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最好的纪念
——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出版而作
胡厥文
1985年元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九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候，出版《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供各界人民学习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继承他的未竟的事业，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确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开始接触周恩来同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重庆。那时，国难当头，前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有美帝国主义的黑手。国民党的反动派不御外侮，只图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一塌糊涂。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国统区老百姓忧虑、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爱国工商界忧虑、担心的问题。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来到重庆，广泛团结各派民主力量和爱国人士，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团结，反对分裂；宣传进步，反对倒退，给阴霾如盖的重庆带来了一线光明和生机。我有幸同他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我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我常讲，周恩来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
在此后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从他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使我钦佩不已的是他既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锋芒毕露。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谈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他所凭藉的，是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从三十多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而周恩来总理就是运用这个法宝最自觉、最娴熟、最有成效的共产党人之一。
周总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非共产党员同志尤其关心备至、细致入微。一次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陈同生同志赶忙给总理撑起一把伞。总理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党员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他却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我只好从命。过后看到大家都不撑，我也把伞收起来。总理发现后，又来嘱咐我撑伞，如是者三。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现在想起来，彼时彼景还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他仍然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我就是由于他的直接关心而免遭迫害的人之一。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讲出来的，他却为你想到了，而且安排得很周到。若论关心人特别是关心党外人士的细致与周到，真可谓无出其右！
周恩来同志无愧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而一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就是一座丰碑。它记录了这位伟人关于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思想和巨大贡献。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逐步扩大，这些卓越的思想和巨大的贡献越来越显示出深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并将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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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言犹在耳 记忆仍新
——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
张仲实
翻开《周恩来选集》下卷，随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一行行铅字的闪耀和跳动，周恩来同志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一幕幕往事再度重现在眼前，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之情油然倍添。我决计把那些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的周恩来同志关心、爱护邹韬奋同志的一些史实片断录出，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寄托我对周恩来同志兼及韬奋的怀念之情。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租界被日军包围，只有虹口至黄浦江边尚留有一条通道可进出外国轮船。租界里的许多公私机构，已开始往内地转移，或者迁至香港。受邹韬奋同志的委托，由徐伯昕同志担任经理、我担任总编辑的生活书店总店，亦决定分批内迁。于是，我和金仲华、金端苓、钱俊瑞、沈兹九诸同志结伴而行。是年11月12日，我们几个经香港，登海口，取道梧州，历桂林，过衡阳，一路风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终于到达日军逐渐逼近的武汉。12月，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不久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著名领袖邹韬奋同志，亦辗转来到武汉。我们终于又会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当时，我和邹韬奋、金仲华及其妹金端苓等同志，住在汉口文化街“金城文具公司”楼上，继续出版《抗战》三日刊，并由邹韬奋、沈钧儒、艾寒松、胡绳和我任编委。
其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一度邀请我党参加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与派遣，作为党中央代表，肩负重要使命，也来到武汉。随同周恩来同志一道工作的，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潘汉年、凯丰等我党负责同志。在设于长春路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里，他们既领导着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活动和统一战线的开展，又指导着郭沫若同志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
我们到了武汉后，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同志，不但很快与我取得了联系，还常来“金城文具公司”楼上，与我们共议时局，确定《抗战》三日刊下期主题，并为这个刊物撰写时评文章。由于他了解我的实际身份，不但引我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同志，而且和二十年代在莫斯科有同窗之谊的博古、凯丰二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听取负责同志介绍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形势的分析，并请他们为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作指示和撰文。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从八路军办事处回来后向韬奋同志介绍我党的指示精神时，他总是以赞许的目光全神贯注地听取，完全赞同和拥护我党的政策，且常常流露出希望面见负责同志的思想。于是，我先引荐他到八路军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同志。董老介绍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和有节斗争的策略，以及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方针等等。这些使邹韬奋同志思路大开，兴奋异常。在回文化街的路上，他连连称赞周恩来同志是时代的伟人，并向我郑重提出希望面见他。我过去虽然见过周恩来同志，但当时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我向凯丰同志转达了韬奋同志的要求。凯丰同志考虑后说，可以由我出面给周恩来同志写封信。
很快，我写了封信送周恩来同志。信的大致内容是，邹韬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关于救国道路的问题，他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态度跟党的主张没有分歧，并且总是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努力使党的主张变为他自己的实践。他很感谢我党对“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接信后，很快就指示凯丰同志复信告我，欣然同意面叙。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陪同邹韬奋同志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已在那里等候了。一见面，他首先伸出热情的手，和韬奋同志紧紧地握在一起，高兴地说：“欢迎你，邹韬奋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罗。”坐下后，周恩来同志又诚恳地说：“见面就是朋友罗。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他关切地问过邹韬奋同志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后，向我们分析形势，介绍我党根据形势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周恩来同志爽朗亲切，诱导启发。他精辟的分析，透彻独到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除了认真地听取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汇报外，详细地询问我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还非常仔细地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关切爱护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周恩来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周恩来同志表现得怒不可遏，作了严厉的斥责。他的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暖烘烘的，感到方向更明确了，干劲平添很大。我们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神情严肃，充满激愤，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同志紧握着韬奋同志的手，情深意切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韬奋同志希望周恩来同志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同志不加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
这次接见以后，邹韬奋同志多次对我诉说起他对周恩来同志的钦敬景仰，称他是他最敬佩的朋友。他撰写时评遇到困难时，每次总是首先想到向周恩来同志请教。而周恩来同志又总是谦虚地和他一起讨论，共同分析，一道结论，还句酌词斟地为他修改文章，以商讨的口气建议他有些话应该说得隐讳婉转一点，以进行更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关注着韬奋同志的事业，经常挤出时间阅读他的著作和他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正因为他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切和帮助，所以他不但多次对我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韬奋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这一指示。
周恩来同志尊重、爱护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推崇、敬重周恩来同志。不管反动派如何制造白色恐怖，邹韬奋同志及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宁愿冒死去找周恩来同志作肺腑谈。而周恩来同志也亲自登门看望，把党的温暖送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坎里。在武汉，他到过“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大家，勉励我们多为抗日救国出力。武汉失守后，在重庆，能经常看到周恩来同志出现在“生活书店”管理处逐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趣味风生的政治报告。我始终相信，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能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艰苦奋斗；在敌人淫威面前毫不动摇，这其中，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邹韬奋同志和其他许多文化界的同志，能够从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固然是由于他们严格的自我改造的成功，但主要的则是由于我党的影响和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切和帮助。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当时，上海还处于日军的魔掌中，他的遗体以他曾用过的假名——“季晋卿”的名义，暂厝于上海殡仪馆。有关他的逝世消息，只得暂时秘而不发。9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要我为党中央草拟致韬奋同志家属的唁电。我拟毕送给周恩来同志，他圈点勾画，仔细批阅，这足见他对韬奋同志逝世的莫大痛惜。10月，新华社在延安公布邹韬奋同志逝世的噩耗，延安准备举行隆重追悼。周恩来同志指定我负责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并要求我事无巨细，均须向他汇报。他不但亲自圈定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湜、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和我等十三人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还召集筹备会议，并亲自修改悼词，送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而是对邹韬奋同志及所有爱国知识分子的尊重。我还记得，闻一多、李公朴同志遇害后，周恩来同志都曾代表党中央组织追悼纪念活动。
1949年7月，在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时，周恩来同志为之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以邹韬奋同志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又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和极大爱护。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进行四化建设。《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只要我们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就一定能“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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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开学习门路 加速人才培养
空军创办二十八所业余大学
本报讯 空军部队广开学路，舍得投资，创办了二十八所业余大学，加速了人才培养。
据统计，空军现有业余大学学员近六千人，连同其他各类大专班的学员，攻读大专课程的总人数已达一万五千八百多人。这些学员通过刻苦学习，已有一万三千八百多人次通过了大专单科结业考试，其中有五百九十五人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
空军干部业余高等教育有四个特点：一是领导重视，舍得投资。司令员张廷发亲自担任空军机关业余大学校长，其他业余大学大都是由所在部队军政一把手担任校长，全空军有九十五名军职干部参加业大学习。去年以来，空军部队用于业余高等教育的经费达五十多万元；二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军内的有利条件，采取军地合办电大、刊大和函授等多种形式；三是结合业务进行对口培养；四是把功夫下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绝大多数业大学员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空军后勤部助理员张树成，运用所学《工业会计学》中关于成本构成要素知识，四次参加订货价格审核工作，节约了装备费八百余万元。
（蔡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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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建筑材料工业公司经理曾庆嵩（左一），大胆提拔重用各种人才，充分挖掘潜力，使企业迅速改变面貌。1984年，在遭到大水灾的情况下，这个公司仍提前两个月完成利润承包任务。
新华社记者 鲁迅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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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农民工人一般干部自愿自费参加会议
原平县三干会别开生面
据新华社太原电（记者金嘉声）中共山西省原平县委、县政府改革三干会的开法，使去年年底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开得别开生面，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这次会议是一次改革的会议，也是一次会议的改革。
原平县是山西省县级综合改革的试点县之一，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去年取得了县级综合改革的丰硕成果。为了总结经验，寻找差距，部署今年的工作，县委、县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六日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人们把这次会议同历年召开的三干会进行了对比，认为去年的会议形式新颖，生动活泼。其特点是：
——改变了过去三干会全由干部参加的办法，有三百五十多名农民和五十多名工人、一般干部自愿、自费参加了会议。这些三干会的新成员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听其自便，可以听大会报告，参加讨论，也可以自由交流经验，互相访问。会议期间，来自农村的专业户在了解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搜集经济信息等方面，表现得异常活跃。大芳乡四岔窑村农民郄三和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上午，听到县委书记吕日周在作报告时讲到农民也可以办信息公司的消息后，马上就去邀请能人筹办信息公司。轩岗镇运输专业户曾平生听说县里今年的煤炭生产要由去年的二百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打算今年再买一部汽车，让另一个儿子也搞运输。
——奖惩兑现，以严治县。会议一反过去尽是评功摆好的状况，既肯定成绩，又揭露矛盾和工作中的失误，坚持有功即奖，有过则惩。
——自由演讲，活跃思想。会议不出简报，材料很少，也不搞长篇的经验介绍，而是分系统设立讲台，邀请本县能人和外地的专家、教授及科技人员登台做报告。
——开会和接待来访、咨询服务相结合。县委、县政府把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当作一次集中听取群众意见，开展咨询服务的好机会，特地安排一天时间，分系统接待来访者和进行咨询服务。这一天共接待了二百七十九人次，散发科技等方面的资料二千五百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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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宴会前，吴学谦同西哈努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西哈努克在交谈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爱国军民在抗越斗争中的全面、有力的支持。
吴学谦说，我们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越南现在一方面搞军事进攻，同时又在搞欺骗宣传。它的处境是困难的。
西哈努克说，我们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柬埔寨问题上所持的坚定立场。越南就象落水人一样，水已经快呛到嗓子了。他说，我对敌人决不妥协，直至越南执行联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从柬埔寨撤军。
吴学谦对西哈努克的正义立场表示钦佩。他说，这是对柬埔寨全体爱国军民的极大鼓舞。
西哈努克还感谢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一贯支持。
吴学谦说，我们永远站在你们一边。
出席宴会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柬埔寨驻华大使江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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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法一行访问广州和深圳
据新华社广州1月7日电 科威特石油兼财政大臣阿里·哈里法·萨巴赫一行结束了对广州、深圳的访问后，于今晚从广州乘飞机前往上海。哈里法一行是昨天傍晚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的。昨晚，广东省副省长杨德元在东方宾馆设宴欢迎科威特贵宾。宴会后，哈里法一行乘汽车离开广州，于深夜抵达深圳特区访问。
今天中午，深圳市市长梁湘在香蜜湖度假村举行宴会欢迎哈里法一行。今天上午，哈里法一行参观了深圳的爱华电子有限公司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和游览了深圳特区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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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清会见挪威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今天下午会见了挪威消费事务和政府行政管理大臣阿斯特里·耶尔特森和由她率领的挪威妇女代表团。
会见以后，康克清设晚宴欢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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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军分区适应农村经济改革新形势
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民兵工作重要内容
本报讯 山东省潍坊军分区为适应农村经济改革新形势，把发展商品生产作为民兵工作的重要内容。截至1984年底，全区四百三十五个民兵工作点已全部建成商品生产点，有二百二十二名民兵成为“万元户”。
近二年，军分区党委在农村经济改革中，要求人武干部发动民兵带头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组织民兵发展商品生产。他们登门帮助民兵寻找致富门路，办起了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商业、服务、建筑等四十多种生产经营项目。
为了使民兵不断提高经营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每个点上都利用“青年民兵之家”办起了“科技业校”，各县、区人武部为民兵专业户、重点户赠送各种科技资料十万多份，订阅省、市、县科技报九万多份。
潍坊军分区在抓好商品生产点的同时，注意以点带面，组织引导广大民兵走上致富路。现在，全区民兵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九万多个，民兵带头兴办的经济联合体三千多个，共举办民兵农技业余学校五千多处，有二十万民兵、青年踊跃学习科技知识，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陈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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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民的重托
本报记者 傅旭
南开大学副教授李宏硕，自前年4月当选为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来，积极主动地倾听和反映选民意见，不辞劳苦地为选民排忧解难，得到广大选民的赞扬和信赖。
李宏硕是一位侨眷，许多亲友在海外。抗日战争前夕，父亲把他送回国内，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1952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任教。他个人的成长过程和亲属在海外的生活经历，都使他感到作为一名人民代表责任重大。他认为，作为一名人民代表，决不只是参加一年一度的会议，投几次票就算完成了任务，更重要的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工作，把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带给政府。因此，他决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经常召开人民代表座谈会，听取群众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平时，李宏硕在接待选民来信来访时，就很注意搜集群众意见，但每逢参加座谈会之前，他还要深入到南大的学生、领导、工人中，或登门拜访，或利用开会、上下班路上等机会搜集意见。前年11月，他在座谈会上向市政府提出解决卫津河的污染、南大副食品供应等问题，以后都得到了解决。关于卫津河污染问题，李瑞环市长在座谈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就来到南大察看。去年一开春，市政府动员大批学生、工人、干部、解放军干了一个月，使卫津河的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李宏硕热心为选民讲话、办事，不光南开区，天津市其他选区的一些选民有事，有时也来找他。不管是谁，他都热情接待，想尽办法为他们排忧解难。有一位归侨女工程师因车祸致残，瘫痪在床，身边无人照顾，精神上很痛苦，来信要求李宏硕代她向市人大常委会反映。李宏硕接信后，就放下手中的科研任务，为她请医看病，向几个有关单位反映她的困难，提出帮她度过难关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使这位女工程师的一些困难得到解决。
象这样的事，李宏硕碰到过不止一件。当他对选民反映的问题涉及到的一些方针政策不了解时，就向有关部门请教，或者亲自做调查研究。系里几位领导同志看他这样忙，想到他还要完成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就出面为他挡驾。但李宏硕说：“每当我想到一个个选民向我反映意见时那种认真的态度、迫切的心情和满怀希望的目光，就使我激动不已，感到责任重大。”因此，他只要碰到选民来访，就立刻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热情接待他们，不计时间、代价地去为他们奔波。
李宏硕除担任人民代表，还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每月要用十天左右时间来北京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为了使本职工作不受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十二个多小时，有时要在凌晨一二点才就寝。他放弃了节假日，放弃了一次次旅游、参观的机会。
年过半百的李宏硕，不为终日为他人奔波而懊悔，也不为失掉一些难得的娱乐机会而惋惜。他说：“我每替选民办点事，都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凡是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工作，凡是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我都应该做好，努力去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