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神木赋〔报告文学〕
卢祖品
坐落在杭州市解放路东的王星记扇厂，又一次成为人们瞩目的地方。这倒不是扇子本身的魅力，也不是扇厂多采的历史，而是因为去年出了一个人物，把这个濒于破产的著名老厂，重新扶上中兴的道路。
说是奇迹也不尽然。当改革之风从神州大地吹起，王星记的新生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要说不是奇迹吧，它在整个杭州以至浙江，确曾令人疑惑和瞠目，激动和欢欣。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咀嚼它的余韵，体味它所展示的丰富的内涵。
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桌上有只碟子，用清水养着一段被锯截下来的木头。两枝嫩芽已开出青青的、扁长的叶瓣。这种木叫神木，是一位海员朋友从马达加斯加带回来的。神木质地坚韧，生命力忒强：久旱不死，只要有点清水，就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他端详着神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端详着他，想：这个人象不象神木呢？
……情况确实严重。外贸订货骤然下降的消息重重击打着他。厂里人声沸沸，叹息，埋怨，牢骚，使他心上的乌云越积越厚。
俞剑明好几天睡不安稳了。他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从没承受过这么巨大的压力。即使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挨“批斗”的那些日子，也不能同现在相比。
那时日子虽然艰难，内心却很坦然。因为他知道人心的向背，正义的力量任谁也遏制不了的。艰难，只是暂时的现象。
现在，外贸轻便扇的订货量，从去年四百九十万把突然跌到三十四万把，足足下降85％。这可不是闹着玩哪！要知道，王星记扇厂产品的70％是轻便扇，这一来，1983年的产值、利润就将分别下降25％和30％。全厂四百二十四名职工和几千个家属，眼看着吃饭都成了问题，做领导的能不焦急么？！
而且，厂里劳动纪律涣散，大家垂头丧气。可怕的是对自己失去信心啊！“哀莫大于心死”。他不满意王星记内弥漫着的悲观气氛，可是有什么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又有谁能独力支撑这个难堪的局面呢？——干部讲话没人听，生产指挥系统已经失灵。
他本来没有逛街游湖的习惯，难得领略秀甲天下的西湖风光。倒是喜欢挑灯夜读，伏桌写作。现在，他的思绪萦绕着王星记的历史和现状，在无数数据与疑点中，打发象铅一样沉重的日子。
是的，从光绪元年（1875年）那位制作高档黑纸扇的高手王星斋创办王星记扇庄起，这里出产的各种扇子就在国际博览会上多次获奖，并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或是帝王回赠外国使节的珍贵礼物。想当年，梅兰芳演《贵妃醉酒》时，手中那把绚丽的黑纸花扇，就是王星记用金箔裱褙扇面，再绘上色调浓艳的“杭画”花卉精工特制的。
一个世纪过去了。王星记扇庄已变成今天的杭州王星记扇厂，社会主义的雨露阳光使它日益兴旺发达。除了大众化的扇子，还有古朴精致的象牙扇，文雅精巧的女绢扇，富丽大方的宫团扇，造型优美的舞蹈扇，新鲜别致的帽子扇，小巧玲珑的袖珍扇，熠熠生光的孔雀扇等四百多个品种，三千多种花色。走进王星记，如同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扇子王国”。
想不到进入八十年代第三春，这个“王国”竟交上了厄运！
俞剑明不因为吃“大锅饭”而患上常见的软骨病，也没有在极左空气污染下染上“左”倾保守的顽症。
他知道，王星记抗战前进入鼎盛时期，产量、质量跃居全国第一。后来曾经数度衰落，但是都被它的主人一一化险为夷。共产党人总不能干不过一个资本家吧？如果一味地摇头叹息，革命者的进取精神哪里去了？
有一天，他找到市经委副主任赵诚同志，试探着问：“你看我们厂能不能承包？”
其实，赵诚通过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的负责人，已经知道了俞剑明这个想法。他们也认为“承包”是个好主意，先后征求了厂长、支书的意见。这两位厂领导都上了年岁，而且一提“这烂摊子”就摇头，未上阵先打了退堂鼓。
赵诚很了解眼前这个新中国同龄人的才干和胆识，觉得王星记内堪当此重任者，非俞莫属，但还是故意问他：“谁来挑梁？”
“我——”俞剑明站起来，心情十分激动。
连日来，俞剑明手中的电子计算器，象雷达探测器一样扫描着王星记的五脏六腑：它的积弊与痼疾，它的失望与痛苦，它的潜力与长处。绿莹莹的数码一再表明，只要作出努力，种种信息反馈的令人颓丧的数字绝不会变成事实。
寒冷的冬夜，妻女已经熟睡。他桌上的烟缸很快又要积满烟蒂了。淡淡的清烟牵动思绪，沿着斑斑驳驳的墙壁向上飞升，飞入高空。在骚动着的夜色里，他的心绪渐渐变得热烈而昂扬。
“一定要层层落实经济责任制，使产值在1985年达到四百三十七万元，利润达到七十七万元，都比1982年提高35％。”
写完这一串数字，他搓搓手，得意地笑了。
俞剑明进而写道：“如果三年后完成上述计划，我一不要升官，二不要晋级，三不要表扬，四不要奖励。如未完成上述计划，我愿意：一、就地免职，二、退还三年所得奖金，三、行政记大过，四、工资降一级。”
这是背水一战的军令状啊！看来，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用不着别人，他就先给自己施加重重的压力。
读者同志想必记得，城市经济改革那时尚处于酝酿阶段，怀疑论者还颇有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改革”二字象彗星从报纸版面一闪而过，人们对此噤若寒蝉。
一些爱读古书的青年工人提醒他：“剑明啊，自古改革无善终。商鞅的故事你是知道的。”
有人则干脆预言：王星记的改革将是“一个伟大的失败”。
认识他的人，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只有七岁的女儿涛涛不理解父亲的处境。一天早上，收音机里广播一条新闻：“……杭州王星记扇厂，最近出现新事一桩：五十五岁的老厂长盛志力同志主动让贤，向上级机关要求免去厂长职务，改任调研员；三十四岁的副厂长俞剑明同志积极挑起重担……”涛涛听了，立刻找到正在练气功的爸爸，拉着他的手不住地摇晃：“爸爸，爸爸，广播里的阿姨表扬你哩。”
承包合同的谈判相当棘手。
他的谈判对手，表面上是扇厂的主管单位——杭州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实际上还包括上级的上级。还包括王星记内的部分政工干部。还包括同一个谈判对手不同时间的思想认识……
俞剑明立的“军令状”，被当作惩罚的条款之一列入了合同。这本来够可以了，但是上头还不满意：“要罚全体职工都得罚，光罚俞剑明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他真急了，高声抗辩说：“我订的厂长承包责任制，犯不着全体职工都搭上。如果你们认为太轻，我宁愿再降一级工资，另外再增加一千元罚款，全厂达不到指标，差多少赔多少。”
不料对方笑着回答说：“你能连降两级？一级行了。至于全厂，不论缺多少，都要罚九万二千二百元。这条不能动。”
王星记的同志算了一下，完成合同每人才分得奖金一百八十元，每增加一元奖金就为国家创造十九点九元的利润。要完不成，即使差百分之零点一也罢，每人都得罚二百一十七点四五元。
那时真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俞剑明的改革方案实际上采取了富有弹性的态度：开初是支持的；风向一变，不能讲“改革”了，他们也跟着变，不支持了；风向再变，他们又转为支持了。王星记的承包合同，在谈判桌上走马灯似的转了两个月，条件苛刻到叫人几乎无法容忍，就反映了那些同志思想的变化。
俞剑明心里明白，合同期限本来定为三年，上面硬要砍掉三分之二，缩成一年；罚款一再“升级”——这，无非是要让他知难而退。
他咬牙咽下了这口气。但是拿不准，厂里职工受得了受不了？他要大家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明态度：要不要在这份合同上签字？
4月中旬的一天，王星记举行职工代表大会。当讨论到那些咄咄逼人的条款时，会议的空气一下升到白热的程度。结果，五十四名代表一致赞成俞剑明在合同上签字。大家都愿意同厂长共命运，也来个“背水一战”。
过去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洪水，把党纪国法冲得七零八落。王星记跟国内外的扇业同行竞争失败了，不就因为纪律松弛才叫产品质量下降找不到销路的吗？！失败令人痛苦，但也提醒俞剑明：绝不能在厂规厂纪前后退半步。
现在，轻便扇齐头打眼工韩阿忠正在瞪眼吹胡，听候厂长发落。
“偌大年纪和女同志吵架！你凶了，你骂了，调查确实，你说怎么办吧！”
韩师傅脖子红到耳背，可又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驳。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俞剑明递过一支“西湖”牌，“嚓”地点燃打火机。
怎么办呢？按照规定，扰乱生产秩序者罚款五元。可是几天之前，这位老工人在严禁烟火的车间里抽烟，已被罚过一次了。他家庭境况并不好，早就失去老伴，独自抚养孩子。而且他过去表现不错，评过公司和二轻局的质量标兵。再罚，真有点下不了手呢！
俞剑明想起2月下旬发表“就职演说”那天，以厂部名义颁布了维持生产秩序整饬劳动纪律的“第一号通告”。不料墨迹未干，两个职工姗姗来迟，其中之一竟是门卫的女儿。做母亲的当着厂长的面狠狠克了她一顿，心想你就饶她这一回吧，“新造毛坑三日香”。但俞剑明神情肃穆地站立一旁，不声不响。门卫只得掏出钱包，并把女儿的名字公诸于众。有一次，一个科室干部外出开会，风尘仆仆赶回工厂时迟了几分钟，也得写检讨张贴出来。至于厂长，他经常是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离厂的。您韩老前辈，就不能给年轻人带个好头么？思量再三，俞剑明用力攥紧拳头：“照章办事，出罚款通告。你经济上的困难由我承担。”说罢掏出十元钱，塞到韩师傅手中。
老人一时惊愕得不知所措，满眼泪水——新厂长拿的四级工工资，也有家有小啊！
几天之后，俞剑明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香烟纸，上写着：“俞厂长：我错了。我一定改掉脾气暴躁的毛病，遵守厂的纪律……”烟纸下面，是一张拾元人民币。
俞剑明以新法治厂，很快就革除了上班时扎堆聊天、打扑克、干私活、搞赌博，以及哼着流行曲到处转悠、堵着干部胡搅蛮缠等不良现象。
全厂职工今非昔比啦！他们一起进入了新的起跑线。
现在，王星记放下官商的架子，再不等顾客上门了。它派出大批业务骨干，分赴全国十多个省份洽谈业务；迅速成立过去长期悬而未决的销售科，配置专职人员，把销售的视野扩展到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区和东南亚各国。
现在，王星记煞住了形式主义歪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俞剑明每月召开一次生产碰头会，与会者讲本月情况、下月计划，有问题当场拍板，或指定专人限期解决。每次会议半个钟头。
俞厂长每天下车间，上午绕三圈，下午转三转，几成定例。许多问题，他了解得比车间主任还早、还详细。
他严厉批评香木车间主任有“贾桂思想”，办事缩手缩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也不敢作主。自那以后，主任同志有了明显的进步，不料今天又来请示报告说：“锯木小组的边国胜节约奖又超了，全厂数他最高，发不发？”
“干吗不发？怕木料节约过头吗？”
俞剑明接着扳起指头跟他算了一笔账：以前，一吨檀香木最多做二千五百把檀香扇，定额落实到人，提高到二千七百把。在这个基数上再超额，开板方的每多开一把奖一角，锯片的精打细算更难，一把奖四角。而一把名贵的檀香扇批发价是十八元。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这五角钱奖给工人不应该吗？
“所以，他奖金越多，越证明我们原材料节约工作做得好。”
厂长笑了，车间主任也笑了。
但是，俞剑明对朱念慈师傅的态度，有人就不以为然。俞剑明想：朱师傅能在一把九寸四十笳全棕黑纸扇上，用金粉书写了一万一千多个漂亮的蝇头小楷，去年轰动了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威尔博览会，被誉为“艺术珍品”。今年又在九寸六十笳的黑纸扇上写了二万五千字，字字珠玑。这样的人才，厂里有几个？浙江有几个？全国有几个？可够得上国宝哩！“常人贵远贱近”。近在眼前的国宝都不当作一回事，这对吗？
俞剑明毫不犹疑地写文章介绍他，请求上级给他提工资，为他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没错，朱师傅的艺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大家都佩服厂长那股子犟劲：只要看准了，别人没说过的话他敢说；别人没干过的事他敢干；上级的指示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不随声附和。
却说王星记正干得热火朝天，市二轻局忽然传来一个文件，听了叫人心里直发怵。一些好心的同志希望他“顺着点”，不要走得太远。俞剑明锋利地回答：“排除干扰”。
他坚定地走着，不犹疑彷徨，不左顾右盼。
他走着一条坎坷的路，然而也是光明的路。
事态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打从他“临危受命”之后，厂里的生产一直稳定地上升。当新年的钟声叩开了1984年的大门，回头一望，王星记一年来的产值、利润都突破了合同定额的水位。
俞剑明回首往事，说实话，心里可是有点后怕哩。但他暗暗庆幸：“幸亏当初不理那一套！”
俞剑明成功了。按照合同，全厂职工每人应得奖金二百五十四点六元，厂长应得三千三百零六元。但是根据某个文件的规定，上级单位不敢批准王星记发放奖金。天哪，这不等于撕毁合同吗？共产党讲话不算数？俞剑明立即请律师，他要向经济法庭上诉了，准备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好在新上任的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同志高瞻远瞩，坚决支持他。事情反映到党中央，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俞剑明的承包合同才得以兑现。
然后，他把三千多元奖金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他在信上说：“世界上有远比金钱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
我来杭州时，俞剑明已被提拔为市二轻总公司经理，正为二轻系统的改革“杀开一条血路”。
我信步走进他的书房。书柜里许多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外名著。使我诧异的是，竟还有不少笑话集，如《笑林广记》、《外国笑话集锦》等等。
我调过头来。他看见我询问的目光，便说：“睡觉前翻翻，联系白天可笑可气可恼之事想一想，一笑置之。”
“然后带着朦胧的笑意沉沉入睡，对吗？”
笑，于他也成了一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