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家不圆万家圆
李昂
夜深人静，千家万户都已进入了幸福的梦乡。此时此刻，我倍加思念在血与火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固守着祖国南疆的边防战士！
不久前，我们在北京大学刚刚听了边防前线“保边疆献青春”演讲团的演讲，激荡的心潮此起彼伏，一直未息，禁不住反复思考：
——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边防战士远离家乡故土，告别父老乡亲，撇下妻子儿女，坚决地来到祖国南疆，迎着恶劣多变的气候和艰苦的战地生活磨练，忠诚不渝地守卫边陲？
——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战士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战场上舍生忘死地战斗，用热血男儿宽阔的胸膛抵御侵略者罪恶的子弹，甘愿为保卫边疆献青春？
是名，是利，还是其它什么“实惠”？
难道他们不知道物质享受，不需要家庭温暖，不懂得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不，都不是！我们可以从贴在阵地坑道口的一副对联中，找到“为什么”的答案：
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战士的理想、道德、文化、纪律，都表现在这种甘愿为“万人”“万家”的安宁和幸福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中。
如果说战士的理想，“想”得在“情”在“理”，那么，就在于他把“一人”“一家”和“万人”“万家”的“甜”与“圆”联系在一起思考。他们并不是不希图“甜”，也不是不向往“圆”，而在于首先思考和追求的是“万人”的“甜”，“万家”的“圆”，并且甘愿用自己一人的“苦”换来万人的“甜”，用自己一家的“缺”，赢得万家的“圆”。
还是听过报告的人们称赞得好：“比草原更博大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博大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博大的是战士对祖国和人民的情与爱！”
如果说战士的美，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心灵美、情操美，它的本质，也恰恰在于对“万人”“万家”做无私的牺牲，对实践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做无私的奉献。这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真正优势所在。可惜，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
我们说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也在于它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发展和创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真正的优势”，熔炼出甘愿为“万人”“万家”贡献一切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开放出人类最富有的物质文明和最灿烂的精神文明的并蒂莲的花朵。
正值解放军英模汇报团正在全国各地作报告的良机，但愿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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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年保护北京鲁迅故居的人
叶淑穗
北京鲁迅故居座落在阜内西三条廿一号。它是鲁迅1923年亲自设计改建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常被人们说到的“老虎尾巴”——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就在这里。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但他的母亲和他的原配夫人朱安，仍住在这里，鲁迅的大批藏书和部分手稿，仍存故居中。
1937——1945年北京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人们经受了各种折磨，但在鲁迅家属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协助下，使故居和文物没有受到损失。日本投降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的“光复”。1946年的北平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军警到处抓人，空气十分紧张。鲁迅故居和故居中的大批文物，随时都有遭到敌人破坏的可能。加之鲁迅母亲已于1943年病逝，而朱安又体弱多病。此情此景引起一切关心鲁迅故居和文物的人士的忧虑。
对此最热心而积极奔走的，首先是王冶秋同志。他是鲁迅的学生和挚友，又是当时地下党在北平的重要成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孙连仲第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长。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王冶秋秘密和徐盈取得联系。徐盈当时也是地下党在北平的成员，他和王冶秋一样是直接受南方局领导的。徐盈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而且是一位有名望的记者。
为了便于进行工作，他和王冶秋都穿着军装，以孙连仲十一集团军军人身份，到西三条鲁迅故居查访。为了保护故居，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最后采取以军队出面的办法，假借孙连仲集团军的名义，贴出布告，将西三条故居列为军队征用的民房。这种办法，在混乱时期还是“蒙混”了一段时间的。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947年上半年朱安的病情急骤恶化，她自己也已预感到生命不会太长了，但她仍牵挂着鲁迅故居和鲁迅的一批文物，在逝世前两个月她还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年老病深不易医治……我若病重，此地应托何人照料？”表明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病危时，仍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这时，有一位热情而又积极的人士——刘清扬（又名刘婉如），她是许广平在天津女师的同学，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当时她是中国民主同盟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妇女联谊会会长。由于她的巧妙安排，不只妥善地安排了朱安的最后的生活和后事，还平息了周家的一场纠纷，更重要的是确保了鲁迅故居的安全。
刘清扬当时工作非常忙，但她主动担负照顾朱安的任务，当朱安病情恶化，情况危急时，刘清扬预料会出现的问题，为确保安全，她及早作了准备，将情况报告徐盈并商议解决办法。刘清扬为了能在情况复杂时可以采取应变的措施，还和当时北平民盟的负责人吴昱恒取得联系。吴昱恒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地方法院院长。他们一起商量办法，认为应征得许广平的同意及早作好一切准备。为此刘清扬于3月27日致信许广平，明确提出几个问题：“凡此一切婉曾向徐先生商讨。我等应如何处理？似应略作准备，第一，如何保管这些遗物；第二，如何处理丧事……第三，善后如何处理，如她所住的房子恐怕要被人占用，因此甚望吾妹正式来函，委托那几个人共同切实主持一切……。”
许广平按刘清扬的提示，于4月1日写信给徐盈和吴昱恒，作了正式的答复和委托：“关于婉姊赐询万一朱女士不讳应如何善后一节，兹略陈鄙意乞予酌裁，1，丧事从简……2，寓中遗物，能逐一登记，托阮、宋（指阮和森家、宋紫佩，笔者注）、吴、徐四位先生共同保管，3，房屋（北屋五间及东屋全间）由阮、宋、吴、徐四位先生会同，于出殡后锁起，待有家人北上再行处理善后。”
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逝。6月30日刘清扬给许广平信，报告朱安去世及丧事处理情况，信的最后说：“书物一切均已封存，勿念，妹实无来的必要。”这说明刘清扬已为她处理好一切。
但朱安去世后的第六天，住八道湾的鲁迅亲属，几次到西三条来，要强行搬走故居器物，有的还以军人身份到此对阻止他们的人大吵大闹，气焰极为嚣张。这对鲁迅故居的安全，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威胁。此事在当时的南京《新民报》上还有过报道，也曾引起一些热爱鲁迅的人们的担忧。曹靖华就曾为此事写信给许广平：“（报）载知堂日本夫人前往捡取豫才先生遗物，尤为关切。盖先生为一代圣哲，全民共仰，所遗片纸只字及一切遗物，均为民族至宝，如果被携走，变卖或毁弃，则实为可惜至极，可痛至极！”
当时鲁迅故居面临的情况确实非常令人担心：一方面，家属的破坏和捣乱；另一方面是，随时可能出现的特务的搜查与捣毁。情况紧急，刘清扬和徐盈、王冶秋、吴昱恒秘密取得联系，商讨新的对策。他们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敌人的专政工具，以制止一切可能的破坏，他们既巧妙又机智地利用吴昱恒掌握的旧法院的权力，采取查封的办法来掩人耳目，达到保护革命文物的目的。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假执行”。他们利用八道湾抢东西的事由，向地方法院申诉，并由法院作出裁决，查封了鲁迅西三条故居，在大门口贴出布告，并在大门及屋门上贴上封条，屋内各种器物上也贴上“北平地方法院封”的封条。事情处理以后，刘清扬曾写信报告许广平：“关于西三条请求假执行事，一切手续均已办好，此事吴院长自然从暗中帮忙，而减免了应付之款”。简短的几句话中，还包含了当时不能直说的话语。事后，王冶秋和徐盈还秘密到西三条故居查看，并带一名摄影师偷偷地拍了许多故居被查封的照片，至今在海婴同志那里还保存有当年王冶秋寄给许广平的这些照片，在照片背面还有王冶秋写的说明。其中一张中写到：“房门已由法院查封并外加锁（此点请不必公布，因入内照相是非法的）”。解放后，王冶秋从解放区回到北京，作为文物局的局长，他来鲁迅博物馆审查陈列时，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这件事的真象：“1947年为了保护故居和鲁迅藏书，我党通过地下关系，将故居全部封起来，书箱上也都贴了封条，所有门上也都贴了封条”。现在鲁迅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个贴着“北平地方法院封”封条的暖壶。无疑这些照片和一个暖壶上贴着的封条，就成了这一段历史的仅有的物证了。
后来，许广平把鲁迅故居和鲁迅的全部藏书和手稿，无代价地，完整地捐献给国家。今天当您漫步在鲁迅故居的庭院时，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有这样一些党的好儿女，在敌人严酷统治下，不惜赴汤蹈火，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保护了我们民族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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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哉，早夭的胡杨
孟晓云
哀乐在大厅里震荡。躺在灵床上的是钱宗仁——《胡杨泪》的主人公。或许命运之神对他过于严酷，仅仅四十一岁，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塔里木农垦大学的同志来了，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来了，中组部的同志来了……
一位曾在钱宗仁处境艰难之时给他赠书的老人，托女儿带来了挽诗：“不惑惊为鬼，胡杨泪未干。昊天胡不佑？怨愤视云端！萋萋芳洲情，一念一心酸！人间天上，招魂何处觅谈欢！”
一位与钱宗仁素不相识的同志在签到簿上留言：“我对钱宗仁所处的困境寄予深厚的同情，并向他表示深切的悼念。”
北大一个青年教师留言：“生活的路真难啊！”
曾在逆境中向钱宗仁伸出声援之手的北京工业学院杨维奇副教授感慨万端，挥笔写道：“痛哉！惜哉！”
李锐同志对前来吊唁的同志们说：“我已给湖南出版社写过信，要紧的是出本集子，将钱宗仁生前写的文章、诗词、书信整理出来，留给后人。让大家记住有这么一个人曾奋斗过，他的奋斗能公诸于世，党的政策在他身上得到落实。”
钱宗仁极为普通。他不过是成百上千想要成才、尚未成才的青年中的一个。为什么在生前死后，有这样多相识的、素不相识的人帮助他，关注他？正因为他奋斗过，他的奋斗能公诸于世。
钱宗仁总是那么自信。他有很多抱负，考研究生，到大学当教师，到北京进修，到党报当记者，可以说，他的愿望大部分实现了，尽管经历了坎坷和曲折。
一切刚刚有了转机，有了希望，他又开始承受新的痛苦——病魔的袭击。他捂着腹部，还要坚持工作，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想赶紧生活。他对我说：“如果我得的是不治之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总有一死，但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东西要写呢。”人在受到死亡威胁时，才感到生的紧迫。钱宗仁的兴趣是那么广泛，他涉猎数学、社会学、人才学、新闻学……
一切都来不及了。钱宗仁被送进医院，人们不忍告诉，他已是肝癌晚期，癌细胞已全面扩散。有的医生分析，他的肝至少有五年以上的病史。其实，钱宗仁自己也并非一点没有知觉，他胃痛七八年了，并没有介意。他的全部经历都消耗在成才之路的艰难险阻之中了。
痛哉，惜哉。我叹人生之短暂。我愿象钱宗仁那样赶紧生活，赶紧工作，赶紧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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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文摘家与文摘“作家”
文摘报刊及报刊中的文摘专版、文摘专栏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我曾注意到，文摘下面，多有“××摘”字样。不要小看这几个字，我以为它至少表明两个意思：第一，编辑同志懂得这些文摘报刊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这些“××”们的劳动。第二，这些从事文摘工作的同志老老实实做人的品质，声明这是文“摘”。
近一个时期读报，发现有几位文摘者的名字常见于各种文摘报刊，看到这些名字的次数多了，竟也在脑海里留下一些记忆。于是乎，我想起了“行行出状元”这句老话。只要认真，只要勤奋，文摘事业中大概也会有“家”出现的吧！
最近，听说一位熟人要出集子了。这位仁兄告诉我，两年来他在各报刊发表了近百篇外国风土人情的文章，有家出版社要给他出本集子。听后我好生纳闷儿：他从未出过国，又背不出几个外语单词，何以写出或译出如此众多的涉及外国风土人情的文章？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各报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中，或裁剪拼凑、“综合治理”，或稍作改动，换个题目，标上自己的大名。文章发表多了，名气也就越来越大；既然可以出集子了，当然与“家”接近了。他的这些举动，打个比方，好象是一位“高明”的裁缝，从这件衣服上扯下领子、袖子，从那件衣服上扯下衣身，把它们缝在一起，于是便贴上了自家的标签。而有时甚至就是在人家新设计、制作的时装上换几个扣子而已。
然而，我却以为这裁缝并不真正高明。因为天下之大，总会有人知道这领子、袖子、衣身的底细，而一旦这底细被人识破，那该送他们一顶什么“家”的桂冠呢？ 新亭
第8版()
专栏：
草滩上 〔油画〕
李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