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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一跃龙门”
吴昊
李茂生是四川省南充县的一位普通农民，十口之家，四亩多责任田，仅靠土里刨食，是很难富裕起来的。自从他把家搬到龙门镇，搞起了多种经营以后，一下子富起来了。可谓“一跃龙门、身价十倍。”“一跃龙门”，是指鲤鱼说的，而用来形容农民由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到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者的飞跃，也十分贴切。传统观念上的农民，是自给自足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种自己的地、吃自己的粮，关起门来过光景，这就是世代农民盼望的“田园之乐”（当然这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商品生产象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把农民从“热炕头”上震醒了，他们揉揉眼睛，看看世界，才知道原来的那个梦寐以求愿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前面的路程还宽阔得很呢！因此，一些农民勇敢地跃过“龙门”，在商品生产的大道上疾驶奋进，较快地富了起来。李茂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一跃”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李茂生这“一跃”，现在对有些农民来说，也并非易事。事实上的困难不说，思想上的羁绊很难挣脱。看着别人跳过去了，自己要不要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畏惧者犹豫者还不少。有些农村工作的同志不是觉得农村政策已落实得差不多了，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发愁下一步没得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龙门”这边的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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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瞧这一家子！
四川省南充县龙门乡农民李茂生一家十口人，种四亩责任田，生活困难。1980年搬到龙门镇落户以来，先后办起缝纫店、无线电修理部、米面加工坊、食品店等四个服务项目。家庭内部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生意兴隆。去年全家纯收入六千四百余元，过上了小康生活。瞧这一家子，多么繁忙，多么幸福！ 孙恕摄影报道
李茂生正在指导老二李勇打棉布包套。
忙碌了一天，一家人坐下来看电视节目。
老伴董玉清在精心加工面条。
老三李刚经营无线电修理部。
大女儿李永淑和老四李强进行服装来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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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聚宝盆”多多献宝
本报评论员
我国淡水养殖产量五年增长87％，主要得力于小水面精养高产。和小水面相比，大中型水域的开发利用落后了一大截。
全国万亩以上的湖泊、水库、江河，占全国可养殖水面的一半还多。这些大中型水域不仅盛产鱼虾鳖蟹等河鲜美味，而且能种植莲藕菱苇等水生植物，被群众称为“聚宝盆”。但是，长期以来，“聚宝盆”普遍存在着不献宝或献宝不多的情况。全国可养殖的二千五百万亩湖泊，已养殖的只有八百多万亩，平均亩产十八斤，只有小水面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已养殖的近二千万亩水库，平均亩产鱼才三斤。许多大中型水域，既没有发展养殖，也没有搞资源增殖，几乎还是一片荒水。这种严重的浪费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当然，大中型水域的开发利用也有难处。主要是水面跨越数乡、数县甚至两三个地区，经营权益引起的矛盾难以解决，渔业生产秩序不好管理，开发利用所需的资金不易筹集。但是，这些也并非是“不治之症”。只要解放思想，勇于改革，让“聚宝盆”多多献宝，是完全可能的。安徽省望江县湖区秩序由乱变治，渔业生产由衰败变为繁荣，并开始大量提供商品鱼，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
开发利用大中型水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要继续放宽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巨大威力。过去总认为大中型水域多为国家所有，开发利用往往只想到国家拿钱、国家获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力量和利益。结果不仅资金、人力有限，办起事来力不从心，而且把沿岸群众置于同自己对立地位，引起许许多多的矛盾。现在，我们讲继续放宽政策，就是要打破国营渔场独家经营的状态，象安徽望江县的武昌湖那样，发挥国营、集体、个人三者积极性，对大中型水域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开发经营。这样既可以借助各方面的力量，解决资金、劳力、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又有利于健全管理体制，发挥上下左右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持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减少以至消除渔场同沿湖群众的矛盾，从而确保资源优势真正变为商品优势。
同小水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大中型水域实行联合开发经营，是农村改革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改革精神抓好这项工作，我国淡水渔业就将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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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立国家、集体、个人联营公司
武昌湖十三万亩水面衰而复荣
本报讯 记者王礼贶报道：安徽望江县十三万亩水面的武昌湖，实行国家、集体、个人联合开发经营，湖区秩序由乱变治，群众由怨湖、闹湖变为爱湖、管湖，生产由衰落转为繁荣。去年捕捞成鱼二百五十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鱼一百五十万斤；今年投放的春片鱼种和夏花苗鱼，又比去年有较大增长。
武昌湖沿湖有四十二个大队，近二十万人口，但鱼虾的捕捞和养殖，过去全由国营渔场独家经营，损害了沿湖群众的利益，改变了他们历代沿袭下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加上少数人肇事，致使渔场和沿湖群众矛盾至深，1979年和1980年的捕捞季节两次发生群众抢鱼闹湖事件。为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商品鱼生产，望江县在1981年作出由国家、集体、个人联合开发、经营武昌湖的决定。还成立了渔业联营公司，选举了董事会，制订了联营章程，吸收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人股金二百四十五份，总计十四万六千多元，其中武昌湖渔场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联营公司入股。渔业生产实行群管与专管相结合的办法，规定只有股东才能在捕鱼期按照董事会的安排领证捕鱼，并要向公司缴纳资源增殖费和承担向国家交售鱼的任务。
实行联合开发、经营后，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渔政管理。武昌湖联营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5月，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下，联营公司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将股份从原来的二百四十五股扩大至三百三十股，同时制定了进一步完善湖区管理责任制的办法。实践证明，联营是开发大水面，把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的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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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汊湖重现生机
本报讯 拥有十万亩水面的湖北省汉川县?汊湖养殖场，大胆改革生产经营方式，将水面全部承包给本场职工和沿湖渔民经营，取得较好的效果。
过去，这个场是“一塘清水养瘦鱼”。职工端“铁饭碗”，渔民吃“大锅饭”。再加上灾害频繁，丰厚的水产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场党委决定实行围汊划块、分片承包的办法，将大湖四万八千亩水面承包给六个集体渔业村的三百零四户渔民，剩余五万多亩承包给本场职工。具体形式有分股投资组成的联合体承包，有由一人牵头成立的专业队、组承包，有以一户职工或一户渔民为单位的家庭承包，也有经营小块水面和鱼池的个人承包，还有对外招标承包。目前，全场有大型渔业联合体四个，专业队、组十四个，家庭渔场和专业户、重点户二百一十九个，招标进场承包的外地养殖能手二十一户。
实行围汊划块，分片承包以后，职工和渔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全场已寄养大规格鱼种二千二百多万尾，栽莲藕、芡实、菱角等五千八百亩，种植芦苇四千亩。
张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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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油系统应用电子计算机提高工作效率和勘探水平
据新华社电 我国石油工业部门拥有大型电子计算机的数量、使用效率和工作量均居民用工业部门之首。
去年找到五亿吨石油储量，电子计算机起了重要作用。从1974年在地质勘探领域开始采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以来，目前全系统共有百万次以上电子计算机十六套，其中国产的四套；小型电子计算机二十二套，微型机数百台。石油部拥有地震勘探和油田开发两个大型电子计算机处理中心；二十二个主要油田都设有计算机站。所有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平均使用率达到80％以上。目前，野外地震勘探采集来的数据已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电子计算机的采用，使石油勘探的深度、精度、范围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扩大了勘探领域，提高了勘探成效。现在，不但能获得六千米地层深处的全部准确的资料，而且石油勘探的范围已扩大到了沙漠和海上。目前，电子计算机在石油系统还从勘探领域逐步渗透到油田开发、钻井、原油集输等各个生产环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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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月13日本专栏刊登读者吴开远同志文章及上海两家烟杂店承包的报道后，到7月底止，收到来稿百余件，对承包后职工分配问题发表了意见。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两家烟杂店的分配符合“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顾客得甜头”的原则，是合理的。少数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一、分配要正确体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以及劳动强度不同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别，即考虑行业、工种等的差异；二、要有合理的定额，超额者奖、亏额者罚。在企业没有合理定额情况下，不宜简单提倡职工收入增多。这期选登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来稿，供大家思考。
克服“大锅饭”弊端，更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欢迎大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继续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介绍本单位成功的经验。关于上海两家烟杂店承包后职工收入多少的具体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编者
千万别走“回头路”
北京房山县良乡镇 刘振祥
在劳动分配上的“大锅饭”延续了二十多年，它象慢性毒药一样，使人民受穷，国体虚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革掉了“大锅饭”，才根本扭转了这种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千万别走回头路。
得的多少不是问题的本质，关键是看是不是劳动所得，是不是合乎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这一原则，如果是多劳而多得，多有何妨？过去吃“大锅饭”时，整天削“尖”、割“尾巴”，闹得路越走越窄，日子越过越穷，究竟有什么好？我曾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大队参观，亲眼见到他们在革掉“大锅饭”后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我认为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锅饭”都应革掉，万元户、冒尖户、先富户越多越好。左邻右舍，不应要求照顾，而应学、赶、超，发挥自己的优势，长志气，学本领，闯自己致富的路，不能嘟嘟囔囔，埋怨别人走快了，也不能叫人家停下来，更不能叫人家倒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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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配要考虑全局
农牧渔业部畜牧局 高开元
吴开远同志提出了一个在目前城市改革中十分重要、还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按劳分配的政策如何在不同的行业中统一起来。
上海两家烟杂店的承包从局部看是成功的，但从全局看则大有研究的必要。与北京服装三厂作一个比较，问题就会看得很清楚。今年第一季度，北京服装三厂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劳动生产率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64.9％、134.9％和66.3％，而人均月奖为十二点七三元，仅比上年提高13.7％。同样是承包，上海那两家烟杂店个人收入却增长了二点五倍和一点五九倍。同北京服装三厂比较，这两家店的职工收入就未见得合理了。
不同行业的利润率是有差别的。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好这个差别，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有些事从微观的、局部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看是否合理，则要研究探讨。这个问题不解决，容易使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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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左邻右舍不应迁就落后
开封市企业整顿办公室 葛洪钧
照顾“左邻右舍”，不能搞先进迁就落后，不能搞平均主义。这里有个例子，规模大小相仿的北京橡胶二厂和开封橡胶厂，前者1983年盈利一千零八十万元，后者盈利九十点五万元，悬殊很大。两厂职工的收入也有差距。开封橡胶厂今年一季度两次派人进京取经，回来后对照诊断出自身的弊病，对症下药，狠抓了整顿和改革，挖出了企业内部的潜力，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一百四十二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五倍多。职工收入也增加了，开始尝到整顿和改革的甜头。
由此可见，上海那两家烟杂店和北京橡胶二厂一样，把他们的经营管理和改革经验及时地传给左邻右舍，使更多的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职工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尽快富起来。这比限制先进企业的发展，让先进迁就落后的所谓“照顾左邻右舍”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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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取消“封顶”比平均发奖好
本报记者 费强
南京第二机床厂是个有三千多职工的地方国营企业，从去年4月份起，这个厂对原来的工资奖金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取消了职工个人所得奖金的“封顶”。当时，不少人为他们捏一把汗：“封顶”取消了，工厂发放的奖金总额会不会无限制的上涨？去年年底一算账，结果恰恰相反：南京第二机床厂有十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名列全国同行业第一，工厂生产的机床和实现利润比上一年增加了四分之一，而工厂发给职工的超额报酬反而比吃“大锅饭”时少发了五分之一。
这个厂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关键在于打破了平均主义，制订了一个工人所得拉开档次，奖勤治懒、奖优罚劣的改革方案，并在实践中兑现。工厂从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中扣出20％，加上原来的奖励基金作为企业的超额报酬基金。工厂对工人个人所得的报酬不封顶，完不成规定工时定额的工人，不仅奖金没有份，还要倒扣基本工资。这个办法对生产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去年一年，全厂三千多职工中有82.7％的人拿到了基本工资和超额报酬，有10.5％的职工只拿了基本工资，还有6.8％的人连基本工资也没保住。这样一来，上上下下谁也坐不住了。
要使改革取得实效，必须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南京第二机床厂在改革工资制度之前，重新整顿了二十多种主要产品的生产工时定额，工时定额标准比过去平均压缩了23％。该厂还对工厂的生产管理系统、第二线工人和车间、工厂两级脱产干部的岗位责任制、厂内职工医疗卫生和劳保制度进行了配套改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内部责任制。
南京第二机床厂的实践说明，奖金不封顶并没有同滥发奖金结下“不解之缘”；相反，正是由于改革破除了平均主义，工厂才有可能把过去“平均发奖”花掉的冤枉钱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让能干肯干的、贡献大的职工得到相应的报酬，使分配政策真正起到鼓励和鞭策人们奋发进取的作用。打破了“大锅饭”，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财政收入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