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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纪念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
习仲勋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故主席，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战友、卓越的民主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表示我们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和衷心的敬意。沈钧儒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要求进步，追求真理，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终生。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副主席称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广大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受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
沈钧儒先生早年从事立宪运动，继而积极地参加辛亥革命，又在多年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执行律师职务，掩护和营救了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严重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内战和反人民的法西斯暴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33年，沈老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震动了全国。沈老在此之前就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他又联络全国各地救亡团体，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共同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主张，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沈老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仍奋不顾身，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他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冲锋在前的崇高品质，教育、鼓舞和带动了千千万万的爱国者。他被公认为救国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一时期沈钧儒先生所写的许多诗篇，充分反映了老人发自内心的爱国深情，至今为人们所传颂，真可谓声声中国人，拳拳赤子心。他的诗篇和言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人们的救亡热忱，也是留给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
为了推动全民抗日和实现民主政治，沈钧儒先生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和迫害。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入狱就是突出的一例。为了抗日救国，沈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狱中严正指出：以爱国行为而诬为害，以救亡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把国民党的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反动派诬蔑他被共产党利用，他则公开申明：“假如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表现了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同胞、广大爱国侨胞的义愤，在外国一些知名人士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七·七”抗战开始，中共中央一再敦促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迫于形势，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沈老出狱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衷，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斗争。”沈老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沈钧儒先生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真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在武汉和重庆，他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亲密地交往，互通声息，配合工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妄图消灭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以沈老为首的救国会的几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当时有些人恶意讥讽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沈老响亮地回答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这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纯朴真挚的感情。
沈钧儒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和进步，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疯狂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施以法西斯暴行，1947年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沈老毅然到达香港，于1948年初，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取消民盟的合法地位是根本违法的，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而斗争，并且在香港重建民盟总部，从而为民盟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沈老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老参加了人民政权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坚决接受党的领导，竭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在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促进保卫世界和平运动，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同沈老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常在一起讨论、协商国家大事。今天在座的彭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和沈老接触也不少，至今有些事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沈老率领中央西北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达西安，我见他年近八旬仍为国不辞辛劳，非常敬佩。1953年沈老大病初愈，到江南去休养。虽然在休养中，他还关心着群众的疾苦。当时，他了解到一些农村中，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感到非常不安，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并且附送了材料。毛主席当即批示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并且函复沈老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58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沈老这种为国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沈钧儒先生一生，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追求真理，不断前进。他救国救民的意志如石似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原则。他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位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献身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沈老一生所走过的光辉道路，使我们大家受到宝贵的教益。
沈老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二个春秋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虽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终于又走上了正确的航程。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很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耀邦同志号召我们要“志在腾飞，无愧前人”。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完成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兢兢业业，开拓前进，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这是我们对沈钧儒先生等许多革命前辈的最好的纪念。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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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新年勉励广东人民
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
新华社广州1月2日电（记者雷仲予、刘沃民）1985年新年之际，广东省和广州军区的负责同志看望了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邓颖超向广东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表示新年祝贺。
元旦前，邓颖超会见了正在广州开会的广东省党政负责同志以及各市、地委负责同志，勉励他们努力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广东的改革和开放搞得更好。邓颖超说，广东是祖国南大门，在改革和开放方面，在完成三大任务方面，承担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她殷切希望广东的干部、群众，要学习中国女排的拚搏精神，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日新月异的成绩，为内地提供更多的经验。邓颖超还谈到，最近广东省在积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件很好的很有意义的事，她希望广东以及其他省都能做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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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整党促进经济 以经济检验整党
上海铁路局整党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铁路局党委坚持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通过一年的整党工作取得了三项突出成果：一是于去年10月份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运输进款比去年增长24.6％；二是去年1至11月份，全局客货运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0.2％和4.9％，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客货运输周转量指标；三是于去年11月5日实现了无重大行车事故的“安全年”，创造了这个局建国以来的最好成绩。在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方面，成绩也很显著：全局有一百二十七个车站被评为“文明车站”，十三个货场被评为“文明货场”，二十八趟列车被评为“文明列车”。
上海铁路局担负着华东地区五省一市包括五个对外开放城市和厦门特区的繁重运输任务，营业线路总长四千七百多公里，全年货物发送量超过一亿二千万吨，旅客发送人数在一亿四千万人次以上。整党开始后，局党委发现一些党员对铁路运输中运能和运量的尖锐矛盾认识不足，看不到迅猛发展的经济形势对铁路运输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有满足于“年年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年年都有进步”的思想。因此，他们在整党中着重抓了端正业务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局党委带头以“围绕总目标、适应新形势、开创新局面”为指导思想，率先作了集体对照检查，认真检查了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认识不足，改革步伐不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实现干部“四化”步子不大等方面的问题，并在提高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搞好安全生产，促进企业改革，促进科技进步、管理现代化和智力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党委的引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员也都进行了认真的对照检查，明确了三个观点：一是铁路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切实保证翻两番的实现；二是铁路工作必须在完成运输任务的基础上，强调安全生产，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处理好运输、安全、效益和服务四者的关系；三是铁路工作必须进行改革。
在明确上述三个问题之后，上海铁路局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在四个分局、两个直属单位和一百三十一个基层单位试行了厂长负责制，并进一步向各基层单位下放了管理权限。他们还改革了分配方法，在全局运营部门试行工资改革，在基建部门实行了核算包干经济责任制。为了保证安全运输，他们还采取层层签订“安全和经济效益责任状”的办法，把干部、职工安全工作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同他们的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另外还在短途运输线上首创“公共汽车化”的旅客列车，（即机车不入库，列车在车站稍作准备，马上折返）仅8、9两个月就增加发送旅客近四十万人次，对缓和客运紧张，满足群众旅行需要起了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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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权进行诈骗活动
杜昭穆等制造“化肥案”受到惩处
本报讯 记者吕建中报道：最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遵义地区公安处收容审查所所长杜昭穆、公安处副处长邵金玉、工商局局长席常安、工商局副局长俞有章等人利用职权，设置圈套，制造多起“化肥案”进行诈骗一案，做了终审判决。依法判处杜昭穆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处邵金玉、席常安有期徒刑各八年，判处俞有章有期徒刑五年，同时判处被这一伙利用为诈骗工具的社会不法分子彭禄碧、高世明有期徒刑各三年。
主犯杜昭穆，临解放前是个土匪。被俘之后，他隐瞒了自己的一些重要罪行，混入我公安队伍，又钻进了党内；“文革”中他乘机“造反”，肆意折磨和报复被抓来的老干部。后来，他当上了收审所长，从1981年春开始，和邵金玉、席常安等人勾结，网罗社会不法分子彭禄碧、高世明等，打着“打击投机倒把”的旗号进行诈骗活动。他们的诈骗手段主要是由地区公安处和工商局出面，以“办案需要”为名，蒙蔽有关单位办理了所谓“三证”——化肥提货单（一千三百吨）、物资放行证、铁路（化肥）运输计划，用这假三证做圈套诱骗买主，加害于人。
1981年6月，杜昭穆指使彭禄碧、高世明用“三证”骗取了广东吴川县梅录镇新文贸易货栈采购员张祖繁等的信任，签订了一千吨尿素购销合同。合同写明，这项化肥是新文贸易货栈为邻近的塘尾基层供销社代购农用肥料，从中取2％的手续费，化肥由卖方运往塘尾供销社，由该供销社按合同规定的合理价格付费。另外，卖方向买方索取一笔现款做经办的“外围费”。不久，买方携款到遵义提货，杜昭穆便找席常安、邵金玉、俞有章等人策划，设“鸿门宴”等手段诱使对方先交一笔现金，以便加给“投机倒把”罪名进行罚款。当对方识破了骗局不肯就范时，杜昭穆便指挥一伙公安、工商人员连夜闯入旅社，未出任何证件，强行从对方身上搜走四千三百元现金和一部收录机，然后把对方四人抓去审讯，并给张祖繁带上手铐关押起来。事后，他们以地区工商局名义下文加给对方“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罪名，将搜来的现金和收录机没收，从中提取一千元做“破案奖金”私分。
1981年底，杜昭穆的“耳目”用“三证”诱骗遵义县农民何龙辉说，他能按国家牌价买到化肥，只要另收一笔“外款”办手续。何龙辉把此事说给实行大包干后急需化肥的虾子公社大堰、桶井、桂花三个生产队，社员们当即凑集了十吨化肥款共五千六百元，由何龙辉和大堰生产队长詹汝康持公社的证明信到遵义提货。杜昭穆找席常安等人汇报并策划后，他全副武装地带领一些人在路上等候，当何龙辉、詹汝康运化肥的汽车一到，便加给“非法套购”罪名，扣下化肥运回原仓库，同时把何、詹身上的现金二百二十元搜走，又把他俩押送收审所关押起来。然后杜昭穆一伙明知是农民社员集资买化肥自用，却硬是下文罚款七百五十元，从中提分成“奖金”三百六十元。他们将何、詹关押十三天，二人被释放后不服，找杜昭穆一伙讲理，杜又以“无理取闹”罪名，把何龙辉捆绑起来，再次关押四十八天。
此外，杜昭穆还擅自利用“耳目”制造“黄金案”进行诈骗抢劫活动，非法关押王江、王兰英等无辜职工群众五十多天，造成严重后果。
罪犯杜昭穆、邵金玉、席常安、俞有章等1981年用假三证先后制造了八起“化肥案”，索取所谓定金、外款、货款和以“搜查”之名强行搜走的钱财共计二十四万余元，然后强加给“投机倒把”、“行贿”罪名，从中罚没六万九千余元（其余钱款于案发前退还各受骗单位），再从中提取所谓“办案费”、“奖金”共一万一千余元，由杜昭穆一伙以及有关单位和个人私分。杜昭穆一人明分“奖金”加暗中侵吞共八百七十元。
杜昭穆一伙为了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执法犯法，影响极坏，不仅使受骗单位和群众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败坏了工商、公安机关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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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沈钧儒先生诞辰110周年
1月2日，民盟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中央故主席沈钧儒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习仲勋等出席座谈会，并接见了沈钧儒先生在北京的部分亲属。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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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才智开拓事业
醴陵县女子科技推广队活跃在农业第一线
本报讯 通讯员李玲报道：在湖南省醴陵县农村，一支女子科技推广队活跃在农业第一线，指导妇女群众开展科学试验，推广种养先进经验，被誉为“妇女科技轻骑队”。
这个县女子科技推广队走村串户，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举办短期培训班，既帮助妇女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又传授农业基础知识。助理农艺师成冠群，经常向白兔圹乡氽溪村四百多农户传授植保知识，帮助他们夺高产。去年6月间，女村民瞿秋莲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有纵卷叶螟，便用六六六药粉撒杀，但效果不大。老成告诉她，六六六药粉不但残毒大，而且由于使用多年，已产生抗药性，不如用对杀纵卷叶螟有特效的钾铵磷新农药。瞿秋莲改用钾铵磷农药补治，及时控制了螟虫的危害，使粮食亩产超过了二千斤，居全村之冠。成冠群还选择了一些农户的责任田作为她观察和科研试验田，既直接指导了这些农户的生产，又获得了丰富的科研第一手资料，以指导全县生产。
由于推广队成员立足本职，分散作战，走到那里，就把科技知识带到那里，大大方便了群众。县畜牧局兽医黄子安参加推广队后，经常出现在养殖专业户中，有病治病，有问题解答问题，几个月时间送技术上门九十多次。神福港乡养鸡专业户多，她就系统地给她们讲课。
醴陵县妇联经常组织推广队成员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帮助队员们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刘花平是兽医个体户。原来，汪乡兽医站曾不准她行医，多次要没收她的工具，还要罚款。县妇联主任熊淑君便找县有关部门联系，说明小刘工作正是对兽医站工作的补充，应该支持，同时鼓励小刘大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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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一些单位向地方转让科技新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景发、姜庆肇）“让军内的科技成果走出营房，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北京军区一些单位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军委座谈会精神，按照这个原则做好向地方转让科技成果的工作，为支援四化出力。
据统计，近两个月来他们已主动向地方提供适合民用的科技成果上百项。这些成果包括电子、机械、通信、运输、医药卫生等许多方面，其中不少是新技术、新工艺。
北京军区这些单位在向地方提供科技成果的同时，还采取举办培训班、技术讲座和带徒弟等多种形式，热情为地方对口培训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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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种植平菇技术帮助家乡致富
成都军区司令部管理二处志愿兵罗显才，积极支持家乡人民致富，使四十三户社员成为种平菇专业户，每年为绵阳市提供三十多万斤食用平菇，成为绵阳市初具规模的种平菇基地。
1976年入伍的罗显才，在部队开展争当军队地方两用人才的活动中，虚心向地方种平菇能手取经，掌握了平菇的栽培技术，在部队种起了平菇，为改善部队生活出了力。为使自己的家乡绵阳市丰谷区小枧沟的乡亲们尽快富起来，他还利用两次出差路过家乡的机会，到种平菇专业户家中具体指导。
丁学书 杨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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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
——记江苏沭阳县公安干警的事迹
“叮叮……”江苏省沭阳县公安局值班室电话一阵紧似一阵，还没等值班员老张问话，话筒里便传出：“喂，你是县局吗？我是龙庙特派员，今夜十时许，我乡粮管所库房被撬，窃走保险柜一只，内存人民币五千余元！”
当值班员老张把案情向局长老唐汇报后，老唐气愤地说：犯罪分子如此猖獗，如果不尽快破案，将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他不顾医嘱，带病去现场了解情况。根据现场侦查的情况和群众反映，侦查人员决定对长期流窜作案、去年7月上旬突然回来的桑墟乡二兴大队社员杨应生进行拘留。
经过审讯，杨应生慑于法律威力，交待了伙同流窜犯曹志成等人连续作案的犯罪事实。弄清了罪犯的来踪去影后，老唐带领公安干警将这伙歹徒全部抓获。歹徒曹志成懊丧地说：“想不到昔日盗窃‘高手’，如今却败走‘麦城’。”
去年中秋夜，在通往沂涛乡的公路上，五辆摩托车载着十名干警风驰电掣般地向常荡村奔去……他们是去抓罪犯张华明的。
罪犯张华明曾因扒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先后流窜上海、南京等地。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张犯对他的姘头说：“我们也回去团聚团聚，顺便取点东西。”这天，沂涛乡派出所正在研究如何抓获罪犯张华明。据群众反映：张华明当晚躲在其姨父李洪才家，并且还带着一个女人。二十分钟后，公安干警赶到了常荡村。为了弄清真相，干警们传讯了正在村部看电视的李洪才夫妇，李洪才交待，张犯和一女人在他家吃过晚饭后，拿着一张凉床睡在沟西玉米地里。得到线索后，公安干警便和三十多位民兵将沟西四十余亩玉米地包围了，可是罪犯却不见了……
此刻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疲劳没有动摇大家为民除害的决心。派出所的孙明尧环顾四周，忽然发现沟东有一片树林，马上意识到：“罪犯会不会……”于是，他果断地命令民兵分成三路，搜索树林。民警孙汝柏发现树丛中有一张床，便悄悄接近，借着月光，发现床上躺的正是罪犯张华明。说时迟，那时快，孙汝柏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钳子般地将罪犯卡住。正在熟睡的张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网中之鱼。
去年2月的一个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桑墟乡一位女青年赶街回家，当她走到村前的一座桥上时，突然从桥底窜出一伙歹徒，将她挟进了桥洞……当地群众对这伙歹徒恨之入骨，盼望公安人员早日为民除害。
消息传到了公安局，干警们怒不可遏。
时隔不久，县局接到东海汽车站打来的电话：有一伙歹徒经常出没在桑墟和东海车站之间，寻衅闹事。为捉拿罪犯，县公安局副局长老钱带着刑警驾车直奔东海车站。
在车站服务人员的巧妙安排下，没等歹徒们弄清是怎么回事，老钱厉声喝道：“你们被捕了！”罪犯周玉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你们认错人了吧。”正当民警给周带手铐时，周犯“嗖”地从腰间拔出匕首，猛地向一民警前胸刺去。机警、老练的民警闪过匕首，顺势飞起一脚，将匕首踢出几丈远，接着当胸一拳，将周犯打翻在地，两个武警战士立刻给周犯戴上手铐。
袁建玉 吴学文 沈根 汪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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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杜昭穆等人制造的“化肥案”，与一般的诈骗案不同。他们是利用职权、以合法的身份和形式进行诈骗活动的。在我们国家，这类事件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危害极大。对这类执法犯法者，只有给以严厉惩处，才能维护国法的尊严，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化肥案”被揭露后，过去不明真相，从中分到过“奖金”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拿这笔钱是莫大的耻辱。但也有少数人，对这一诈骗案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害不感到痛心，却硬找一些“理由”为自己辩解，说什么他们做案的“动机是为办案”，没收的钱一部分交了公，并没有全装进自己的腰包，等等。这些同志不想一想，为了小团体多分奖金，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有意设置圈套，然后加人以罪，这种行为难道是能够容许的吗？一些人见利忘义，为了多捞钱，不惜有意违反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干了一些错事和坏事。这是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象杜昭穆这种人，“文革”中“造反”，肆意折磨老干部，现在又让他到要害部门掌权，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至于席常安、邵金玉，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们自恃“出身好，资格老”，平日不学习，日益沉溺于权欲，以至发展到无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和杜昭穆这种人混在一起，走上犯罪道路。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整党中清理“三种人”，纯洁党的组织，非常必要。这项工作做好了，杜昭穆这样的隐患就可以早日清除。国泰民安，就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