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忠心为党 正气长存
——回忆刘秉琳同志
宋任穷 苏毅然 刘复之
刘秉琳同志，是我党公安保卫工作的第一代老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他虽然离开我们几年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崇高品德、俭朴作风，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前进。
刘秉琳同志，1909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学生时代，他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热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6年10月他走上革命生涯，1927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从事党在白区的情报工作。1937年，他回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锄奸部参谋，晋东南五专署公安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处长，豫北敌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豫北地委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刘邓大军的保卫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山东省委常委兼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部部长、书记、常务书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十多年来，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一）
秉琳同志在大革命时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只身战斗在敌人的营垒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积极发展革命力量，搜集情报，营救同志，掩护党的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4年秋，他在南昌获取了蒋介石“围剿”苏区的重要情报，在向党组织报送的途中，因叛徒告密，被特务跟踪。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辗转到苏州，摆脱了险境，在一位友人的帮助掩护下，及时地把情报送到上海的党组织，使我党有准备地开展了反“围剿”斗争。1936年，党派他到西安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他在发展革命力量的同时，还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咽喉要道——渭河林场建立起秘密联络站，护送了上千名青年学生和爱国志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特别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他及时、准确地向党提供了各方面的情报，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正确地解决这个事件起了一定作用。
秉琳同志在十年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中，曾先后四次与党失掉联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矢志不渝地为党工作。1931年秋，他与党失掉联系，寄居在一位国民党左派将领家中。这位将领，见其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建设厅庶务主任，掌管财务人事大权。他依此为掩护，积极寻找党。不久，与党取得了联系，党派他到西北军做兵运工作。他不留恋安逸的生活，谢绝了这位将领的再三挽留，毫不犹豫地肩负党的重托，奔上了新的革命征途。这位将领十分感慨地说：“人各有志，志不可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调他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他在晋冀鲁豫边区转战了八年，积极开展了这个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他举办了抗大式的保卫干部政训队，并亲任队长，在短短的三年中，亲自培养了五百多名公安保卫干部，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中，他组织和领导公安保卫干部，同敌人开展了殊死搏斗，对反共反人民的首恶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坚决处决了一批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有力地配合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还努力争取瓦解国民党山西地方武装，使不少爱国志士倾向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秉琳同志担负着第二野战军的保卫工作，先后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南京、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等重要战役。1947年，在战略转移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时敌强我弱，斗争形势十分险恶，他日夜坚守在战斗的第一线，为了部队首长和司令部的安全，亲自部署部队行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秉琳同志担任着地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在西南地区工作时，他为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付出了辛勤劳动。他组建了西南公安部机关，培养了大批公安保卫干部，参与了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斗争。1954年，调山东工作后，他又组织和领导了山东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特别强调每个案子都要严格把关，反复核查，搞准、搞细，保证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省直有个单位把一个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定为“特务”，要求逮捕。他审查发现此案口供不实，证据不足，严肃指出，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后经查对核实，否定了原结论，作了妥善处理。山东历时四年多的镇反斗争，由于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政策掌握得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对于纯洁革命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社会治安出现不少问题。秉琳同志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一方面动员依靠全省广大人民，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一方面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关心大局，从搞好生产救灾入手，抓好社会治安。在生产救灾工作中，他奔波在灾情严重的鲁西、鲁北地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哪里社会治安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他就出现在那里。益都县当时灾情比较严重，群众对刮“五风”不满，该县个别领导人没有分别两类矛盾，采取以捕人压服的办法，使事态逐步发展。秉琳同志得知后，立即奔赴益都，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处理，使事态很快得以平息。事后，他抓住这一典型，帮助昌潍地区制止了“五风”的蔓延，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加强了生产救灾工作，赢得干部群众的好评。
秉琳同志历来重视和关心劳改工作。他常说劳改工作是党的改造人、改造社会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是政法工作最后一道工序。这项工作搞好了，不仅对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有重大意义，而且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他无论是在西南，还是来山东工作期间，都把劳改工作列入重要议程。他在劳改工作的指导上很有远见，反复教育劳改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把罪犯改造成社会建设的有用之材。特别是对战犯的改造，要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着想。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十几年来把成千上万的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劳改生产上，他强调要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注重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新产品。
秉琳同志十分重视公安政法队伍的建设。他常说，公安政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必须绝对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公安保卫干部是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有较高的觉悟，坚强的党性，严明的纪律，战斗化的作风，秉公执法，刚直不阿。在队伍建设工作中，他非常注重智力投资，先后兴办了公安学校、司法学校、劳改工业学校和政法学院，并亲自担任政法学院院长，培养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公安政法干部。在用人问题上，他坚持“任人唯贤”，不搞“唯成分论”，敢于大胆启用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富有才干的同志。省公安厅有个老大学生，英语说得很好，曾经在板门店谈判中任我方翻译，但因出身问题，长期得不到重用。他发现后，积极向组织部门建议，调换了他的工作，使他很好地发挥了业务专长。
（二）
秉琳同志为人忠诚、坦白、正直、厚道。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同志关心爱护，严格要求。有缺点错误，他就严肃批评，耐心教育。他很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经常鼓励下级要勤于思考问题，敢于提不同意见。他要求自己的秘书对问题要有独立见解，要帮助他想大事，当好政治上的参谋和助手。他从不讳疾忌医，虚心听取逆耳忠言。原省委政法部有位处长，经常向秉琳同志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时因为看法不同，发生争执，秉琳同志反而感觉这位同志有水平，经常主动地征求这位同志的意见。这一难能可贵的品质，使许多同志敬佩不已。
秉琳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实事求是地对待受批判和受处理的同志，满腔热情给予关怀和帮助。当时有一位干部早年投身革命，由于对一些“左”的东西有看法，说了些实话，被错划“右派”，虽然得到平反纠正，但一直未得到重用。秉琳同志想方设法帮助他出来工作，特意安排他参加社会调查，放手让他工作，使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位副厅长，是很有才华的老同志，“三反”中被撤职法办。问题甄别后，安排了一个副处长位子，在秉琳同志的积极建议下，重新恢复了他副厅长的职务。
秉琳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保护了一些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受到无端打击的好同志。1958年，山东个别人制造了一个所谓“反党集团”和“情报泄密案”，牵扯到省市一百多名干部，有三十多人身陷囹圄。当时省委决定由秉琳同志负责专案审查，他认为案情重大，以对党对同志极端负责的态度，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事实真相，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汇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讨论中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说：“我们要对党对同志负责，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在秉琳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省委对“一团”、“一案”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一大批受冤枉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平反昭雪。
1957年整风反右时，省委政法部有两个敢于提意见、说真话的同志被内定为“右派”。秉琳同志察觉后，立即召开部务会，严肃指出：打右派必须实事求是，经部党委讨论决定。不要认为打几个“右派”就显得有功劳了。在他的干预下，使这两个同志免遭非难。1959年反右倾时，秉琳同志被指责为“右倾”，处境相当困难。他得知有人要把济南生建钢铁厂党委书记定为右倾分子，罢他的官。他立即找到济南市委负责同志，再三阐明自己的看法：“这位同志是个好同志，在生建钢厂的筹建和生产过程中，有成绩、有功劳。”通过他做工作，这位同志才得以幸免。
秉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迫害，但他始终站在党性立场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铁骨。在逆境中，他坚信伟大的党，坚信社会主义，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以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支柱，熬过了严峻的岁月。“文革”初期，省委受到冲击，处境极其困难，他挺身而出，应付冲击，以便省委腾出身来抓好日常工作。在批斗中，他坚持原则，抵制了一些群众组织罢免干部、开除干部党籍的无理要求，对那些脱产闹“革命”的群众，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1967年8月，“四人帮”及其党羽抓住他在白区做情报工作的一段光荣历史，颠倒是非，诬陷他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监护审查，使他遭受了百般凌辱和非人折磨，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面对邪恶，毫不屈服，据理驳斥，不说假话。他浩然正气地说：“我跟随党革命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亏心事！我坚信党迟早会对我的历史作出正确的结论。”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多次威逼秉琳同志写假材料。他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保护老同志，面对剑拔弩张的场面，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为受到诬陷的同志分辩是非，证明问题。有一次，造反派威逼他证明一个老同志是“特务”，他直言相对：“这个同志是党派遣到敌占区工作的，是我跟他谈的话。他不是特务，是党的好同志。”使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悻悻而去。还有一次，有两个专案人员，威逼他写材料证明中央一位领导人是“叛徒”，他断然拒绝。那两个人恼羞成怒，对他拳打脚踢，两次把他卡昏，但他们仍一无所获。1971年秋，秉琳同志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对他的所谓历史问题迟迟不作正确结论，也不安排他适当的职务，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主动地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三）
秉琳同志不仅具备共产党人优秀的政治品质，而且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在战争年代，他就被同志们誉为“革命的骆驼”。进城后，他虽然职位高了，环境变了，但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1961年，他到禹城县查看灾情，整顿车站秩序。县委的同志见他们终日奔波，一连十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身体劳累，准备在生活上照顾一下。他得知后，婉言谢绝了他们的盛情好意。有一次，他到基层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关心，给他炒了几个鸡蛋，他严肃地说：“你们要和群众同甘共苦，不要搞特殊。”有一次到灾区，秘书担心他光吃棉籽饼，身体受不了，搞到一包饼干送给他。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农民生活这样苦，我们想到的首先应是群众。要和群众共甘苦”。还有一次，他到潍北劳改农场检查工作，农场的同志知道他爱吃辣椒，送给他一袋干辣椒，他发现后，硬要秘书把辣椒退回了农场。
秉琳同志对爱人和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从不准子女对服务人员直呼姓名；不准家人乘坐使用他的汽车；不准爱人干扰他的工作大事。他虽然工作繁重，但从不放松对后代的教育。对在校读书的孩子，每个学期都要他们作一次思想鉴定，他亲自过目、写批语。鼓励孩子发愤读书，争取德、智、体全面发展。“文化大革命”中，他特别注意对子女政治品质的教育，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听党的话，做一个忠诚老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就是死了也不能说假话。”
秉琳同志对战争年代帮助和支持他革命的人，怀有特殊感情，一直念念不忘，经常保持同他们的联系。对生活上有困难的，经济上给予帮助。陕西省有个保护过他、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太太，生活上比较困难，他每月寄钱资助她，几十年从未间断。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给他补发了工资，他一次拿出三千元，接济了那些对革命有功的群众。他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政治上，平等相待；生活上，关怀备至。有的同志加夜班工作，他让爱人送去夜餐。有的同志，家属在农村，生活有困难，他给予资助。他的深情厚义，赢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在秉琳同志工作顺利时，他们心情舒畅，共同努力为党工作；在秉琳同志受迫害，身处逆境时，他们忠心耿耿、竭力相帮；在秉琳同志病重住院时，他们陪床护理、悉心照料；秉琳同志去世后，他们悲痛万分，怀着崇敬的心情，陪同他的爱人、子女，手捧骨灰盒，登上英雄山烈士陵园……
秉琳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谱写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历史，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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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七君子”的最后一个——史良同志
胡愈之 沈兹九
史良同志是著名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她是“七君子”中最后一个离开我们而去的。
“九·一八”以后，日寇侵略步步加紧，华北政权岌岌可危。史良同志当时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她维护真理，伸张正义，敢于为进步人士、地下党员辩护，奔走营救。同时，她参加爱国运动，奋不顾身地宣传抗日救国，不畏强暴，敢于和压迫者进行斗争。因此，史良同志已逐渐闻名于上海。兹九身为妇女，早已和史良同志在社会活动中有所接触，知道她是个能联系群众，富于正义感，特别是坚决维护妇女权益的有名大律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群众也沸腾起来。12日，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同志，率先倡导筹备妇女的救国组织。她找兹九和妇女界的一些朋友们，记得有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邓裕志、王伊蔚、陈维姜、陈波儿等，并联合当时社会上各种妇女团体，于12月22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月，纪念“一·二八”四周年那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从此，全国人民的救国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如火如荼，势不可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愈之当时已经以救国会成员的身分公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经常和陕北来的、负责联系救国会工作的冯雪峰同志有所接触。冯雪峰同志告诉说，鲁迅先生的丧事决定由救国会出面筹备办理。愈之把这个决定转告了沈衡老及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从这时起，愈之和史良同志才有了直接的接触。我们共同商讨决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由于大家的努力，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同志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鲁迅先生葬礼所显示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运动和广大群众的怒潮，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对救国会的仇视，终于在一个月以后，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他们先被押解到法国巡捕房，然后带着手铐被送到法院。因为没有犯罪证据，结果交保释放。史良同志被放出来后，暂避在朋友家中。24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再度拘捕。“六君子”，未经正式审讯，即将他们送到苏州监狱。史良同志因“拒捕”便成了被反动派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史良同志当时是全救会的组织干事，负责组织发展和联络工作。她在被通缉的日子里，为了保护其他救国会同志的安全，和救国会组织免遭破坏，终日繁忙交待工作，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在这期间，我们一直和这个“在逃犯”保持着秘密联系。直到工作交待、安排就绪，史良同志毅然决定前往苏州高等法院自动投案，与“六君子”一起，为“爱国有罪”坐牢。为了避免在去苏州途中发生意外，我们决定让史良同志化装前往。兹九亲自为她描眉涂粉，把她打扮成一位华丽、高贵的阔太太，由她的未婚夫陆殿栋先生借了一辆小汽车，陪送她去苏州，即刻到高等法院投案。她被关进了苏州司前街女看守所。这时，正是1936年除夕的前一天。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救国会成员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声援和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关切和同情。当时，我们一面组织律师准备为“七君子”袅辩护，一面通过报纸杂志等舆论工具，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和它的鬼蜮伎俩进行揭露和抗议，同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千方百计地和狱里的战友们加强联系，通过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们传递消息。愈之经常以“紫云姑母”署名，把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斗争的设想写成综合性的信件，绑在孩子身上带给他们。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把狱里的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最困难的是史良同志，她单独关在女监，而且尚未结婚，但她很主动、巧妙地利用亲友探监的机会和男监的“六君子”以及外界朋友互通声气，密切配合。“七君子”团结得象一个人，使敌人无隙可乘。
“七君子”关押六个月之后，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罗织了“十大罪状”，对他们提起公诉。“七君子”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法律问题。他们都有丰富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沈衡老、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都是工作多年的知名律师。他们也利用法律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准备了雄辩有力的“答辩状”。张志让同志等二十多位有正义感的著名律师，自愿义务出庭为“七君子”辩护。在外面的救国会同志，终日到处奔走呼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随时报道“七君子”案件的进展情况，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6月11日开庭审判以后，“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一一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是分别开庭审讯，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同志独坐女监，孤军作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和“六君子”始终保持着言论、行动的一致。审判长审讯史良同志时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你们主张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同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是抗日不抗日。”“一致抗日救国，是由于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共产党的要求就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史良同志不但和“六君子”始终保持着一致，而且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法院两次开庭审判都告失败，反动派同时利用其他手段，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也宣告破产。他们顽固到底，没有证据，仍要判罪。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发起“入狱运动”，进一步开展斗争。“入狱运动”由宋庆龄、何香凝领衔及其他发起人共十六人发表声明：“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1937年7月5日，愈之、兹九及其他发起人陪同宋庆龄同志专程由沪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与“七君子”“同受羁押，并案处理”。宋庆龄同志带病和我们坚持到下午，才迫使法院作了差强人意的答复。我们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声援营救下，“七君子”终于被释放出狱。
我们和史良同志相识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漫长坎坷的道路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互相也受到教育和帮助。史良同志的为人，正如韬奋同志在《一个“难妹”》中所描述的“思想敏锐，擅长口才，有胆量，尤其有一种坚强的特性，反对黑暗势力和压迫的精神。”在旧社会，她有一颗热爱祖国的火热而赤诚的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的这颗心更火热而赤诚地爱着中国共产党。她最听党的话，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她不愧是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忠诚战士，祖国的优秀儿女。
史良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