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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一二·九运动史要》编写组
（一）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连锁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危机，从华北危机到“一二·九”运动，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芦沟桥一声炮响、伟大的八年抗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连串有连锁关系的历史事件中，“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北后，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的痛苦，厌倦内战，迫切要求抗日。第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坚持内战，排除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极为不满。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剿共”前线，受到红军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鉴于国难当头，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写信给杨虎城，向他指明了联共抗日的出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首先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有建设性的秘密会谈。特别是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当时还在东北军占领下的肤施
（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促使张学良决定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随后，中共中央又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这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不但对张、杨多次联共抗日的要求横加拒绝，反而强迫张、杨加紧执行“进剿”陕北红军的命令。这时，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1936年1月，张学良就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并先后三次打电报，要东北大学的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研究，让东大学生宋黎等去西安。宋黎等晋见了杨虎城，并应邀向西北军将领介绍“一二·九”学生运动。宋黎慷慨陈词，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杨虎城更是激动不已，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不久，宋黎等见到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坚决主张抗日，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当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在这期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正式派出了由学联和民先主要负责人黄诚、敖白枫、何风元等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了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宗旨，并在西安好多学校作了报告。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从北平去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展开。到12月初，党组织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通过“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12月9日清晨，当游行队伍集合时，特务军警悍然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闻讯，急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强令制止学生“胡闹”，并连声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驾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他说，再向前走就有危险。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高呼：“我们愿为祖国而死！”全场痛哭，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哭了，他激动地高声向群众说：“我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立即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并电促在欧养病的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回国，以便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议论纷纷。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在西安的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14日，西安各界集会，列举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义愤的群众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12月16日，西安各界召开了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会后举行了穿过全市的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西北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二）
在北平，“一二·一二”大示威的第二天，学生们从报纸上看到用特号字标出的《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顿时，群情鼎沸。进步学生大喜若狂，奔走相告。许多人以为只要杀掉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可以号召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并杀掉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示威来声援张学良、杨虎城。也有少数头脑冷静的进步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好。在右派教授和学生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或是垂头丧气，或是破口大骂。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国民党党义的教授熊梦飞在课堂上哭丧着脸对学生说，蒋介石如何忧国忧民，如今“不幸蒙难”云云，并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堂下有的学生对他的讲话极为不满。
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广大中间学生茫然不知所措，有些人出于单纯的爱国心，担心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有些人认为，当时全国大部分武装力量还在蒋介石的统率之下，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会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更不能抗日了，所以他们也不赞成杀蒋。
学委会负责人了解了中间同学的这种情绪，担心如果游行示威，将会脱离群众，便提出了不同意见。
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召集北平学委开会，市委黄敬也出席，讨论如何应付西安事变问题。黄敬如实反映了进步学生普遍的意见。学委负责人则认为不可贸然行动。彭真要求大家耐心等待中央的指示。
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曾打电报给北方局刘少奇，指出了存在着扩大内战的危险，要求“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之类的团体……”
12月16日，中共中央经研究后，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同张、杨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出这一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但是，由于事变采取了“兵谏”的方式，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酿成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因此，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而结束内战，使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形成。我们要努力争取第二个前途。
根据这一指示，刘少奇向党内解释说：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现在大家想杀蒋是很自然的。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倒是想借此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但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反对日本武装侵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有利。
根据党的指示，北平学委向广大学生宣传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北平党组织还通过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采纳张、杨八项主张，召开和平会议。
12月17日至19日，北平学联在东城、西城和南城分别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引导学生们讨论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与任务。每次到会的都有七、八百人。根据这几次的讨论，学联于19日发表《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郑重提出：“一、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二、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三、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四、要求蒋张合作抗日！”并且诚恳地向同学们呼吁：“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的先导。”
12月18日，清华大学民先队散发《民族解放先锋队敬告全体同学》的文件，明确指出：“我们对于这件事实的具体态度是在拥护中央政府和全国实力派团结抗日的原则之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北大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大会虽然遭到右派学生的蓄意破坏，仍然通过了反对国内一切方式的战争、要求政府充分采纳张学良的八项要求、全国各实力派一致联合起来等五项决议。
12月24日，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再次通电全国，表示赞同“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勿再激起新的内战”。
经过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勉强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所建议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
（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在学生运动中再次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北平冀察当局中的顽固派和各校的反动人物乘机兴风作浪，宣称他们胜利了。
12月25日，北平学联号召各校学生分别举行庆祝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欢呼全国团结抗日。国民党却乘机组织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借此向进步学生示威。特别是在12月26日举行的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上，他们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叫喊：“严惩张学良”，“要求枪毙沈钧儒等七人”，“取消学联会”。在一部分学校里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和双方冲突事故。
12月25日晚上，清华大学一些右派学生闯进救国会办公室捣乱。他们说：救国会所提的“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中华民族万岁！”两个口号“不通”，声称“政府还要继续讨伐”。接着就翻箱倒柜，将救国会文件抢劫一空，并捣毁了救国会。而后又非法搜查救国会负责人和民先队员的寝室，把抢来的《清华周刊》和其它救亡书报及文件，搬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闻讯后，在被搜查的救国会前集合，由杨学诚带头，跑步赶到操场，那些右派学生眼看寡不敌众，被吓跑了。事后，右派学生还攻击救国会为“反动集团”。对此，清华救国会发表《公告同学书》、《救国会通告》等，向全校师生揭露右派学生的暴行，驳斥了他们的恶意诽谤，并要求校方严惩暴徒。
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表现得最为嚣张，12月26日，他们在右派教授杨立奎、熊梦飞的策划下，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所谓“庆祝”蒋介石“脱险”的集会。会上，李蒸、熊梦飞、杨立奎相继讲话，大捧蒋介石，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后议决：一、通电慰问蒋介石；二、查办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取消绥远后援会；四、请求政府处决上海抗日救国会沈钧儒等七人。师大的反动学生在杨立奎、熊梦飞的操纵下，还组织了一个所谓“武力清共团”，专门殴打进步学生。进步学生也组织起来，向校方抗议，并制止他们的法西斯暴行。
东北大学学生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分成两派。少数学生借故另行组织所谓“文法学院同学会”、“正义团”，到处张贴反共墙报、标语，并发出所谓紧急通告，说“将实行武力解决及发起电请教育部将该校收归国有之签名运动”。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决议予以否认。
西安事变后，北大有少数右派学生指责北大学生会为少数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体同学公意，声言要组织一个“非常学生会”。北大共有五十三班，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但声明拥护学生会者已有三十八个班，声明中立者数班。事实证明，反对学生会要求组织“非常学生会”者寥寥无几。
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发表书面声明，攻击“北平学生联合救国会，为一般人所怀疑”，说什么“学生团体、乃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之组织，不应妄谈政治，乱发主张”。并退出学生会，组织一个“良心社”。此外，在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也有同样事件发生。党内外广大进步青年对于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和丑恶表演，感到极大的愤慨。同时，对于蒋介石在西安虽然被迫表示接受张、杨八项要求，但仍然没有改变其镇压革命人民的政策，反而极端仇视这一时期增长的全国进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迫害，也表示极大的忧虑。
这时，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学委负责人开会，传达了党的新指示。随后，学委负责人又分别召集大学干事会和中学部负责人开会，通过他们向各校传达并贯彻执行。
1937年1月15日，刘少奇在《火线》第六十九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西安事变，不独没有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使抗日战争推迟，而且可以使中国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提早”。
在统一了党内思想之后，北方局和刘少奇要求平津的党员去说服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广大进步学生，提高他们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把大家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党通过学联和民先队在各校组织了多次讨论会和座谈会。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如果杀了蒋介石，就会为亲日派制造内战提供借口，造成两败俱伤，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翁之利；放了他，则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早日实现。
民先总队部还印发了《西安事件之分析（大纲）》，向广大民先队员阐明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1937年1月，北平民先队印发了《目前政治情势的分析》，明确提出“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要求中央军立即集中绥远抗日；三、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保障爱国自由！”天津民先队也发表了《庆祝陕事和平解决宣言》。
时局在曲折变化中发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一二·九”学生运动将要初步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一二·九”的战士们将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斗争下去，作出更大的贡献！“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诗）不少“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一誓言。
（节自《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该书即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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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定期检查党风党纪 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通许县委采取多种形式抓紧党员教育
据新华社郑州12月4日电 （通讯员陆卫理）河南省通许县委，今年以来在抓紧党员教育的同时，定期进行党风党纪检查，发现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坚决严肃处理，大大促进了党风的好转。
为了纠正不正之风，通许县委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县里培训了六百多名党员教育骨干，从1984年以来，已轮训党员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人，占党员总数的92％，全县涌现出优秀党员一百四十六名。与此同时，通许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定期进行党风党纪检查，对于那些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群众意见大的违纪案件，县委领导同志督促办理。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县查处了十六起大案要案，并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对其中六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处理。县车辆监理站站长、共产党员游振声乱收车辆管理费，用公款大吃大喝，并滥发实物，私分现款。这些问题暴露后，上级有关业务部门的一些人曾找到县委替游振声说情。县委书记李玉堂坚决顶住，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彻底改组监理站领导班子，调整站里工作人员，如数追回贪占乱用的公款。游振声还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于涉及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的违纪事件，通许县委更是严肃处理，不搞官官相护。1984年，县土肥站以开展土壤化验为名，收农民化验费一万二千四百多元，又擅自抬高八十五吨化肥的售价，获利六千二百多元。去年年底，这个站从上述两笔收入中提取七千零二十元作为奖金，分别发给农业技术人员和上级有关领导人员。在党风党纪检查中，县委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涉及领导干部的要案严肃对待。在问题查清之后，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所发奖金全部追回，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通许县委从严治党，果断地处理了几起全县群众注目的党员干部违法乱纪事件，并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全县，大张旗鼓地在群众中宣传教育，使党风有了好转。今年1至10月，群众的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下降60％，反映干部党员作风问题的信件比去年下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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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先进典型立得住叫得响
广州军区后勤部的体会是：如实宣传，切忌任意拔高
新华社广州12月5日电 记者（郑国联、林宁）先进典型怎样才能立得住、叫得响？广州军区后勤部的一条重要体会是，在宣传典型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切忌任意拔高。近年来，他们如实宣传了二十六个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干部战士说，这样的典型离我们近，学得到。
这个单位过去在宣传典型的问题上，曾吃过任意拔高的苦头，典型不香，群众不服。整党中，他们把能否如实宣传典型，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党风的一个原则问题来抓。在宣传典型时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事迹准确无误，既宣传典型的崇高思想，又不回避矛盾。在充分肯定主流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听取群众对先进典型的批评意见，帮助其克服缺点，不断前进。
某军工厂女工程师戚娅娟扎根海岛二十年，在山沟小厂中艰苦创业，忘我拚搏，研制出一种新型化油器，成为广东省劳动模范。后勤部党委在宣传她的事迹时，如实介绍她原来曾经害怕艰苦、不安心海岛，后来经过认真思索，刻苦磨练，才逐渐坚定了扎根海岛、献身事业的信念。干部战士从她的成长过程感到可信、可学。某军械库营房助理员黄佑如在分管营房施工工作以来，一身正气，铁面无私，不受礼、不吃请，敢于抵制不正之风。但他脾气倔，也得罪了一些人。后勤部宣传这一典型时，既肯定主流，又指出他的缺点，不回避问题，使那些原来有看法的人也心服口服。涉及到先进典型的科研成果时，他们更是慎重，不讲过头话。
坚持求实精神，使后勤部树立的典型有生命力、感染力，成为群众信服的榜样。近年来他们宣传的先进典型有五人被中央机关团体和省（区）授予“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和“劳动模范”称号；有四个单位和个人受到军委和总部的表彰；还有四个单位和个人被军区授予荣誉称号，有效地推动了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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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赵朴初会见日中青年友好交流汽车行走访华团
本报讯 记者梁平报道：12月5日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中青年友好交流汽车行走访华团。
万里副总理同该团顾问田英夫、李万之，名誉团长林同春、总团长大平裕、团长冈崎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万里说，汽车旅行是增加人民相互了解的一种很好方式。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赵朴初即席朗读了他欣闻访华团来京特意作的一首诗。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刘延东、全国台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等参加了会见。
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会见时也在座。
会见后万里副总理等与全体团员合影留念。
日中青年友好交流汽车行走访华团的一百四十七名日本各界青年，是11月28日从日本抵达上海的，然后乘汽车途经无锡、南京、徐州、泰安、济南、天津后，于12月5日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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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会见樱内义雄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上午在外交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同他就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诚挚地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吴学谦希望两国政府共同努力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使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更加健康地发展下去。
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参加了会见。
经贸部部长郑拓彬昨天会见了樱内义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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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乔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罗共中央委员、维尔恰县委书记杜·约纳什率领的罗马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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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霍特尼克和曹光彪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霍特尼克和香港永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
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参加了会见。
霍特尼克和曹光彪昨天在北京参加了英特尔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开业仪式。他们在这里还同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就以优惠条件协助我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建立开发系统实验室并设立培训中心等问题达成了意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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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会见瑞典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委员姬鹏飞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中央副主席、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贝梯尔·莫布林克率领的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议员代表团。中联部部长钱李仁等会见时在座。会见后，姬鹏飞设宴招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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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会见泰国迪斯库亲王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泰国艺术大学校长迪斯库亲王和他率领的艺术大学代表团。泰国客人是应文化部邀请于前天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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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李仁同尼加拉瓜党政代表团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联部部长钱李仁今天下午和晚上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对外合作部部长亨利·鲁伊斯和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率领的尼加拉瓜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中联部副部长朱良、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代表陈洁参加了会谈。
钱李仁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尼加拉瓜党政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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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冲会见美国企业管理专家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际投资顾问公司总裁、美国参议院商业咨询委员会指导顾问廖荣典和美国太平洋模拟工程顾问公司副总裁李玲瑶。
廖荣典和李玲瑶是前来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讲学活动，于12月2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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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会见联邦德国客人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国务委员谷牧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前总裁汉斯·伍特克。
伍特克曾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累斯顿银行总经理。他对国际金融有着丰富的经验。现在，他已应荣毅仁董事长之聘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外籍顾问。荣毅仁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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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副外长贾丕才抵京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应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的邀请，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今天上午抵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钱其琛、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等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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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纳蓬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泰国王寿辰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泰国驻中国大使奥拉春·塔纳蓬今天中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招待会，庆祝泰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五十八岁寿辰。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轻工部部长杨波、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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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瑞典外贸大臣谈瑞中经贸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瑞典外贸大臣马茨·海尔斯特伦今天在这里说，瑞典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海尔斯特伦今天上午在瑞典莎拉公司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讲座会上说，瑞典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
他说，形式多样的瑞中贸易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泛和稳定的基础。瑞典愿意同中国分享其技术和科技经验。
经贸部部长郑拓彬昨天与海尔斯特伦进行了会谈。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在今天上午的讲座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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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签署换货和付款议定书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关于1986年换货和付款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经贸部部长代表陈洁和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安·卡拉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波1986年贸易协议额比1985年贸易额有了进一步增长。
经贸部部长郑拓彬、波兰驻中国大使邓鲍夫斯基参加了签字仪式。签字前，郑拓彬会见了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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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项贸易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于1986年换货和付款议定书和关于1986年至1990年换货和付款协定12月3日在京签字。对外经贸部部长代表陈洁和阿尔巴尼亚外贸部副部长阿亚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对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西米特尔·斯塔莫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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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岁的红军烈属李更大娘身边无儿女，患有严重关节炎，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石家庄陆军学校十队学员，三年多来，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坚持为李大娘请医送药，拉煤、买粮，料理家务。图为曾荣立一等功的学员尚金炳为大娘做好事时，李大娘看到他胸前的军功章称赞说：“你们真是红军的好后代。”
傅军晓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