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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否定“文革” 认真划清是非界限
清“左”务实 注重总结经验教训
编者按：海军政治部组织部在整党学习中，注意解决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解决历史问题方面，他们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依据，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吸取经验、开创新的局面上来，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收到了好的效果。他们的作法可供各地参考。
在整党学习中，海军政治部组织部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导大家把对“文革”的认识真正统一到《决议》的结论上来。同志们在学习讨论中逐步认识到：
毛泽东同志对发动“文革”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错误，虽然负有主要责任，但他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对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从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历史地位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大家明确了：彻底否定“文革”，绝不会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勋。
“文革”中一方面是“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党员群众以各种方式对“文革”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此，虽然“文革”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始终没有能够搞垮我们党。彻底否定“文革”绝不会否定和割断党的历史。
“文革”那十年期间，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使“文革”所起的破坏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彻底否定“文革”，绝不会否定十年中取得的一些成就。
如何彻底否定“文革”？党支部引导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总结、吸取各自在“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上来。
一是破除“热情论”。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是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对祖国人民满腔热血参加“文革”的，觉得没什么错。通过学习讨论，认识到，“文革”初期，党内外一般群众把“左”倾狂热当成了“革命行动”，并非有不良动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少人派性高于一切，心目中有派无党，就谈不上对党有“深厚感情”、对人民“满腔热血”。而这种“左”倾狂热程度越高，对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二是破除“服从论”。一些过去曾参加过“专案”工作的同志，联系自己的认识过程，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一提起这些往事，有一股委屈情绪，从组织上服从方面看得多，从个人思想方面看得少；从个人有无直接责任方面想得多，从吸取教训方面想得少。现在看来，当时参加“专案”工作，尽管有客观的历史条件，是组织派去的，责任不在个人，但“专案审查”的对象、目的和手段都错了。不少人当时对此并未怀疑和动摇，也是按照“左”的那一套来搞的。所以，不能以“组织服从”为由，忽视清除自己头脑中“左”的影响。
三是破除“受压论”。同志们分析了“文革”期间各派的所作所为，认识到无论“谁压谁、谁受压”，从总体上看，最多只是错误程度不同，绝无正确与错误之分。不论哪一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斗争的矛头和方法都是错误的，都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
讨论中，大家回顾了“文革”中各自在不同岗位的不同经历，得出的共同结论是：部队不是“世外桃源”，没有参加造反组织不等于没有派性影响，没有参加“四大”不等于没有“左”的流毒；当时接受的“正面教育”也是以“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因此，不能以自己在“文革”中受的是“正面教育”而不认真清除“左”的影响。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还认识到，彻底否定“文革”，关键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文革”那一套“左”的东西彻底划清界限，真正把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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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同人民一起奔上富裕之路
——记甘肃省康县县委书记刘守业
7月的早晨，山雾迷蒙，晨光熹微。在甘肃省康县的一条山道上，一个魁伟的人疾步行走着，脚上的草鞋沾满了泥土，汗水浸湿了衣衫。他，就是中共康县县委书记刘守业，一大早又到岸门口乡了解发展猕猴桃的情况去了。
刘守业是1982年7月担任康县县委书记的。位于秦岭西脉的康县，90％是山地，主要农作物小麦的亩产往往只有几十斤，人们劳动一天的收入只有一角多钱。刘守业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康县的出路在哪里呢？老刘脚穿一双草鞋，逐村进行调查、走访群众，全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跋涉在山川之间，睡着群众家的土炕。在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全县一千八百多个生产合作社和上百个大小山头。
去年春节前夕，大雪封山。刘守业经过连续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奔走，累得精疲力竭。黄昏时，他爬上山腰，弯腰走进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只见这一家六口人衣衫褴褛，蜷缩在麦草里发抖。屋子四壁破烂，墙上的旧年画被风吹得哗哗响，雪粒落满冰冷的土炕，破坛子里只剩下小半坛玉米面。此情此景，刘守业忍不住眼睛湿润了。他顾不上拍打满身的雪花，当即退出屋外，步行一百多公里返回县城。次日，他又带领县委主要干部，冒着大雪连夜进山，给这里的群众送来衣服食物。活生生的场面，使领导同志们流下了眼泪，大家几乎是用沙哑的嗓音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决心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改变过去的保守做法，集中精力发挥山区优势，大抓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逐步将六万多亩山地退耕还林。他们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斗，全县生漆、天麻等土特产大大发展，增加了收入，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
这个县最早种植天麻的专业户赵延平连续两年收入超万元，在县里选举人大代表时，一些人认为他富得脱离了群众，要大家不投他的票。刘守业想，赵延年是有一些缺点，但他敢于勤劳致富，这正是应该肯定的。老刘翻过几座大山赶到乡里，找赵延平谈心，还在群众集会上宣传赵延年勤劳致富的事迹：“赵延平这个专业户，为我们康县脱贫、为搞商品生产立了头功。我这个县委书记要感谢他、要投他一票。希望共产党员们都支持他！”后来，赵延平选上了县人大代表。群众看到县委书记给专业户撑腰，纷纷寻找致富门路。一时间，香菇、木耳、养鱼等几十种专业户如雨后春笋。刘守业又提出建议，在全县的二十八个乡镇和部分村建立了几十个种植和养殖业专业指导站，配备人力物力，免费为专业户提供技术资料和市场信息，还培训了六千多名技术骨干。当今年的春风吹绿康县的崇山峻岭时，这里的三万多农户中，专业户已达到了四千多，比去年翻了一番，天麻、生漆、猕猴桃、木耳等十个大型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已经建立起来。
为了使领导干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去年，刘守业主持县委会议，决定全县实行岗位责任制，规定每个干部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走访群众。县委副书记、县长郝洪涛上任后，跋山涉水千余里，到七、八个乡进行了调查。
当我们采访结束时，刘守业冒雨归来了。他面如古铜，裤腿高卷，脚蹬草鞋。他说：“康县还很穷，我们只有经常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工作才可以做得扎实一些。现在政策好，路线对，正是我们大干的好时机。我快五十了，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使康县奔上富裕之路，同贫困和落后告别。”
本报记者 罗盘 本报通讯员 马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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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要
言论摘要
“不敢搞”与“不想搞”
有个党员干部，过去以权谋私，在整党时表示：“现在不敢搞了。”其他同志当即说：“把不敢搞变成不想搞就更好了。”
一字之差，反映出两种态度：“不敢搞”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想搞”才是有觉悟的表现。
原载广西《支部生活》
有胆有识才能“突破”
在整改中，一些单位虽然也在努力寻找突破口，但为什么没有大的突破呢？原因在于：小事情抓得多，大事情抓得少；下层单位的问题抓得多，本部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问题抓得少。其实，突破口并不难找，关键是要有胆有识。
原载甘肃《党的建设》
谁是新型农民的代表
土改时期，农民的代表是同地主作斗争的积极分子；合作化时期，农民的代表是改造小农经济的积极分子；现在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则是积极发展商品生产、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而奋斗的农牧民，这样的代表就是专业户。他们是农民中治穷致富的“领头雁”。
原载内蒙古《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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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带饭盒上班的市委书记
清晨，一位衣着朴素的人提着饭盒，急匆匆走进市委办公大楼。他就是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徐芊。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家住在银川新市区，新市区与市委所在地——老城相距三十多里。市委没有食堂，书记同志吃午饭便成了难题。市委办公室要用车送老徐回家吃饭，老徐摇头：“这样既浪费汽油，又影响工作。”
徐芊有时上班时，家里没有剩菜剩饭，他便在街上买个饼子，买碗豆腐脑往饭盒里一倒，中午饭也就对付过去了。冬天饭菜冰凉，他就放到暖气管上暖一暖，往饭盒里倒点开水温一温。吃完后又坐到写字台前批阅群众来信，或者步行到市场、商店了解情况。
银川市常在饭店召开一些大型会议，与会人员按规定可以在饭店就餐，享受会议伙食补贴。当大多数与会者纷纷走进餐厅时，主持会议的徐芊却悄悄从饭店走回办公室，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饭菜。
去年，银川市委在老城盖了一幢宿舍楼，有关部门给市委第一书记分了一套宽敞的住房。徐芊考虑到市委干部住房普遍紧张，就把这套住房让给了另外一位负责同志，自己仍然住在原地，每天带着饭盒赶到三十多里外的市委办公楼上班。 褚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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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觉哉写的一副挽联
性命等于小尘埃，
频年苦里愁中，
剩下皮囊归昊土；
世界若无大改革，
自此生而死去，
有何趣味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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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回声
搞迷信 受处分 老王吸取教训
受贿赂 被判刑 姬华美梦破灭
▲四川省乐山地区化工建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王炳和同志，为母亲办丧事大搞迷信活动，受到本报批评后（见本报1983年12月27日第五版），地区纪委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核实了事实。乐山地区物资公司临时党委对王炳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王炳和在支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吸取教训。
▲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姬华案件（本报今年2月21日和3月20日第五版两次进行过揭露），已得到严肃处理。1984年7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公判大会上宣布：依法判处原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军工处副处长姬华有期徒刑六年，判处吉汉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处陈绍生、张佩坚有期徒刑各七年。
姬华因犯贪污、受贿罪，去年8月20日被武汉市检察机关逮捕。她在动用巨额军工费新建东湖路宿舍的过程中，纵容胞兄吉汉及陈绍生、张佩坚等人，采取虚报冒领、变卖基建物资等手段，贪污、受贿国家财物达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一点八二元。其中，姬华收受贿赂价值达五千八百零九元。姬华曾对吉汉等人说：“你们要保我和白洛（原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姬华等人的庇护者——编者），只要白洛和我不倒，你们就倒不了。”然而姬华的美梦终于彻底破灭了！
湖北《党员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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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执法犯法者的下场
——广东普宁县公安局原教导员林绍义索贿受贿被判处死刑
中共汕头市纪委、中共普宁县委联合调查组
在广东省普宁县一个引人注目的展览厅里，摆满了县公安局原教导员林绍义从1977年至1982年受贿的钱财：人民币三万六千三百多元，港币二万五千二百元，彩色电视机一台，收录机四台，电风扇三台，进口手表十块，重量共一百一十二点八克的十八件金饰品，鳘鱼胶七斤六两，洋参一斤一两，高丽参七点七两，高质量布料一百六十四块，外国名酒六十四瓶，还有燕窝、血清白蛋白等高级滋补药品、高级食品饮料、高级香烟，多种样式衣服、人造革沙发、尼龙折椅、弹簧海绵床垫，以及日产电饭锅、日本电子钟、电蜡烛、电子计算器、电动剃胡刀、各式打火机等等，使人眼花缭乱。这些确凿的罪证，把林绍义贪得无厌的肮脏灵魂以及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乔装打扮
林绍义从事公安工作二十多年，什么是犯法，什么是犯罪，他全然明白。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以生活简朴，正经老实的外表出现。而追求的，却是一条铺满金钱的道路。他为自己定了一些“秘方”：单线接头的收受，多线接头的不收；到家里来的收受，到机关去的不收；深交的收受，一般结识的不收。开头都说，“好好好，待研究研究”，以后就看你“诚心”如何而定。大南山公社彭某为申请出港，沟通了机关一位炊事员向林绍义说情。炊事员得知林家正在建屋，便无偿地为林当炊事员。有两次，炊事员送款给林的儿子，林绍义得知之后，怕捅出漏子，都退还了。到了第三次，炊事员单独把二千元人民币送给林，林也就“笑纳”了。隔了半年，彭某如愿以偿地过港去了。这就是林绍义的老谋深算，表面不露马脚，暗中悄悄地干着罪恶勾当。他认为：过港的人受“恩”，自当感戴；未遂的，仍须为自己留下后路；相好的不会揭发，揭发了也谈不上林绍义自己伸手，况且上面说过，以后不搞什么运动了。这就是林绍义为自己安排的一条“绝对安全”的退路。
林绍义还制造一些假象，以掩人耳目。如1981年3月，他把杨某送给他的一千元港币上交政教室，并且与局长郑隆藻共订了“拒腐蚀十二条措施”。但在伪装的背后，进行着一笔笔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
利欲熏心
利欲熏心的林绍义已把权力变为资本，在进行肮脏的交易中，他完完全全以送钱的多少，来衡量审批的可否先后，有时甚至赤裸裸地教唆。1979年下半年陈某为申请妻儿过港，几次托人向林绍义说情，送上人民币一千元和手表、金戒指、烟茶等物，林发现在港者是1957年逃港的，感到批准下去存尾巴，便面授机宜：“应改为因生活困难，前往香港谋生”，对方心领神会地更改了，这样，陈的儿子便于1980年2月被批准去港了。为了让陈妻从速去港，林又面授：填表时，应由刚去港的儿子提出申请，以接母过港赡养为名，不提与逃港的丈夫团聚，而且不提儿子的去港时间，因而，其母也就顺顺当当地于当年10月获准去港了。林绍义为了弄虚作假，确实挖空了心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是申请理由充分的对象，林绍义一概都以“研究研究”搪塞过去或者干脆置于脑后。斗文大队李某，在1980年底，为过港继承其父产业，几次求情于林绍义，并送了二千元，但因未满足林的私欲，时过一年多，仍未获准。1981年10月28日，林怕天机泄露，竟恐吓其是冒名顶替，“上面要查究”，迫得李当天服毒自杀（未遂）。
林绍义为了榨取钱财，达到极其猖狂的程度。派出所长王能正（已被捕）与香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林绍义居然为他女儿去港“继承产业”办理呈批手续。当天填表，当天签证，当天由王专程带到地区公安处审批，林还亲自为王开了一张条子，找到地区公安处科长马德庆（已被捕），前后七天，王的女儿便被批准去港了。林绍义苦心经营，到此时，已有“利路宏开”之势了。他在流沙镇营造了二百一十五平方米的两层楼私宅，“关系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女儿要出嫁了，多少人给他送来金银首饰，丝绸绫罗；年关在即了，压岁钱也好，拜新年也罢，不外是“茶仪之用”，“勿嫌薄礼”。有一妇人，甚至攀藤附葛地同林妻结拜为姐妹，让“义姐”收下“义妹”送来的价值几千元的贵重物品……，真是名目繁多。这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让林绍义“放行”，以便去港过洋。林绍义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仅在一年时间内，人家就“送”来了一、两万元的“情礼”，这比林教导员半辈子的工资总和还要多呢！有一个申请出境者，一人就送了一万元的港币。
逮捕林绍义后，在搜查他的家时发现：一只空茶罐内藏有人民币五百元，林竟不知送者是谁；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信封内藏人民币二百元，已被虫蛀；蚊帐顶的手提袋内，包着人民币八十元，已被蛛丝网住了；二十多条高级过滤嘴香烟发霉了；二两六钱的高丽参烂掉了；十七斤茶叶变质了。
贪婪使林绍义利令智昏了。在中央《紧急通知》贯彻以后，林绍义仍然有恃无恐地肆意作案，继续收受了十五宗的贿赂，计人民币五千八百元，港币三千元，以及价值约八百元的一批物资。到了1982年6月，林绍义与局长郑隆藻密谋策划，匆忙炮制出一张公告，妄图压制别人揭发。
上级工作组来后，揭开了解决普宁公安系统问题的序幕，王能正、郑隆藻被逮捕了。但林绍义仍旧无动于衷，死不改悔。
罪有应得
作贼者也有心虚的时候。当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日益发展的时刻，原来那一套“绝对安全”判断是否靠得住？林绍义还是有顾虑的。他煞费苦心地求取自身的“安全”，由林妻前往“阴阳先生”那里问个究竟，探问建屋的基地有无邪气，屋内的灶迹是否“干净”？暗地里，又特意找到四个申请而未去香港的人，把近四千元的现金和物资退回去，用以堵口。他还开了家庭紧急会议，筹划应变事宜，又吩咐妻子清点赃款赃物，窝藏起来。林绍义亲自出马，将人民币一万元、港币一万二千元，交到乡下二兄处；林妻将人民币二千五百元、金项链三条、金手环链一条、金戒指五只、金耳环七对、手表十块，及其它细软物品，交到舅表嫂家。经过一番周密而忙碌的行动，林绍义满以为天衣无缝，可以太平无事了。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普宁县公安局原党组副书记、教导员林绍义，利用职权索取和收受贿赂六十六宗，折合人民币六万八千多元，罪大恶极，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判处死刑。
编后
执法犯法者绝没有好下场，林绍义就是例证。事实说明，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完全有可能使我们队伍中极少数意志薄弱者腐化堕落成为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敌对分子。这些人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占据了重要岗位，其危害和影响就更加严重。同这些坏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他们，严肃地处理他们，才能保持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胆敢以身试法，就一定逃不脱党纪国法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