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热情扶植现代戏创作
本报评论员
由文化部召开的1984年全国现代题材戏曲、话剧、歌剧观摩演出，正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之后，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现代戏汇演，对于戏剧创作的振兴和繁荣，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加这次演出的现代戏，大都是近几年来创作，经过广大观众考验的。在这些剧目中，一批具有新时代特点，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脱颖而出，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些具有较高思想艺术质量的现代戏，凝聚着广大戏剧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汗水，显示出现代戏创作的良好势头和广阔前景。
我们党历来重视和提倡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及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又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出发，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和功能，对现代戏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最近，胡耀邦同志发出贺信，热情地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努力再现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的社会主义先进人物形象。我们希望戏剧工作者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重要指示的意义，努力增强创作现代戏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每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都具有反映古往今来各种社会生活的表现力。我国的传统戏曲之所以能长期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间，就是因为它能够紧密地结合每个时代的现实，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如果脱离时代，脱离当代人的生活，再完美的艺术形式也会走向衰亡。这个道理已为戏剧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因此，现代戏的创作，也是戏剧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搞好现代戏，不赋予戏剧以新的生命和血液，不去吸引新的更广大的青年观众，戏剧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
戏剧反映现实生活，尤其要注意表现时代的总趋势、大潮流。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的浪潮席卷各条战线，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新的生活，为我们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期望着能从我们的戏剧舞台上，看到一出又一出真实地展现当前沸腾生活和艰苦斗争的生动的艺术画卷，目睹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姿丰采，从中汲取建设四化、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力量。我们的戏剧工作者要毫不动摇地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加当前的改革，在斗争的第一线上开阔眼界，积蓄知识，增长才干，热情反映现实生活，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现代戏。
我国的现代戏创作，特别是戏曲的现代戏创作，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区和各个剧种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总起来说，都共同面临着一个增加数量和提高质量的问题。尤其是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现代戏的生死存亡，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当前，在戏曲舞台上，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戏，尚不多见。现代戏“作家不愿写，剧团不愿演，观众不爱看”的现象，还未彻底改变。当然，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比起其他题材的创作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正因为如此，更有理由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实践证明，任何一出优秀的现代戏的诞生，都是和那里的领导直接指导、具体帮助分不开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给现代戏“吃偏饭”，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大力扶植现代戏。凡是搞出成绩的，都要及时给予鼓励和奖励；同时要允许试验，允许失败，不要一味苛求和指责。在目前，还要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切实解决戏剧工作者的各种具体困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防止戏剧创作人员进一步流失，要吸引更多的作家从事现代戏的创作。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使戏剧工作者能经常深入四化建设的第一线，了解和熟悉新生活和新人物。对于现代戏三十年走过的道路，我们要认真加以科学的总结，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现代戏创作。目前，许多剧团正在积极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的同志把现代戏创作同改革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进行体制改革，调动艺术人员的积极性，目的之一就是要多出好戏，包括优秀的现代戏。一些剧团把编演优秀的现代戏作为衡量本团改革成败的标准之一，这种态度值得提倡。
我们衷心祝愿这次现代戏汇演成功，它将成为广大戏剧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攀登高峰的新的起点。让我们团结一心，艰苦努力，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现代戏，为开创社会主义戏剧艺术的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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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在笑声中前进
——谈花鼓戏《八品官》的创作成就
郭汉城
在文化部举办的现代题材戏剧观摩演出中，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演出的《八品官》很感人。这是一出反映当前农村新形势新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的喜剧。作者以深情的眼光看着苦竹坳生产队在笑声中前进。
戏剧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生产队长刘二和妻子桂英之间。事情是这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苦竹坳生产队的一潭死水似的沉闷局面被打破了，农民们兴高采烈，想在生产责任制上试一试身手。可是谁敢来当这个生产队长？在苦竹坳，队长这个小小的“八品官”职务，被幽默地比作“烂斗笠”，戴在谁头上谁都会脑壳疼。那天选举队长的会上，选谁谁也不敢当。只有那个挨过整、罢过官的前苦竹坳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刘二，自愿挑这副担子。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给他撑腰，他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替苦竹坳打个翻身仗。他的妻子的心思却不同，她有自己的顾虑和打算：一怕得罪人，二怕打击报复——先前刘二被罢官不正是得罪了“主任娘子”（公社主任的老婆）吗？三怕误工费时。她想，凭刘二那一身手艺，再加上自己劳动，夫妻同心合力，还愁搞不好这家？何必去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队长！妻子的这种思想，给刘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新形势下，一个共产党员在公私关系面前，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还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不能含糊的问题。
刘二与妻子的冲突是严肃的，但又是充满喜剧性的。在《八品官》中，从刘二接受生产队长职务、夫妻之间产生矛盾起，一直到矛盾激化、两人去公社离婚、半途夫妻和好矛盾得到解决，始终沉浸在轻快的情调和欢乐的喜剧气氛之中。
刘二是一个农村干部，他风趣乐观，非常了解农民的思想、性格。他知道妻子的思想问题是由于用老眼光看问题，错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但对她心地善良、心直口快、朴实勤劳，深深地爱在心里。所以，在处理与妻子的矛盾上，他采取了“小事情随弯打窍跟她转，大事情我打定主意和她磨”的态度。从妻子这方面来看，她深深地爱着丈夫，这种爱，透过她的行动举止时时下意识地流露出来。她口里埋怨丈夫当生产队长，心里也知道丈夫是对的；她不让丈夫当生产队长态度十分坚决，有时甚至有些专横、任性，是出于对丈夫的怜惜和保护，也是夫妻亲昵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人物各自的精神世界和相互关系中的这种矛盾状态，是喜剧性冲突的基础。
为了使冲突建立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生活基础上，也为了避免单调和滞涩，作者又将刘二的岳父王三爹、“主任娘子”邱大婶等，有机地卷进刘二夫妻的冲突之中，使剧情发展有开合、有起伏，参差掩映，跌宕多姿。他们在剧中虽是次要人物，但作者没有因此而减功惜力，他们对刘二夫妻冲突的发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王三爹在女儿、女婿之间，充当了一个既解铃又系铃的角色。他自私心很重，从本心说，当然不同意女婿当生产队长，但觉得“朝里有人好作官”，队里的榨油房由他承包，四六分成可得利，所以又来劝女儿同意刘二当队长，使矛盾暂时得到抑制；当他要刘二修改合同，把四六分成改为倒四六分成，遭到刘二拒绝后，他恼羞成怒，又推动了刘二夫妻间冲突的发展……总之，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有一定典型性的人物。“主任娘子”也是如此。这种人物的特点是又愚蠢、又俗气，靠着丈夫在农村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由于她纵容儿子在别人承包的鱼塘里捞鱼，刘二坚决罚款，桂英怕打击报复不同意罚款，夫妻由争吵发展到离婚，把冲突推向了高潮。
“驮妻”一场戏，就是写刘二夫妻去公社离婚路上的心情。这对一时闹翻的夫妻，越走越懊悔，越打不起精神。越想到离婚后情景的凄苦，越怀恋过去感情的甜蜜。他们各自在心里暗暗寻找“下台阶”的办法，嘴里却都不肯改口服输。在这场戏中，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如夫妻走过以前在这里一同看过电影的桃花坪、丈夫驮妻子过河等，其喜剧性的浓厚，人物心理刻画的隐微、曲折、深刻，可以与梁祝的“十八相送”媲美。但最有趣的，还在它的喜剧性转折。当夫妻正在要离离不得、要和又和不得的时候，“主任娘子”突然到来，说王县长已经进村，要治刘二分田单干的罪。可是出乎她的意料，桂英——这个善良朴实、一向害怕打击报复的农村妇女，忽然胆大起来：
刘二：桂英，刚才我还搞不得离婚，现在我们非离不可，我要帮你站稳立场，我要帮你划清界限，我要不影响了你和狗伢子。
桂英：我不离。你坐牢，我送饭，你挨斗，我陪边。
刘二：那我这个八品官还要当到底！
桂英：你当，我支持你当！
这个转变变得好，变得自然，通过这个转变，把隐藏在心灵深处、观众朦胧地感觉得到的人物的真情实意、美的品质，一下子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了。戏到此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又来了一个转折：村里的人们赶来，说明王县长下乡来是抓典型、支持刘二的改革的。“主任娘子”大吃一惊，原来那种气势汹汹，一下变成了滑稽荒谬。妙就妙在“大吃一惊”，这类人物总是按照它们的主观意愿去理解这个世界的。
按某类喜剧的要求，剧中人物出其不意地在结束的一刹那向相反方面转变，借以引起喜剧效果，这是常见的手法。但这种转变要自然，一露人为的痕迹，或使人感觉到作者在追求笑声，就会使观众索然无味。在《八品官》里，几个人物的变化，不露痕迹，不落窠臼，主要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高度熟悉，对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洞察。
《八品官》的整个结构，由几个不甚联属的事件组成，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发展缺乏连续性，一般地说，这类剧本往往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强。但《八品官》靠着人物精神世界的激荡、起伏、变化的多层次的波澜，弥补了情节发展的逻辑性和丰富性的不足。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扎实的生活底子和认识生活的能力，是不容易办到的。
《八品官》创作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经验：要想提高现代戏创作的质量，必须过好生活这一关。不深入生活、不了解人物，单靠掌握某些程式技巧、创作手法是不行的。程式、技巧等我们是要学习，但没有生活为出发点，它们便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只有生活是常青的果树，是源头的活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以演现代戏闻名，过去曾创作和演出过一些在群众中影响很深的戏，如《三里湾》、《补锅》、《打铜锣》等。他们有重视生活的好传统，所以这次《八品官》创作和上演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保持和发扬这个好传统，在提高现代戏创作质量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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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标新立异 新花朵朵
——谈沪剧《姊妹俩》中的青年演员
何慢
上海沪剧院带着新创作的六场现代戏《姊妹俩》（余雍和编剧、杨文龙导演），来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现代题材戏剧观摩演出，与阔别二十年的首都观众见面了。
《姊妹俩》通过将军两个女儿之间的思想性格冲突，反映了当代青年对待生活、理想、爱情的不同追求，阐明了“人生在世有何求，造福社会为己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主题，讴歌了以辛蓉为代表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这台戏的重要角色由一批富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担任，他们以各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塑造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茅善玉扮演的女主角辛蓉，是站在八十年代时代前列的青年，又是溶化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珠。这样的人物很容易演得千篇一律，但茅善玉却演得比较活。你看，她出场时是那样活跃、轻松，把一束祝贺生日的鲜花，献给她的二姐辛薇，真挚而又略带嬉笑地说：“长命百岁！”二姐辛薇戏弄地回敬了她一句：“望你今年找到一个漂亮的男朋友。”辛蓉好似“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人品好，志同道合基础牢，不愁找不到。你莫为妹妹把心操！”这节戏，初看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闲笔，茅善玉演来也好象是轻描淡写，然而，细心的观众，却从茅善玉轻快的表演和明朗的唱腔中，听见了一种“画外音”：事业，在辛蓉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对于爱情要以共同的志趣为基础。她在这段“闲笔”中的表演，有力地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茅善玉在出场的戏中，还只是为辛蓉的形象勾画了一个轮廓，那么下面几场戏，通过她和辛薇的严重分歧，在矛盾冲突中，层层深入地展示了她纯真、晶莹的内心世界：事业上，她重视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而不以父母的高级职位为荣；道德上，她鄙视自私自利的丑恶行为，以同志间真诚的友爱互助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爱情上，她赞赏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的婚姻，唾弃庸俗低下的拜金主义……。在这几场戏中，茅善玉的表演自然贴切、丝丝入扣，尤其是发挥了她善唱的特长，充分抒发了人物的感情。她的嗓音圆润甜美，在她的唱腔中，有较多的歌曲旋律，特别在演出《璇子》以后，这个特色更为显著。我以为，作为沪剧唱腔中的一种风格，是可以探索的。
吕贤丽演辛蓉的姐姐辛薇。与辛蓉不同。她不求真才实学而炫耀“门第”，不求真挚的爱情而相信金钱能买动“爱情”。她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排斥他人，甚至无理取闹，逼迫爱护她的养父母（她也是战争中由辛政委夫妇收养的）和妹妹辛蓉。然而，她毕竟受过革命家庭的熏陶和新社会的教育，在事实的教训面前，终于开始有所觉悟。吕贤丽的表演，真实而自然。她的唱腔清脆流利，音色明亮。她演的辛薇，有“如见其人”之感。她和茅善玉配合默契，把“两姊妹”变成“两冤家”再转化为“两姊妹”的过程表演得层次分明，有较强的艺术说服力。她和茅善玉的表演，在师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基础上，敢于按照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标新立异，不落陈套，值得提倡。
戏中演辛政委的汪华忠，演辛母的李仲英，演落后青年小朱的徐俊，演小蜂的王惠钧，演郑兴华的陈波，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可以说，这台戏演员阵容整齐，富有青春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音乐和舞台美术，都环绕戏的内容，各有革新创造和探索，使整个演出显得整体性很强。
《姊妹俩》的基础是好的，在上海演出之后，观众的反映比较强烈。但剧本还存在可以加工的余地，如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情节的合理性，某些细节的真实性等。演员的表演也有尚待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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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歌剧大有希望
——看歌剧《火把节》与《芳草心》
李刚
在现代题材戏剧观摩演出中，重庆市歌剧团演出的《火把节》及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演出的《芳草心》，都是以青年人作主人公的。这两出歌剧的时代感强，主题思想积极，格调清新明朗，充满青春活力，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火把节》是一部载歌载舞的喜歌剧，民族民间色彩浓郁，并富有生活情趣。剧作以凉山地区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为背景，描写在落实联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一个勤劳美丽的姑娘依洛，想用劳动增加的收入，还清包办婚姻的身价，赎回自由爱情的故事。看得出，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彝族山区的风土人情较熟悉，艺术上的概括能力较强。戏剧结构是轻松风趣的，歌词里较多地运用民间的比喻法，也增强了歌剧的生活气息和喜剧气氛。
音乐取材于彝族民歌，作曲者对彝族音乐很有研究，溶化得也很好，《迷人的火把节》一曲抒情、朴素、动听，彝族音调鲜明，给人的印象颇深。
舞蹈的编排在这个歌剧里是出色的，歌与舞的结合很自然、耐看，且符合彝族的风土人情。在这里，舞蹈不是多余的，而是剧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就连米舍老区长在第二场的舞步也是颇有风趣的，尤其是年青姑娘们跳的彝族舞更是优美、活泼。
舞台美术的立意、构思体现也较成功。布景设计以写意的手法，虚实结合，把凉山地区的自然美展现在观众面前，博得不少人的赞叹。舞美的风格统一和谐，不论场景作何种变化，白昼的清晰明快，夜景的朦胧隐现，清淡的山水、浓郁的树木，都在统一的艺术风格之中，前后呼应，很有诗意。《火把节》将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揉合得相当谐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是它艺术上成功之处。
抒情轻歌剧《芳草心》，以抒情的笔调，准确地表现了八十年代年青人的精神面貌，成功地塑造了芳芳这样一个心灵美、品格高尚、乐于助人的新人形象。芳芳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她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就是许多这样的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貌。
这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作曲者选择了节歌式的音乐结构。全剧三十个唱段，没有大段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每段音乐均以短小易懂、抒情性强的独立歌曲出现。作曲者运用这种音乐形式，是剧本所决定的。《芳草心》的音乐语言清新感人、自然流畅、配器谐调，是轻音乐型的。音乐效果优雅、深沉、耐人寻味。此外，这部歌剧的音乐还比较通俗，一些青年看完戏后都能哼哼《芳草心》的主题歌《小草》，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芳草心》的文学性强，作者采用现代格律体和自由体诗相结合的形式，唱词很精彩，是优美而动人的抒情诗。如贯穿全剧的主题歌《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语言流畅，诗意浓，又有年青人的特点。这些富有感染力的诗句，为作曲家提供了较好的文学基础。如果说《芳草心》的音乐获得成功，那么，这和歌词的成就是密切相关的。
《火把节》和《芳草心》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勇于创新，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火把节》和《芳草心》等一批新歌剧的创作中，涌现出了许多年轻的、有才华歌剧工作者。当然，这批青年还有一个全面提高的过程，但他们是生气勃勃的、很有潜力的。我们歌剧界有了人才，又有好剧目，这标志着歌剧必将走向繁荣。让我们充满信心迎接未来，迎接一九八五年的歌剧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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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选集》出版
蒋牧丛
《巴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卷本，是巴金向读者交心的书。他在这部选集的后记里说：“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
十卷本《巴金选集》第一、二、三卷，分别为《家》、《春》、《秋》三部长篇和有关这三部作品的前言后记等文章。
第四卷包括《雾》、《雨》、《电》，以及《雷》和有关“爱情三部曲”的附录。
第五卷和第六卷，是巴金的中篇小说选，第五卷编入了《海的梦》、《憩园》和《春天里的秋天》，第六卷是《第四病室》和《寒夜》。
巴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创作的短篇小说，选了三十二篇，编为《选集》第七卷。《选集》第八卷是散文随笔选。
建国后的新作，巴金定名为《新声及其他》，编为第九卷。第十卷包括他谈自己和谈自己的创作的文章。
巴金以年老、事繁、体弱之身，亲自动手，从包括十四卷本《巴金文集》和几十部单行本中，认真精选，编辑了十卷本《巴金选集》。他用这一部三百三十七万多字的巨著，为自己塑造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