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无望村的馆主》序言
师陀
世上最苦的差事，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法，我自己认为莫过于写序言或后记了。这种感受包括给自己著作写序，给别人的著作写序更是如此。别人的著作且不说它，单说自己的吧。他要讲的话全在书里讲完了，硬要他搜肠刮肚再讲别的什么，等于教他下苦海。我不愿意下苦海，然而这一次是我自取的，又不得不下。
光说这本小书写成的时间。它写成于1939年年底，动手于那一年的深秋或初冬，目的是揭露一个缺德的无恶不作的地主的败家经过。因为当时曾在一家报纸连载，根据回忆，每写完一章，便交给报馆，所以还依稀记得。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季孟。1941年由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用的笔名仍旧是季孟，抗战胜利以后，始由书店改用师陀笔名重印。季孟是我兄弟的名字。无论发表时和印单行本时，全光秃秃的，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
数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想不到它还有重印的机会，随着历史的变迁，作为腐叶，烂掉是它应得的命运。对于它的这种命运，我绝对没有什么惋惜。1981年洪荒兄要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丛书》，向我约稿，指名要这本小书，当然还有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其他著作。他在去四明山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以前，一直在上海工作，知道我一直留在上海，也知道我的写作境况。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于当年年底交给他修改稿，并应他的要求，写了一篇序言。做了一场梦，一觉醒来，序言，还有稿末注明的初稿写成的时间，修改稿完成的时间，一古脑全不见了。那篇序言很简单，主要是讲我要修改它的原因。
其实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我就想修改它了。只为考虑到书店需要重新排印，必须重新付排印费用，而书的销路又未必好，书店既不容易答应，我自己又拿不出钱，只好放弃要修改的想法。我的想法其实也简单得很。那就是我原意在暴露无恶不作的败落地主陈世德，陈世德在北方的败落地主中有其典型性，使读者憎恨他，结果却拿一个被他的一次完全出于儿戏成为牺牲品的无辜少女，又以“三从四德”做他的陪葬品，这太不公平了。我认为这样处理，减轻了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我这认为有根据，虽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读者，有个人读了之后，就曾亲自告我，说我同情陈世德。我同情强奸过无数穷苦农民人家的姑娘的陈世德！这岂不荒唐透顶吗？然而我得仔细考虑它所不应得到而竟得到的这种效果，尽管认为我同情陈世德的只是一个人，是少数也罢。那应由于我对那位无辜少女处理的不公平，多数读者会怎么样想呢？服从“三从四德”旧礼教，在当时，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地主家庭的姑娘当然会是真实的。我同情百合花，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善良的女子，一粒可爱的珍珠，应该给她一条出路。我认为这么着对待百合花才公平，才能增加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于是我就这么改了。我不知道是否能收到我设想的效果。给百合花一个好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这么着我就很满意了。
我改的结果却得到另外一种报应，读者中有一部分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全是误会。对于我自己的书，我最怕的是写序言或后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有几本书原来都没有序言和后记，我觉得我的看法全写在书里了，用不着再罗嗦自己要写的理由。现在我应别人的要求所写的序言又失落了。其实即使不失落，照样印出来，这种误会也很难避免产生。毛病出在体例方面，也就是形式方面。前不久有一位我很引为知己的同志曾经来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另外还提了一些意见。他并不曾把小说中的“我”当做作者本人看。但是他认为书中的“小引”和“跋”的确不合常规，希望我有机会修改。除了这位同志以外，也有别的同志提出同样的意见。＊
这是我引为知己的那位同志修改的提法，事实上我只写信告诉过唐弢同志：有人问我“跋”是否有具体事实作根据，唐弢回信讲：既然名为“跋”，引起这样的疑惑是必然的了。
小引在我们祖先是当作序言或题记用的，跋是当作后记用的。我意在给小说创造新的形式，在这本小书里试用。但是既然有这些同志热心地建议我改，我也不能不考虑了。然而我又没有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全改。仍旧是给小说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开头第一章的“小引”仍旧保持原样；不过这里的“小引”已经不是作为序言用，而是变通为当做引入后面的故事用，和它相应，那本来原有的“结尾”改成“十三”，将“跋”改成结尾。
书里写到的一些带地方性和时间性的名物，原有少数脚注，只是总还不能让外地的读者都读得懂。为了他们的方便，现在凡是今天少数读者看不懂的地方，我又增加了好些注解。有一点我只好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小说里的《秀才卖驴》并不是戏文之类，那是一篇“八股”文，我读私塾时听大人背过，后来我读了中学，又听一位同学拿着抄本念过，似乎没有刻印本。全书的文字，我也作了一些润饰和校正。
关于这本小书的整个儿形式，虽然名为小说，其实它只能算是受民间传说影响的故事。1984年4月26日上海
＊这篇“序言”曾蒙我引为知己的那位同志改正了许多，他很虚心，不肯强加于人，来信的最后说：“按我的私意，小引似仍不如改为引子，但你既要创造新的形式，我也只好妥协了。”他既然如此，我也向他的建议妥协，这里仍旧只在正文中改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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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怀
李维汉遗作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是一九八四年春节李维汉同志病情日趋严重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当时他向我讲了他写这首诗的心情，他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深深感到党的春天回来了，党中央的一切措施都是在不断全面开创伟大的新局面；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同心协力搞四化；展望前途，无限光明。他说他的心情无比的舒畅，所以写了“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李维汉同志说：“采薪之忧就是有病，我虽然病情严重，但是我的生命还没有停止，好象木柴还在燃烧，我要把余光余热尽量发挥出来。唐朝诗人李商隐有一句诗‘人间重晚晴’，我借用了，把‘重’改为‘惜’，就是要珍惜晚晴，为党多做点事”。
这首诗是李维汉同志晚年最后岁月的生活与斗争的真实写照。他确实是这样，这几年用了最大的毅力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开朗、乐观，就是在病重住院期间，也不顾医生和家属的劝阻，奋力工作，争分夺秒，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吴景之附记
甲子立春日次韵奉和李维汉同志
赵朴初
春兴春云霭霭生，春潮喜见浪花新。
老成上寿邦之宝，共道人间重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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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查”与“外调”
许锦根
这年头看报纸，广告栏里的招聘人才启事是很惹人注目的。人才可以流动，这是人事制度上出现的最大变化之一。有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深谙此道，似乎一旦在报纸、电台上登了一份招聘人才的启事，他也就当之无愧地列入了改革者、爱才者的行列。至少我原来就是这么看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不久前遇到一位工程师，他精通三国文字，又熟悉业务，但只因与领导关系“没有处理好”，讲得直率一点，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批评过领导的瞎指挥，于是被发落到仓库当保管员，一干就是两年。据说，类似这种情况，在这家厂子为数不多的科技人员中，并不止他一个。可是这家厂的领导前不久还兴师动众地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人才招聘的启事哩！
一边放着人才不用，一边到外面去招聘，真是怪事！这不禁使我想起《史记》中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燕昭王欲用丰厚的财货来招请有才能的人，要郭隗向他推荐。郭隗说：大王您真要招纳贤士，就请从我郭隗开始，那么比我高明的人就会接踵而至了。燕昭王于是为郭隗改筑房室，拿他当老师看待。这样一来，有才能者纷纷争着奔向燕国。郭隗这样说，也许有“趁机捞一把”之嫌，然而燕国后来果然招到了大量贤才，却是有史可查的。任用人才，“先从隗始”。用我们前几年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先“内查”，然后“外调”。
“内查”者，即调查一下本单位、本部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了？是不是个个人尽其才，人人心情舒畅了？有没有在可能的条件下，或者是创造了可能的条件，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等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查清楚，或者根本不想去查，就急着向外招聘人才，这虽不能一概而论说就是对任用贤能缺乏真诚，但至少效果是不会好的。当外面的人才应聘来以后，看到这里的同行心情不舒畅，他又会作何感想呢？这可真值得我们有些领导想一想呢！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招聘人才的作法，而是必须从思想上端正认识，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办好企业的中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内查”和“外调”的基本前提。否则，今天由于你看不惯本单位的知识分子而不用他，明天就完全可能因为看不惯应聘来的专业人才而同样冷落他，让他“靠边站”。君不见，现在有些单位向外招聘人才并不少，但企业面貌依然如故，并无起色。原因之一，恐怕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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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峡抒情曲
于宗信
思念
思念，是跃动的音符——海峡的浪花；思念，是凝固的云朵——海峡的彩虹思念，是飘扬的旗——海鸥的翅膀；思念，是圆月的歌——母亲的向往。呵，思念是风帆，在祖国的地平线上……
含情的月含情的月绣着诗一般的春夜，海峡荡漾着一片花的诗情。祖国，用淡蓝色的光圈，摄下一颗亮晶晶的心。一叶帆影。一路乡音。有扑向港口的船。有泅向渔火的星。呵，一条温馨的路，是圆月流盼含情的眼睛……
帆，在晨曦中飘出来……帆，在晨曦中飘出来，在微红的光影中。在太阳初绽的花瓣里，旋转出的一曲旋律；在太阳吐蕊的芬芳里，漫溢出的一片诗情。蓦地，从宝岛上吹来了轻风，是亲人手上挥动的一朵云。亲切地在我心中叠印——是台湾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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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张造护树（历史故事）
朱靖宇文 苗地画
唐朝时候，从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几百里长的驿道两旁，列植着高大、茂密的槐树。这树，是隋朝统一南北之后栽下的，一向保护得好，经过将近两百年的长养，郁郁苍苍，映天蔽日，看上去十分壮观，路人们都受到荫覆的实惠。
唐皇朝度支部长官度支使，是分掌财权的大臣。他看中了可以从这批槐树中谋取私利，就向德宗皇帝李适（kuò）上了奏折，请求将树株伐掉，制作车辆供官员们乘坐。得到了李适的认可后，就风风火火下了公牒，责成沿路的渭南县首先动手，限期将路旁槐树统统砍掉，集运到指定的地区去。
渭南县令出缺，任务由县尉张造代理。张造赋性正直敢言，见不得破坏自然风景和损害百姓公益的事，他对度支部的公牒很不赞同，和县吏们商量，要向度支部陈诉，请求收回砍伐行道树的成命。
县吏们劝阻说：“这是部里大官定的主意，皇上也点了头，如何抗得？！闹不好，要担个违背圣旨的罪名的。再说，这又不只是渭南一个县的事，何苦去撞硬钉子？！”
张造说：“畏头惧尾，该说话时不说，渭南百姓要我这个长官何用？”于是，他在公牒后面附写了申述意见，写到要造车，好木材到处有，何必一定用这历史久远和万众托庇的古树？又申述说，这些古槐是先代栽植，也是先皇们所游憩和爱护的。还写有这样几句：“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写完，请来人原牒缴回。
度支使很恼火，将公牒呈给皇帝，他是想借刀杀人，好办张造违抗旨意的重罪。
德宗李适看了张造的申诉，认为理由足，道理对，就让大臣们复议。许多大臣支持了张造的意见，漫长驿路上的几万株古槐，终于得到了保全。（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