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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和坚持
李洪林
如果马克思至今健在，当他听说有人因为主张《资本论》应该有所发展而受到批判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资本论》反映的是资本的运动，被反映者既然在运动，反映它的理论自然就该发展。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反映了资本的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所具有的新特点，被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资本的运动有了更多新特点的时候，反映它的理论倒不许发展了呢？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写道：“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这个论断，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否则马克思主义自己就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了。
其实这个道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ABC。ABC不单是“入门”的意思，而且是“基础”的意思。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可以说还不曾入门。谁如果反对这个道理，那就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了。
然而这个ABC却总是有人不承认。有人不承认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会被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也从来不强迫别人承认自己。问题在于，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谁要是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要被这种冒牌的“权威”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外国的例子不去说它，单单我们中国，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有两个：一个是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对“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打击；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凡是”对实践标准的指责。
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属于最恶劣的教条主义，因为它所维护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史无前例”的不幸。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摒弃了这种理论，同时也斥责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方法，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号召全党坚持这条思想路线。
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严格地讲，同一个现实，不会出现两次。历史即使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必然有不同于过去的特色。因此，只要从实际出发，所面临的情况便永远是新的，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永远是新的。因此，所谓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实践上说，就是开创新局面；从理论上说，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发展”一词好象大了一些。不能随便把什么都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发展”也有大有小，有量变有质变。没有千百万群众在日常实践中小的发展，也出现不了大的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是因为密切联系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才制定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推动了四化建设，并且在理论上实现了许多重大的突破。
如果我们“坚持”的还是那一套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左”倾和僵化的老框框，农村现在不是还在吃大锅饭吗？然而党中央没有理会那些条条框框，而是从实际出发，大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对了。难道能说党中央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吗？
可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要坚持它，就要发展它，发展它，也就是在坚持它。离开坚持谈发展，离开发展谈坚持，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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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
——上海市举行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座谈会
上海市部分中青年哲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畅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哲学意义，探讨如何改革哲学研究、教学和宣传。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决定》既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思想的文献。《决定》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渗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冲破了条条框框和僵化模式。
与会同志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给哲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从哲学上加以回答。改革需要哲学。经济的起飞，必然会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研究新的观念，传播新的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跟上改革的步伐。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在改革的潮流面前，我们的工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哲学要坚决冲破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僵化的模式，改变过去那种严重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哲学工作者也要注意自身的知识更新。
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这是不对的。哲学与政治，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应该把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大家认为，三十多年来，哲学教科书照搬外来模式，变化很小；教学方法基本上也是“满堂灌”，这类现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谈到哲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时，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强调要敢于联系改革的实际，根据当代科技成就，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哲学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要走向生活，研究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的问题；要面向现实，预见未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最好范例。哲学工作者到丰富的实践中去，才能深刻领会《决定》的精神和它的伟大意义。上海理论界应该打破沉闷的空气，把学术工作搞活跃。要在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清代的戴震破除了传统经学和墨守师说的家法，提倡无征不信的求实精神。他曾声称，倘无确凿证据，虽父师之言不信。这很值得重视。哲学工作者应该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历史上各种哲学流派，正确对待外国的经验和理论，批判地吸收其中合理的东西，用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王元化最后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的社会也是多样性的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就体现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辩证原则。要这样认识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和丰富性，才可能对客观实际作出科学的概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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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文贵深沉 传贵立意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评介
申尔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分为上下两编，收入上编者为1840年以前的清代人物，拟分多卷编写。王思治主编的上编第一卷，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内收录了从满族兴起到1644年清朝入关前后的五十一位清代历史人物。参加撰写的作者十余人。
本书采用纪传体史籍的传统体裁，以传主一生的主要事迹、言行为主线，力求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人物的形象。与现存的清人传记相比，本书无论是在立意、写法上都有突破，史料也相当充实。
现存的清人传记，以事系年月于某人。读者看到的往往是千人一面的仕途升迁表，人物形象苍白、干瘪，缺乏生气。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背景，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以明清鼎革之际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各阶级、各集团的代表人物为中心，勾勒出一幅波澜起伏、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透视传主一生的言行和命运变迁与明清之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映激烈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如何造就了各类不同人物的特有观念和时代个性。由于作者没有满足于粗疏、肤浅地记录传主一生的主要事迹，而是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着笔落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写出了造成这种复杂性的社会、历史依据。在写法上，作者遵循寓论于史、不枝不蔓的原则，力求做到“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细读各篇，读者可以看到一张张神态各异的脸谱；通览全书，又可以从几十位历史人物的群像中看到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脉络。
作者在发掘、爬梳史料上也颇为用力，力图选择传主一生中最具特色的言行，用白描的笔法，以语画人。如本书《归庄传》，作者写归庄抗清兵败后终生隐居，绝意仕清。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在大门张贴春联，以祈吉祥如意，而他（归庄）的对联则是：“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这幅不与世俗苟同的对联，鲜明地再现了归庄特有的狂放不羁、傲然独立的遗民形象。
清代历史人物的有关资料浩如烟海。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从史料搜集到史料排比的水平，而是在深入理解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提炼、升华，有时用一点传神的虚写，酣畅淋漓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如本书《阎尔梅传》，作者写到阎尔梅为抗清事业奔走呼号，晚年时“常常默坐于松林涧水边抚琴悲歌，尤喜奏苏子卿牧羊曲，以苏武被困匈奴，宁死不折节的史事，寄喻自己对故明的怀念。甚至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临终的前几天，还迎着破窗前凛冽的寒风弹奏此曲，深情地歌颂苏武‘巍然祀汉廷’的爱国之心。”笔法虚实结合，人物个性特征毕呈。
在一次座谈会上，与会的清史研究工作者认为，本书的出版是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当然，这一成果只是初步的，希望编著者能循此前进，在今后各卷的编写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某些文字略显古涩，少数史实不够准确，某些人物的形象特征还不够鲜明。
一部成功的历史人物传记，不仅应该是一部科学、严谨的学术著作，还应该具有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启迪心智的思想内涵。应当说，本书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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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东北抗日联军（中）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长征之后，东北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便完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了。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1936年初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十一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1936年2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返回东满，途径宁安县，向党的吉东特委和第五军党委传达有关编组东北抗日联军的决定。抗联第五军便于2月中旬首先建立。此时正值日伪军对游击区实行不间断的“讨伐”，部队损失较大。为摆脱困境，该军除留少量部队同第二军第二师坚持宁安地区的斗争外，自同年春开始分批越过中东铁路向勃利、依兰进军。1937年1月，在牡丹江下游大小盘道伏击作战中大量歼敌。3月20日，在军长周保中统一指挥下，集结于依兰附近的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各一部七百余名兵力，联合攻入依兰县城。从此，第五军主力部队即活跃在牡丹江与松花江下游各县的广大区域，部队兵力又发展至三千人。其间，为加强党对于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于同年3月建立了中共吉东省委。
1936年3月，魏拯民到达安图县与东满特委、第二军领导机关会合，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尔后，二军一部转至敦化境内，以围城打援战术佯攻大蒲柴河，设伏寒葱沟，诱歼来自敦化县城敌援兵一批。另一部进入抚松、临江县境，在汤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第二军二师由陈翰章率领，仍在绥宁地区与第五军共同战斗。
同年6月，为传达有关指示，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进一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此时，因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使日本殖民当局深感不安，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自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为期三年的“治安肃正计划”，确定以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和安东、奉天两省部分地区为重点，调集重兵实行军事“讨伐”，强制实施集家并屯以隔断抗日军队与人民的联系，妄图达到一举消灭共产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的目的。同时，到达陕北的抗日红军正在举行东征，欲经山西去绥远，直接与入侵绥远的日本侵略军作战，并靠近蒙古与苏联，取得某些国际援助。因此，为了粉碎日伪军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抗联第一、二军以一部远出热河、绥远，配合抗日红军东征的指示，中共南满省委与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决定，第一军主力部队立即西征。
同年6月下旬，第一军第一师先行西征，越过安奉铁路向辽阳突进。但由于敌人很快发现了我军行动的意图，调集兵力实行跟追堵截，使西征部队有陷入敌军重围的危险，西征部队当机立断，回师东返。7月15日，在摩天岭伏击尾追之敌，歼灭今田大尉一个中队的日军守备队。第一师西征受阻后，第三师又改为骑兵，于11月拟趁冬季封冻迅速冲过辽河。但这年冬河水尚未结冰，渡船亦遍寻不到，只好折回清原。第一军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部队损失很大。坚持在抚松、临江、长白一带的第一、二军部队，在长白山周围、鸭绿江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策应西征部队的行动，鼓舞了中朝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此期间，第二军王德泰军长于抚松小汤河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冬，第一军部队在回头沟，将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少将邵本良击成重伤，不久死去。
1936年1月下旬，齐集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一部在赵尚志带领下向西发展，在通河、巴彦开辟新区，与松花江南岸坚持宾、珠、延老区的部队相呼应。同年8月1日，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活跃在松花江两岸的二十余县境内。9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冯仲云任书记，加强对于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不久，为粉碎日伪军对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的“大讨伐”，赵尚志军长指挥第三军一部再次西征铁骊、海伦、龙门等地。冰趟子战斗一举消灭日军三百余名。留在汤原的部队为策应主力西征，实行东进，于同年12月攻下佛山（今嘉荫）县城。结果敌军东西无法兼顾，聚歼北满抗联部队于汤原地区的计划落空。
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6月改编。六军与三军协同作战，跨江开辟松花江南岸游击区，年末部队达二千余人。军长夏云杰在汤原西部遭敌伏击身负重伤后牺牲，由戴鸿滨继任军长。1937年4月，六军一部西征海伦。5月，另一部攻入汤原县城，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下江人民的斗志。
1936年3月，中共吉东特委派李延平接替李延禄任代理军长，并将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李延禄从国外转赴关内后，专事东北抗日战争的宣传与统一战线工作。第四军一部去宝清、富锦开辟新区；一部随同三军远征海伦。部队兵力达到一千八百余人。
活动在饶河的第四军第四团随同改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向同江与虎林扩展游击战争。同年11月，该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1937年1月初，军长陈荣久牺牲。尔后，由崔石泉（崔庸健）代理军长，继续在饶、虎、同、富等县与敌人战斗，兵力八百余人。
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在抗联第三、四、五军的帮助下，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相继于1936年9月和翌年1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这两支部队成分复杂，中共吉东省委与北满临时省委曾派去不少政治工作人员协助教育与改造，并派刘曙华、李熙山分任两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华堂部队改编前曾在1936年4月乘虚攻入依兰县城。抗联第八军改编后，在1937年5月配合第三军等部队袭击伪汤原县公署，并多次破袭牡佳铁路，断敌交通。第八、九军分别发展到一千人与八百人。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1936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在军长汪雅臣率领下，继续活动在五常、舒兰山区，成为抗联部队钉入拉滨路侧的一根钉子。
此时，由勃利县驼腰子金矿工人反日暴动组成的祁明山部义勇军，改编为抗联独立师。
1937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二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李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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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年职工推荐一本历史读物
李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陈铁健、吕良海、李义彬和官守熙编写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读本，一般将下限划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这本书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历史，弥补了以往读本的罅漏，避免了对民主革命两个阶段论述的脱节。
作者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近代历史中的各阶级、政党及领袖人物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譬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过去一些书中对它的客观效果采取回避的态度，近年来又成为史学界争论激烈的问题。作者一方面指出“客观上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又认为，“这种客观效果，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所不及的”，“洋务运动目的是维护封建主义，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作者在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揭露的同时，也不抹杀他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所做的工作。此外，对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将领张自忠、冯玉祥、蔡廷锴等人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
该书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借鉴和参考了许多新著，其中也包括通俗读物，纠正了过去史书中的一些舛错。如在戊戌变法一节中，以往的说法是慈禧从荣禄手中接到袁世凯的告密材料后，由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的。事实上，1898年9月19日夜慈禧回宫，次日将光绪控制起来，21日正式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而袁世凯的告密材料是23日才送到北京的。又如过去史书中记载平型关战役共歼敌三千多人，近年经史学界考证，实际歼敌数目是一千多人。
目前，全国广大青年职工正在分批进行政治轮训，要系统学习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和中国工人阶级三门课程。这本书通俗流畅，内容充实，适合广大青年职工的需要，也可供党政干部和广大自学者参考。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青年论坛》（双月刊）创刊号已经在武汉出版。《青年论坛》是面向中青年，并由青年理论工作者负责编辑的刊物。该刊的宗旨是，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争鸣，反映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繁荣社会科学。（薛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