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钟望阳同志
吴强
与我同庚的钟望阳同志先我而去了！8月24日下午1时32分，他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33年春天，在上海泥城附近一所小学里举行的“无名文艺社”成立会上，我和钟望阳同志曾见过一面，我们真正相识，则是在1952年6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工作之后。由于不在一个部门工作，相见多在会议室里，很少有接触交谈的机会。在“文革”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对望阳同志只有这样一个粗略的印象：面善、朴实、寡言、平易。最近五六年来，和望阳同志一起工作，在实际生活中，我从望阳同志身上看到了他的许多优点和他的高尚品质。
望阳同志在三十年代初从事文学创作，在那以后的几年之间，以苏苏笔名发表、出版了好几部童话体的儿童文学作品。优秀的长篇小说《小癞痢》是他的一部代表作。望阳同志文笔朴实流畅，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又善于用心思考，本可以文学创作为专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但因国事艰危，他抗日救亡心切，乃于1943年初，要求党组织将他派往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受考验。新中国建立之后，望阳同志听从党的调遣分配，先在市公安局任职，后到市文化局工作，1963年，又被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任党委书记。打倒“四人帮”后到上海文联任党组书记。他的工作十分紧张、繁重。我曾和望阳同志谈到创作问题，希望他还能写些作品，他笑笑说：“我就为你们服务服务算了！”望阳同志长期以来，只知道根据党的需要工作而不知道有其他。他一贯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以党的利益为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唯无私方能无畏。在工作中，望阳同志不止一次地抵制了追名夺利、借权谋私的不正之风，顶往了官僚主义横加干涉的压力，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
上海文联和各个协会，在十年动乱中被“彻底砸烂”，1977年底，望阳同志受上海市委任命，负责主持重建上海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机构，恢复文联和各协会活动的工作。当时，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多年以来与文艺界很少接触的钟望阳同志，毅然走上战斗岗位，在废墟上开始打桩掘土的工作。上海是“四人帮”发动内乱的策源地，上海文艺界是“四人帮”进行反革命破坏的重灾区，极“左”的流毒深而又广。望阳同志在市委、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下，首先将刊物《上海文学》恢复起来，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阵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核心“文艺黑线专政论”展开了有力的批判，揭露了“四人帮”利用文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质。《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纲领》、《艺术与民主》、《为文艺正名》等著名文章，都是望阳同志亲自主持撰稿、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上海文学》的主编是巴金同志，望阳同志兼任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辅佐巴金同志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在清除“左”毒，冲破“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反对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团结作家、艺术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现、扶植文学新人等等方面，望阳同志带动、团结编辑部全体同志，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倾注了全部精力。望阳同志以抓刊物为起点，逐步地将上海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活动恢复起来，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望阳同志党性坚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切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有人对他个人或对工作、对刊物上发表的某篇文章、作品有意见，他都表示欢迎，冷静倾听；但他绝不无原则地照单全收。对错误的批评、不实的指责，他总是态度鲜明，或当场说理批驳，或在尔后进行辩论。在不分是非曲直、阿谀奉承、拉拉扯扯之类的市侩主义还有市场的今天，望阳同志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望阳同志本非孱弱多病之躯，近几年来，却时常犯病，先说他缺钾，后又诊断他心脏不好，之后，又说他的肺部也有问题。这些病哪里来的？万恶的“四人帮”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之中，对钟望阳同志横加摧残迫害，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张春桥们污蔑他是什么什么死党，喽罗们便无所不用其极，将他关闭在一小间终年不见阳光的潮湿阴暗的屋子里，对他残酷批斗，甚至逼他跪在大楼顶上。随意殴打，强迫劳动，更是通常的事。望阳同志“解放”之后，种种病象在他的身上连连出现，渊源不是明白得很么？但是，望阳同志却并无怨言，他以多病之身，背负着沉重的担子，不停歇地辛劳工作，医生给他病假他不要，常常抱病上班，直到卧病在床，病情危重的时刻，还念念不忘上海文联、《上海文学》、上海文代会的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德！
望阳同志一向布衣布服，粗茶淡饭，生活简朴，不尚浮华。他学习马列主义，刻苦认真，持之以恒。对党的重要文件，无不细心阅读，力求联系实际，加以理解贯彻。他工作耐心细致；唯勤唯俭，作风踏实。对人对事，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轻下结论，力求考虑周详，妥善解决问题。在上海文艺界，特别是在文联机关内，一提起“老钟”，大家都衷心敬爱。我和望阳同志相处共事五年，融洽愉快，结成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我从望阳同志身上得到的教益、启示很多，望阳同志的一些优点，恰恰是我的缺点。他的不幸去世，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大损失；也使我丧失了一位诚挚的益友，我深感悲痛。
望阳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望阳同志的文学著作和他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地留存着难忘的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上，虽然还有坎坷，我们必将克服它们，踏着坚实的步伐，不断前进！
1984年9月1日
第8版()
专栏：群言录
刹一刹“送稿”风
中国新闻社 钟和
在现代化通信手段日臻发达的今天，不知怎的却时兴起一阵“送稿”风。一些热心于宣传报道的同志，千里迢迢进京，来到编辑部送稿，并声称要“取经”、“求教”。对于这些热心的人，编辑在深受感动之余，也曾表示希望今后有稿只管寄发，不必专程来送，彼此都可节约一些时间从事有效的工作。然而，这种善意的劝阻是徒劳的。
今年四月份，在一次全国性有关宣传报道工作的会议上，我们曾恳切地向来自各地负责宣传的同志说：各地通讯员和撰稿人把稿子写好，及时交邮局寄来即可。对于不适用的，或需加工的，我们一定回信说明。但是，就在这次会议开过之后，各地送稿的又接二连三地来到北京。湖南郴州地区来了六位宣传干部，拿了一些稿件，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不能用的。六位同志在京逗留了很久，直到我们把不用的稿件全部按作者地址邮寄回去，他们几位还在北京未走。接着，是山西某地区的，来京把稿子放下，就去福建了。最有趣的是某部队政治部联络处从大连、烟台、青岛等地一共来了四位同志，拿着半年以前我们约写的一篇报道送来。可惜，时过境迁，许多报刊都已报道过了。好在送稿的同志似乎也并不在乎能否采用。去年从江西来了几位送稿人，把稿件送交编辑部之后，就取道西安、峨眉，然后返回江西，好象来北京只是顺路经过。
按照一些送稿人的谈话，是希望编者能当面给讲讲如何写作适合要求的稿件，是来学习的。但是，你对他讲了，尽管讲得不怎么完善，往往并不奏效。同时，有的送稿人也并不是写稿人。下次来稿，仍无改进。
为什么稿件不寄，却要亲自送到北京呢？假若旅费要自己负担，大概就没有人做这赔本的事了。因为一篇稿子即使被采用，稿酬无论如何是抵不上往返的旅差费的。
深圳的同志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许多同志赞许，认为这是反映了全党全民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大业而争分夺秒的进取精神。可惜对另一些同志来说，似乎毫无作用。他们还在用国家的金钱，毫不痛心地浪费自己、也浪费别人的时间。这也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歪风，该刹一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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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晨曲（外一首）
刘章鸡鸣咯咯，鸡鸣咯咯，一声，一声，东坡，西坡。村庄揉着惺松的睡眼，一点，一点，亮了窗格；大山披起了美丽的轻纱，一朵，一朵，早霞千抹。远处的山鸟啾啾啼叫，一声，一声，清幽，寥廓；近处的锄板丁当响了，一闪，一闪，锄下冒火。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一步，一步，踏着春歌；一辆辆拖拉机游过小河，做买卖的姑娘们象一车花朵……
养花人家院里是芍药、月季，屋里是米兰、山茶，文竹摆在窗台，吊兰丝垂衣架。海棠牌的洗衣机；出水芙蓉墙上画……满眼是花，花，花，好一个爱花人家！丈夫爱花，妻子爱花，君子兰和女儿年龄一般大。在一片紫藤的浓荫，慢慢听养花史话：六六年将牡丹遮遮盖盖，七六年让牵牛吱吱哇哇，七八年的好风一吹，花花草草都有了身价……我象只蜜蜂采走花粉，把我的歌声留下：愿春光再不受践踏，愿好花永不受雪欺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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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派性和“辩证法”
派性在今天，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用人上，且因身分不同而表现形式各异。管人事的荐举同派的同志，一般采用“这个同志有点小毛病”——先抽象否定，接着在“不过”或“但是”后面做文章，化缺点为优点，问题变长处，越说越好；相反，对介绍不同派的人，则用“这同志不错”——先抽象肯定，然后在“不过”或“但是”后面，缩小优点，夸大缺点，愈说愈差，具体否定。而这一切，都是在翩翩然君子风度，彬彬然大人器量下出现的。这些话中话，弦外音，于有派性的领导则心领神会，不露城府；新来的领导则不知其中奥妙，反以其有知人之明，有“辩证法”，而赞许有加。
其结果，使一些“三种人”或有严重错误的人得到明不保暗保，留下遗患；一些真正的人才，或被扼杀，或被弃置不用。 崔永生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落实与不落实
如今，在一些单位或部门里，对于知识分子政策，说他根本没落实，却也做了一点点“好事”，可实际上，那里的知识分子所得无几，甚至徒有一个被“落实”的空名。
譬如，有这么一家大工厂，近几年房子没少盖，科技人员也较受“优待”。而检查起来，大楼朝阳的一面，几乎是清一色的行政干部，科技人员则都被“落实”到大楼的背阴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年都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名，从上级有关部门要下来盖大楼的指标、钱款，而在分房子时，“行政长官们”捷足先登……举一反三，由此及彼，问题还多得很。
这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是远远没有落实的。 丹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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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善本的复归
雷梦水
宋代司马光撰辑《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完成，元祐初年政府下令由国子监刻板。徽宗时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否定《通鉴》，南宋以后就看不到北宋本，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刻本的绍兴（高宗）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是据北宋本重印的。南宋本至清代清宫内天禄琅琅尚藏有一部，后被清废帝溥仪窃出，赏赐某王爷，某王爷为长久保存计，遂托琉璃厂文德堂书店主人韩佐泉作精装金镶玉。韩认为某王爷不悉版本，顿时心怀邪念，认为有机可乘，即以影宋百衲本（版式与此本相似），染纸作伪，并钤盖仿刻宝章，年余工毕送归，原本昧为己有。书主受骗并未发觉，事过已久，韩即异想天开，先以《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割售于教育总长傅沅叔，复将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大洋壹万元高价售归财政次长潘复。至1923年潘复以宋绍兴刻本《白孔六帖》易得傅氏所收藏的《通鉴》目录三十卷，得以珠联璧合。潘复前清举人，喜藏书，辛亥革命前任山东劝业道，民国成立后，改充山东实业司长，后来筹办南运河水利局，又设立鲁丰纱厂，自充督办。1936年潘病故后，其藏书陆续散出。日本投降后，潘的家属将这部镇库之本托书业刘续川出售，刘缺乏资金，则作价以十条金子转售于琉璃厂富晋书社王富晋。王为了慎重起见，特约琉璃厂著名版本专家王晋卿前辈作了鉴定，然后付款，并允王晋卿先生算一个股，事后震动了北京文化教育界，由北京大学唐兰先生出面干涉追问此事，结果经人调停，迫使王富晋以原价不亏本归还故宫博物院。这部稀有珍贵的善本，复归国有，值得庆幸。1959年故宫博物院又将此书移交北京图书馆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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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状元〔中国画〕 史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