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加强银行的宏观调节和控制
许美征
银行在宏观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搞活企业的同时，要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控制体系。这需要对各方面的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金融体制的改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旧的宏观控制体系中，控制机制是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计划管理是以实物形态为主，资金仅仅是核算的工具，管理货币和资金的银行，只起到一个出纳机关的作用。而在新的经济体制中，银行的作用将大大增强，它将成为宏观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宏观的计划调节要通过市场、通过调节货币和资金的运动而实现，而银行则是货币、资金运动的总枢纽或总闸门。通过它的调节，既要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又要控制货币的过多发行，稳定币值，稳定经济。人们常说，宏观控制的重要任务就是调节和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社会总需求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支出。这些支出，如果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能超过他们的收入总额的。因此，控制信贷、控制货币是控制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环节，而社会总供给的增加也离不开信贷的支持。所以调节、控制信贷和货币正是宏观控制的关键，银行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机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银行集中和分配资金的作用日益增强。近年来，银行存款每年增加数百亿，超过了财政每年增加的收入，银行发放的贷款也相应大大增加。目前银行不仅承担了全部流动资金贷款，而且进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发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今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银行集中和分配资金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增强，它在宏观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银行控制机制的改革
在旧的经济体制中，与计划体制相适应，金融体制的特点是大一统的银行，实行统存统贷的指标管理。这种体制不能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几年来，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在金融组织方面，开始打破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建立了中央银行为核心的，专业银行为基础的，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体系；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在金融业务方面，集资、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有了一定的发展，等等。这些改革搞活了金融，并使宏观控制机制开始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过渡。
但是，控制机制的转轨是复杂而艰巨的。中央银行的成立是建立间接控制体系的重要步骤，但中央银行的成立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间接控制体系。中央银行成立时，它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并没有划开，加上大联行结算制，使资金管理仍然是大锅饭。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不完善，如准备率设计得不科学，准备金利率与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相等，没有利差，因而不能发挥准备金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认真考虑派生存款的作用。所以，中央银行虽然成立了，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间接控制体系。而与此同时，“存贷挂钩，差额控制”却突破了指标管理的直接控制，这就形成了宏观控制的空隙。去年信贷规模失控，货币投放过多，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加强宏观控制，改进信贷资金管理，今年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把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划开，并改革了大联行结算制，这就解决了资金管理的大锅饭问题，而实贷实存则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住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同时，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有了改进，使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有了差别。这些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由此，中央银行开始建立起通过自己的资金运用控制信贷的间接控制机制。今年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控制信贷规模，已经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控制信贷规模，今年中央银行在控制再贷款的同时，又控制了专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恢复了信贷指标管理。所以，今年信贷资金的管理是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进行的。
由于前一段信贷规模过大，间接控制手段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指标管理是必要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使资金来源渠道和社会资金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资金使用权分散的情况下，单靠指标管理和行政手段是不适应的。比如，人们为了回避信贷指标控制，今年集资活动增加了，商业信用也有发展。由于直接融资的发展，即使按计划控制住银行信贷规模，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而且集资抽走了部分银行存款，若影响了正常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就有可能迫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所以，应该继续进行改革，增强间接控制手段，完善间接控制体系。
加强和完善
宏观控制体系
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继续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在逐步完善间接控制的过程中减少直接控制。“七五”前两年需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和独立性。从外部来说，要改变把银行当作提供资金的机关的陈腐观念，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调节和控制货币的权力，任何部门不得强行干预。在银行内部，要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及其分行对同级专业银行的业务领导关系，并可考虑给予中央银行必要的行政权，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工作和金融机构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从中央银行本身来说，要改变被动提供资金的局面，通观全局，密切掌握和分析经济形势，主动地调节和控制货币，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币值的稳定。
要完善中央银行的控制机制。一是积极研究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指标等技术问题。二是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应根据贷款性质、贷款期限和不同金融机构的存款，规定不同的准备率，并根据银根松紧调整准备率；在调整银行收益之后，可考虑取消准备金付息。三是改进再贷款制度。要提高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促使专业银行积极组织存款，开展拆借；中央银行可根据专业银行的贷款凭证，有区别地再贷款、再贴现，以调节资金结构；对计划外的再贷款利率可以浮动。近期内，中央银行还不能取消对专业银行贷款的指标控制，但可以在中央银行间接控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减弱直接控制，如实行灵活的指标管理，允许专业银行在一定幅度内多存可以多贷等，然后再逐步过渡到通过中央银行本身的资金运用，间接控制信贷规模，同时辅之以贷款限额的控制。
完善间接控制体系需要同搞活金融、逐步开放资金市场结合进行。搞活金融需要调整和改革利率体系，需要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需要调节好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改革金融组织体系，等等。这些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互相配合进行。
当前一个突出的情况是集资活动的发展。对于这种直接融资活动，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应以间接金融为主，但可以有组织地适当发展直接金融。对直接融资活动的领域、资金来源、股息和红利的水平等，要作些规定，并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融资活动要统一纳入社会资金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内进行综合平衡，制止行政摊派和利用集资扩大消费基金支出的做法。同时要积极发展间接金融，要提高企业存款利率以促进企业积累资金，要扩大储蓄网点，开展邮政储蓄，努力挖掘社会资金潜力。
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纵向的指标管理影响着资金的横向流动和灵活调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加强和发挥中央银行各级分行调节资金的作用，要开放拆借市场，允许拆借利率浮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拆借市场调节资金供求。
专业银行企业化是微观对宏观间接调控作出灵敏反应的基础，但金融机构的企业化问题很复杂，要慎重对待。目前可以着手建立经营责任制，制定有关的制度，并严格执行。
完善宏观控制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金融法规建设和金融的行政管理。只有经济调节，没有法制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仍然难以有效地及时地进行宏观控制。要抓紧制定中央银行法、专业银行法、信托法、票据法等有关法规，并建立和健全金融的稽核工作。
金融体制改革还面临一个干部问题，这不仅因为金融机构的发展使干部的数量跟不上需要，更重要的是金融业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理论素养、善于观察和分析经济形势、善于处理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业务的干部，即使有一个很好的改革方案，金融体制改革也难以完成。因此，要把培训干部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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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忧虑
叶嘉
最近一个时期，不断听到一些理论著作家的议论：“某某的论著订数只有一千册！”“某某理论著作订数还不到五百册！”
这些数字是否准确，笔者未做调查，不得而知。然而，据我所知，近来书店对理论书籍的订数，确实削减得相当惊人。与正常情况相比，削减的幅度，不是一两成，三四成，而是七八成甚至更多。作为连锁反应，一些出版单位也在砍削理论著作的出版计划。订数太少的，就把书稿撤掉不印；赔钱多的，就把它挤出计划之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书店和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解释，笔者不想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只是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我担心，假使一味地将理论著作砍削下去，后果将是严重的。
理论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各类理论书籍，是指导读者了解和掌握各种科学、理论知识的向导。及时地、有计划地编撰和出版一定数量的理论著作，是我国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迫切需要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也需要提高。我们现在出版的理论书籍还不能说已经适应了科学现代化的要求。应当看到，随着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对理论书籍的需求量是与日俱增的。在这种形势下，对理论书籍的出版和发行数量采取大量压缩和砍削的办法，只会对理论建设带来不良的后果。
大砍理论著作的结果，势必会使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著述得不到出版，即使能出版，也一拖再拖，使本来就比较长的出版周期拖得更长，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的反映和交流；同时，由于理论著作难以找到出版的机会，还会影响理论界的新生力量的成长。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不利于我们的理论建设工作的。
自然界有个生态平衡规律，破坏了这种平衡，大自然就会反过来惩罚人类自己。书籍对于社会的需要，也有一个平衡问题。如果其他方面的书籍十分丰富，而理论书籍却严重匮乏，这也会形成一种不平衡，发展下去，也会受到惩罚。“文革”期间，书籍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的恶果，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时，除了某一类书泛滥成灾，其它书籍出得很少，学术理论书籍几乎停止出版。结果是，我们的理论建设停滞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下降了。这种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有人说：“理论书卖不出去！书店积压的是理论书！”这话有片面性。卖不出去的理论书是有的，书店也确实积压了一些理论书。但卖不出去的也有许多不是理论书。还应当指出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理论书，读者想买买不着。有的由于印数太少，一上市就销售一空，不少读者辗转托人购买而不可得。
有人说，这也许是经营单位的一种改革措施。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现在的出版、发行体制确实需要改革，发行部门和出版单位有许多规矩也确实需要破一破。有一位理论工作者编著了一本书，书店的订数只有一千五百册，而著者只征询了四个单位，就需要一千五百册。这说明，理论书不是没有人需要，书店的订数与社会的实际需求量有时相去甚远。这也说明，老一套的征订办法和发行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
做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和一个读者，但愿目前的状况只是经营单位为解决暂时经济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希望有关方面研究一下这种状况，给理论著作的作者、读者，也给理论建设工作一点关照，给理论著作以适当的地位，维护一下“书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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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要提高理论兴趣
许苏民在《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兴趣》一文中认为，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首先唤起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理论感，促使他们向西方寻找真理。然而，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燃眉之急，使他们不可能象西方启蒙运动那样为革命运动的兴起作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只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中才被克服。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事实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民的理论感。但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简单化、庸俗化宣传，又把这种理论感引导到狂热地信仰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现代迷信。作为对现代迷信的一种惩罚，是人们的理论兴趣普遍降低。尽管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但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仍然是不够的。
作者认为，一切在历史上形成的弱点都将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克服掉。既然中国近代曾有过那么多先进的人们为真理而献身，既然在党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延安整风时期那样以科学态度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热情，为什么今天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唤起这种热情呢？当然，要使这种热情转化为长久保持的理论兴趣，是一个需要多方面配合的巨大的社会工程。
第一，坚持改革，根本改变造成理论兴趣不足的城乡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结构，从而改变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经验或照搬照套上级指示就能应付一切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独立地研究探索解决新问题的途径。
第二，理论研究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就不能激发人们的理论兴趣。当然，这种创新不是脱离实践的炫奇立异，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吸取当代世界上一切积极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改变片面强调一而排斥多的中世纪思维方式，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提高人们的理论兴趣。
第四，在全社会确立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是最高尚的道德的观念，并使这种教育长期坚持下去。
（摘自《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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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市场“自发性”小议
博华在《市场“自发性”小议》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固定观念，一提市场的自发性，便立即把它同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因此把它看成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对它只讲限制，不讲利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市场的自发性，无非是指商品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主地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不受外力的影响和干预。
作者认为，市场自发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盲目性，但它本身并不就直接等同于盲目性。只要能对市场作出科学的调查和预测，从而使自己的产品符合社会需要，就不能说这种活动是盲目的。盲目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二者并不直接等同。个别生产者对市场预测的失误，可以造成某种程度的盲目性，但只要这种盲目性还没有影响到全局，就不会造成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失控。同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它本身也不直接等同于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工作上的失误，也可能造成一时的某些经济失控现象，但只要能及时地发现和制止，就不会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危机。
（摘自《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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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型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创刊
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从一九八六年起将创办大型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季刊，每期二十五万字。该所原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随即停刊。
新创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发表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著研究（包括版本研究）成果，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论文，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报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以及新书评介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刊，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良好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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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所想到的
乔还田
还在鸦片战争前夜，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就痛感国家落后，主张“师夷长技”，进行改革。以后，就兴起了一股
“洋务”之风。对于这一曾给近代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的运动，多少年来，人们褒贬不一。肯定者断言它是一场爱国的、进步的运动。否定者认为它是一场卖国的、反动的运动。夏东元先生从五十年代末就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上述两种观点的见解。他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却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民起义被镇压，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军事上大办海军海防和装备新式陆军以御外寇，经济上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利；但当八十年代国内资本主义有所发展，需要变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以与它的发展相适应时，洋务官僚却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反动政治制度，从而违反了历史潮流而失败了。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夏东元的上述观点。
关于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发生分歧的问题，我想，评价标准不统一是主要原因。褒之者主张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为评定标准，贬之者则坚持以近代中国“两条路线”为评定标准。依我看，这两种标准对于衡量洋务运动的得失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但各自强调是“唯一的”，似乎有点绝对化和简单化。因为：单纯以政治路线划线，就会把洋务运动完全划在帝国主义附庸一边。而史实却表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当局相结合是一个方面，但是，二者之间还存在矛盾的一面。否则，帝国主义列强向我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又作何解释呢？因此，我认为，还是应当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看法。
引用史料断章取义，也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为例：李氏既讲过一些对外妥协甚至投降、对内压抑民族资本发展的话，也讲过一些抵御外侮、扶持民族资本、开风气之先的话，我们不能各取所需。对于这种史家所忌、并有可能把研究引向歧路的做法，理应加以杜绝。
其次，既要重视宏观研究，又要加强微观研究。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恩格斯曾把研究工作比喻为看画，说“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恩格斯的这个比喻贴切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局部与认识历史的全部的辩证关系。可是近年来，学者们对洋务运动大都只注意“总论”，“概论”性的辨析，而忽略了具体问题的探讨。若能着力进行微观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看清洋务运动的“总画面”。
进行比较研究，也值得大力提倡。近年来，有的学者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本身虽还可讨论，但其方法是可取的。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延伸到亚洲和东北非的一些文明古国。只要我们勇于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开拓研究工作，这一专题的探究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