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富”
——党的富民政策断想
远志明 薛德震
我们党的富民政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求幸福，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得人心，顺民意，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然而，若以旧日眼光、传统观念来看这个“富”字，则轻会产生不悦不快之感，重会引出耸人听闻之论。所以，有为“富”字清拓正名的必要。近来日有所思，偶成断想，汇录于此，求教于众。
富与贫
人心思富而弃贫，恐怕是人之常情。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化财富，是为了摆脱昔日的贫穷落后；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富裕幸福。据此，生产才日新月异，社会才日益昌明，人类才从茹毛饮血、裸体穴居到丰衣足食、文明康乐。从贫到富，这是贯穿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趋势。
马克思曾谈到他的新贡献，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这个阶段上，私有制、阶级、奴役和剥削是不可避免的。这时贫与富互为因果。少数人富有，是由于大多数人贫穷；大多数人贫穷，是由于少数人富有。只有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这种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才会消失。而阶级斗争的发展最后必然会自我否定，通过解放生产力，创造出巨大财富和新式分工，足以导致阶级斗争的自我否定，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富乃人间正道。
古代曾有人打富济贫，要求等贵贱，均贫富。我们共产党人也站在贫苦大众一边，但不是打富济贫，而是要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大大解放生产力，使人人由贫到富。
在贫富对立中产生了憎恨富人的情绪，在反对富人的斗争中又形成了穷人高尚的意识。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情绪和意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在人们因勤劳而致富已成为可能的时候，仍用旧日的眼光来看待贫与富，视富为可恶、贫为可贵，甚至制造出社会主义宁贫勿富之说，那就极为荒谬了。显然，这是封建小农的狭隘眼光和愚昧观念，而非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今日我国，贫穷落后乃一大敌，大敌当前，切不可误敌为友，以免贻笑后代。
人民富裕与安邦兴国
富民与兴邦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社会主义使两者的统一成为可能。
富民与兴邦互为条件，民不富，邦难兴；而邦政昏乱，则民难富。明政皆以富民为兴邦之道，比如古人就有藏富于民之说。没有亿万人民的奋发，就没有社会的活力；没有人民的富裕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过去常讲“大河无水小河干”，然而追根溯源，哪条大河不是由众多小河汇聚而成？没有滴滴泉水、涓涓细流，哪有长江黄河的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所以，若说“小河无水大河干”也是很切近情理的。说到底，大河小河既然相互沟通，它们必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两者都须畅达疏通，不能淤塞。
富民的过程就是兴邦的过程。所谓富民，不是国家供养济施，而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劳动者辛勤劳动，努力创造，放开手脚，大胆致富。这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致富，更主要的是从根本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创造财富。近年来，广大农民富了，国家粮库也满了，可见富民政策利民利国，富民有兴邦之功效。
兴邦也是为了富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解放、搞建设，说到底是为了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没有这一条，说千道万，人民也不会相信我们，到头来，兴邦也是一句空话。
民富了，邦兴了，才有强大的国防，有力的外交，争得独立和平，维护民族尊严。此理尽人皆知。气节诚然可贵，然而如果民穷国衰，无力抗争，仍难免国破家亡。所以，爱国不是空话。今日爱国，就是要投身于祖国四化大业，造福炎黄子孙。
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基础？过去多从政治上分析。其实，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民安是政和的基石。而民富则安，民饥则乱，此乃历史常识。社会主义事业给人民以切身利益，不断增进他们的富裕幸福，因而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推动，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根本保证。“左”的路线搞“假、大、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损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结果是人心散懒，国家动乱。血的教训不能重演。只有致力于发展经济，人民幸福，才能求得国家长治久安。
共同富裕与部分人先富
党的富民政策不是富少数人，也不是富多数人，而是要使全体劳动者都不同程度地富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呢？
部分人先富有必要性。首先，在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即使大力号召致富，人们还会畏首畏尾，不敢放开手脚大胆致富；有的富裕户至今仍提心吊胆，惶惑不安，此足以说明鼓励先富之必要了。其次，有了先富者，才能打破一片无所作为的僵死状态，树立榜样，引起竞争，你追我赶，带动大家都迈上通向富裕的康庄大道。
部分人先富又有必然性。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所有人同步富起来，这是形而上学的幻想，到头来只能是共守贫穷。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平衡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实现的。少数人率先达到较高的富裕程度，随后其他人陆续都跟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少数人达到更高程度。如此跃进，总有少数人在前头，生生不息，蓬勃不已。恰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奔后涌，共入东海。
部分人先富不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指财富的增长即资本的积累导致广大劳动者相对贫困的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彻底铲除了它的根基。先富的与后富的，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企业家和工人，一律按劳分配；各类专业户，都对国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应当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促进共富。
物质的富与精神的富
谈起富，人们往往立即想到物质财富，而很少想到精神上也有贫富之分，更不去考察两者的关系。
按照唯物主义，人们的物质需要总是第一位的，精神需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茂盛起来。虽然两者的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但这个基本位置不会改变。农民们过去衣食都不充裕，生活单调，既无心思又无条件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近几年来物质上富起来后，精神追求才多起来。他们不仅办学校，学文化，求娱乐，还办社会福利，传播精神文明。可见物质的富带来了精神的富。
有人把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人精神空虚归罪于物质富裕，照此推理，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应该归功于物质贫乏了？这实在难以立论。物质财富本身无罪无臭，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生活的保障，多多益善。一些人精神空虚是资本主义社会多方面弊端引起的综合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的富只能带来而不会损害精神的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一起丰富起来。富裕幸福与艰苦奋斗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经济困难时期，即使在条件好转、逐步富起来的今天，我们仍然提倡艰苦奋斗。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艰苦奋斗。先烈们用鲜血打江山，我们用汗水搞建设，正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而决不是为了让人民受苦受穷。带领人民吃苦是为了使他们甜美，受累是为了舒适，勤俭是为了富足，这是客观的辩证法。否则，为苦而苦，简直愚不可及，并且终究会被人民所唾弃。
艰苦奋斗主要是指不畏困难、奋发拚搏、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富裕幸福的生活，离不开艰苦奋斗。近年来广大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就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结果。至于所谓“镜子照一照，无产阶级思想全跑掉”之类，不过是对艰苦奋斗的“左”的歪曲，是庸俗的陈腐观念在作祟。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投身劳动创造，争取富裕幸福，这就是结论。
富与钱
从古至今，钱受尽了褒贬。在道德学家眼里，它带来了贪婪、掠夺、欺诈和邪恶，经济学家强调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意义，实业家把钱视为力量、意志和成功的化身。
然而，钱本身作为社会财富的标志，不丑也不美，不臭也不香。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它就是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起着价值尺度、流通媒介、调节杠杆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国家要富强，就要提高国民收入；人民要富裕，就要增加劳动收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以钱来计量。因此，钱在经济整体上是手段，而在某些具体环节上又必然是目的。就是说，要搞商品生产、经济核算、贸易往来，就不能离开钱，否则就无法进行。
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体现的是人类劳动。马克思说，货币体现着物化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列宁也说，货币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结晶，也是社会劳动的结晶。社会主义制度使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在个人手里，它只是从事社会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其数量与其社会劳动量成正比。所以，钱多并不耻辱，相反，只要钱是劳动创造得来的，越多越光荣。有的农民成为“万元户”，是由于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财富，这难道不光荣吗？
当然，也会有人不是通过劳动创造，而是通过歪门邪道去骗取金钱，这要一靠法律堵截，二靠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会有人因种种原因视金钱财富和物质幸福如草芥，专以追求道德和精神理想为幸福。但即使这些人也要谋求（或已无需谋求）足以维持其自身和事业的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物质保障，况且这种人也是少数。我们应当体察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心理，因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客观存在的、最有力量的东西。
富与德
有人看到，在贫富对立中，富者骄奢淫逸，而有些贫者则廉直俭朴，便断定贫可生志，富必无德。这实在是片面之见。道德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富与德丝毫没有矛盾关系，否则，产品极大丰富而思想道德又极高尚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合逻辑了。旧社会剥削者为富不仁，见利忘义，乃是其阶级本质所致，是私有制的产物。今日富民，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摆脱贫穷愚昧的落后状态，而不是少数人靠压榨广大劳动者过荒淫无耻的寄生虫生活。所以，富民政策决不会引起道德沦丧；相反，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带来道德观念和社会风貌的普遍进步。
古人早就有“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今天我们也从先富起来的农民身上看到了富与德的并行不悖。他们有的无私捐助公益事业，有的热心帮助其他农民开辟致富门路，展现了新一代农民的道德风貌。
就整个社会来讲，道德风气的好转也有赖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财富多了，票证少了，走后门拉关系的也就少了；人们普遍富裕了，偷劫现象就会下降；广开学习和就业的门路，无事生非的也会减少，如此等等。正是：民穷败坏民气，民富才促进民风。
致富与“主义”
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流行着种种怪论，其中之一就是把致富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联系起来，批“资本主义暴发户”、割“资本主义尾巴”、敲“富则修”的警钟等等；谁言“富”字，便是思想落后、觉悟低下；似乎只有受穷才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富或穷确实与“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不劳动者富，劳动者穷。社会主义是根除贫穷，共同富裕；勤劳者先富，不劳动者不得食。共产主义则是产品极大丰富，人人富裕幸福。可见，要联系，就应当把“富”字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今年6月30日在同日本民间人士的谈话中所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需要。如果追求富裕幸福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那么世界上没有人不与此种“主义”沾边；如果说只有损人利己谋取私利的人才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那么勤劳致富就与此种“主义”无关。可见，“富”字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劳动致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要求，而限富、恐富则是平均主义的遗毒。平均主义不准任何人冒富，结果是大家谁也难富。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引无产阶级及全人类从社会和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争得自由、富裕、幸福的科学指南。科学社会主义是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在劳动者生活极为富裕，在科学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实行富民政策，加快现代化建设，就是阔步前进在社会主义这一康庄大道上，最后走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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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非洲通史简编》评介
我国著名史学家杨人楩先生的遗著《非洲通史简编》，经过整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扼要叙述了非洲自古代至1918年的历史发展，探讨了非洲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内容丰富，详略得当，很有特色。
从本书可以看出，这位历史学家治学态度严肃。鉴于非洲社会的特殊性（如非洲历史上大部分地区土地属部落所有），加上历史资料的不足和迄今研究的相对落后，著者对于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分歧问题，从不简单武断地下结论，而是介绍各派观点，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其他学者商榷。对材料的解释有分歧的地方，注意多加举例，条分缕析。例如西非古代三大国的加纳、马里、桑海的社会性质，国外有些学者根据加纳古国存在等级制，认为它已进入封建社会；作者则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不是臣属关系的“等级制”；他通过对生产发展水平、土地制度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西非三大古国交错存在的八百年历史是由部落联盟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的设想。对于那种替殖民侵略辩解的“理论”，作者则揭露历史真实，给以批判。
本书对非洲各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期，不强求划一，而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引起各国社会内部急剧变化作为界线，如埃及近代史始于十八世纪末叶法军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则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英、法资本主义的渗入。这样，适当地照顾了各国社会发展的有机联系。
作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对非洲的侵略目的和侵略手段是有所不同的；而资本主义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对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政策产生不同影响。本书分析并对比了英、法、德、葡、比等国殖民掠夺、统治的各个阶段，在揭露殖民国家大肆掠夺殖民地财富、压迫非洲人民的这一共同本性的同时，也指出各殖民国家掠夺方式的特点。如葡萄牙本国经济落后，葡属非洲殖民地工矿企业不多，对非洲劳动力的需求就不多，因此，向其他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输出契约劳工，就成为它掠夺非洲人的主要手段。
作者对非洲人民英勇反抗殖民侵略的历史，予以极大的重视，并正确评价了这些反抗斗争的历史作用。作者指出，非洲历史上发生的马赫迪大起义、喀德尔的游击战等，都给了殖民侵略者沉重的打击，阻遏了殖民者的侵略或推迟了非洲被征服的时间，表现了非洲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近代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殖民者拥有军事装备的优势，并且采用了毁灭性战术，而且在于非洲人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经济发达的后方作为抗敌基地，内部发生分裂，以及一些部落存在迷信蒙昧的意识。在反抗殖民列强瓜分的斗争过程中，非洲一些地区的近代国家形成了。这是历史的进步。
在本书结尾部分作者指出，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非洲一些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土地向私有制转化，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形成，非洲结束暴风雨前的沉寂，重新点燃斗争的烈火，迈进现代史时期。
本书配有三十四幅地图和一些插图，图文并茂，为一般读者的阅读提供很大方便。本书的不足是对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未能广泛摄取，有些论述还较一般化。但是，瑕不掩瑜，本书作为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非洲史著作，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杨慧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