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
胡乔木
《无望村的馆主》是原用笔名芦焚的老作家师陀同志在1939年上海沦陷期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并对一些为现在的青年读者和南方读者所不易了解的故实和词语作了很多注释，使这部描写北方（可以假定是作者的故乡河南一带）一户大地主在四代之中怎样由暴发为巨富败落而为朝不保夕的乞丐的浪漫故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我以为是值得高兴的。
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说起地主，人们常常从社会发展史的材料去想；这些材料当然有它们的重要意义，但是很难从它们中间去想见中国近代地主社会的具体状况。幸而现代中国文学已有不少优秀作品以揭露地主社会的腐败黑暗为主题，这才比较能给现代读者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以满足。这部中篇小说也是这类作品的一种，但是它既有自己的乡土色彩，而叙述的事又相当奇特，所以又有独自的贡献。它认真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地主社会和地主家庭的一种类型，在这个社会和家庭里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一些什么样的风俗，一些什么样的难以意料的事变。在这一方面，这些东西现在差不多都绝迹了；在另一方面，这些东西遗留下的影响和变形却还可以在现代的某些生活场景中辨认出来。因此，把这部描写大约相当于五四时期前后的农村故事介绍给现代的读者，我想仍然很有益处。
这是一部小说，当然首先要从小说来评价。它篇幅不长，人物不多，但是舞台面的变化却很剧烈，有时简直近于暴风式的疯狂。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出旧社会能把一些人的人性变得怎样凶残、丑恶、卑鄙和麻木，而善良的人们又在遭受怎样可怕的蹂躏。作者曾有一个时期努力地而且成功地写过不少散文式的短篇小说（作者早期的短篇小说现在都收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芦焚短篇小说集》里，署名仍用师陀），但是这本小书的结构同它们相比，够得上一篇紧凑的戏剧。故事的进行是快速的，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却一丝不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幅精雕细刻的肖像画和风俗画。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作者却把这两者都做到了。这是这部中篇的另一个可贵之处。
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由于当时的环境发行有限，现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国文艺爱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我对作者只通过几次信，至今还不认识，他的作品读过的恐怕也不到五分之一），当然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我只想说，读者看了这本书会喜欢它，会跟我一样感谢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一段悲惨、荒唐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这段历史就产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离开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我还得感谢我所尊敬的沙汀同志的抱病推荐，使我对写下这几句话增加了信心。
师陀附记：此稿作者未注明完成日期。作者很细心，随着稿子，寄还了我请求他写序的信封，并附来一封给我的信。我请他写序的信是1984年6月23日寄发的，他给我的信信末注明是（1984年）7月10日，并云曾三易其稿。他的工作很忙。对他这种厚爱、这种办事认真精神，我个人非常感动。1984年7月15日附记于上海。
第8版()
专栏：
回延安
明朗
“延安变了！变了！变得认不出来了！”
这是今年夏天，我们一行人抵达延安时，异口同声发出的感慨。
我是1937年上半年在抗大学习，“七七”事变后离开延安的，算来，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了。那时的延安，“白军”刚刚撤走，残破荒凉，瓦砾遍地，田园颓芜，人烟稀少。而今，周围的山头披上了绿荫荫的新装；城内城外盖起了醒目的楼房；几条笔直的公路，几座横跨的桥梁，把一个已经不算小的市区，勾连得车水人流、畅通无阻。特别是河边苍翠的杨柳，街头鲜艳的时装，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陈设，市场上熙攘的人群，丰富的产品，简直象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繁华都市来了。难怪几位抗战初期曾在延安住过的同志都说：“要不是这座宝塔山，连方向都摸不着了。”
我们二十几人，没有一位是陕北人。但是，延安的一切，对于这批老家伙来说，似乎样样都是熟悉的；而且是年轻的时候就熟悉的。所以，无论是在这里呆过的和没有呆过的，都把延安当做自己的家乡看待。正象有的同志说的：“不是家乡胜似家乡”。大家仿佛小孩子似的，急急忙忙寻找自己记忆中的事物。
抗大四大队那时住在东门外一座旧军队的营房里，我这次去向一些老人查问，企图找到那个营房。但是，这块地方已被新修的工厂、商店和街道占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讲课的那个坝子，现在，再也没法找得见了。从那里向延河转弯处走去，回想冬天用冰水洗脸，夏天光着身子游泳的这一带河边，伫立凝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当年那些日以继夜，唱不完的雄壮激昂的救亡歌声，还在耳边萦回。
有一位同志，向老乡打听他住过的地方，因为路途较远，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乡，竟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不要任何手续、凭证，交给了他，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位同志回来以后，对群众这种无条件信任的态度，赞不绝口。不少同志和群众接触，也有不分彼此，亲如家人的感觉，是这里的山川皎洁、风土淳厚？是长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干部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军队与人民鱼水相依的关系，至今还留传下来，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们参观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住过的一些旧址。每到一地，听介绍情况的年轻人讲到当年的一些旧事，眼睛里往往会感到发酸，忍不住要渗出泪水似的。这些事，并非完全陌生。例如：毛主席在杨家岭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劳动过的土地；朱总司令把自己住的一间窑洞腾出来，让由西安回来的周总理住；周总理纺的线，在边区评比，得了头等奖；为迎接七大召开，同志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盖的礼堂；胡宗南军队到延安前夕，毛主席找军队干部在一间小屋子里谈话的情景；彭总直到敌军进抵延安城外，才从容离开王家坪等等。但是，几十年后，置身在这些小山沟、土窑洞，看见陈列的古式纺车、煤油马灯、粗糙的桌椅，以及遭到日机轰炸，蒋、胡军破坏的残迹，不知是今昔对比特别强烈，还是深感创业艰难，胜利的来之不易？抑或对胜利后经历的挫折，犯过的错误，产生痛惜的感情，还是对我们党从灾难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感到欢欣和兴奋？也许是各种心情兼而有之。总之，到了延安，抚今追昔，使人深受感动。
离开记载着中国革命由艰难走向胜利整个历程的圣地，感到比参观任何名胜古迹，游览任何名山大川，都更值得留恋和怀念。延安究竟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来回路过洛川，参观洛川会议旧址，似乎得到了回答。洛川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决定了出征抗战的几个重大问题。但是，会议是在洛川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在两间办私塾的土窑洞里，只有二十多人参加，开了四天就结束的。现在有些会议，人数动辄几百上千！时间往往十天半月，内容层层照搬照套；住高楼大厦，兼游山玩水，不解决任何问题。这，对照延安作风，能不使我们扪心有愧么？！
陈毅同志祝七大开幕诗，有一句是：“八载干戈仗延安”。现在看来，祖国的“四化”“振兴”，也得依仗延安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然，这不能庸俗地理解为回到“住窑洞”的生活条件和使用“土纺车”的生产方式。但那种精神，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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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从“预定卧铺”说到改革
徐城北
最近，替朋友到北京火车站预定了一次卧铺，着实开了一回“眼界”，增加了许多感慨。
“预定”乃时髦新事，往昔则只有“预售”——在前门等几个售票处预售第三、四天的卧铺，乘客只要早些排队，辛苦一次也就可以把票拿到手。不久前，北京站对此做出“改革”——把前门几处限制为只预售第三天的卧铺，而且声明所售的乃是“预定”过后的剩余卧铺。这一来，乘客为了保险，就只得早一天在北京站办理“预定”手续——每张卧铺加收一角手续费和两元七角押金，然后在开车前一日在北京站取票。取票可意味着方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否！取票的两个窗口，经常是一忙一闲。忙着的窗外可以排起七八十人的长队，而透过闲着窗口向里看，其主人却在喝茶、看报、聊大天。而那个忙着的，又因手续繁琐而效率甚低，平均两三分钟才能减少一个排队者。但窗口内是严格执行午休两小时的规定的，所以那些上午来取票而排队稍后的人，不免要耗到下午。加上预定的那一次，他们为了把预定票拿到手，就要排三次长队，暴晒上六七小时。而北京站，除了获得手续费及乘客不按时取票就扣下押金这些“经济效益”之外，还增加了机构和人员的臃肿，为“大锅饭”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据。
一些外地乘客感叹地指出：北京站实行“预定卧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还把托运行李办法改为每天只发固定的号，没领到号而行李超重的乘客只有干等着上车挨罚。至于罚款的出路，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再比如，北京站的旅店介绍处总是鼓励乘客雇三轮车去旅店。乘客若是不肯，介绍处就故意把你分配到一个很偏僻的客店；如果你为求息事宁人而勉强应允，他就立即给你开上一张五元的三轮车报销发票。眼睛管事儿的乘客还发现：这五元由介绍处扣下一元五，而车夫实得其余，但他也不吃亏——拉着你随便兜两个圈子，便到客店了。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伴随各条战线上摧枯拉朽而来的，还有貌似改革的“改革”。因此，在我们继续以明刀亮斧铲除各种积弊的同时，也应果敢地举起精细而锋利的手术刀——把这种“改革”从改革中剔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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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友谊
陈学昭
正是赤日炎炎的盛夏，我带着几种麻烦的慢性病，有幸在一间较凉的斗室里，读完了茅盾同志——我的长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册。这集子是从1927年8月写起，到1937年8月止。虽然我从1927年5月出国，1935年2月回国，中间曾回国一次，这段时间，我大部分是在国外。可是，读着这本集子，感到真实、生动、亲切、深刻。不只是受到极大的教育，我是完全沉入在往事的回忆里了。当我读到成仿吾同志从鄂豫皖苏区来上海找组织关系和沈泽民同志牺牲的经过，读着、读着，我难过、痛苦得竟读不下去了，只好几次停下再读。
茅盾同志一生为人谦虚、朴实，他从不在背后骂人、讽刺人，在同志间，在同事间，如有不同意见，他总是当着面讲。写文章时，老老实实地摆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来，如果错了，他就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不听信人们的传说和挑唆，总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给予分析。如果有人对他发生误会，他也不计较。
读着这本内容丰富、事实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不知为什么，我几次想起了友谊。友谊，是人与人之间从认识开始，慢慢地由于接近，从思想上，从感情上，从彼此间的了解上建立起来的。友谊也象造房子一样，要有牢固的基础，要受得起暴风雨的吹打。但我有一点想法：友谊并不一定是双方的，也可以是单方的。比如：有朋友疏远了你，而你却还在怀念着。一下接近，一下疏远，并不象征着友谊的中断。友谊，或者说人的感情是赠予的，不可能是索取的。这是我读到《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第241页中这样的句子“……因为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又好当和事佬……”而使我想起来的。郑振铎先生是不计较别人友谊的人，茅盾同志真诚地赞扬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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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箭——锡伯族的翅膀
张欣
七斗弓，嵌上银丝花纹，
雕翎箭，扯着呼啸的狂风，
石玉斑，鼓满男子汉的力气，
弓弦上，一个闪电飞向天空。
锡伯族，酷爱箭和弓。
在荒野游牧的马蹄里，
血和泪，冶炼了
抵挡阴谋和残暴的本领。
于是，八千年的历史
悬在弓上飞行，
箭头射落了几多凶险！
弓弦，绷着一个民族的憧憬，
弓箭是锡伯族的生命，
射出多少带泪的爱憎！
昨天，用箭去射杀灾难和贫穷，
今天，用弓去放飞幸福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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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经营有“术”
新乐县有两个种瓜专业户，一户于今年春天采用地膜覆盖，种了五亩早花西瓜；另一户，在六月初点了三亩麦茬西瓜。时间上的一早
一晚，披露了两个专业户的经营术。他们不在旺季市场去争雄，而在淡季市场独树一帜。
但现在也有少数人只在赚钱上煞费苦心，搞歪门邪道。新乐县一个铸铝专业户，生产的铝瓢质量低劣，无人问津。但他不求进取，却为了把货推销出去，就到没有铝瓢的供销社去搞
“人海战术”：除开两名准备送货的人外，其余都拥到供销社抢“买”铝瓢。以造成为供销社提供市场信息的假象，于是“趁热打铁”，在家的两人用小车推上铝瓢到供销社推销。售货员便以“优惠”价进了货。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种瓜的和铸铝的同样经营有“术”，但其
“术”却有正邪之分。我们讲致富，应提倡为富要仁，不要不择手段。 邱文亮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忧虑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人守着一袋种子，怔怔地坐在田边发愣。“怎么不撒种呀？”旁人问。“撒种？谁知道这种子好不好？要是不发芽怎么办？即使发了芽，谁知道是不是良种？不是良种，丰收就没有指望，岂不白费力气了？就算碰巧是良种吧，你敢保证没有病虫害么？让蝼蛄一咬，发了芽又怎么办？就是蝼蛄不咬，还有蝗虫、地老鼠呢。就算命大闯过这两关，那秀穗之后麻雀就不糟蹋了么？还有，天老爷的事谁也不敢担保，旱、涝、冰雹，哪一样都够受的……”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事例，但世界上有些问题就是这样，其实并不复杂，倒是人们过于谨小慎微，自己吓自己，反而人为地使问题复杂化了。 张聿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