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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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形势 坚持全面改革
夏衍
9月间,我参加、列席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党代表会议和十二届五中全会,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获得了很大、很深的教益,加强了全面改革和实现四化建设的信心,讲一点学习文件的初步体会。
这三个会议顺利地解决了两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全局和前途的重要问题。第一是清除了长期存在的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僵化的外国模式,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是冲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使中央三个委员会、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年轻化、知识化。两大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中央通知要认真学习的五个文件,都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还有必要学习一下胡耀邦同志今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因为小平的讲话的第一点就讲了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党校的讲话中说:“如何观察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上的一个大问题”,又说,“观察形势这个问题,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经验”。小平同志所说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错误地观察和估计了形势的结果。这样的大亏我们不止吃过一次,五七年一次,五九年一次,更不用说六六年的那一次了。因此,我深切地感到,要学好党代会文件,首先就要正确地认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形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时候“一度议论纷纷”。几年之后,实践证明了党的政策深得民心,穷了几千年的农民获得了温饱,于是“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去年才开始的,迄今才只有一年多,成绩很大,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议论纷纷”,也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有了议论,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包括文艺工作者,就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来分析,来认识,来辨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不仅不要被眼前的、前进过程中的困难“一叶障目”,而且要积极地用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讲话、文章和作品来说明、来疏导。十年浩劫前后,传播媒介和文艺作品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只报喜不报忧,讲大话、空话、假话,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于是,现在既报喜,又报忧(当然可喜的要比可忧的多得多),而少数人竟只相信忧,不相信喜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只有七年,为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早对“六五”计划的打算是“保四争五”,可是实行的结果却不是百分之五而是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十,连我们长期担忧的能源、交通、港口、电讯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可喜的是长期以来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的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如航天工业、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通信卫星、运载火箭,乃至西北地区的种草种树,防止风沙,改善生态等等,也都是捷报频传。可是有些人却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只是两眼盯住暂时的困难不放,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是改革带来的,是改革过了头,因此对改革的方向发生了疑虑。改革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失误,肯定有,而且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改正而引起的不正之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很明白,这些坏事是封建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开放和搞活的初期“复活”,这就是鲁迅先生早就讲过的“沉渣的泛起”,而决不能笼统地归咎于改革。我们要承认有不正之风,有许多困难,但同时要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有很大很大的承受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远的不说,解放以来,我们就碰到过三次很大的困难。一次是四九年,我们接受过来的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孔千疮。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还发动了侵台侵朝战争。可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只花了三四年时间,困难就克服了。第二次是“大跃进”之后的五九年;第三次是十年浩劫之后的七七年,这两次国民经济都到了破产的边缘,也只花了三五年,困难就克服了。那三次困难比现在严重得多,党和人民都能够克服,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信心一定能克服现在的困难。现在“议论”得最多的,不外是物价问题,工资问题,干部问题等等,麻烦的确不少,但应该认识这些问题都是“多少年来我们吃了大亏”而积累下来的后遗症和复发症。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到明年,我们党已经六十五岁了,要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要认识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要相信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改革,经常会遇到三大困难,一是外国的干扰或干涉,二是党内的思想不一致、不安定、不团结,三是改革的方案不完善或者有错误。那么让我们看看当前的形势吧,第一,由于我们实行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扰我们的方针政策,连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的专家也说:“中国的改革会成功,不管美国怎么干,苏联怎么干,乃至日本怎么干,都不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第二,我们的党是安定团结的,否则,就不可能制定和执行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宏伟计划,就不可能实行领导干部的新旧交替,就不可能裁减一百万军队;第三,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方针政策有一点不完善,开始出一点毛病,是难于避免的,党中央也是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进行改革要坚定不移,执行政策要小心谨慎。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我们文艺界也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写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乃至有错误的作品,尽管这也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但我们也不能对这种不正之风熟视无睹。我们要坚决纠正对文艺创作干涉太多、管得太死的错误,我们要容许文艺工作者有创作自由。但在当前这个国际环境中,国家和阶级还没有消亡,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文艺工作者既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又必须有自觉的制约。我不止一次说过,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世界大事,对“小道消息”缺乏敌情观念,我们的知识面太窄,我们对沸腾的生活接触得太少。那么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倾向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文艺工作者要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神圣职责,要团结奋斗,再展宏图,首先就得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我们要珍惜当前这个最好的时机,为我们祖国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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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改革做出新贡献
张光年
深入学习全国党代表会议文件,从中感受到中华巨人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开拓奋进的雄姿,看到全面改革的大智大勇,使我们信心倍增,勇气倍增。在落后的条件下起步,开拓,开创,走前人未走的路,旧模式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束缚。因此要改革,要全面改革,深入改革,把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通过适当的改革来解决。
困难是不小的,阻力是不少的。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都要振奋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在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中求得共同发展。我们文艺战线也是这样,文艺界要为改革做出新贡献。
在学习中,我想:我们不仅要对大好形势的今天和明天、主流和支流得出正确的、深刻的认识,而且要考虑如何以自己的工作促进大好形势的巩固与发展。
 不仅要深切领会“七五”计划建议提出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建设步骤、政策措施,而且要考虑如何以自己的工作激励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夺取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新胜利。
不仅痛感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要下定决心,把文艺界在这方面担当的光荣职责问心无愧地担当起来。
经过重重苦难终于获得了政治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我国作家艺术家,一向是关心国家大事,以维护党的基本路线、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己任,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就是要始终保持这种政治热情和革命朝气,把这种热情和朝气贯注在自己的工作中。
近来,我接触实际工作少了,看作品少了,因此发言权也少了。我只能从文学方面提出一些衷心的希望。
希望在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继续致力于题材、风格多样化的同时,使得我们文学的时代色彩更鲜明一些,时代精神更昂扬一些,使作品更加激动人心,同奋斗在各条战线的人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无须多说,社会主义文学的时代独创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开拓和创新。
希望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多出现一些非常感动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及革命英雄人物的生动形象。血肉丰满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花朵,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艺术结晶,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赞歌。不厌其多,只憾其少。
希望文学期刊适应全面改革的新形势,做出新贡献。双百方针要坚持,创新的势头要支持,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的花色品种可以五光十色,而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调要鲜明,要力争把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感人力量的好作品放在主导地位,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需要重温近几年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多次重要讲话,他们总是满腔热情地嘱咐我们深入生活,反映时代,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用文学艺术的感人力量帮助培养一代新人。提出这些要求,固然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出发的,可也是为了我们文艺本身的繁荣和提高啊!我们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力求实现党和人民的热望。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从很少数同志的口头和笔下,听到或看到同党和人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论调:似乎文学离开政治越远越好,似乎反映时代、描写新人损害了文学的本性和艺术的纯洁性!如果是青年作者艺术探索中一时的迷误,我们可以不过分在意。如果在片面性论断中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可以吸收或参考。如果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本性持根本否定的态度,那就同人民群众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这当然是支流,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受到巴金同志答无锡少年谈理想的热情书简的启发和提醒:谨防支流在某个时候发生浮云掩月的干扰。我再补充一句:注意疏导支流,正是为保护主流,壮大主流,使主流象长江大河般奔腾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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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王蒙
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代表会议和五中全会文件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分重要。
拨乱反正与全面进行改革,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我们都感到,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文学艺术事业的形势,同样是最好的时期之一。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坚持改革,把改革放在首位。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城市改革的势头也很好。只有改革才能振兴中华,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太快,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说明,中央对改革的领导是正确的、成熟的、谨慎从事的。
经济建设并没有捷径。改革并不是天上掉馅饼。以为一改革就有洋钱票哗啦哗啦地掉下来是幻想。韦君宜同志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发了横财了?》讲得很好。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有些具体问题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整个改革是在胜利地进行着,我们的前景是喜人的。
建设精神文明的问题受到了中央和全体与会同志的一致强调。社会风气,党风,几年来有好转的方面,但离根本好转还有差距。有一些绝迹多年的坏事,现在又冒出来了,大家是有意见的。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我们的责任重大。要加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自觉性,要鞭挞那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努力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要用我们的作品帮助年轻人树立高尚的理想,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
小平同志的讲话,明确提出了要以社会效益作为检查我们的文教、卫生工作的唯一准则或最高准则。我们在继续维护作家们的创作自由、珍惜并正确地运用这种自由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社会责任感。努力创作对“四化”、对社会进步、对青年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的作品,提高文学创作思想质量与艺术质量。
我相信,通过学习,我们将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使文艺工作者当中学理论、议大事的政治空气更加浓厚,增强政治上的向心力,促进文艺工作与文艺工作者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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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相声艺术浅见
谭奋
相声是一种最易为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它拥有的听众数字,不仅在曲艺演出中,甚至在各类文艺演出中,也名列前茅。但是,近年来群众对相声演出很不满意,在有些地方,上座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这是为什么?相声怎样发展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喜爱?我想谈点粗浅的意见。
要给观众健康的笑声
相声是笑的艺术。没有笑,就失去了相声的特色。因此,创作相声时,必须要组织一定数量的包袱,并要在演出中抖响。包袱这一艺术手段,在发挥相声的娱乐作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发挥相声的教育作用,要“寓教于乐”,如果缺少包袱,让观众感到枯燥乏味,听不下去,教育作用也就成为空谈了。1957年以后,相声曾经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忽视艺术规律,产生了一些缺少包袱,对话式、标语口号式的使人乏味的节目。这正是老舍在建国初期就批评过的“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的一种偏向。没有包袱不行,但有包袱,使用的是黄色的臭包袱,或者用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逗笑,拿生理缺陷取乐,以及贫嘴滑舌,引起观众不健康的笑声,那就更不好。近年来,由于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相声演出出现了迎合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一味追求票房价值,节目质量不高,格调低下的情况。演员为了增加个人和所在团、队的收入,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果,不是提高群众的精神境界,而是降低群众的精神境界,群众对这样的演出,不满意,有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今后,随着城乡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文化生活和欣赏趣味也会不断提高,各种艺术都必须适应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势要求。有的相声老演员曾一再慨叹地指出:“过去我们丢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现在却有人当做宝贝重新拾了起来。”我们切不可忘记建国以来相声艺术发展的经验,切不可忘记文艺工作者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为民求乐,给观众健康的笑声!
要发挥相声的讽刺功能
讽刺是相声的特长,似乎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分歧意见,可是在实践上,讽刺这一特长却一直发挥得不够,发挥得不好。
在建国初期,曾出现过《婚姻与迷信》、《买猴儿》、《夜行记》等优秀讽刺相声。这些节目证明相声的讽刺是很有思想威力的。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揭露、批评我们社会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相声,常常被当时那条所谓“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就是歪曲、丑化社会主义”的思想棍子,打入冷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打破“左”的束缚,为相声的“内部讽刺”展现出一个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相声作者和演员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向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上来,如何揭露、批评人民内部存在的缺点、错误上来。但是,检阅一下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相声节目,数量上不算多,质量上不如“外部讽刺”高,影响也不及“外部讽刺”那么强烈,那么深广。我想,这是和社会上“左”的思想还存在,作者和演员还没有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中彻底挣脱出来不无关系吧?“内部讽刺”不象“外部讽刺”,可以冲进敌阵,大杀大砍(当然也需要讲究战略、战术,方式、方法)。必须划清界线,注意态度,掌握分寸。谨慎是需要的,但过分小心,缺乏艺术的胆识和革命责任心,就创造不出具有思想深度的“内部讽刺”相声。当然,作家艺术家要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认识生活、分析生活的能力,才有可能创造出有思想深度的“内部讽刺”节目,这也是自不待言的。
相声主要是以讽刺进行战斗的艺术。笑那些丑恶的东西,笑那些虚伪的东西,笑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笑,可以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从它的功能看,它主要起的不是正面教育作用,而是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从而起到与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的。在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改革和建设的事业道路上,还有许多妨碍时代前进、人民前进的东西:存在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存在着危害我们事业的官僚主义,等等。他们都是相声应当着力讽刺的对象。相声作者和演员要反映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脉搏,要为我们的伟大的改革和建设,扫除障碍。
要有重点,也要多样化
传统相声中,讽刺相声数量上占着很大的比重,也是相声遗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今天,我们要继承相声这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仍应很好地发挥相声的讽刺功能,把讽刺相声作为发展相声的一个重点。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相声艺术在过去就是“一树多花”的。从演出形式看,有单口、对口、群活以及化妆相声;从它发挥的功能分,有讽刺相声和歌颂相声;还有以演员的说唱等技巧愉悦观众的贯口、绕口令、柳活儿等。近年来,又出现了“音乐相声”、“舞蹈相声”,把电子音乐、流行歌曲、迪斯科等引进了相声舞台。
繁荣相声艺术,既要有重点,又要多样化。千姿百态,才能更好地丰富和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群众多方面欣赏趣味的要求。当前相声向多样化发展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从兄弟艺术吸收某些营养,这是相声艺术的革新非常必要的。但无论“音乐相声”也好,“舞蹈相声”也好,它们都应当是相声,而不应当是音乐或者舞蹈。对于任何新的探索,都不应当要求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也无需过早地肯定或否定,最好让它在群众中演出,由群众为它做出结论。进行革新,应当研究过去的经验,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和教益。比如传统段子《卖布头》,侯宝林同志的拿手活《关公战秦琼》、《改行》,姜昆同志创作的《诗、歌与爱情》,它们都是学京剧、学市声、学唱歌的段子,但却不是单纯地模仿,它们相声味足,有很强的娱乐性,能给人以教育、启迪,又有时代感。拿来主义不能反对,但拿来是丰富自己,而不能丧失自己。这是艺术革新所应当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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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个总统》讨论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由黄继树、赵元龄、苏理立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第一个总统》上、中两册,自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了各界广大读者的关注。此书以孙中山一生的主要革命业绩为线索,反映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期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宋庆龄等一批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人形象;对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陆荣廷、莫荣新、陈炯明以及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物也作了生动的描绘。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十月二十六日在京召开《第一个总统》的讨论会,广泛听取了意见。与会者认为它是一部在题材上有开拓意义的、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孙中山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的教材,它对沟通海峡两岸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灵方面的联系起到独特的作用。与会者还对作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热忱的希望。作者表示要改好这部作品,向明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献礼。
参加讨论会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史学家、文学评论家黎澍、孙轶青、许宝骙、鲍昌、韶华、王奇、顾骧等四十余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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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文艺家参观三峡
应水利电力部邀请,以康濯、峻青为团长的作家艺术家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访问团,最近在宜昌至万县地区参观访问。近五十位文艺家在半个月中参观了宏伟的葛洲坝工程,访问了工人、技术专家以及移民新村,并与沿途地区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交流。
(王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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