均年收入提高了近四倍，达到了四百元左右。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办学热情。这个地区从1979年开始，几年来共集资一千九百零四万元，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即使在那些目前还不太富裕的地方，广大群众也有很高的办学热情。淮河北岸的颍上县，是一个经常遭受洪涝灾害的地方。他们坚持开展集资建校，从1981年至1984年共集资一千四百八十万元，新建改建校舍一万二千多间，其中95％以上的校舍都是砖瓦结构，真正做到了农村中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地处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年人均收入只有百元，是安徽全省五个贫困县之一。他们从领导到群众对办学都有很高的热情，千方百计挤出钱来办教育。去年，这个县就普及了初等教育，成为全省首批普及初等教育的二十八个县之一。事实证明，群众对教育是乐于资助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将迅速发展。多渠道集资办学将是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坚持的方针。为了把这项工作进一步做好，还有不少问题要注意解决。首先是要完善集资办法，制定必要的法令、政策、制度，把集资办学从目前的劝募式推向法规化的征集。其次是要对农民群众的各种负担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坚决砍掉那些不合理的或不急需的负担，以保护农民集资办学的积极性，保证教育事业费附加这项重点集资项目。在集资办学时还应该看到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搞“一刀切”。对富裕的地区，应允许适当多征收一些，鼓励他们把教育事业先发展起来；一些贫困地区，则可以减征或不征教育事业费附加；少数特别贫困的地区，国家还应给予特殊照顾，扶助他们发展教育事业。对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和人民群众筹集的办学资金，要加强管理。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把筹集起来的教育经费，全部用于发展该乡、该村的教育事业，不能搞平调，更不准随便挪用。乡、村要设专人管理教育集资的账务，并定期向本地人民代表大会报告集资的使用情况，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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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
发展农村教育要实行责任制
辽宁省海城市教育局
我市农村教育过去存在很多弊端。在教育管理体制上，过去是条条为主、块块为辅，造成责任不清，上下脱节，互不配合。在教师待遇上，长期吃“大锅饭”，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在培养目标上，脱离农村实际，适应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去年4月开始，我们从实际出发，实行市、乡
（镇）、村三级办学，分级管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对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三级党、政第一把手抓教育的责任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象抓经济那样抓好教育。市里统一制订了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办好规范化中小学的标准，并落实到乡（镇）和村。责任制规定：对教育工作抓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均给予奖励，市和各乡（镇）每年都要树立四面旗帜，即模范学校、模范校长、模范班主任、模范教师。市委和市政府每年还要表彰教育先进乡（镇）、重视教育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凡是教育搞得不好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评为文明单位和个人。
第二，设立教育管理机构，明确管理权限。市办高中、师范，乡（镇）办初中和职业学校，村办小学，谁办归谁管，并明确各自的管理权限。为了适应三级办学的教育管理体制，各乡（镇）都成立了教育办公室，以保证贯彻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检查和指导教育、教学工作；负责教师的使用、考核、培训和调配，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三，改革教育经费筹集、管理办法，实行经费包干制。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农村教育经费纳入乡（镇）财政预算之内，实行包干制。国家拨的教育经费仍然如数拨到各乡（镇），其余的办学经费从乡（镇）、村企业及农民收入中按比例征收教育费附加。同时，市里免收的农业附加税，由乡（镇）财政部门按照比例分别拨给中小学。每年年底要把下一年度的经费一次筹齐，交给乡（镇）教育办公室统一管理，按各村的不同开支办法分别记账，专款专用。
第四，发动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去年县委在全委扩大会议上，专门研究教育工作，讨论制订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今年县改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又作出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十条决定》。今年2月初，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教育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表彰和奖励了六个办教育的先进乡（镇）及其党委书记，二十八名热心办学的模范村党支部书记和五十五名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四十三名模范校长和教师，一百七十一名先进校长和教师，促进了全社会尊师重教。
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实行三级办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全市为改善办学条件投资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乡（镇）有十二个，投资在二十至八十万元以上的村有二十九个，投资在十万元以上的村有三十八个、五万元以上的村有一百个、一万元以上的村有三百多个。农村教师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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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留学
路甬祥学成回国之后
陈浩 徐有智
路甬祥作为访问学者，在联邦德国两年内连创五项专利发明，并获工程学科博士学位。
路甬祥是1981年9月回国的。早在他归国前夕，国内行家就对他的被国外专家誉为“八十年代液压新技术”的发明，作了深刻的分析。1981年6月，国家科委、国家机械委员会和一机部联合向国务院作了《关于对路甬祥同志四项发明专利在国内推广生产的请示报告》。报告对如何使路甬祥回国后有一个较好的科学实验条件，能够继续开展科研工作，以期在液压控制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对他的发明新技术在国内迅速推广应用的现实的经济意义，作出了客观而充分的估计。他一回国，就受国家科委、经委、教育部、一机部的委托，在浙江大学筹建“流体传动及控制研究室”，国家在经费等方面给予优先保证。1983年，他领导的这个研究室被教育部内定为重点学科，予以重点支持。他还担任了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
先进的科研成果出来以后，能否在国内推广应用，路甬祥本来也有过许多疑虑，并作了思想准备。连他自己也意料不到的是，国内竟有这么多人热心推广应用他的发明技术！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同志得到路甬祥发明的消息，就同当时浙大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刘丹说好，路甬祥一回国，就请他到天津去，因天津急需他的新技术。路甬祥回国不久，便被陈伟达请到天津，成了市委第一书记的技术顾问。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胡启立同志也说：“路甬祥的发明，应该为我所用。”在路甬祥的建议和协助下，天津市于1982年4月成立了液压气动元件公司，集天津所有液压工业方面的技术力量，消化吸收路的各项发明，很快研制出一批新的液压元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船舶总公司上海704研究所里，有一位叫黄人豪的工程师，当他确认路的发明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以后，便主动组成了一个推广小组，下厂进行现场推广。三年多来，他们的足迹从大江南北一直到东北三省，签订合同几十份，总金额达百万元。机械工业部为了广泛推广应用路的发明技术，作了大量工作。
为了使路甬祥的科研工作有一个良好的条件和环境，1979年12月，当路甬祥的第一项发明消息传到他原来所在的教研室时，同志们为了不使他回国后从零开始，就积极组织了课题组开始研究。当他们掌握了路的发明内容后，就定出目标，要在路回国之前，鉴定一项科研成果，把液压研究室筹建起来。路甬祥回来后，国内老一辈的专家同行都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特别是研究室中一些曾经是他的师长的同志们，始终以极大的热忱配合他，甘愿给他当配角、助手。有一位我国第一届四年制的液压技术专业研究生，在业务上有一定造诣，但他考虑到路甬祥的时间很宝贵，便主动把研究室的大量日常行政事务性的担子挑了起来，几次鉴定会和学术会都由他操办。路甬祥得知这些后，感慨地说：尽管我在国外也得到珍贵的友谊，但这么深厚的同志情谊，是西方世界难以找到的。
目前，在路甬祥领导的研究所里，一支老、中、青结合，液、机、电和计算机多学科互相交叉的科研梯队建立起来了。三十多个课题已经全面铺开，每年以完成四到五个科研成果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三年时间里，已有十六项重要成果通过技术鉴定（下半年还有三项成果将进行鉴定），并有三项重大成果作为专利发明分别在联邦德国和我国国家专利局登记。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计算机已达到或超过国外中等水平）建立起来了。9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国际流体传动及控制学术讨论会上，国内外专家对路甬祥领导的研究室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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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与探索
关于重点中学不办初中的设想
北京分司厅中学校长 关宗荫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初中阶段，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后三年，是基础教育，应从“民族素质”考虑，面向全体学生，使大多数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现在中学分成重点非重点，重此轻彼，重少数轻多数，是与加强基础教育的方针相悖的。
初中学生年仅十三四岁，他们之间的素质差异原本不大，只是家庭与学校教育的不同，才形成某些差异。
现在的问题是，只讲差异性，不管可塑性，仅凭一次升学考试，就把一些人送入“重点”学校，把另一些人送入“非重点”学校。这对大多数学生心理上的伤害是很大的。
另外，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家长都希望子女成才，希望子女得到重点培养。可是，现在只有少数学生能进入重点中学，使众多家长感到失望。
现在，无论重点中学还是一般中学，要办好初中，都存在不少困难。
在初中入学工作中，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干扰很大。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挤”进重点中学，不遗余力地找门道、拉关系。每年开学前后，申请进校的条子、信件纷至沓来，访者盈门，弄得校长四处躲避。而一般中学每转走一个学生，就是对学校的稳定性的一次冲击，也是对学校荣誉的一次损害。
这样做使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之间，也出现矛盾。因为重点中学在初中招生时，不仅把“尖子”拔走了，还对有科技、文艺、体育等特长的学生，降分“吞”入。而高中招生时，重点中学又将没有达到录取标准的本校初中毕业生“吐”出。这一“吞”一“吐”的过程中，一般中学怨声不已，而重点中学反过来又责怪一般中学“心胸狭窄”、“不顾全局”。
此外，重点中学初中学生中女生的比例过大。原因是在小学阶段，女生早知于男生，男生自控能力又比女生差，所以考试成绩女生比男生好，形成了重点中学女生偏多的局面。
这些困难和矛盾，都是重点与非重点的分界造成的。如果初中阶段不办重点中学，那么，困难就有可能克服，矛盾也有可能缓解。
我们考虑，初中阶段不办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可以发挥底子厚、条件好的优势，把高中办得更好。而一般中学，招生时不必过一遍重点中学的“筛子”，学生来源得到了改善，这将大大调动师生的教学积极性。实行初中阶段不办重点中学是可行的。
北京市东城区现有中学四十四所，其中重点中学七所。一九八五年初一年级招收一百七十八个班，其中重点中学仅招收二十一个班，占百分之十一点七。如果把这二十一个班，消化到一般中学，不会加重一般中学多少负担，只会使他们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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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与探索
应让学生就近入学
湖南省资兴市烟坪中学 李世忠
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卢木天《谈谈办重点中学的利弊》一文，所说的情况完全和我们这里一样，可见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卢文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应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还是着眼于寥寥无几的尖子的问题。少数的重点中学办好了，大片的一般学校该怎么办？现在重点学校的办学条件比一般学校优越得多，我们这里的重点中学为突破“高考百人大关”，几乎没有星期天，也很少放寒暑假。现在，学生戴近视眼镜的多，到操场活动的人少，成绩上去了，体质下降了。几年来，我们这里小学升初中，先由市一中“择优”，次由市二中“择优”，然后由我们一般学校全部录取。重点学校除学生来源择优以外，师资、设备、经费一切从优。近年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反复强调不能收“复读生”，因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一种浪费。可是重点中学为了追求升学率还在收，并且收“高价”，每个复读生每期多交费一百元。重点学校师生的优越感和一般学校师生的自卑感，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造成很坏的影响。
由于重点学校学生升学率高，人们都想方设法把子弟挤上重点学校，不正之风很盛，也打乱了教学秩序，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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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与探索
也谈重点与非重点
苏州市统计局 沙乃民
九月二十二日《教育》专栏三十五期上，《谈谈办重点中学的利弊》一文，只提了一条重点中学的“利”，而罗列了六条现实的“弊”，我有不同看法。
一、中小学中重点与非重点之差，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有重点地培养才华横溢的尖子人才是教育事业的重大任务，取消重点中小学不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二、学生的升学竞争对于学习有推动力，重点中小学至今仍起着促进早出人才、出好人才的作用。取消重点容易滋长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无论教学上的或经济上的）对于提高一般是没有补益的。恐难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取消了“重点”会涌现更多的优秀学生。
三、重点中小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远没有结束历史使命。应该促进学校间的某种竞争，新增一批重点中小学。学生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成为尖子，不能因这些尖子而忽视大多数，也不能因大多数而忽视尖子。依我的看法，不但要办重点中小学，还应该办重点托儿所、重点幼儿园。应鼓励和指导家长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自己的孩子受到科学的早期教育，顺利地升入“重点”，这样才能使教育更加兴旺。
四、就全国范围来说，倒也不妨试一试，撤掉某个市某个县的重点中小学，如有大利，再加推广。不过我相信，多数人的积极性未必能靠撤消重点中小学来调动。各级实验小学必然是重点小学，应加强其科学的教育实验工作，而不是考虑取消它们。如果连象北京的景山学校、苏州的苏州中学，以及许多在进行一条龙教育实验的小学校，也一概取消，这将给教育带来混乱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