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文化使者足迹遍天涯
——新中国三十五年来的对外文化交流
文化部副部长 吕志先
对外文化交流是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是传播和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媒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光辉文化。各民族一经接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影响总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我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她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著称于世。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便同国外有了文化交往，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新中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篇章。
1951年，我国开始派遣政府文化代表团出访，与外国签订政府间的文化协定，揭开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序幕。到1966年，我国已同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协定，内容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图书、广播、文物、考古、宗教、园林等各个方面。派出和接待了大批文化、艺术、展览团组和文化界人士，对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促进和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和友谊，起了重要作用。
不幸，“十年动乱”期间，国内几乎所有文化园地都被摧毁，对外文化交流这朵鲜花也枯萎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对外文化交流之花又象草木逢春，竞相开放，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近六年来，我国与六十四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协定，同中国进行文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个；派出和接待文化艺术方面的团、队、组和作家、艺术家约有两千多起，近二万人。我国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正如一首诗歌形容的：“文化使者的足迹踏遍天涯，知识友谊的鲜花撒遍五洲……”
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采，形式日趋多样。在派出艺术团方面，除传统的京剧、杂技、木偶、歌舞和民族音乐外，还增加了富有地方色彩、充满生活气息的越剧、潮剧、汉剧、粤剧、芗剧、琼剧、黄梅戏、花鼓戏等地方戏曲。近年来，话剧《茶馆》也异军突起，初次登上国际舞台。此外，在举办艺术品展览方面，有绚丽多彩的国画、版画、水彩画、漆画、雕塑、陶瓷、出土文物、工艺美术、摄影、刺绣、剪纸以及形象逼真、造型优美的面塑、泥塑等。在引进外国优秀文化方面，就艺术品种而言，则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技艺精湛的芭蕾舞、舞剧、歌剧、话剧、哑剧、歌舞、交响乐、室内乐、合唱、独唱、独舞、独奏，以及生活气息浓郁、风格各异的木偶、魔术等；在来华展品中，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优秀绘画，五彩缤纷的工艺美术、陶瓷、雕塑、书法、摄影等。近年来，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艺术形式，如立体感强、能随着观者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国全息摄影作品，也被介绍给中国观众。
电影也是当前国际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除互办电影周、互派代表团及建立影片输出入关系外，我国先后参加了二百四十余届国际电影节，《泉水叮咚》、《城南旧事》、《一盘没下完的棋》和《黄山奇观》等七十部影片获奖。我们还同不少国家合作拍摄影片。已拍摄完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有七十四部，其中有些影片如同意大利合拍的大型彩色系列故事片《马可·波罗》等轰动世界影坛，获得了最高嘉奖。
此外，我国还参加了不少文化方面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艺术节的比赛活动。其中音乐、舞蹈、杂技在国际艺术节比赛中获奖近二百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如我国杂技演员继1982年在巴黎“明日”国际杂技比赛中获得五块金牌中的三块后，同年末又在摩纳哥国际杂技比赛中夺得首奖——“金小丑”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国声乐演员梁宁、迪里拜尔和傅海静在今年赫尔辛基国际声乐比赛中分别获得女声组第一、二名和男声组第三名。这是我国1980年以来在国际声乐比赛中第五次获奖，总计有三十八人获奖，其中九人获得首奖，这表明中国声乐艺术开始走向世界。
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知识，促进了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我国各种艺术团到国外访问演出，几乎每次都学习和带回一些外国优秀节目。外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到我国访问演出、展览、讲学，中国文化工作者也从不放过机会同他们进行技艺交流。如英国是水彩画的故乡，举办英国水彩画展览后，我国艺术家们吸收对方同行的长处，使水彩画的水平提高了。螺钿工艺最早源于我国，却失传了上千年。日本学到手后，曾将作品送到我国展览。苏州一个青年看后，决心复苏祖国这一艺术之花，他经过潜心研磨，使螺钿艺术在我国重放光辉，并超过了日本。
富有鲜明民族特色和高度艺术技巧的中国文化艺术团和展览团，在国外演出和展出，同样受到外国观众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如内蒙古艺术团访问非洲三国，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坦噶市体育场演出时，全城十二万人口，每场观众达六万多人，被称为“倾城出动、盛况空前的盛会”。泉州木偶剧团在菲律宾露天音乐厅演出时，暴雨突降，观众都坚持不走，出现千人撑伞看戏的动人情景。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暇出席观看，并接见我国演员和展览工作人员。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京剧“是中国歌剧艺术的高峰，是歌唱、舞蹈、杂技和音乐相结合的典范”；杂技“严谨、精确、优美，充满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民族歌舞“风格不一，富于色彩……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绘画和雕塑“充满神奇色彩和创造精神，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令人心驰神往”；出土文物是“一簇簇怒放的鲜花，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令人为之叹服，为之倾倒！”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注意尊重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各自的民族传统，使文化交流更好地为我国与各国人民的繁荣、幸福和进步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努力借鉴、吸收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艺术的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同时，也欢迎外国研究我国的文化艺术成果。我们的原则是：在分享人类文化财富方面，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增进友谊。
世界上最发达的民族往往也是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宏伟的“四化”建设。要在我国建设起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固然首先要靠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创造精神，但也必须学习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其有益的养分。今后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切对我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附图片）
对外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学习。图为奥地利音乐家在访华期间怀着浓厚的兴趣练习弹奏中国古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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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性的日内瓦会议
王炳南
1954年在瑞士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回顾这次会议，中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和历史功绩，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
五十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吃了败仗，被迫停战。英、法同美国之间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促使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趋向和缓。日内瓦会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我们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日内瓦会议，决定派遣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出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但它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在解决重大问题上，苏、中、朝、越四方总的来说是配合得很好的。在这方面，周总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周总理在大会上的发言，充分表达了中国代表团谋求解决问题的诚意，并力争使这次会议能就巩固朝鲜和平和实现印度支那和平达成一项政治解决。
虽然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家绝大部分与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是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会议的。在处理问题时，周总理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当美国代表企图蛮横阻挠和破坏会议的进程时，总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但当美国代表表示愿意谈判时，周总理当即表示欢迎。他还经常在会议厅的酒吧间同一些未建交国家的代表会晤，只要他们乐意接触，总理都友好、热情地同他们交谈。周总理还在住处宴请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朗宁，以及其他未同我国建交国家的代表团。会议结束后，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甚至邀请了美国的代表，虽然他们没有出席。许多国家的代表，包括那些曾经攻击过新中国的代表，对周总理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和以礼待人的作法非常钦佩，认为周恩来总理真不愧是来自伟大国家的伟大外交家，他所表现出的高超的外交艺术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和解态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议从1954年4月26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历时近三个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参加国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代表。会议通过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逐日顺序轮流担任会议主席。第二阶段从5月17日开始，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参加的除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老挝的代表。
在朝鲜问题上，当时经过军事较量，双方已按停战线（即三八线）稳定下来，形成一个均势局面。但是为了巩固这个局面，还必须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保证。美国在会上百般阻挠，不愿意从政治上进一步解决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首先提出以“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全国选举、和平统一南北朝鲜”为内容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美方却提出要由联合国来“监督”选举、待朝鲜全面实现和平后再撤军，企图赖在朝鲜不走。为了挫败美国玩弄的花招，我国代表团同朝、苏代表团协商后，提出同意“监督”，但“联合国军”为参战一方，因而不能由“联合国”监督，可由中立国监督，从而使美方无法拒绝。虽然由于美方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反复进行阻挠和破坏，使有关朝鲜问题的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但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所作的艰苦努力，不仅是与会国代表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印度支那问题比较复杂，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突出在三点上，这就是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其中以划区问题最为重要。它不仅是军事问题，也牵涉到政治问题；既有南北越本身划线问题，也有印支三国分别解决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会议讨论关于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一次发言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停止敌对行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怎样才算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呢？那就是必须承认越南、高棉和寮国人民有充分权利获得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并在他们各自的祖国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这就是中国对恢复印支和平的原则立场。
虽然当时越南有些人希望能一下子统一越南，但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尚不可能。为此，越、苏、中三方代表一致认为，还是南北划线，争取首先建立十六度线以北一块完整的根据地，以利将来的统一。1954年7月3日至5日，周恩来总理趁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风尘仆仆地赶回我国柳州，和当时正在那里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讨论。胡主席完全同意南北划线，并估计对方最多只能让到十七度线。这样，越南最后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十七度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同意协议规定的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日内瓦会议后，胡主席立即发表文告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后来，越南其他领导人如范文同、黎笋等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河内当权者为了掩盖越南这些年来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扩张的行径，竟然诬蔑中国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上“背叛”了越南。这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徒劳的。日内瓦会议的历史事实是歪曲不了的，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抹煞不了的。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绝不会听信越南当局所编造的谎言。（附图片）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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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中国的改革前途无量
——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改革
本报记者 严正
“中国的改革前途无量”。这是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塞尔维亚共和国科学艺术院通讯院士、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博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前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的看法。
这位在南斯拉夫学术界身兼数要职、很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从1949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理论、比较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他曾对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实地考察，发表了数百种著作和论文。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他的著名著作《公有制的理论基础》已有中译本。马克西莫维奇向记者展示了他两次访华时所收集的中国织锦、瓷器、漆器等纪念品后，侃侃而谈地叙述了他对中国改革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情况。
1979年10月，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客人，第一次到中国作了为期二十一天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给他最强烈印象的，是中国终于结束了始自“文化大革命”的困难阶段，即结束了不要科学、不顾经济规律、反对经济现代化、以知识分子为敌、人民遭受灾难、国民经济失调、整个体制不断恶化的“极左”时期，开始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当时赵紫阳同志主持工作的四川省走在改革的前头，它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工商企业自主权和在农村推行责任制方面，正进行一系列试验，因此，他对在四川度过的日子尤其难忘。马克西莫维奇说，1983年，他第二次访问中国，相隔四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可是改革却使中国向前迈进了令人震惊的巨大一步，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马克西莫维奇在两次访问中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他指出，是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以惊人的记忆背诵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后说，从1979年到198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而在1983年，它的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又分别增长10.5％和9.5％。这最好地表明中国走的改革之路是成功的。他说，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农村和城市开始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访华时他感到人们还比较拘束的话，那么，第二次访华时则看到人们神情开朗，热情大方，拾金不昧和助人为乐的事迹也一再在他身边出现……
改革之风吹遍今日中国，中国在迈步前进，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关注。马克西莫维奇自197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直对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亦即成功之处，首先是在农村推行责任制，搞活了农业经济。他说，从经济结构看，目前中国仍是个农业国，有80％以上的人口居住农村，那里有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责任制第一次把这些资源调动起来，为工业和整个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以及出口物资。中国实行利改税等措施，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了它的生产积极性。这是近几年中国工业生产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马克西莫维奇充分肯定了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他认为在中国改革中最关重要的一着是对科学和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他指出，这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此，他特别称颂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所建立的伟大功绩。
在结束采访时，马克西莫维奇向记者强调，他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所作的估计，绝非凭空而出，而是他两次考察中国并进行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他现在仍经常阅读中国出版的外文书刊，继续注视中国的改革，并准备写一本书介绍中国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