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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赵紫阳
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农副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这说明，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生产同社会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1984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亿一千万担。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在低消费水平下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乏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完全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已经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原则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象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多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养鱼，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象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和外商合作，把产品质量搞好了，三年就占领了香港很大一部分鲜奶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更不要都去搞商品粮基地。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白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象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60％至80％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训，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去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农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扩大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按统购价收购，有多少收购多少。这就是保护价。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资，平抑物价，避免由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劣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产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下降，缺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些。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所以，不能说这是“限购”，应当说这是放开。这样，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国家按优待价收购总数不变，各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时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作物品种，改进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今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左右，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可以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这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等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关内，关内猪肉调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肉类能基本自给。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进一步搞活农业的重要措施
把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变，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是个很好的时机，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农民种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又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变，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会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民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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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县乡直接选举工作基本结束
新选出的县、乡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新选出的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一般都符合“四化”要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选举，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全国县、乡直接选举工作基本结束，截至1984年12月底，全国二千八百零五个县级单位中，除十个是新设立或尚未具备选举条件外，二千七百九十五个依法应换届的县级单位，已全部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乡一级的换届选举是结合政社分开、与县级选举同步进行的，除西藏外，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进行了乡级选举工作。
这次县、乡选举效果是好的，主要表现在：
一、新选出的县、乡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各地选举结果的材料表明，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少数民族等方面的代表，都比上届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二、新选出的县、乡两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一般都年富力强，符合干部“四化”要求。
三、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各地在开展选举工作中，都广泛地进行了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激发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责任感，广大选民都积极参加选举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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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在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年多来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政法战线同志为人民立了功
强调做好政法工作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1月28日举行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指出，一年多来，政法战线的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彭真说，中央下决心依法从重从快地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到现在一年多时间，情况大变，全国各地的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人民普遍有了安全感，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证明我们政法战线能够完成党、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同时也还要估计到这场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目前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有的下降得多，有的下降得少，个别地方还有上升的。因此，我们要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当然，光靠打击还不够，还要加强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的工作，实行综合治理。综合治理就可以釜底抽薪。两方面的工作应同时做，不能放松哪一个方面，二者配合起来抓紧进行，情况就会更加好转。
彭真说，政法工作要同经济工作挂好钩。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前几年党中央就提出来的。当前，我国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全面深入地改革经济体制，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实现四化，就是要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要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变化了，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化。政法部门是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当然也要跟着变化。政法工作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也要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经济的改革、开放服务，就要了解经济的变化情况，了解其中有些什么问题，怎样来解决。
彭真强调指出，要做好政法工作，必须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他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凭党性办事情，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情。我们政法队伍同敌对势力、黑暗势力作斗争，要是没有党性，搞派性，就会损伤战斗力，危害极大。第二，要坚持原则，祛除邪气。有些问题按照原则就比较容易解决，有了歪风邪气，扯皮扯了很久，也解决不了。第三，要在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不要打个人的小算盘、局部或部门的小算盘，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全国的大算盘。各个部门之间，要能够互相站到对方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现在能解决问题，而且能影响和带动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按照我们这个习惯对待和解决问题。第四，要反腐蚀。现在的糖衣炮弹不是比过去少了，而是比过去多了。政法队伍是党的卫队，国家的卫队，总之是人民的卫队，因此对糖衣炮弹要有高度的警惕。第五，坚持实事求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问题严重就是严重，不严重就是不严重，多了就是多了，少了就是少了。只要实事求是，许多复杂的问题可以顺利解决，很多问题可以不发生。第六，要学习理论，善于调查研究。这是政法部门的基本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都有个与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又是基本理论。要解决问题必须调查研究，这样决心才能下得对，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丕显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政法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政法机关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为期九天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已于1月29日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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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又划出两个海区供外商投标
本报讯 我国又划出九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两个海区，供外国石油公司在第二轮招标中投标。这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新闻发言人30日在北京向中外记者宣布的。
这两个海区位于我国南海珠江口盆地和南黄海盆地，前者的面积为五万平方公里，划分为十二个区块；后者的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划分为六个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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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珠江口盆地又打成功一高产油井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消息，在我国南海珠江口盆地的中外合同区又打成功一口高产油井—惠州33—1—1井。这口井去年10月开钻，12月8日完钻。最近经测试，日产原油三百七十二吨。
（刘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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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兴办职工家庭农场近六万
湖北省农垦系统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兴办职工家庭农场，提高商品生产率。近年来，全省农垦系统有二十一万多名职工共办起粮棉、畜牧、林果、渔业等方面的家庭农场达五万八千零六十七个。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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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有水快流方针”大矿不搞一统天下
两淮矿区多层次办矿产量剧增
划出一部分资源给所在省、市、县、乡开采，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大、中、小煤矿已发展到七十五座
新华社合肥1月30日电 （记者陈宝善、刘谓福）我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的安徽两淮矿区，欢迎别人在自己地盘里“插一脚”，合理划出一部分资源给所在省、市、县、乡开采，从过去国家单一办矿，变成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多层次办矿。
三年前的两淮矿区，有二十七座国家统配矿，地方矿和乡镇小煤矿寥寥无几。如今，统配矿、地方矿和乡镇小煤矿发展到七十五座，出现了大、中、小矿星罗棋布，交相辉映的景象。
安徽两淮矿区煤炭资源丰富，总储量达二百二十亿吨。但长期以来，这个大型矿区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由中央煤炭企业开采，地方很难插足，谁干就被认为争夺国家资源，予以取缔。
事实教育了人们，大型矿区也不能搞一统天下，要实行多层次办矿。1983年以来，经过煤炭工业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协商，确定在保证国家掌握足够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地方、群众一齐上的方针。两淮首先将自己规划区内的刘二、任楼、祁东、祁南四座大中型矿井，划给地方开发。去年9月，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意见，又将年产三百万吨的潘集四号矿交给安徽省开发。还允许有开矿条件的集体单位和农村专业户，开采一些大矿边角煤和老矿残遗煤等，让躺在地下睡觉的煤炭资源为四化建设服务。
办矿体制一放宽，给两淮矿区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了煤矿建设。过去靠国家一种形式办矿，建设周期长，成井数量少。现在多层次办矿，因地制宜，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建矿速度快了。淮南市采用大矿带小矿等办法，小煤矿蓬勃兴起，去年一年就新建了三十二处。
二是地方煤炭产量急剧增加。过去两淮不让地方沾边，地方煤炭产量老是在一两百万吨上下徘徊，居全国下游。这两年，安徽省在继续抓皖南小煤窑开发的同时，用主要精力抓两淮地方煤矿的开发，去年全省地方煤矿的煤产量达三百五十八万吨，比1980年翻一番，其中大部分来自两淮地方矿。
三是一些煤矿划给地方办以后，征地、拆迁等问题比过去容易解决，甚至后勤工作量也减少了，也可以一门心思搞煤炭生产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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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名齐燕山”
最近，河南省长垣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授予恼里乡孟寨村农民王林经“名齐燕山”的金匾，表彰他含辛茹苦，培养孩子成才的事迹。
王林经今年七十五岁。他所在的恼里乡地处黄河滩上，由于水灾严重，成为全省穷县中的穷乡。但是为了孩子上学，王老汉却舍得花钱，如今他七个孩子中，五个大学毕业，一个中专毕业，另一个儿子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是先进生产者。
王林经培养孩子有股犟劲。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四个儿子同时在县一中读书，老汉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让孩子受委屈。他每个星期两次步行二十五里给孩子们送馍送面。有的乡亲劝他：不如让孩子们退学给你当当帮手算了。王老汉没有听从劝告，他认为：农民政治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国强民富靠的是知识，咱们不能只顾眼前。为了给孩子们交学费，他揭掉房上的瓦，拆下厨房上的木料卖钱作学费。“四人帮”宣扬“读书无用”时，学校停课了，而他却耐心做孩子们的工作：“别听那一套，学到知识，就是种地，也能多打粮食。”他把老的课本找出来，让孩子们学习。
苦能生乐。现在王老汉看到七个孩子都成了才，他打心眼里高兴。
本报记者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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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活跃的优属助耕小组
辽宁义县冷家沟乡，今年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全乡成立了二十多个优属助耕小组，义务承包了全乡二十多个优抚困难户，并成立优抚互助小组三十多个。乡政府还投资上万元帮助军、烈属发展家庭工厂，全乡军烈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图为五间房村优属助耕小组正帮军属大娘管理果园。
李铁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