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觉醒
胡鉴
在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古往今来的文治武功实在是成绩辉煌。倘数“家珍”，确乎是可以数得陶然欲醉，飘然欲仙的。
当然，光辉的历史成就是客观存在，完全应该进入人类文化的庙堂，受到后世永远的尊崇，成为我们以及全人类的骄傲。然而我们毕竟不能总在陶然、飘然甚或傲然中过日子吧？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会形成一种不大妙的精神状态，其特征就是脖子老要朝后扭，无论看人看事，总是过去的好。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民族、事业比作大鹏，正待振翅高翔，冲天而起，那末，上述那种状态就会成为大鹏翅膀上的尘土，在我们该起飞的时候，压得沉甸甸的，有翅难展。
且说看人吧。
远的不谈。现在有些人还是把五十年代的人物作为量才的标准。相形之下，目下的年轻人便不大让人看得上眼。
不错，五十年代确实是值得怀念的年代。在五十年代工作过的同志，在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同志，确实是有很多长处的。当今的年轻同志应该学习那些长处。但是，是不是那时的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呢？怕不见得。如果让当年的过来人促膝深谈，恐怕对当年的为人处世之道也会提出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来的。譬如，只要是上级领导人讲的话，不管讲的什么，怎么讲的，便都当作是党的命令，有时明知错了，也去执行。这样做，于党于己，好不好呢？譬如，即使分配的工作用非所学，用非所长，但是为了做到“象螺丝钉那样，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热发光”，为了做到“我是大厦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便都一声不吭，在那不该拧、不该搬的地方被错拧错搬了多少年。这样做，于大厦，以及于钉子、于砖头，好不好呢？再譬如，无论什么“运动”来了，无论思想通与不通，都赶快跟。甚至为了免得落个“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不是，还不免有些争先恐后。这样做，于同志，于事业，于自己的党性或“良心”，好不好呢？
确乎是应该好好想想这些“好不好”的。
我们之所以要想想这些“好不好”，并非脖子朝后扭，责备前人。当年有当年的历史条件。当年的人物是很难突破当年的历史局限性的。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一样。我们的目的乃是探讨该不该按过去的模式要求现在的青年？倘必欲把当代人物塑造成当年人物的模样，有没有必要？又有没有可能？
其实，历史的长河总是奔流不息的。年光倒流，人物重来，绝不可能。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具的条件，出其独具的人物，负其独具的使命。盛唐固然是盛世，但它毕竟是历史的陈迹了。五十年代也是盛世，但它也已载入史册了。五十年代之不可复来，亦犹盛唐之不可复来。对于这种“不可复来”，实在用不着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因为，看你怎么看了。老是寻觅、追忆，则难免惘惘然；倘放眼远眺，则别是一番景象了。
对整部历史应作如是观，对整部历史中各个阶段的人物也应作如是观。综观我国现代史上的青年，便各有其时代的特点。二十年代青年的特点是忧国忧民，考虑如何推翻两座大山，改变腐败的政府的反动统治。三十年代的青年是因敌寇入侵，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歌声中，离开课堂，到前线去。四十年代的青年是为驱逐日寇、迎接解放而活跃在战场上和秘密工作中。新中国诞生了，五十年代的青年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激情中，欢天喜地地、坚信不疑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每个时代的客观要求和主观条件决定了每个时代青年的风貌。现在已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青年的特征是什么？时代的使命对八十年代的青年的要求是什么？这些实在是应该清醒地、严肃地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八十年代有着自己的历史重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来。它要求于当代青年的是富于知识，敏于思考，敢于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进程曲折迂回，特别是经过了那场应该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当我们今天终于以带血的教训争取到损失了多年的建设时机之际，青年们既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振兴而欣喜自豪；同时也在一旦打开闭关锁国的窗口之后，真惊世界殊：原来在我们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二十多年中，竟然落后了这么远的距离，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原来我们的体制上有着这么多的弊病！八十年代的青年们再也不愿意相信某些官僚主义者自居为党的化身了，再也不愿意相信“大锅饭”算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诸如此类，他们都要思考，要探索，要改革，要创新。他们不要死的教条、死的结论，他们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种八十年代人物的特点是好还是不好？我看是好，好得很。肯动脑筋，遇事要问几个为什么，有什么不好？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要用某些陈腐的看法去束缚众多的年轻同志吗？需知，八十年代绝大多数青年想的是赶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极富强、极文明、极民主的国家。许多当代青年所具有的特征并不是什么异端，而正是新鲜的活力。它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如果我们喜欢唯唯诺诺的人拥护一切成规旧章，而不喜欢有独立见解的人提出新问题、思考新问题；甚至把那些敢想前人所未想，敢做前人所未做的人都看作是调皮捣蛋，离经叛道，加以排斥，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有什么希望了。有的人总怕年轻同志有这个意见、有那个意见，自己却又不能说服，只能压服，原因实在还在于这种人自己就没有什么信心。若有信心，还怕有意见么？民主讨论就是了，真理愈辩愈明嘛！而且，在讨论中，可能是疏导了青年，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是疏导了我们自己哩！凡按老眼光、老章法行事的人，不是也很需要疏导么？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这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的观念形态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传统观念已经不适用了。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去对待新的年代的人和事。起用一代新人，正是这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有什么人喟然长叹，认为五十年代的人物正在逐渐老去，新培养起来的人很可能比原来的人差，理由是这些人没有经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又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他们会感到中国不如外国。如果我们的同志用这样的眼光和感情对待今天的和将来的人与事，那岂不是很可怕的么？那岂不是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么？倘如此，我们还谈什么四个现代化的宏图？还谈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的前途岂不是只剩下一片漆黑了么？
不过，我想，绝大多数的同志必然认为：糟的决不会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遥远的将来所涌现出来的新人。老一代的同志也一定不会认为糟的乃是他们的子孙。大家会越来越明白，糟的正是现在自己抱残守缺却认为别人人心不古的以救世主模样出现的人。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这诗句很可以用来描述我们这个新的历史时代前进的气势。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需要新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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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东北抗日联军（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马占山指挥的嫩江桥抗战，李杜指挥的哈尔滨保卫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战役。中共东北党组织派遣党员和爱国青年参加了一些义勇军部队的抗敌斗争。后来，这些部队由于缺乏统一和正确的领导，至1933年初相继失败。其中一部分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坚持战斗。东北的抗日形势随之转入低潮。
同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多次有关建立反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1932年先后创建了在党直接领导下的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和龙、饶河等抗日红军游击队，还改编巴彦游击队为红军游击队。1933年以后，又陆续建立了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游击队的主要领导者包括杨靖宇、童长荣、赵尚志、夏云杰等人。同时，由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分别率领的吉林救国军余部，也先后改组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和绥宁反日同盟军。这些抗日游击队分别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哈尔滨以东等广大农村地区，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打击，为东北抗日战争开拓了新的前景。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就成为日伪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1933年，继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著名的《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之后，中共中央于同年1月26日又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已经完全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应采取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各地党组织和反日游击队必须将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民选政府，作为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从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间，各地党组织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组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八各军（缺第七军）和与之相应的抗日游击区与游击根据地。
1933年10月，磐石地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不久，主力部队即渡辉发江南下，会合海龙游击队，开辟新游击区。师长兼政委杨靖宇指挥部队取得了奇袭三元浦、巧取凉水河子、攻打八道江等一连串的胜利。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欢声载道。1934年2月，独立师在蒙江县（今靖宇县）三岔子附近城墙砬子（现划入浑江市），召集共十七支队伍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代表会议，议决在南满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参加这一抗日联合的武装力量共五千余人，相当于南满抗日部队的半数以上。从此，独立师站稳了脚跟，事实上成为南满反日武装力量的骨干与核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南满抗日部队的领导。此后，独立师到处袭击敌军，屡获胜利。同年11月，为加强党的领导，建立了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同时，正式组成了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5年9月，第一军与东满第二军会师于蒙江县那尔轰，南满与东满游击区打通了联系。这时，第一军兵力达二千余人，另有地方武装二千人。抗日游击区由原来吉林省磐石等五个县境，扩展至辽宁省以金川、柳河、通化为中心的二十余县范围，西及宽甸、本溪，威胁沈阳，南至辑安、临江，直达中朝边境。在游击根据地内建有农民协会、反日会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自卫武装，中心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南满抗日游击区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心之一。
1934年春，东满各地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6月，该师一部北去宁安；另一部进军安图县境，联合附近抗日武装接连攻下车厂子（今新合）、大甸子（今万宝）、大沙河和安图县城。第二军独立师在战斗中成长，兵力达一千余人。1935年5月，正式成立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由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兼任。此后，第二军即以长白山为根据地，活跃在长图铁路两侧，多次颠覆敌人军运列车与“国际列车”。其中，在哈尔巴岭袭击列车的战斗最为著名，震惊敌伪中枢。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全军约九百人。该军决定分兵行动：东路军自宁安向穆棱进军；西路军渡镜泊湖向额穆、敦化出击，威胁长图铁路，分别开辟了穆棱和额穆两处新游击区。第五军与东满第二军一部在一起共同战斗，协同打击日伪势力。
1935年初，珠河的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为粉碎敌军“围剿”，在军长赵尚志指挥下，该军一部自珠河南部根据地绕经双城、宾县、延寿县境，直趋方正，横扫沿途敌军。又与土龙山农民起义的民众军谢文东残部、吉林自卫军余部李华堂支队联合攻入方正县城和大罗勒密。同年9月，第三军兵力已达七百人。为避开敌人“讨伐”，第三军主力部队再行东移，与第四军会合，开辟了方正、依兰、勃利边境新的游击区。
1934年至1935年，珠河南部游击根据地远近著名，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基地之一。根据地内反日会员、农民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并代行了抗日民主政权的职能，组织群众，支援战争。1935年秋，建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农民自卫队在1934年末即达五千人，有力地保卫了根据地群众的利益。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敌人称珠河抗日根据地是：共产党“哈东乐园”，抗日民众称它为“红地盘”。1935年秋，第三军主力部队转移后，根据地遭受了敌人毁灭性的破坏。道北区委书记兼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就是在反“讨伐”战争中，身负重伤被俘，经受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的。
1934年10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建立后不久，联合其他反日武装，在军长李延禄指挥下攻入密山县城。不久，主力向勃利、方正转移，开辟新区。1935年7月，在方正境内与第三军等部会合，并联合攻克勃利县属刁翎，奔袭林口。9月，将饶河游击队改编为该军第四团，全军兵力达到一千六百余人。同年冬，第四军与第三军各一部北跨松花江挺进汤原，与汤原游击队会师。
1 936年初，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全军兵力七百人。3月，在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指挥下，第六军一部奔赴小兴安岭，巧取老钱柜敌人据点，建立了后方根据地。
同年2月，经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同意，将经常与第三军联合对敌作战的汪雅臣部义勇军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八军。该部活动在五常山区。
东北人民革命军在对敌斗争中成长壮大，至1935年末共有七千余兵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力与核心，严重地威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李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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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宋史研究会举行年会
中国宋史研究会于1984年10月底在杭州举行年会。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作了题为《宋史研究与中国文明》的学术报告。
会议对宋辽关系问题、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宋代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关于宋辽、宋金关系问题，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直是解放后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课题，大多数人都能摈弃宋为正统，辽、金为夷狄的封建正统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和解释这一历史实际问题，但在具体事件的分析上，仍存在着一些分歧。有的同志认为宋代承五代纷扰局面，在国土上已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在国防上已无险可守；加上契丹武力的强盛，又和西夏互为犄角，从东西两面威胁宋朝，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和平、签订条约，是当时宋朝应该采取的最好的权宜之计。公元1005年与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形成了宋代对辽外交政策的特点，即以岁币与贸易代替了敌对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宋辽关系，从整体上来讲，应该是对等的，但就“澶渊之盟”的签订来分析，这个条约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这是事实。当时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还是较宋为强大，但为何“澶渊之盟”以后就停止南下了呢？这应该从辽的本身及政策方面去分析。和约签订以后，双方虽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客观上有利于宋、辽自身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对此估计过高，更不能认为是平等的外交的产物。
关于宋代的社会经济，以前一般都笼统地认为是高度发展的，但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无比较显著的标志等等，代表们从两个方面作了探讨。一是从纵的方面考察了整个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确立了宋代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总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二是从横的方面考察了宋代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说明这一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存在的实际差距。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过程。秦汉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魏晋以下是低点，隋唐时期有所恢复，从而形成了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元代急剧下降，明代又恢复到了宋代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从明中叶到清初，社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与停滞，从而出现了中国封建制的衰落。就宋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受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大，各地不平衡情况带来的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两浙路、江东路、福建路，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几乎是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在民生最基本的衣食方面，宋代农村确实提供了作为商品的布帛粮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雇工，这是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如果说，明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这个新的经济因素是否也在宋代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孕育出来？有的同志则在考察了宋代的粮食和钱币的流通与运行情况后认为，宋代的粮食生产远未达到商品化的阶段，政府用于购买粮食的籴本不是商业资本，它的发展缺乏牢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受王朝兴衰的影响极大。从宋代钱币的运行情况来分析，宋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了钱荒与钱币外流、销毁、储藏等并存的怪现象，由于出现钱币过剩，势必导致商品经济的萎缩，因此，对宋代的商品生产的估计也不能过高。代表们也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绝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表现为普遍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深入研究宋代的社会经济，把握商品货币生产的质和量的正确事实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张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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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赌博罪
赌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损人利己腐朽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解放后，党和政府明令取缔赌场，严禁赌博，惩办和改造了一批赌头、赌棍，使赌博活动大为减少。但是近些年来，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赌博活动有所增加，少数恶习难改的赌头、赌棍，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开设赌场，聚众赌博，严重妨害了社会秩序，腐蚀和毒害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破坏了安定团结。有的因为赌博影响了生产、工作和学习；有的因为赌博造成家庭不和，打架、离婚；有的侥幸赢了钱就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有的输了钱就铤而走险，贪污盗窃，诈骗抢劫，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必须运用刑法，继续同赌博犯罪作斗争。
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
所谓“聚众赌博”，是指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开设赌场，提供赌具，招引多人进行赌博，从中抽头渔利的行为。聚众赌博的人俗称赌头，是赌博的组织者，有的自己也参加赌博。不论是否直接参加赌博，只要组织多人赌博从中获利，就构成“聚众赌博”。
所谓“以赌博为业”，是指不务正业，嗜赌成性，以赌博为常业，靠赌博取利的行为。以赌博为业的人俗称赌棍。他们有的是无正当职业，有的是有业不就，或者虽有职业，但经常赌博，以赌博赢钱作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凡实施了以上两种行为之一的，就构成赌博罪。
犯赌博罪的必须具有营利的目的，即犯罪分子意图靠赌博这种方式获取非法利益。但赌博是一种投机行为，可能赢，也可能输，所以只要有营利的目的，即使未曾获利，甚至输得精光，也不影响构成本罪。
我们要同一切赌博行为作斗争，禁止一切赌博活动，但由于赌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而在某些地区，染上这种恶习的人还比较多。同赌博犯罪作斗争，不仅要打击极少数的赌头、赌棍，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展正当的文娱体育活动，这样，赌博的歪风才能受到抵制，一些人的赌博恶习才能根除。因此，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对于一般参加赌博的人，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或者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拘留、罚款、警告处分，对赌具和赌资要依法没收，但不作为犯罪论处。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犯赌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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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代中国会党问题学术讨论会
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发起的近代中国会党问题学术讨论会去年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这是建国以来就这一课题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到会同志就会党的起源、性质、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展开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趋于解体的十七、十八世纪大量出现的秘密结社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周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