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当前信贷资金问题与改革
朱田顺
信贷资金问题已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
当前，信贷资金问题之所以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由三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建设规模偏大，生产速度偏高。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是，目前的规模和速度正处在“刹车冲程”之内，已经铺开的摊子有一个收缩过程，按原来速度提出的订货单也已经投料生产。所以，国民经济的弓弦仍然绷得很紧。国民收入超分配、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趋向，还没有根本扭转。目前材料、能源、运力以及某些商品供应仍然吃紧，这些集中表现为信贷资金紧。
第二，用汇偏多，配套人民币需要增加。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些单位重用汇轻创汇，对外汇的宏观管理也缺乏经验，因此，用汇增加偏多，从而用汇所需配套人民币也相应增加，这又加剧国内资金的紧张程度。
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加强；由于分配制度的不断合理化；由于经济结构和资金结构的逐步调整，社会对信贷资金的容纳量和需要量不断增加。在新的经济体制诞生过程中，信贷资金不足的“阵痛”难以完全避免。
目前存在的信贷资金问题，是在国民经济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它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而不能走“供给制信贷”（或“产品经济信贷”、“财政式分配信贷”）的老路。所谓在改革过程中解决信贷资金问题，也就是说信贷要服务于改革，要立足于改革。
信贷要服务于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压倒一切的任务。解决信贷资金问题必须服务于改革，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提供有利的资金条件。信贷服务于改革，目前应着重发挥信贷对国民经济的四种作用。
第一，稳定作用。改革需要稳定的经济条件，建设规模、发展速度和消费基金都不能大上大下。信贷资金的供应，只能保证有计划的最佳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能支持盲目的只从局部利益出发的超高速。对于已经过高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和消费资金增长，应通过控制信贷等手段，坚决压缩下来。但是，也不能刹车太急，应力争实行“软着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和建设项目上，用在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上。在国内改革中不失信于民，在对外开放中注意国际信誉。
第二，润滑作用。银行是沟通资金有无的中介机构，货币是商品的“流通车轮”，信贷担负着润滑经济的功能。马克思说过：对于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银行首先要通过为存款户和储蓄户的服务，大力积聚资金，引导企业和居民把暂时不用和逐渐使用的资金存入银行，把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基金，供应工农业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商业物资部门保持必要的商品库存，供应企业必要的更新资金，以补充折旧和大修理基金之不足。银行这种把分散的零星的资金集合成为巨额，形成一个货币力量，以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也就是润滑经济的作用，这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
第三，调节作用。从广义来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这里所说的是通过信贷资金的投向、额度、利率等杠杆，配合计划调节手段，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比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比例、用汇和创汇之间的比例等等。这也就是说，信贷要通过扶优抑劣、取长补短、兴新限旧、奖出控进等有区别、有重点、有选择的信贷政策，为改革服务，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资金条件。
第四，开发作用。即使在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的情况下，对于国民经济急需的某些薄弱环节、新技术、新领域等建设项目，也应给予支持，以发挥信贷资金的先行开发作用，但要特别强调建设周期短、经济效益高。
发挥信贷对国民经济的这四个作用，既可以从宏观上控制规模和速度，又可以把微观搞活，尽可能减轻通货紧缩的冲击。改革对银行提出了研究经济、观察经济、干预经济的任务。不是“没有资金、没有指标就不贷款，担子轻了”；而是担子重了，责任大了，要求高了，任务紧了。银行工作同志应该时刻把为改革服务的任务放在心里，要有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宏观控制绝不是没有钱就关门，而是更多地积聚资金，更有效地运用资金，把一元钱当几元钱用，用得符合改革的要求。
信贷要立足于改革
解决当前信贷资金问题，不但要服务于改革，而且要立足于改革。微观要改革，宏观也要改革。信贷只有立足于改革，加强自身的改革，才能搞活微观经济和加强宏观经济控制。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出一条既能加强宏观控制、又能搞活微观的路子。目前信贷改革的重点似应放在三个方面：
第一，面向整个社会挖掘资金潜力。从信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的角度来看，社会资金是由企业（包括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家庭（包括生产性家庭、消费性家庭等类型）和政府三大部分的资金构成的。关于政府资金，银行的责任是代理国库、监督机关团体的财政支出、担负政府债券的发行和贴现以及搞好拨款改贷款等任务，有关这方面的改革需另文探讨。关于企业这个资金部门，应该随着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把企业资金搞活。这就需要改变把企业单纯看作是“银行开户单位”的观点，逐步建立起“银行金融”和“企业金融”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的关系。目前首先要强调“企业金融”的独立观，打破企业在资金上一切依赖银行的思想。搞好企业金融是当前信贷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企业方面来说，要树立自负盈亏和精打细算地运用资金的观念，不要一切依赖银行。我国几十万户工商企业，大多数是盈利单位，有条件独立自主地运用好资金。“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企业资金这辆“香车”，不要系在任何专业银行的“树”上，而要系在改进自己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棵“树”上。在资金运用上，要有利息观念、合理比例观念和时间观念。所谓利息观念包括：该存入银行的要及时存入银行、计算利息收入；必须向银行借款时，要尽量少借、并及时归还。总厂和分厂以及厂部和车间之间，也应把无息资金往来改为计息往来。所谓合理比例观念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合理比例；流动资产中储备资金、生产资金、产品资金、结算资金之间的合理比例；留利资金中生产发展基金、奖金、福利基金之间的合理比例等等。目前特别要防止奖金挤福利基金、奖金和福利基金挤生产发展基金、基本建设挤技术改造以及各种基金挤流动资金和虚盈实亏的现象。所谓时间观念，除了加速资金周转以外，特别要注意资金运用的连续性，当年的资金运用要为以后几年打下基础。现任企业领导不能“分光花光保选票”，而应树立为国家多作贡献、为企业发展多作贡献、为职工生活多作贡献的全面的经营管理思想。企业除了用好自有资金以外，当然也可以向银行申请必要的贷款。银行如果不能供应，也应允许企业依法采取发行公司债券或股票等方式直接向职工和社会筹集资金。从银行方面来说，则应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金融活动都集中于银行”和不承认“非银行金融”的观点。企业金融搞好了，自己承担风险，而不是躺在银行身上，由银行替它承担风险（过去已经有过这种教训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对于家庭资金，要继续发扬居民在银行储蓄、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传统。这是目前银行信贷资金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来源。为此，要建立和健全由地方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爱国储蓄委员会；搞好银行对储户的服务，增设储蓄网点，改进储蓄柜台设备；并广泛开展各机关、部队、企业等代办储蓄业务活动。同时也要正确引导居民把一部分消费基金直接转化为生产基金，如开办专项建设储蓄，由银行或企业依法向居民发行股票、债券等，使居民的金融资产多样化。事实上家庭也是个“金融”单位。
目前摆在银行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面向整个社会挖掘资金潜力，首先要热心为储户、客户服务，当好金融媒介；也要关心企业的和居民的直接集资和投资活动。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将逐步以银行金融为中心，把政府金融、企业金融、家庭金融拧成一股劲，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需要的地方。当然，这里所说的政府、企业、家庭三方面金融，是广义的说法，它们不能对外经营存、贷款业务。
第二，充分发挥基层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基层银行包括银行分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等组织，它们是信贷工作的第一线。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挥基层银行的活力。要把基层银行办成金融企业，虽然它们也有监督的职能。要在这些基层银行组织中，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和严格的赏罚制度。在职工中应发扬为顾客、储户热心服务的精神，并建立严格的逐级的贷款审批制度和信贷纪律。同时，也要发挥地方政府关心金融工作的积极性。基层银行既要独立行使信贷职能，不搞“奉命贷款”，也要主动关心地方经济的发展，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防止弄成“两股劲”，即银行控制贷款，地方挖出资金另立炉灶，搞所谓“民间银行”。
为了充分发挥基层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挖掘资金潜力，应继续实行过去行之有效的差额控制、存贷挂钩、创汇和用汇挂钩的鼓励制度。特别是在储蓄上应实行增储提成制。
第三，加速资金周转，节约现金使用。信贷资金的周转速度就是数量。挖掘资金潜力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和健全资金调度制度，按照资金调度作业计划，及时收回应收回的贷款和发放贷款，并积极争取存款。要通过集中调度和调剂资金，把间歇资金压缩到最低限度。要堵塞一切障碍资金良性循环的“流通陷阱”（如物资积压、挪用贷款、虚盈实亏、资金损失、相互拖欠等）。同时要改进和严格结算制度，大力压缩在途资金。要通过加速柜台作业电子化和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内部联机作业，推行支票存款等新的业务，节约现金支付。银行要便商利民，改革汇兑工作，消除“长途跋涉、腰缠万贯”的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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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比较》评介
高宏凡
从比较中作出鉴别，是马克思主义行之有效的方法。把不同经济制度或同一经济制度下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经济活动加以比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其中经济运行的轨迹，探讨经济运行的机制，概括经济运行的规律，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比较》一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对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变迁作了历史的、综合的考察，介绍了这些国家经济体制的各方面，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供应体制、财政金融体制，以及外贸体制、工资制度等等。书中着重论述这些国家实行改革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历程以及所形成的不同经济模式。
这部四十万字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二十多位研究人员集体撰写的。书中各篇小结，集中反映作者获得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对涉及的问题所作的扼要评价，说明作者企图从这些国家的改革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本书所分析的改革过程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是历史的必然。
过去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经济体制奉为楷模而加以搬用，从思想认识讲，是由于不适当地把经济制度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
从本书分析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出，改革的摆动轨迹（从高度集中摆向高度分散，又摆向集中与分散的不同程度结合），实际上表明人们在寻找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形态时曾走过如何曲折、艰辛的路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没有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各国取何种现实形态提供答案，这一问题只能由各国社会主义建设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而不断摸索、试验，逐步解决。因此，改革的轨迹出现摆动是不可避免的。摆动意味着反复探求，意味着以众多触角摸索经济运行的适当形态。结果必然是形成多种经济体制，进而构成不同经济模式。即使成为“模式”，也不会固定不变。它们在比较中相互鉴别，从而互有吸取、融合，也会发展、创新，但始终不会归于一统，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多样化。
作者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变革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尽管互有差别，但有三点是都要触及的，即公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关系，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公有制占优势这一点必须是一致的，公有制形式则可以是多样的，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与分离程度也可以是多种形态的，甚至从整个社会来说，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所有制结构也可有所不同，各种所有制的经营方式更可以千差万别。按劳分配原则占优势这一点必须是一致的，按劳分配形式则可以是多样的，也可以允许非按劳分配的一些因素存在，如按股分红。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是一致的，至于这种关系的发展程度和范围则可以因时因地制宜，价值规律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可以各有不同。总之，改革的进行要看这三者所形成的生产、交换、分配关系是否取得最适当的现实形态。在这方面，有着发挥创造性的广阔领域。作者的分析还告诉我们，经济体制的变革必须适应各国不同的民族特点、不同的国情。各国有不同的历史结构、不同的文化素质、不同的生产力层次、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充分适应这些不同情况的经济体制才能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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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与上海、辽宁、江苏的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联合编写的《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情报资料性工具书。全书以学科和国家作为主要线索。上篇介绍国外社会科学十四个主要学科发展的概况和动向；下篇介绍一些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机构体制、科研人员培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重要的国际学术团体、学术会议，著名社会科学家，重要的专业期刊和工具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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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大青山蒙汉人民的抗日斗争
大青山蒙汉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反帝武装斗争。
大青山位于内蒙古西部，属阴山山脉中段。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即分兵向绥远地区（即今内蒙古西部）入侵，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相继沦陷。同年10月27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操纵下，在归绥成立了以德王为头子的傀儡政权——“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侵略者在蒙古“独立”、“自治”的名义之下，对绥远地区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不甘屈辱的蒙、汉各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展开抗日斗争，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雄、贾力更（蒙古族）、高凤英（蒙古族）等，在大青山麓首先举行了武装抗击日寇的斗争。1938年6月，杨植霖在归绥西什报气家乡动员六个农民，搞到五只枪，联合惨遭日军欺凌的绅士张有聚，组成了第一个抗日游击队；高凤英和农民党员王之的也在归绥东北滕家营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不久，两支游击队合编，张有聚任队长，杨植霖任参谋长。游击队利用人地皆熟的有利条件，英勇、机智地袭击敌人。队伍由原来的几十人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38年春夏，杨植霖、刘洪雄先后到晋西北向八路军一二○师负责人贺龙、关向应汇报大青山抗日斗争的情况，请求八路军进入大青山。
大青山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对在大青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极为重视，1938年5月，做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同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的电报中，还强调指出：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二○师决定派该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和师直属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决定派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部分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大青山。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武新宇任“动委会”主任，刘镛如任四支队队长。1938年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挺进大青山的命令。同月29日，大青山支队、四支队和“动委会”工作人员二千三百多人，从山西王寨挥师北上。9月1日，到达预定地点绥远中部的大滩。10月，大青山支队和蒙汉抗日游击队在绥中面铺窑子胜利会师。
八路军到达大青山后，立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机智、勇敢地打击敌军，并且把清剿无恶不作的土匪也做为一项任务。三个月内，部队转战阴山七百余里，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开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调遣一二○师，包括大青山支队的主力七一五团挺进冀中。留下五百多人，组成了三个支队（以后分别发展为一、二、三团），在李井泉、姚喆等的率领下，继续在大青山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大青山的抗日斗争，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绥远省委，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白如冰任绥远省委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任军事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省委下设绥西、绥中和绥东三个地委，分别由杨植霖、武达平和白成铭任书记；还设有党的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由贾力更、奎壁负责。
大青山地区气候严寒，蒙汉杂居，坚持大青山抗日斗争的八路军，面临着生活上和语言上的特殊困难。由于大青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当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的时候，随即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在“扫荡”中，除进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外，还沿着大青山十八条沟挖封锁沟，修封锁墙，禁止群众出入，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八路军困死、饿死或挤出大青山。
怎样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党中央极为关注，1938年11月、1940年4月，专门作出决定，指出：党和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要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吸收群众武装，逐步建立骑兵队伍；要把争取蒙古民族作为党在绥远敌占区的中心工作之一；要善于采取通过上层联络下层的工作方法；要把建立以蒙族为骨干的蒙古抗日游击队，作为号召和团结蒙族人民的旗帜等。
绥远省委和在大青山坚持斗争的八路军，严格遵循中央的指示，在骑兵支队和其他各游击队中，注意吸收蒙古族战士，专门成立了蒙古抗日游击队，李森、高凤英先后任队长，贾力更、齐俊山先后任指导员；还先后选送一百多名蒙汉青年到延安学习，1942年整风运动后陆续返回，成为大青山抗日斗争的骨干。由于认真贯彻通过上层联络下层，争取蒙古民族抗日的方针和工作方法，使许多蒙古族地主、大户同情抗日，捐献抗日物资，积极掩护我党的军政人员和伤病员。广大蒙族群众包括不少喇嘛团结在党的周围，一些喇嘛庙成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的据点；争取伪军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伪蒙军一、二、三、六、七、九师都建立了联系，其中有的和八路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有的还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共产党员毕力格巴特尔以及乌力吉敖其尔，在伪蒙军第九师秘密开展工作，配合大青山抗日斗争；伪蒙军十八团经共产党员李森等的工作，实现了起义反正。
广大蒙、汉群众大力支援大青山抗日武装斗争。为帮助八路军组建骑兵，绥中红召的喇嘛主动捐献了四十多匹好马；万隆昌村一家汉族地主，不仅捐献了十几匹好马，还取出几窖粮食援助八路军。为了帮助八路军战士防寒过冬，有些群众乘进城娶亲的机会，把八路军急需的缝纫机放在花轿里运出城外；小广隆村一位蒙古族老人把家里仅有的五件皮衣和一匹全副鞍具的骑马全部捐献出来；当八路军路过岱海滩时，当地群众看见战士们穿着单衣过冬，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竟一下捐集了百余件冬衣。1941年冬，萨县抗日游击队被围困在九峰山上，粮食断绝。南平川的蒙汉群众，凑集了十几只羊，让一个小羊倌送到山上，帮助游击队渡过了难关。为了把敌人“围剿”的紧急军事情报送给八路军，一位蒙古族老人，带上自己的女儿催马登程，路上，马累死了，父女就步行，终于把情报送到我军驻地，使部队安全转移。
194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并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增派晋绥军区步兵九团、二十七团和骑兵旅前往大青山，协同原有的骑兵一、二、三团，以加强对日伪军的作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胜利果实的抢夺。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8日，大青山抗日武装会同晋绥军区三十二团和三十六团攻打归绥，迫使日本侵略军放下武器。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阿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