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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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观感

  日本新产业技术观感
冯昭奎
今年上半年,我去日本考察新产业革命的情况,五个月内走访了不少单位,参观了很多工厂,感到收获不小,感触颇多。这里,谈几点主要感想。
 一、资源与压力 常被称作“资源小国”的日本,却拥有缺乏资源而带来的压力(或曰“危机意识”)。拿日本和某些
“资源大国”作比较,人们或许会感到,这种缺乏资源而带来的压力,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资源本身更为重要。当然,这里所说的“压力”,既有“宏观的”压力(例如“资源小国”的压力),又有“微观的”压力(例如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尽管“压力”的内容因“国”而异,但在一定条件下,“压力”这个东西是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
二、“中心感”与“中空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文明是在不断流动的,世界是在文明的不断流动中前进的。在一个历史时代形成的文明“高地”,往往由于文明“地壳”的变动而转移到他方。因此,一成不变的以“文明老大国”自居的“中心感”(这与“文明古国”的光荣感、自豪感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不足取的。另一方面,日本由于文明开化较晚而产生一种“中空感”(日语为“中空的精神构造”)或“文明饥饿感”,却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长期以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取外国的先进文明和科学技术,并能对外来的东西很好地加以咀嚼、消化、改造和利用,这是日本经济能够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吃牛羊肉的人未必变成牛羊”。大量吸取外国文明并没有使日本人民丧失自己的个性、民族性。恰恰相反,一种独特的日本式的技术文明正在东亚的地平线上升起,引起世界的注目。
三、政府指导与民间活力 在日本产业的发展中,日本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比如,在日本通产省的指导下,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进行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就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推进科技开发方面所发挥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但是,从日本产业发展过程来看,起主导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的指导,不如说是民间企业的活力。而且,日本政府指导的最大着眼点恰恰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企业的主动精神和竞争活力。
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于主要以企业为单位而组织起来的劳动大众。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政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活力和主动精神,并且注意纠正对于企业的活力的发挥有所妨碍的错误政策和作法。
四、机器人与劳动者的素质 日本生产和使用的机器人的数量均占世界第一,以至被称为“机器人王国”。有人说,“机器人是日本产业的象征。”这种评价当然不只包含技术的含义,而且包含经济的含义: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较有利于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的推广。但是,通过考察日本的许多企业使我感到,可称之为日本产业特征的东西与其说是机器人,不如说是以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作为具体体现的劳动者的素质。日本企业的职工不仅注意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而且还积极参加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合理化建议活动,他们正是日本产业发展历史的创造者。
五、最新技术与复合技术 能够在以64K、256K存贮器为代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超过美国的日本最新技术,确实在不少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是,此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支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各种“外围”技术,例如硅材料技术、集成电路制造设备技术以及各种貌似细小、实质上是不可欠缺的为集成电路服务的零器材技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众多的外围技术、“配角”技术围绕着尖端技术、“主角”技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竞相成长,相互复合、补充,才使最新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在注意日本最新技术发展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日本在“复合”技术方面的长处。
日本产业技术发展的经验既有正面的,又有反面的。我感到:认真研究日本的经验,借鉴他们的成功做法,对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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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久的纪念
  贾山
我在国外工作期间,曾经拍摄和收藏过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每当我翻阅案头珍藏的像册时,胡志明主席同黄文欢同志在一起亲切交谈的这幅照片,总是使我激动不已,思绪万千。
到今年7月,黄文欢同志来华已经五年。我愿把这幅照片敬献给黄文欢同志,并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十七年前,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正处于激烈的时刻。不顾美国飞机轰炸河内的危险,胡志明主席同黄文欢同志参加了在巴亭会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在会议开始前,胡志明主席同黄文欢同志亲切交谈,热烈而亲密的情景,十分感人。
黄文欢同志是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爱国者,在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他继承胡主席的遗志,竭力维护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越南的民族独立,维护越中友谊,因此遭到黎笋集团的打击和迫害。
胡志明主席生前经常谈到,越中之间的关系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黄文欢同志忠实地遵循胡主席的遗训,为维护中越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黎笋集团背叛胡志明主席这一教导,猖狂反华,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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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杨·聂鲁达——捷克民族的优秀作家
霍玉珍 李梅
今年7月9日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文学家杨·聂鲁达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将广泛举行纪念活动。
4月17日,我们曾有幸应邀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杨·聂鲁达及其作品国际讨论会。与会的各国代表对聂鲁达在欧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杨·聂鲁达1834年7月9日生于布拉格一个贫民家庭。他从小酷爱文学,发愤读书,并考入了大学。后因家境不济,只好中途辍学。当时正值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捷克民族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青年时代的聂鲁达在新思潮的熏陶下,由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对于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在斗争中,聂鲁达逐步提高了认识,并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说,如果我有十条命,我都要把它献给祖国的劳动群众。
杨·聂鲁达辍学后,当过代课教员,做过小职员,但使他感兴趣的是记者生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他终于成为一名记者,从此这一职业伴随了他一生。他曾先后为报刊撰写了杂文两千余篇。他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新颖活泼,语言通俗幽默,笔锋尖锐泼辣,因此深受民众的欢迎。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平等的精神。记者生涯使他能更清楚地认识社会,更准确地掌握民族生活的脉搏。他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向和生活情况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善于捕捉其变化,把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与紧迫的时代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许多杂文都意在呼吁人们增强民族自信心,为民族独立和消除社会不平而斗争。正由于这些特点,聂鲁达被誉为“捷克现代新闻形式之父”。
杨·聂鲁达的艺术才华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小城故事》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创作的艺术高峰。全书以布拉格小城区为背景,根据作者年轻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物写成。书中虽然没有显赫的英雄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作者正是透过对一个个“小人物”的细腻刻画和塑造,向人们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布拉格市民以至捷克人民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表达了作者对贫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对母亲、故乡和祖国深沉的爱。同时也表现了对社会不平的强烈的憎恨,反映了人民渴望自由、平等的迫切要求。
杨·聂鲁达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客观地表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表达了当时进步的捷克人民的思想和情感。《礼拜五之歌》和《宇宙之歌》是聂鲁达诗歌的代表作。尤其是《礼拜五之歌》中的《再前进》一首,充满了力量、希望和信心,读后使人精神振奋,仿佛看到了捷克人民革命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滚滚向前的壮烈景况。《宇宙之歌》则以作者的独特手法,多处沿用民歌形式,节奏明快而富有旋律。
聂鲁达于1891年逝世,他的作品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珍贵遗产,而且是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曾一版再版,其中许多已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戏剧,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智利著名诗人里卡多·巴索阿尔托出于对聂鲁达的崇敬,而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巴勃罗·聂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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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场婚礼
  郑丽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在莫斯科红场排队等待瞻仰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的遗容。只见一对年轻伴侣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新郎挽着身披白纱手捧鲜花的新娘,径直往列宁墓走去。新娘把鲜花献给列宁墓,又同新郎一起摄影留念。之后新郎新娘朝我们的队伍走来,大家纷纷向他们鼓掌祝贺。新郎新娘含笑点头致谢,又并肩走到红场右侧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在那熊熊燃烧的永恒的火焰旁又献上一束鲜花。接着他们离开红场来到莫斯科河畔观赏美景,最后到莫斯科最高点“望景台”观望首都的全貌。多年来,莫斯科许多青年都是这样举行婚礼,以纪念夫妻共同生活的开端。
十月革命前,俄国人的婚礼多数在教堂里举行。十月革命后,这个风俗一时还改不过来。婚礼举行方式的改变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二次大战中,苏联的每个家庭里几乎都有人牺牲。所以,新郎新娘举行婚礼的那天都要到亲人墓前献花纪念。到六十年代,莫斯科青年结婚时先到红场列宁墓和无名烈士墓献花,才形成为一种举行婚礼的新仪式。
每逢节假日,在莫斯科街头都可见到一辆辆系着彩绸的汽车,载着新郎新娘驶向红场、河畔或“望景台”,为这个首都的街头增添不少热闹的气氛。(附图片)
邱晓葵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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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动健将——记者——作家
  陈诗信
1896年,二十七岁的詹姆斯·康罗利在哈佛大学当学生时,夺得美国三级跳远冠军。当他得知是年将在雅典恢复奥林匹克竞赛,立即向学校当局请假,但遭到拒绝。为了参加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比赛,他决定退学。他和他的教练乘船横渡大西洋,历时十六天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岸,准备换火车去雅典。不料,小偷窃走了他的钱包。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抵达目的地,但已是最晚到达雅典的选手。
1896年4月6日下午两点,三级跳远比赛开始。历经长途跋涉、还没有恢复疲劳的康罗利仓促上阵,他在陌生的比赛场地上量了一下起跳板的距离,顺手摘下头上的帽子抛在前方作为跳远的标志。在一段助跑之后,康罗利奋力起跳,一举创下了四十五英尺(约十三点七米多)的最好成绩,超过了他自己的记录三英尺多。全场观众热烈欢呼——康罗利成为中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奥运会的第一名冠军。
詹姆斯·康罗利虽然为美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但是回国后没有继续搞体育,而改行进了新闻界。事实证明,这位跳远冠军在写作上也很有才华。在采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消息中,他成为一位很出名的新闻记者。以后他努力从事文学创作,出版了二十五部小说(不包括二百多篇短篇小说)。1957年,八十八岁的康罗利与世长辞。他那运动员——记者——作家的生涯,已成为世界体育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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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散记

  蓝歌故乡行
  景宪法
  “假如比尔街能开口,假如比尔街能开口,男人会携家离去,只留下——无需借酒浇愁的傻子,街头卖唱的瞎眼歌手……”
我们披着金秋的晚霞,伴随向导的深沉歌喉,在孟菲斯城的比尔街寻觅唯一起源于美国的歌曲——蓝歌(又译为布鲁斯)的足迹。
比尔街长不到三百米,宽不过二十步。砖铺路面西高东低,由近及远消失在视野尽头。这条以一位不见经传的勇士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南北战争中曾是格兰特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当年街头那些摇摆的歌手、喧嚣的人群和络绎不绝的车马如今已不复存在,留在眼前的只是这条凋敝街道上的一爿杂货铺,一家挑着忽必烈汗招牌的饭馆,以及两行衰败的建筑物……这就是蓝歌的故乡。
 孟菲斯是随着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棉花曾被称为美国南部的“白金”,而孟菲斯曾是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棉花市场。当年在那望不到头的棉田里,常常能够听到一种悲怆低沉的歌声,它就是蓝歌的前身。二十世纪初,一位名叫汉迪的黑人歌手流浪到孟菲斯。黑皮肤的同胞们在皮鞭下的呜咽、棉包重负下的哀号深深打动了他。几年后,他谱出了第一首蓝歌——孟菲斯蓝歌。这首歌把黑人的心境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致它能在三十年代漂洋过海,成为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侵略者的战歌。蓝歌之所以称为蓝歌,多少和“蓝”字含有“忧郁”之意分不开。所以有人干脆称之为“怨曲”。更为严谨的解释是因为它包含“蓝色音调”,即普通的大调音阶中降半音的3或7,不过人们也常常故意演奏得走调。蓝歌一度须有公认的词曲格式。歌词通常是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三行一节,第二行重复第一行。蓝歌乐曲节奏缓慢,由三个四小节组成的乐段旋律悲哀而又流畅,有管弦配合时,它更是如诉如泣,催人泪下。
然而蓝歌中也有欢乐。黑人们在晚风中洗去一身的尘土和汗水,蓝歌的调子也变得轻快起来。对爱情的陶醉、对幸福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常常被揉进蓝歌之中。正是这种悲哀与欢乐的交织,使蓝歌不再拘泥于棉田中的悲叹,而是用更为完善的手法表达南部黑人的境况,从而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共鸣。继“蓝歌之父”汉迪在比尔街闻名之后,半个世纪中,曾有十多位高手先后到此演奏,其中好几位也是从这里蜚声全国的。随着黑人的北移,蓝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风靡一时的摇滚乐就是在蓝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当代超级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作品,更是充满蓝歌情调。难怪有人说,如今在美国,想听一首现场演奏的纯正蓝歌的确不太容易,但是要听一首丝毫不带蓝歌风味的流行曲似乎更难!
杂货铺老板是比尔街上最后一位早年的蓝歌“听众”。他的轮椅碾过一段翻修不久的路面,在街口附近停了下来。他用颤巍巍的手指向拐角:“那些黑伙计们干完活儿后就到这里来啦,吹拉弹唱直到深夜。不过,听歌也要有点窍门:每次的钱或面包不能给得过多,否则喂饱了,他们就不再演唱了。”人世间竟是如此不平等,甚至施舍也是有条件的!
随着产棉区的西移和战后化纤工业的建立,孟菲斯的棉花业衰败了,比尔街更是人去楼空。奔腾不息的密西西比河从城西擦边而过,载走了棉花,载走了黑人的血汗,也载走了蓝歌,但美国黑人饱经磨难的烙印却依然深深留在孟菲斯的城廓中。不过,令人深为遗憾的是,靠蓝歌出名的歌星个个都发财致富,而真正谱写蓝歌的黑人,今天却有一千二百七十万仍在贫困线下生活!
华灯初上,比尔街的轮廓开始模糊了。鳞次栉比的建筑犹如两列无言的证人,似乎仍在聆听向导的介绍。街口,用“比尔街”这几个英文字母组成小号形状的霓虹灯——这大概是遗留在蓝歌之乡的最后一支“乐器”——正在由橙变红、变红,终于红艳艳地悬挂在昏暗的夜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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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书刊浩如烟海
世界各国的出版物越来越多,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现在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各类图书已达到约七十万种,平均每天出书近二千种;每年出版的各种期刊有十万种以上。目前各国发行的报纸总数也达到约四万种。
各国书籍等出版物多了,但是人们的阅读能力仍然有限。因为,仅图书一项每天出版近两千种,人们别说读完它们,就是连世界上最大最有经验的图书馆将它们搜集起来也非易事。有人作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统计,1980年仅化学方面,全世界化工科学家共发表了有关化学化工的论文约五十万篇,即平均每天发表一千三百七十篇。这些新论文分别用六十种文字书写,发表在一百多个国家的一万四千种期刊上。即使有一位通晓各国文字的化工学家,以相当快的速度整天阅读,譬如每天读三十篇,那末,他一年也只能看完其中的五十分之一!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许多新领域正在迅速被开发,传播新知识的图书、刊物必将随之日益增多。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报刊等出版物,加强对阅读的指导和选择,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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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蒙难
  陈鸿斌
十九世纪初叶,正值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时,英国大批工人把失业的原因归之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自发地起来捣毁工厂的机器。时隔一百多年以后,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的美国,又出现了捣毁计算机的行动。
据统计,计算机已经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各个经济领域。新技术使美国的产品提高了竞争能力,但每年也造成数十万人失业。美国劳联、产联的负责人坦率地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在失业者中产生了对计算机的反感以至憎恨。因而,毁坏计算机的事件不断发生。
例如,密执安州的道化学公司的计算中心就曾遭到一个叫做“万岁55”的组织的袭击;有些计算中心一年内就接到近十次爆炸警告;而缅因州的一家公司因害怕失业者的行动,不得不关闭以开发软件为主的大型计算机系统。更有甚者,芝加哥的一份叫做“种子”的地下报纸,竟向人们传授破坏计算机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各企业和公共机构都积极采取对策,以防不测。有关安全使用计算机的咨询公司也应运而生,各类计算机保护公司、保险公司顾客盈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雇有大批计算机律师,到去年年底为止,已接到十万份次聘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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