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八百壮士
唐弢
我的母校华童公学先后改用模范、晋元、陕北等校名，去年（1984年）建校八十周年之际，又恢复了晋元中学的名称；最近，1985年8月13日，学校的大草坪上，为谢晋元将军的塑像举行了奠基的仪式。
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往事。大场失守，1937年10月26日晚，保卫上海的部队背腹受敌，不得不向西后撤，驻防北火车站大楼的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谢晋元之团奉命掩护，任务完成以后，他们集中到西藏路桥北首苏州河畔的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仓库坚守。谢团于27日凌晨二时进驻后，立刻侦察形势，构筑工事，他们把四层以下的通气窗全部堵塞，第五层搁好沙袋，架上机枪，据高临下，监视着侵入对面交通银行仓库的敌军。敌军多次进攻，均遭返击，被歼一百多。
27日上午消息一传开，整个上海都哄动了。当时除西南一隅还能通行外，租界已被日军包围，固守了两个多月的上海，一旦落入魔掌，许多人都觉愀然。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这个团并未满额，实际只有四百二十余人），比之田横五百，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为国牺牲的精神，大大地激励了上海人民，将上海人民炽热的心点燃了起来。
我离校后在上海邮局投递组工作。我们立刻捐集了一笔款子，买了慰劳品（包括医药用品）于第二天一早送去。我和两个邮递员运到西藏路苏州河畔。我在桥边侦伺，穿着绿色号衣的邮递员能在战区自由进出，仗着这点他们把慰劳品从小道送入，还替别人带了许多东西。我站着，看到桥南街旁有人仰头鼓掌，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看到四行仓库的顶层中央，悬挂着一面国旗，随风飘动，高高地傲视着周围的太阳旗。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女童子军叫杨惠敏的冒着生命危险送进去的，这是慰劳，也是赞颂。它在碧空中飘动，一颗颗青春的心随着旗帜在飞扬，飞扬。
华童公学是上海租界当局接受李提摩太、卜舫济、福开森莱的建议，由工部局于1904年设立的，我在那里读书时校址还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校长是英国人康普（G·S·Foster Kemp）。1927年大革命，北火车站成为激战的中心。英国人口称“中立”派兵保护侨民，我们的校舍被穿短裙子的苏格兰军当作兵营，学生搬到南京路市政厅去上课。那一次，配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华童公学的学生很活跃，有个姓顾的同学在帮助工人的时候，被孙传芳部队射击命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是我亲眼看到的。至于更早的五四运动，这个受租界当局控制的学校，居然已有代表参加筹备上海市学生联合会。6月5日那天，在学生会会长金菊生号召下，四百五十名同学全体罢课（被捕四人），逼得英籍校长不得不宣布放假一周。我在校时并未听说，后来读到校史，才知道了前后经过。
我于1929年辍学，第二年，学校就搬到赫司克而路（现名中州路）去了。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华童公学学生正式取得党的领导。在汪精卫政权接收租界，改名上海市立模范中学以后，黄克欧、郭丰敬等做了许多工作。谢晋元团在四行仓库坚守四昼夜，奉命退入租界，在胶州路建立了一个营房，上海人称为“孤军营”。那时华童公学已搬到戈登路（现名江宁路）马白路（现名新会路）口，离“孤军营”不远，学生常去慰问，并和士兵们一起联欢。后来“孤军营”因升旗事和租界当局发生冲突，华童公学学生马仲尉主动到营房担任翻译。谢晋元被叛徒杀害二学校又展开吊唁活动。由于这些渊源，也由于师生们对八百壮士的敬仰，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9月，学校便改名晋元中学，以表示对这位爱国将军及其袍泽们的敬意。
大约是五十年代末或者六十年代初吧，我曾应当时副校长郑逸梅先生之约，以校友身份，参加过一次同学们的活动，华童公学时代的教师，那时只留下胡先云先生一人了。胡先生没有直接教过我。我对租界当局办的学校并无好感，但是，只要一想起我在那里接触过的教师和同学，包括几位外籍教师在内，往事萦怀，就使我无法将这个学校忘却。从“五四”、“五卅”、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八百壮士，到上海解放前夕的争取民主运动，我和年轻同学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当同学们在上海开会纪念一位浙江烈士——记不清是于镇华还是于子三——的时候，我应一位时常往来的同学之约，写过一副挽联：
竟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这个时代，有如此国家！
切莫放过他，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
挽联自然写得不好，但我的愤慨是真实的。从谢晋元将军被害使我想起许多人，有名的和无名的。历史，你的确压得我们这一代人太重，太重了呵！
1985年9月18日
作者附记：我曾为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写过一篇短文，《鸿爪集》（辑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将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里未收。岁月磋砣，深恐从此淹没，趁此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追述一二，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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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校飘出甜和香
张九韶
明亮的灯光和欢声笑语，一起从渔村的一角飘出来，溶入月色朦胧的春夜。
夜校的小院里，今晚拥来了这样多的妇女。象芦花般斑白的头、象湖浪般烫发的头、象瀑布般披散着秀发的头，涨满了小院的角角落落。
一位渔家姑娘挤到讲台，笑盈盈地宣布：“老奶奶们，大娘婶子们，姐妹们！今天，咱们渔村开天辟地第一次举办的烹饪学习班开学了！”
热烈的掌声，似急雨掠过湖面，欢呼的声浪，似狂风掀起的波涛。喜悦，自豪，伴着幸福的泪水，从开满菊花瓣笑纹的脸上，从荷花般红艳艳的脸上，溢出来，溢出来……
此时此地，她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大雪飘飘，冰封湖面。破船中，孩子们挤在麻蓬秧里，眼馋地望着锅里煮的草根草籽。春日迟迟，青黄不接，手拿破瓢沿街行乞……
就在这所夜校，这历史的悲惨画面，不知有多少次被老人们的忆苦报告描绘过。只是忆苦也出过差错，老实巴脚的渔民，有时在忆苦里掺杂“大跃进”和“瓜菜代”的内容，让人哭不成，笑不得。
那些烫着发的、或者面容象出水芙蓉一样的中年妇女，就在这所夜校，曾经有多少次参加过批斗会，“割尾巴”会。多养了几只鸭，批！多逮了几斤鱼，割！批来割去的结果，在夜校吃的忆苦饭似乎和家里吃的没啥两样；所不同的是，肚子里不仅装进了太多的青菜，还有太多的“最最革命”的口号和词句。
历史，遥远的和较近的，悲惨和荒唐的，一页一页总算过去了。如今，在历史新的一页上，似乎还在书写着矛盾和不满足。就在几天前，就在这所夜校，听一听那些年轻人在学习科学文化之暇的牢骚话吧。什么婆婆只会烙煎饼、炒辣椒呀；什么妈妈把青菜的维生素全破坏了呀；什么鱼燉得没滋没味呀；还有个多数人的反映，过去吃石头拉石灰的胃肠，如今被过多的肥肉“腻”得不想吃东西了！
好了，且收起那纷乱的思绪吧！专门请来的城里“万家春”的名厨师开始上课了。什么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什么营养平衡，这些新鲜的名词和陌生的原则，湖里人的头脑里也许一下子容纳不了。至于原料选择、调配的要领，炸、熘、烹、爆、炒的诀窍，可要牢牢记在心里。民以食为天。莫抱怨今天补上的这一课太迟了吧；重要的是，那些捕鱼结网的巧手，终将能为绚丽的生活增添色香味美……
讲完课，厨师又在临时支起的锅灶上作着即兴表演：糖熘鲤鱼，四喜丸子，还有据说乾隆下江南路过此处吃过的名菜“霸王别姬”（把王八和母鸡别在一起燉）。
炉火熊熊啊，把千年的贫穷和屈辱全烧尽吧！炊烟袅袅啊，渔家升起了新的希冀！嗞啦啦的油锅里正演奏着一曲喷香的春歌；渔家女甜润的歌声，发自盛着蜜糖的心底！你闻一闻那夜风，那月色，都熏染得甜丝丝、香喷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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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未婚妻
商泽军
下哨归来，我轻轻吸一口山里的新鲜空气，
吸一口属于早晨的清爽，
卸下枪刺，信手摘一朵路旁开放的野菊，
摘下一朵带霞的芬芳。
哦，东方彩霞飞满天际，
飞着我玫瑰色的思绪，
望着多彩的霞，我想起了你。
此刻，你在忙碌什么，
是刚上完零点夜班，
走出厂区匆匆回家，
为报考电大加班复习？
是坐在写字台前，
哼着歌曲，为我纳鞋底？
是在写情书，还是和朋友们一起，
探讨技术革新的难题——
探讨着你那颗年轻的心，
和年轻的世纪？
——我望着云霞，想着你。
也许，你正有点生气，
你会说我：没事时才想起未婚妻。
是的，战士自有爱的天平，
祖国在首位，关于你嘛，
爱，早已蕴藏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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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斗蟋蟀大奖赛质疑
乔松楼
8月读报，见到一条消息：
天津市将在10月下旬正式举行蟋蟀格斗大奖赛。有关筹备组已于日前经市科协批准宣布成立。领导成员中有对外友协天津分会和市顾委有关负责人。据悉，目前已有二百多名“蟋协”会员分赴山东、河北以及江浙一带为大赛捕捉优质蟋蟀。（见8月26日天津《今晚报》）
9月读报，又见到一条消息：近日，上海县七宝乡发现有人把蟋蟀当筹码交换玻璃、水泥等热门的建筑材料。近年来，当地农村大兴土木，苦于缺建筑材料。今年夏秋之际，一些农民在蟋蟀身上打主意。一只善斗的蟋蟀要换四包水泥或一平方米玻璃。（见9月17日上海《报刊文摘》）
读罢上述两条消息，心中产生了三个问号：
首先是不解：斗蟋蟀这类事情，怎么和科协扯上了关系？科协者，科学技术协会也。其本职工作，是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怎么去管那既非科学、又非技术，充其量不过是闲暇消遣的斗蟋蟀呢？而且还由相当级别的干部挂帅成立什么“蟋协”，这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是怀疑：专程奔赴冀鲁江浙为“大赛”捕捉优质蟋蟀的数百名人员，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倘若是公款，这笔钱从哪里下账：行政事业费，还是科研活动费？
最后是担心：斗蟋蟀这股风，会不会以天津为发源地，迅速刮向全国，形成一种新的“热”？大奖赛，就意味着大提倡，大鼓动。据报道，“目前天津市的蟋蟀爱好者不下几万之众”，照此比例推算，要是这股风真刮起来，十亿人口的中国，还不得上千万人去斗蟋蟀？还有，是否有可能以斗蟋蟀为契机，恢复祖传的斗鹌鹑，斗公鸡，或者引进西洋的赛哭，赛笑，赛钻地洞，赛倒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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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专毕业以上……”
潘时常
前两年，听说一些企事业单位招人时增加了一个条件：“文化程度要求初中毕业以上”，使人很是振奋；近年，听说有些单位将此条件提高为“高中毕业以上”，令人实在鼓舞——由看不起知识到重视知识，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最近，听说不少单位的条件又长了：要求“大专毕业以上”。据报载，某省统计局就明令“非大专以上不得调入”。看来头，再过一年半载，有些单位调入人员大有非研究生、非获得博士学位不可的趋势。这样见风长，反倒引起我的一些忧虑了。
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而文凭是一定知识、学历的权威性证明。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国度里，国家虽已作了很大努力，教育采取几条腿走路，但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能获得高等教育的仍只是一小部分，而大多数只能受到中等或中等以下的教育。殊不知，一个“大专毕业以上”的戒条，很可能如天河一道，把好多有真才实学而无高等文凭的人划到了界外。目前，全国每年毕业的大专生不过几十万（包括自学考试的），而全国每年用人却要多好多倍，如果所有的单位都立此标准，从哪儿来这么多大专生，而对那些众多的非大专生莫非又要弃之不管？
实际工作中，一个单位就象一台运转的机器（即使科研、教学单位也不例外），有各种各样的行当，各种各样的业务，生、旦、净、末，各有其用。有的工作确是非高等学历、职称不可，有的工作则是中等学历足够矣。“高中毕业以上”
（即中等学历）的条件既可鼓励青年自学成才，又反映了社会现状和工作需要，有利于在较大的范围内选择人才，不是就很好吗？事实上，清一色大知识分子的单位只能是一种人才的浪费、积压和磨损。象某省的那个统计局，大专生倒是“抢”了不少，结果呢，用来当收发、抄写的也不在少数，于是又人心思走，引起新的波动。凭心而论，这些工作，一个高中生干起来不一定会比大专生逊色多少，何必非用大专生去干这些学非所用的事务呢。
一股“热”掀起来，就容易使一些人作出脱离实际的过激判断，因此也就总有那么少数人热衷于标准越订越高，口号越提越吓人，听说，各地滥发、伪造、涂改文凭的问题有增无减。就象若干年前他手下大老粗越多越革命一样，今天，似乎他的领地里的知识分子越多，就越足以表明他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甚至疑心，这会不会又是某些人在新形势下借以装潢门面、向上邀功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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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乡〔油画〕
任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