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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几个问题
刘溶沧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但要保持和进一步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要作艰苦的努力。全面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密切配合、进行综合治理的大问题。若就其基本出发点和基本途径来看，似应努力抓住并抓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注重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
要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首先把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即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保证的、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国民经济增长，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前提条件。
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财政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问题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相应提高不成比例，增产不能相应增收，甚至有时还要减收。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效益、财政收入不能大体同步的情况，必然使国民经济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使国家的财政状况不能随之而得到相应改善，从而使国家的整个财政经济状况发生困难。这是因为，缺乏相应经济效益保证的发展速度，往往是依靠财政的高投资去实现的，而由这些投资所提供的、能为国家财政进行集中分配的社会纯收入的增长则很缓慢，这样，一方面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失去了经济上的依托，另一方面又必然使靠高投资来维持的经济发展速度难以为继。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在社会经济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越高，财政收入增长上所受的相对损失和影响也越大；而在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能够保持同步增长，甚至出现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势头，从而使二者相互促进、比翼齐飞。可见，只有促进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做到速度与效益二者俱好，才能既使经济稳步发展，保持良性循环，又使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好转，不断改善。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提高财政效果
要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就财政分配本身来说，必须不断提高财政效果，努力讲求包括生财、聚财、用财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财之道。
在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持上，长期以来，我们在财政分配方面一直注意和强调了“保障供给”的一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由这种“保障供给”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不注重投入与产出、费用与效用的比较，不注重资金使用上的价值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受资金供给制和片面保障供给倾向的影响很深。这种资金“大锅饭”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使国家财政越“供”越紧，越“保障”越困难，在收与支两条线上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严重妨碍了企业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节约使用资金和提高投资效益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出现了资金产值率、资金国民收入率和资金利税率下降的情况，并产生了“投资饥饿症”。重复地说，对财政效果的忽视，一则使国家财政的相对支出量日益增加，即办同样的事要花更多的钱，加大了财政的支出压力；再则又因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在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上，在满足这种支出需要的承受能力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从而在收与支两个方面都处于紧张状态，妨碍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改善。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除了努力开辟财源、培养财力、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以外，只有高度重视处于主导地位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用一定的、特别是不断提高的财政效果保证去计划、安排和制约财政支出，引导和控制对国家财政资金的需求，才能使财政分配本身真正从过去那种被动地供应资金，并且往往成为“资金争夺战”中的“众矢之的”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资金或经费的使用上，变被动为主动，变无效为有效，变低效为高效。也只有注重和讲求财政效果，把对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所费”，与其自身的和财政的“所得”直接联系起来，并让其在“所得”中去求得自身的物质利益，才能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使之具有不断增强的内在经济动力和承担相应的财政经济责任，从而既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随着支出的增加而稳步增长，杜绝“虚收”现象的发生；又能不断提高企事业单位和职工的收入水平，为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保财政效果，除了要进行必要的财政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各方面的财政分配关系、实行财政投资有偿使用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经费包干办法之外，我认为还应特别注意在财政收支计划的具体安排上，把预期的财政效果作为编制计划和核定财政支出的重要依据，突破“基数法”的老框框，即改变那种总是把过去的实际支出数作为安排新的财政支出依据的老一套做法。要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对新的经济建设投资力争做到无效不投、低效少投、高效多投；而在进行支出考核时，则要把预期财政效果与实际效果的比较作为主要的考核内容，好的受奖，劣的受罚，赏罚分明，重在实效。这样做了之后，就能有效地克服和抑制对财政投资与经费的需求膨胀，控制支出增长，有利于避免盲目建设、盲目生产和对财政经费的滥用，用同样的或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好的财政效果，从而在既节约支出又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保证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
搞好社会总财力的综合运用
近几年来，随着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进行，企业财权的适当扩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城乡的广泛发展，我国的资金来源渠道和社会总资金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1984年，预算外资金已达到一千一百多亿元，银行信贷资金也以每年三百多亿元的速度增长，引进和利用的国外资金一年也有几十亿美元，农村社队企业的资金和劳力投资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旧把注意力和眼光只放在国家预算内的财政资金上，而忽视其他社会资金所拥有的巨大潜力，忽视对社会总财力的统筹规划、综合运用，那就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利于满足四化建设的巨额资金需要，而且也不利于、甚至不可能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近年来所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控，主要来自预算外投资和信贷投资膨胀这个事实，也证明了综合运用社会总资金的重要性。
怎样综合运用社会总财力？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仅从有利于全面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应着重强调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及时掌握社会总资金的动态情况，搞好社会总资金运动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平衡，形成社会资金的“合力”运动。
为了改变过去和现在各种资金来源渠道相混杂、抓不住、合不拢、不能进行社会资金统筹安排和综合运用、管理上也无从下手的被动局面，今后似应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建立起各种资金来源和投资使用的信息网络，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归并、清理除了预算内资金这个主渠道之外的各种资金来源和投资渠道，使之分别纳入为数不多、脉络清楚的几条大的“支渠”之中，以便从动态上及时掌握社会总资金的分布和变化状况。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要求，根据各种社会资金的来源性质、使用需要、周转特点和调剂的可能，设计出一定时期社会总资金的总体运用“蓝图”，分别提出各种资金的使用方向、使用范围、使用重点，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前提下，大体上做到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各见其长，减少交叉，这才有利于从宏观计划上进行价值平衡，进行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的总体规划，根除长期以来存在的计划外挤计划内、计划外挖计划内、扩大再生产挤简单再生产的弊端，也有利于社会资金的充分利用和对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实现资金运动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是改革现行的计划管理和资金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在建立健全投资立法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时，以经济调节手段为主，对不同来源的社会资金及其运动加强分类的计划引导和计划调度。
鉴于国家财政资金紧张，不能充分满足重点建设投资需要的情况，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尤其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的宏观调节，把社会资金的运用引导到保证和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加强国民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的轨道上来，用社会总资金的“合力”运动和“补台”作用，促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及战略目标的实现。比如当前的能源交通建设，耗资巨大，中央财力只能搞一些大项目、大工程，地方财力和预算外资金则应围绕这一重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中小型建设和节能、增运措施投资，既强化、配合了重点建设，又可尽早使地方、部门和企业得利。
鉴于各种社会资金的归属、来源、性质和用途不同，对其进行综合运用和使用管理的办法也应有所区别。一般地说，对预算外资金和其他非财政信贷的社会资金的使用，既不宜下达指令性计划，更不能搞无偿平调和硬性的管、卡、压，而只能提出粗线条的、有弹性的方向性的规划和要求，通过及时提供经济信息，运用经济杠杆等手段，把这部分数额庞大的资金积极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和方向上去，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实现从供给型财政到经营管理型财政的转变
全面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关键是实现从供给型财政到经营管理型财政的转变。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不实现这种转变，仍旧把财政分配看作是仅仅为了保证资金供给的需要而进行的单纯收支活动，财政职能部门也仅仅起一种票子收入部、出纳部的作用，那么与各个方面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财政分配关系的正确处理，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企业活力的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增长，社会经济效果和财政效果的不断提高，以财政资金为主导的社会总财力的综合运用等等，就会被看作是与财政本身无关的、份外的事情，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保持和全面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二，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逐步从根本上克服由于供给型财政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诸如资金“大锅饭”，投资无偿使用，责、权、利脱节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才能逐步学会包括生财、聚财、用财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财之道，学会并搞好在财政资金筹集、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经营管理，从而开创新形势下财政工作的新局面，促进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
第三，只有逐步实现这种转变，才能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并配合其它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影响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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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商品流通的几个理论问题》简介
孟振虎 郎宝书
高涤陈、陶琲著《商品流通的几个理论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比较系统地探讨流通理论的著作。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了有关流通的若干基本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商业服务劳动的性质。这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同志认为商业服务人员的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因为这类劳动不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本书作者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方面和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方面，以及这两者的统一中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主义的商业劳动，包括商业售货人员的劳动以及服务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性劳动。
第二，关于商品流通渠道。在流通理论中，关于流通渠道质的规定性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书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指出对于流通渠道问题应该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观点来加以分析，认为商品流通渠道就是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所需要经历的路线和在这一路线上所必然发生的商品所有权转移的经济过程。
第三，关于商业形式与生产领域所有制形式的关系。过去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流通过程中的各种商业形式，是由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商业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上的“对口决定论”观点。本书作者通过对各种社会形态下商业形式的分析，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及其对实践带来的消极影响，并由此得出结论：商业形式取决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消费需要以及商品流通自身的特点等多种因素。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多种商业形式存在的客观依据。
第四，关于“流通生产力”。流通生产力是以往经济学中人们很少涉猎的范畴。本书作者论证了流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流通生产力同生产领域生产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明确指出构成流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其一是社会投入流通领域的劳动力数量、质量和组织程度；其二是各流通部门拥有的包括各种流通工具在内的技术设施。在这基础上，作者进而阐明为了不断发展流通生产力，对于劳动力和物质技术设备在数量、质量、组织和布局方面的特殊要求。“流通生产力”这一新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五，关于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问题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人们在认识上存在不少分歧。作者对流通经济效益作出了自己的表述，并从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流通领域经济效益的特殊性，对流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和提高流通经济效益的途径，也都作了比较深入和具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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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8月5日至10日在吉林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百一十四人参加了大会，提供论文七十余篇，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会议着重讨论了辽代文化、金代文化和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关系。
关于辽代文化。有的同志认为，弄清文化同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是深入研究文化史的关键。由于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是有区别的。辽文化有三个方面含义，一是辽王朝统治地区内的文化；二是辽统治境内各民族的文化，不同于契丹文化或汉文化；三是辽朝时期各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辽文化来源于三个系统，第一是契丹本族文化；第二是突厥、回纥文化；第三是唐文化。辽文化与金、元文化不同，女真人汉化很深，辽朝则不一样。辽在生活方式与习俗、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方面都保持了本民族的特点。辽建国前，大量吸收突厥族文化，北面官制度就是从突厥、回纥来的。唐文化自燕云地区和渤海地区传入辽朝，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中心。辽统治者的思想和政治观念，主要是吸收《贞观政要》中的统治思想。辽文化与金文化不同，与西夏文化也不同。辽文化中的三个系统同时发展又相互作用。
有的同志认为，辽朝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社会发展跳跃性，形成早、中、晚时期，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形成三个不同区域。有封建制的燕云地区，有阶段性过渡社会制的奚、渤海地区，有几种社会制并存的边疆诸部族地区。形成这些地区性文化的特点也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多元性文化，以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为主体，是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第二是不断发展，进取向上；第三是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多民族特殊文化。
关于金代文化。有的同志指出，金文化与女真文化不同，金文化吸收汉文化要比辽、西夏深，这与当时生产方式和统治方法分不开。以往把金代说成是摧残、破坏文化的，这种估计是不公允、有偏见的。有的同志认为，金文化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楚材晋用”，大约相当于太祖、太宗时期；第二阶段是本朝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大约从熙宗天会（公元1136年）到章宗明昌（公元1190年）年间；第三阶段是金代文化走向改革、推陈出新的时期，大约从承安（公元1196年）到金末。金代文化是发展的，有自己的文风，同时也有所创造。金代文化创新，通过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在自己所宗的基础上，兼容并蓄，集诸精华，自成一家的独创。另一途径是批评，金代在文化各个领域中展开批评，并在批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这是金代文化一大特征。在金代文化发展中，儒、道、释三教合一，各民族文化的合一，各地区的文化合一。金文化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北移，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这个意义讲，金代文化发展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
与会同志还认为，契丹、女真史料不足，语言名物不易理解，理论研究不够。今后，要加强史料整理工作，克服民族偏见，对历史评论要实事求是。（方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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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成立
最近，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地带的长治、晋城、邯郸、邢台、临清、聊城、新乡、安阳、焦作、濮阳、鹤壁等十五个市、地的市长、专员在邯郸聚会，成立了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这是继上海、西南、辽南、辽中、淮海等经济区之后产生的又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它的成立必将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发挥各个经济地带的优势和发展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建立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区网络，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主要方针，并指出：中小城市的发展也不应当过于分散，应当形成分布合理的城市网络。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既是一个经济区网络，又是一个城市网络。与别的经济联合体相比，它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其一，从层次上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不同于西南经济区的省际联合，而是市、地一级的联合。其二，从规模和区域上说，中原经济技术协调会跨越了省的界限，而有别于辽南、辽中等省内联合体。其三，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区域内的城市多为中小城市，大城市很少，没有特大城市。这些中小城市分布比较均匀，一般为周围各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因而，这个联合体作为经济区网络，带有城乡一体的特点；作为城市网络，则是中小城市群体。这一点不同于上海经济区。
晋冀鲁豫接壤地区各市、地都既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又有各自的劣势和短处，此地的劣势正是彼地的优势，因而有很大的互补性，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内容很多，潜力很大，前景广阔。以城市为例，十一个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或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如焦作、鹤壁、长治、濮阳、晋城等，工业结构偏重于煤炭、石油等能源、重工业，地下资源丰富；一种类型如新乡，工业以轻纺为主，偏重于加工业；还有一种类型如邯郸，既产煤、产钢铁，又有较强的加工能力，安阳加工工业有基础，同时也有钢铁。这样，如何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在国家计划和上级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全面合作与联合，就成了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
晋冀鲁豫接壤地区十五市、地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六百多万，相当于我国的一个中等省份。这里地处中原，不但是东部与西部两个经济地带的一个交汇处，而且也是南方与北方沟通的一个必经地，因而在东西合作、南北交流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加强中原地区的横向联系，振兴中原经济，不但关系到这个地区的繁荣昌盛，而且对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安阳、邯郸、新乡都曾经是一个较大区域的经济中心，这一带一直有着较密切的经济往来。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的建立，使这种源远流长、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走向新的阶段。
（吕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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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物资计划管理》出版
朱宗海著《物资计划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总结了我国物资工作的经验，对物资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由于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注意价值规律的作用，不重视市场，物资管理体制存在很多弊病，许多企业缺乏活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物资指令性计划比重太大，统得过死。改革物资管理体制，要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组织和完善全国物资市场，实行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物资流通体制；物资流通机构要实行企业化，经济联系要实行合同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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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建章撰写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书，已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索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提出建立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出发点和基础；要改革现行计划体制以适应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需要；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地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