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经验交流
“虚”题作出“实”文章
天津市委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调查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中共天津市委以“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精神，最近对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比较“虚”的题目上，作出了比较“实”的文章，推动全市思想政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6月初，天津市委为摸清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组织市委机关和区、县、局干部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五百人，在一百多个工厂、商店、学校、街道、村庄开展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研究。开始，人们对这项工作能否收到实效存有疑虑。有的担心摸不到下边的真实情况；有的顾虑光调查不解决问题，基层干部不欢迎。针对这一情况，市委书记倪志福指出，这次调查无论是对干部群众思想状况的分析，还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现状的估计，都要尊重客观实际，既报喜也报忧，边调查边解决问题，不作官样文章，不搞形式主义。
两个月里，调查人员纷纷到基层去，和干部群众个别谈心，开座谈会，收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倪志福在探矿机械厂和纺织技术研究所等二十多个工厂、科研单位，和大家一起就思想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同志式的讨论。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研究人员除对二千二百五十八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作了调查外，还和其中一百人进行了个别交谈。基层干部对市委认真倾听下情的作风很欢迎。有的人说：“过去我们有些话对下级不能说，对同级不便说，对上级没机会说。现在，你们来了，我们有了说心里话的地方。”原定半天的谈话时间常常被突破，不得不再延长半天，有的甚至连续谈了三个半天。调查人员不仅注意了解干部的思想，还广泛接触了群众。仅在工交战线，就直接、间接接触工人六千多人次。
占有丰富的材料以后，调查人员一改过去由“秀才”关门写调查报告的老办法，而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就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市委书记倪志福、副书记张再旺多次主持市委办公会议，讨论和解决调查中提出的带普遍性问题。目前，已对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如何加强党委的工作提出了意见。此外，市委还讨论了如何加强社会宏观控制，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问题，并且已对群众议论较多的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提出了初步解决办法。市委有关部委也就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样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而且激发了大家对理论的兴趣。各区、局通过调查，还总结出一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经验，并积极推广这些经验。
天津市委在调查研究中听到干部群众反映，党风不正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市委各部委对自己下属单位领导班子的作风状况逐一作了分析，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并且把少数作风严重不正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弄清了情况，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天津市外贸局过去各种“操心费”名目繁多，最近，局党委决定取消“操心费”，受到了群众的称赞。（李元浦）
第5版()
专栏：整改新事
湖北石首县绣林镇群众夸整党：送走“座山虎” 请来“智多星”
湖北省石首县绣林镇，拥有产值百万的十三家企业。镇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确定在1984年内对这些单位分期进行整顿验收。由于受到社会上新的不正之风的影响，验收人员到一家单位后，喝的“玉液”酒，抽的“芙蓉”烟，不到两个月，挥霍钱财过万元。有的同志还认为：这只不过是水牛身上拔根毛，大不了的事。结果是：验收“合格”了，问题更多了。对此，群众反映很大，背后把验收人员称为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座山虎”。
今年初，镇党委针对群众反映，组织机关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整党文件，对已出现的问题不庇护，不掩盖，一一作了处理，并决定选派七人，分成五个验收小组对十大乡镇企业继续进行验收工作。7月2日，第一验收小组进驻了县二化厂。厂领导得知后，按照惯例，大设宴席。验收小组长、副镇长张明双严厉批评了这个厂的作法，语重心长地对厂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啊！”仅在半个月内，就帮助二化厂办好准产、准销、准运、锅炉运行、储存五大证，改变了该厂一度管理松弛、制度不严的混乱状态，促进了厂容厂貌的大变样，达到了验收标准。过去被人们称为“座山虎”的企业整顿验收小组成员，今年1月至8月份，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坚持不收礼品，不开小灶，主动为这些单位出主意、想点子、当参谋、做“红娘”，帮助解决了七十多个老大难的问题。十三家企业的领导人和职工深受鼓舞。一位厂长高兴地说，整党促进了党风的好转，为我们送走了“座山虎”，请来了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智多星”。
（曾克平 曾四新）
第5版()
专栏：先锋谱
共产党员的坚实足迹
——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劳动模范张向荣
在惊心动魄的生死关头可以显出英雄本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同样能昭示英雄的可贵精神。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劳动模范张向荣，就是这样的英雄。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自己的言行，为党的形象增添光彩。
在商品社会里，在金钱面前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有人说，钱不咬手。张向荣却说：“人要是掉进钱眼里，钱不仅咬手，还要咬心呢！”1979年调整工资时，队里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名额究竟给谁？于是，他找到支部书记，要求把名额让给有困难的同志。在张向荣的带动下，全队几名党员，都主动让出了调资名额。为了便于队里职工钻研技术，张向荣经常自己掏钱买些科技书，供大家阅读。
张向荣多次利用业余时间，为附近生产队和友邻单位检修电器设备，对方付给他的报酬，他都作为队里的收入上交了。今年元月，他还主动将外单位付给他的两千元“承包费”，如数上交给单位。
张向荣是个“见便宜就让、见困难就上”的人。带电冲洗三万五千伏池瓶是很危险的工作，他每次都先干一遍，确认安全可靠了，再让别人干。他对同伴们说：“要死我先死，你们别怕。”
张向荣把为国家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去年初，张向荣所在单位把裁减下来的二百多名人员编进劳动服务站。明摆着，这支队伍难带，不少干部唯恐自己沾上了边。“咱是党员，讲啥价钱！”领导找到张向荣，老张二话没说，当即就把这副担子揽在肩上。一次，张向荣得知廊坊木材厂要安装一个锅炉，就找上门去把活接了下来，他们人拉肩扛，挣了四百元钱。局供应处准备订做一种大配电盘，张向荣又主动找上门：“这活让我们干吧！”结果，他们把制做配电盘的活接了下来。去年，这个站计划吃补贴八万一千元，在张向荣的带领下，不但没有吃补贴，还盈利近十九万元。
张向荣认真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他把党的温暖和深情，送到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们心中，使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那是1982年初春的一天，青工邵杰武收到催他回家处理丧事的电报。邵杰武的父亲患癌已花了一千多元钱，眼下债还没还，哪有钱回去呢。第二天早上，正当邵杰武为无钱回家犯愁时，张向荣塞给他三十元路费。邵杰武接过钱，感动得淌下了热泪。
住在张向荣对面楼上的工人吴志亮，因事故腰椎受了伤。多年来，一直在家养病。张向荣想，工伤只是吴志亮的外部残疾，失去重新工作信心的内伤才是他不上班的主要原因。于是，张向荣多次找他谈心，鼓舞他增强生活的勇气，并把吴志亮要到劳动服务站工作。诚恳和信任打动了吴志亮，他到站里当了材料员，工作勤勤恳恳。自去年3月，吴志亮的出勤表上，没有出现过一天缺勤的符号。
4月15日，张向荣心脏病突发。在心电图测试纸上，标志着他生命的曲线只跳跃了几下，就被死神无情地拉直了。张向荣——这个有着三十年党龄的普通党员，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实现了他生前的誓言；他留下的每一步坚实的足迹，都镌刻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吴毅 力群 中苏）
第5版()
专栏：工作研究
屡经磨难趋于成熟的一批人
——谈如何认识“老三届”
“老三届”，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校的1966、1967、1968三届中学生。“老三届”这一批人的年龄大体在三十三岁到三十八岁之间。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1966年“文革”开始时全国在校中学生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高中生约一百三十七万人，初中生约一千一百一十三万人。到1969年初，“老三届”已基本离校。他们当时的去向：家在农村的全部回乡，家在城市的半数以上插队或去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少部分人当兵，只有极少数人当了干部或职工。
教育部门的同志有一种估计：“1966届入学前夕，是我国中等教育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和积累，达到较好秩序和较高质量的时期。”没想到，这个教育、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很快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狂暴风雨的打击。
对于这场曾冠有“革命”头衔的“运动”，当时的中学生大多数奋起响应，这与其说表现了他们的单纯、热情，不如说显示了他们的幼稚和盲目。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运动”的热情逐渐趋于冷漠，有一部人发生了从积极参与到抵制的转变。“老三届”中的大部分，对“文革”的疑惑始于被分配去谋生以后。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又从“革命者”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生活的艰辛，群众的苦难，使他们开始认真地正视现实。他们深受“十年动乱”之害，在韧性的奋斗之中，逐渐认识到“十年动乱”的危害。除了“文革”初期那短暂的一瞬和极少一部分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幸运者（其中多数本来就应该上大学）之外，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老三届”基本上苦斗于社会的最基层，喘息于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或岗位，并经受了锻炼。
现在，正步入中年的“老三届”们，大多已有十六七年的工作年龄，多数分布于基层党政部门和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在那里发光发热。比如，北京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有“老三届”厂级干部二十八人，占厂级干部总数的18％，高于其它层次的领导干部。上海沪东造船厂有“老三届”职工一千五百余人，占职工总数的13％。去年有五十八人被评为厂级模范，占该厂模范的21％，有7人被评为公司级模范，占该厂公司级模范的35％。这个厂的“老三届”中，已有四百余人成为管理人员。郑州电缆厂有“老三届”高中生一百一十三人，现从事企业管理的和在生产第一线上的各占一半，大多胜任能干。总之，“老三届”的大部分人虽然是中等文化程度，但经过实践锤炼，各方面均趋于成熟，他们精力旺盛，正直、勤奋，大多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老三届”在其它层次和领域里出类拔萃者也为数不少。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首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与会者有“老三届”五十一人，占全体代表的40％，成为会议的主导力量。这几年经过考试去国外留学、进修的中国学生、学者里面，“老三届”也有相当部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知青型”的将近一半。至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老三届”所占比例就更大了。
“老三届”在“文革”之前受过十年左右的正规教育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熏陶，“文革”中又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艰苦的生活磨练，他们全面体验生活，深入了解社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体会尤其深切，他们在政治上日益坚定和成熟。长期基层工作的实践和逆境中的奋斗，使“老三届”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相比之下，他们也具有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代的四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当然，那个“革文化命”的“运动”，给他们这一层人也造成了接受高等教育极不普遍的状况。一方面，他们还需继续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为他们学习、深造提供必要的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崔武年 阎淮）
第5版()
专栏：新风赞
筹款
时间：1985年6月20日中午。
地点：山西省阳城县演礼乡演礼村党支部办公室。
一张大红会议桌四周，端坐着五个男子汉，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
村党支部书记贾小苟离座而起，一板一眼地说：“咱村的铁厂建起好多天了，因缺风机不能开炉。刚才收到咱厂采购员从河南省打来的电报，说风机已定好，得赶紧汇款。晚上八点，咱得把一万元汇出去。我的任务是三千，石瑞（村委会主任）两千，高社（会计）三千，天命（保管）一千，小加（铁厂负责人）一千。散会！”
办公室的门“啪”地上了锁。
晚七时三十分，贾小苟第一个回到办公室。除了他爱人，又有谁知道他把积攒多年准备开工修房的三千元钱拿了出来呢？
一会儿，五个人都到齐了。一万元一分不少。他们谈着各自“战斗”的经过，会心地笑了。
（李海峰）
第5版()
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造血”远比“输血”强
有的贫困地区、贫困户，得到的救济、补贴不少，而贫困面貌依然如故；而有的贫困地区、贫困户不靠别人“输血”过日子，而是合理使用扶贫资金，发掘和培养自身的“造血功能”，却较快摘掉了贫困帽子。可见“造血”远比“输血”强。
摘自《江西日报》
教师节后的提醒
有些地方办事“一阵风”的习气很厉害。对一些该下大力气办才能奏效的事情，往往是热闹一阵，哄嚷一阵，就虎头蛇尾，销声匿迹了。教师节虽然过去了，但有远见的成熟的领导者，应该象抓好经济工作那样，坚持不懈地抓好教育工作。
摘自《辽宁日报》
切忌夫人“参政”
俗话说：“妻贤夫祸少”。一个单位负责同志的夫人，对单位的大事小事插一手，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单位搞得人心涣散，怨声载道，其丈夫也要丧失掉威信，工作造成被动。
制止夫人“参政”，一是领导自己明智；二是要教育夫人，不管丈夫官位多高，他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权是人民给的，绝非私家玩物。
摘自《云南日报》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一个短命的“贸易公司”
不久前，一个“生意兴隆通四海”的集体企业——甘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下属的贸易公司被关闭了。当人们了解了该公司经营的内幕，就会知道：这是他们自己酿成的苦酒。
去年6月1日，由三位党员干部筹建的贸易公司在兰州正式营业。然而，他们在正道上还没迈开步伐，就被社会上的歪风吹昏了头脑，急于发财的欲望使公司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暗暗地做起了倒卖国家紧缺物资的生意。
这个“贸易公司”得到一个信息：甘肃省旅游公司有一辆豪华轿车要出卖。于是，他们派出人员，抓紧联系，打通内线，花了四万二千元人民币（另加六百元“小费”）把这部进口车买到手。不久，他们以七万八千元的价钱将这部车卖给另一个单位。转手之间，公司获利三万六千元。
倒卖生意的成功，使贸易公司领导人急于发横财的欲望膨胀起来。一时间，社会上一些掌握紧缺物资的“二道贩子”蜂拥而来。只要有利可图，这个贸易公司就甘心为他们提供现金、账户和单位证明。于是，这里成了倒卖紧缺物资的交易场所，成了想捞不义之财者冒险的乐园。
从去年6月至今年1月，该公司采取买空卖空的手段，倒卖钢材、铝合金、汽车等物资共计三十次，涉及七十个单位的八十六人，内有党员九人。公司非法获利达十一万一千四百余元。
为什么这个公司生意如此“兴旺”？又有那么多人把紧缺物资送上门来？道理很简单，就是他们实行“谁找来物资谁分成，谁作成买卖谁得奖”的办法。于是，一些财迷心窍的人纷纷走后门、拉关系、托亲朋、求老乡，行贿送礼，千方百计弄来紧俏物资，通过贸易公司的渠道，高价卖出，从中取利。去年10月，兰州市建材公司西固储运站青年服务部利用私人关系，托兰钢服务公司经理部一位副经理购买钢材。这位副经理又把此事交给本厂供销科干部赵某去办，赵某通过在省计委工作的熟人李某，轻而易举地就批出了二十吨计划内钢材。然而，指标到手，人也变卦，赵某偷偷地把钢材指标交给兰州铁路局客运段退休工人龚某，以每吨三百元的价钱卖给了这个贸易公司。他们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六千二百余元的现金，合伙进行了私分。（编者按：这个例子很有典型意义。我们国家的一些紧缺物资，就是这样被某些人轻而易举地倒来倒去，非法牟利。把这些见利忘义的人比喻成蚕食社会主义事业的蛀虫，是恰如其分的。）为了“酬谢”诸如此类的“中间人”，贸易公司共拿出酬金三万四千七百四十三元，占非法总获利的31.2％。
公司里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更是见钱眼开。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油水不大，谁会放弃‘铁饭碗’，往这没保障的单位钻！”仅从报表上反映，去年6月至今年1月的几个月里，贸易公司的职工就以工资、奖金、职务津贴等形式，领取现金三万六千五百六十三元，占非法总收入的32.9％。其中公司五名主要人员共得现金一万零七百二十五元（每人月均四百二十三元），最高的达三千三百八十四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外快”。
贸易公司进行违法经营活动，公司负责人心里都很清楚。为了对付工商部门罚款，他们在账面上不反映真实利润；为对付银行检查，使用的大量现金不设记账科目；为防止倒卖真情的暴露，“中间人”领钱不写真名。一句话，就是有意把账目搞乱，以便蒙混过关。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鉴于该公司的严重问题，工商部门责令其停业整顿，“中间人”倒卖国家紧缺物资所得非法收入已被全部没收，公司人员所得不合理的钱财一律退回，公司有关领导的问题正由有关党组织进行处理。甘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终于关闭了这个兴旺一时的“皮包公司”。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在检查中说：“我早就料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中，绝不会容忍这种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长期存在。当时，只是被金钱一时蒙住了眼睛，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违背了国家的政策法令！”
（编者按：既然早料到不能干，又偏偏要“捞一把”。对这种乘改革之机发不义之财的人，有关部门应予以严肃认真的处理。）
（甘肃《党的建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