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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
刘国光
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把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件中规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对推进目前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五”期间，我国的经济生活经历了并在继续发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双重模式转换，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总的看来，“六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主要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经济失衡状况有所缓和，人民的需要得到比以往任何时期为好的满足，提高质量效益和强调内涵发展的课题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已初见成效。
在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方面，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行政指令型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纵向隶属关系为主的组织结构，构成了旧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几年来从农村开始，逐渐推及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从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计划与市场结合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则构成了新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六五”期间，体制模式的转换，在农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行政指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正在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逐步转化，在集中与分散、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着搞活经济的道路，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双重模式转换过程中的矛盾
在充分估计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几年来取得的巨大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还起步不久，传统模式的作用和影响远未消除，而新模式的运行机制也远未完善。因此，无论在经济建设中和在经济改革中，都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旧的发展模式中追求产值速度的惯性时时冒头，旧的体制模式中投资饥渴、数量扩张的痼疾依然存在，而过去约束消费需求的禁锢又一一冲破，再加上宏观控制未能跟上微观放活，减少行政指令控制范围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市场协调机制，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总需求的猛增和经济增长的超速，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旧模式中常见的发展过热的紧张势态。此外，虽然几年来主要比例趋向协调，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某些失衡远未消失，跟不上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选择型的过渡。质量效益和内涵发展问题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重量轻质和铺新摊子之风并未稍衰。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又加重了稳定经济的难度。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反复，不能不影响到体制模式转换的进程。如果我们不必同时应付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一两年我们在价格、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上迈出的步子，是有可能比实际迈出的步子更大一些的。
这样看来，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在双重模式转换的摩擦中产生的。一般地说，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求高度集中的、主要依靠行政指令进行直接控制的体制模式；而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目的、强调质量效益和以内涵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则要求较多的分散决策和主要依靠经济参数进行间接控制的体制模式。从另一方面说，传统体制模式内在的数量驱动、投资饥渴等痼疾，又是支持传统发展模式中追求高速增长和外延发展的动因。只有在新的体制模式下随着上述痼疾的治愈，新的发展模式才能最终确立。
因此，目前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双重模式转换，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不仅因为两种模式转换之间的摩擦，还由于两种模式转换各自存在的内在矛盾。就发展模式说，我国当前经济正在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非农业经济并存向现代化的经济转变，一方面城市经济和大工业经济已经明显出现了内涵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以充裕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为背景，我国乡镇经济外延型增长的前景十分广阔，因而构成了经济发展模式鲜明的二元结构。同时，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转移，将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新的压力，从而增加了发展模式转换本身的摩擦。再从体制模式上看，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地广人众，发展极不平衡，管理人才和经验缺乏等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采取“一揽子”方式，只能采取“渐进式”和“小配套”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新老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逐步推进方式和双重体制的逐步消长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震动，但是两种不同体制的混杂，也会使经济的运行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种二元结构和双重体制的关联，更增加了双重模式转换过程的复杂性。
把双重模式的转换进一步推向前进
双重模式转换的全部机制及其运转的规律性，需要我国经济学界进行多方面的探讨。本文下面要提出讨论的是：面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七五”期间应当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把双重模式的转换进一步推向前进。
赵紫阳总理在关于“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了“七五”时期的三条主要任务，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速度的安排不能过高。过高的速度带来经济生活的紧张，对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在这种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正常进行的，而且过高的速度超过国力承担能力，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因此，按照《建议》的规定，“七五”期间要把目前过高的速度转入正常的速度。为此，必须继续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以控制社会总需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把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上，坚决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只有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上述方向，推进发展模式的转换，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推进体制模式的转换。
前面说过，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新的建设方针的贯彻和实现，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的配合。并且，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因此，按照《建议》的要求，“七五”期间应当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力争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把体制模式的转换往前大大推进一步。
为此，“七五”计划《建议》在经济体制和调节手段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方针和任务。“七五”期间的改革任务，归结起来，就是赵紫阳总理在对《建议》的说明中所说的：“在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因此，正确处理宏观管理改革和微观机制改革的关系，可以说是进一步推进体制模式转换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从模式转换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三点是需要辨明的。
正确认识和处理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关系
第一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改革的前进，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改革的后退。这是对宏观控制的误解。首先，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而不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如果说微观上放开搞活是新模式中发展商品经济所要求的，那么宏观上加强控制则是新模式中实现“有计划的”所要求的。其次，微观搞活只能是企业或者局部搞活，而宏观控制才能保证总体或全局搞活。如果只有微观搞活而无宏观控制，整个大局就会混乱，微观搞活也是一句空话。所以，微观上放开搞活固然是改革，是前进；在实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搞好宏观控制，同样也是改革，是前进。
第二点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宏观管理也要改革，那么，当前稳定经济的措施，就不能采用作为旧模式特征的直接行政手段，只能采用作为新模式特征的间接经济手段。这是对新体制模式的一种误解。当然，新模式是以间接控制手段为特征的，我们在改革中应当尽可能扩大经济杠杆的作用范围。但是新的体制模式并不排除在某些场合运用直接的行政控制手段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前模式转换过程中，市场机制还远不完善，企业对经济参数（例如利率等）变动的反应还很不灵敏，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活动的宏观控制就不能不在某些范围借助于直接的行政手段（例如规定信贷额等）。在目前模式转换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并强化某些直接控制手段，才能够达到稳定经济的近期目的，这将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对于尔后减少直接控制，增强间接控制，从而推进向新模式的转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微观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改革，应当是分阶段地交叉进行的，过去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微观上放开搞活，今后要用一段时间着力于宏观上加强控制，再以后进一步搞活微观经济。其实，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宏观的总量及其变动是由微观的个量及其变动构成的；宏观管理的意图要通过微观经济活动来实现。过去我们对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认识不足，前一个阶段的改革确实偏在微观搞活方面，没有把宏观控制配套跟上，因而带来某些失控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而决不能说是理当如此的。今后加强宏观控制，应当着力于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微观经济的灵敏反应，经济杠杆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市场机制（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很不完善，经济参数（包括价格、利率、汇率等）严重扭曲，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十分软弱（旧体制中的既不负盈又不负亏，或者双重体制下的只负盈不负亏），如果这些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微观经济的灵敏反应也是难以指望的。所以，今后宏观管理的改革，必须与微观机制的改革同时进行。不仅减少直接控制微观经济的范围、程度和步骤应当同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互相适应，而且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范围、程度和步骤也要同企业增强灵敏反应的能力互相适应，否则宏观管理的改革是难以奏效的。为了解决好宏观管理与微观机制的配套改革，不仅要在国家管理经济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化上下功夫，而且同时要在企业经营逐步由不负盈亏或者只负盈不负亏向真正自负盈亏的转化上下功夫，还要在市场体系方面逐步由局部的分割的市场向全面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转化上下功夫。
正是为了促进这些转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七五”计划《建议》突出了企业改革、市场改革和国家控制手段的改革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要求在“七五”期间抓紧抓好。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必将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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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一篇文章中的逻辑错误
王又今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的逻辑错误》一文中指出，某报发表的题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文章，从标题到正文，从概念到判断直至论证，都存在着严重而明显的逻辑错误。
作者认为，这篇文章的逻辑错误首先是基本概念混乱。文中运用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中华民族”，一个是“共产主义理想”。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延续数千年至今的所有“炎黄子孙”，其中也包括港、澳、台的同胞和海外侨胞，都在“中华民族”的外延之列。而“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才可能产生。严格地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此以前（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把“中华民族”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两个在时间上和适用范围上相去甚远、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不加分析地硬扯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理想说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即把共产主义理想看成是整个中华民族固有的或必然具有的本质属性，这就造成了概念的混乱：既搞乱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搞乱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概念。把共产主义理想说成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东西，这就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水平。
把“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概念搞乱，还表现在这篇文章完全混淆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伟大理想”这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种概念，后者是属概念）。文章提出和说明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如何，但在整个论述过程中大量地说的却是“伟大的理想”如何如何，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伟大的理想”等量齐观，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最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一命题，在论述过程中就变成了“伟大的理想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并由此出发，断言：“在黑暗的旧中国，曾经有无数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为了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艰苦奋斗”。人们不禁要问：黑暗的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是至少应该包括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等吗？他们无疑是具有伟大理想的，但他们的伟大理想能与共产主义理想同日而语吗？
作者认为，这篇文章的逻辑错误还表现在核心判断离奇。在这篇文章中，最核心的判断就是作为标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是一个实然判断，即表达已发生的事实的判断。这样的判断，离开基本事实有多远，自不待言。退一步说，就是把这一实然判断修改为“共产主义理想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样的模态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我们也提倡和希望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有更多的人积极进取，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决不能笼统地要求“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其中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必须有共产主义理想。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利于团结统一的，也是与“一国两制”的构想不符合的。
（摘自《逻辑与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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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简述
为了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10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会上，一百六十多位国内外的档案学家及历史学家共聚一起，探讨历史档案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切磋如何为更好地开放历史档案而进一步做好档案馆工作的问题，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这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八十二篇，其中包括国外学者的十二篇论文。这些论文或者是结合明清档案而进行明清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开放历史档案而研究档案学和档案馆工作，大都做到了题目新、观点新、论据新和研究方法新，质量普遍较好。
例如王钟翰同志的《释汗依阿玛》一文，引用大量档案和文献史料，从五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清顺治初的一大疑案，认为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王明哲同志的《关于怎样提高档案馆工作水平的探讨》一文，提出了要提高我国档案馆工作的水平，主要应抓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主体是指档案馆的内部建设；两个翅膀，一个是以电子计算机、缩微技术等信息处理为中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一个是研究工作。而冯煜同志的《明清档案现代化刍议》一文，则不大赞成档案馆利用计算机进行档案检索，主张采用激光系统。香港学者赵令扬教授的《朱高煦争位浅议》一文，论述了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争夺皇位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意旧史书中从“成王败寇”观点出发而对他个人品格方面所作的不公正的批评。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的《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一文，通过清乾隆间一个为以往清史学家所不甚注意的案件——剪辫案，从几个方面剖析了乾隆朝的封建专制问题，认为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皇权可以超过法律去控制官僚制度。朱金甫、周文泉两同志合写的《论慈禧太后那拉氏之死及其与光绪帝之死的关系》一文，是近年来国内少有的专门研究慈禧太后之死的论文，也是至今为止大量利用清宫医案史料研究慈禧之死的第一篇论文。他们认为，光绪帝之死与慈禧之死，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叶志如、唐益年的《光绪朝三海工程与北洋海军》一文，则认为清末修缮和修建三海及颐和园的工程，虽然都曾挪借过海军军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对当时的北洋海军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
上列这些文章的创新观点，引起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在发掘和发现新史料方面，秦宝琦同志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一文及赫治清同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天地会盟书誓词及其价值》一文，都从档案史料中获得了新的佐证，从而使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和信仰问题，在史料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俞炳坤同志的《慈禧身世考》，提供了大量确切可信的档案史料，对以往官私著述中有关慈禧其人的家世及身世方面的空白和讹误，作了澄清和纠正。高振田同志的《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第一次公布了康熙四十五年以后四十六名领过信票、定居中国，及十八名被驱逐回国的西洋传教士的国籍、姓名、年龄、会别及他们在华居住的地址清单。还有韦庆远同志的《从〈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看清代台湾史的几个问题》、王庆成同志的《太平天国文书校读》、冯尔康同志的《“雍正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资料之异同》等论文，也都向到会学者详细地介绍了许多中外所藏有关清代的史料内容和作者们的研究心得。路遥同志的《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则是近年来我国大陆上对多种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少有的文章。
在选题及研究方法的新颖方面，在中青年学者及外国学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表现比较突出。江桥同志的《从清代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一文，采用对清代两种主要官文书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清代中央政治决策问题，并且得出了结论，认为清代前期的中央决策系统，由于分工的严密和信息输入的全面及时，进而提高了决策的正确和准确性。美国学者费维凯教授的《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及李中青先生的《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二○年辽宁农村的成人死亡率》两文，前者用比较的方法，将清代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因素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与同时期的西欧、中东、印度和日本的同类问题相比较，进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后者用统计的方法，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我国辽宁农村成人死亡率问题，并由此分析人口增减与经济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而研究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黄宗智教授的《从十九世纪宝坻县刑房档案残卷看清代国家政权与自然村的关系》一文，则全部利用档案材料，通过众多的案例，论证了当时清政府的权力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渗入了地方村社之内。鞠德源同志的《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一文，根据清皇室玉牒等档册，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论述了以往不大为人所知的清宗室、觉罗的人口发展和变化概况。冯绍霆同志的《档案中所见的上海书业》一文的内容，也是近几年来很少见到的。
总之，这次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得较为成功，对中外档案学及历史学界都较有影响，必将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档案工作及明清历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荆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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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务印书馆出版三种外语汉语辞书
《大俄汉词典》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写，收词十五万七千余条，除收入大量新词外，还增加了词的新义和新的用法，力求反映出现代俄语发展的新现象。
《意大利语汉语词典》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著的，共收词五万余条。
《新汉德词典》是一部中型语文工具书，收单字条目六千余条，词语约六万余条。 （宋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